这似乎是又一支叶家军。在中国地震事业起步之初，这支叶家军从鹫峰出发，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在茫茫荒原上踏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新中国成立前夕，蒋介石给正在南京水晶地震台的李善邦下达搬迁台湾的指令，李善邦久拖不往，直到南京解放，才将地震台全枝全叶地交到了人民手中。

1950年4月，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成立，赵九章任所长，李善邦所在的地震研究室成了地球物理所的下属单位。李善邦在这段时间主持办了3期地震训练班，培养地震技术干部近百人。又派人去各地选台，在全国各地建设场地提供地震烈度鉴定；在中科院各所有关专家的帮助下，从8000余种文献里摘录有关地震记载15000余条，汇编成《中国地震资料表》。接着，他又从中选出一些地区破坏性地震加以研究、分析和近期观测参数综合判断，得出破坏性地震共1180次（公元前1177年至公元1955年），编成大地震目录，即《中国地震目录》（第一集），又汇编2000多个县的地震目录，提出地震危险的预测意见，即《中国地震目录》（第二集）。1957年又出版了我国第一幅1∶500万的《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等。另一方面，李善邦计划在全国布设地震台网，在地震多发地区，以当地基准为中心，设立区域观察台网，配制高灵敏度地震仪，配备地震考察队等。这些计划基本得以实现。

除李善邦之外，为新中国地震事业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秦馨菱、傅承义、顾功叙、翁文波、曾融生等人，他们不仅是中国地震事业的开创者，还是中国物理探矿事业的开拓者。

说起物理探矿，仍然是叶企孙的先见之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早在1933年就设立了“应用地球物理门”，顾功叙就是我国第一个考取这门学科的公费留美生。顾功叙原是上海大同大学物理系毕业生，报考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时，想考取兵工门学弹道学。谁知该门只有一个名额，让清华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熊鸾翥捷足先登，他便考取了应用地球物理门。按规定，他必须到清华大学补习一年的地球物理学的课程，为他授课的是翁文灏、叶企孙和袁复礼3位教授。就这样，顾功叙拜在了叶企孙的名下，实际上，他人生道路的拐点，也正是从认识了叶企孙先生之后开始的。

顾功叙1934年8月进入美国科罗拉多州矿业学院读地球物理勘探研究生，毕业后，又到加州理工学院著名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学家古登堡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这使他在理论和实践上获得双重提高，为他日后回国在该领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1939年，回国不久的顾功叙从翁文灏手中接过一套英国的电法勘测仪，开始了他为期数年的探矿之旅。从1939年至1946年，他先后用磁法、电阻系数法和自然电流法在云贵川各地进行探矿，获得许多重要收获。

而李善邦和秦馨菱的探矿之旅也是在1939年开始的。说来像是无心插柳，因初迁重庆北碚，一无地震设备，二无地震资料，观测工作难以开展，为了支援抗战，他们决计暂时改行搞矿产勘探。李善邦曾在国外学过地球物理勘探，凭他对大西南山川地貌的直觉判断，他认为一网撒下去，说不定会捞一条大鱼，当时抗战形势正紧，如果发现大的矿藏，也是对抗日战争的直接贡献。抱着这样的想法，李善邦带着秦馨菱先后在四川綦江、西昌、会理、攀枝花等地进行勘探，果然在攀枝花地区发现了蕴藏量极大的含钛磁铁矿。现在，攀枝花已是我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有谁能想到在这里淘来第一桶金的竟是两位中国地震学的开山人。

1952年，顾功叙被地质部任命为地矿司副司长兼物探处处长，之后又任地球物理勘探研究所所长。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带领技术人员除对旧中国仅留下的18种矿产进行勘探外，又发现71种矿产，查出储量的有64种。例如内蒙古的白云鄂博铁矿就是这个时期发现的。为了配合第一个五年计划，矿产勘探必须走在前头。为了培养勘探人员，地质部在南京举办了第一期地球物理勘探训练班，由傅承义、顾功叙、秦馨菱、曾融生任授课老师，学员由大学物理系毕业生和少数高中毕业生组成。第二期训练班在北京举办，由顾功叙主讲电法探矿，秦馨菱讲磁法探矿，并带领学员到矿区实地考察。内蒙古的白云鄂博和湖北大冶的铁矿，就是由秦最后确定的。我国许多物探科技人才就是从这两期训练班里走出来的，如夏国治、黄绪德、秦葆瑚等。傅承义后来一直从事物理探矿教学工作，先后在北京地质学院、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任职，为新中国培养了大批的科技人才。

翁文波从当年的鹫峰出发，日后选择了地球物理探矿专业。1939年冬，获得博士学位的翁文波带着自己研制的重力探矿仪回到国内，被中央大学物理系聘为教授，并在国内首开地球物理勘探课程。1941年，他辞去教授一职，千里迢迢奔赴甘肃玉门油矿，成了矿上一名工程师。

从1941年到1946年，翁文波用了6年时间，运用现代物理学，对中国西部石油面貌进行了一次深入勘探。在他之前，似乎没有人这样做过，至少没有人能像他这样深情地注视这片土地。翁文波带着沉甸甸的收获走进了新时代——他独创了一个可以计算油田储量预测的公式——旋回模型，由他的学生赵旭东作出论证，并以翁文波的姓命名为“weng-旋回模型”，他还在美国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从定碳比看中国含油远景》，这篇论文后来支撑了一个时代的信心。而他写出的《中国石油地质概论》、《中国石油资源》等著作，实际上已勾勒出中国石油蕴藏和勘探的丰富面貌和辉煌前景。

在此之前，似乎没有人这样用辨析入微的论据和科学的推论向世界大声说过话。

在此之前，有的只是美国人和日本人对中国石油面貌作出的结论，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而翁文波则在《从定碳比看中国含油远景》里明确列出含油地点，包括东北、华北、四川、中原及渤海湾等地。而在1953年编制的《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里，再次明确将松辽盆地列为重要的含油远景盆地。

而中国历史上第一口深层油井也是翁文波促成打出来的。1952年3月，翁文波找到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说根据他的勘探，延安一带很有可能有油有气。他请求部长特事特办，给予资金支持，他要打出一批3000米的深油井，抱出一个大个儿的金娃娃给新中国献礼。陈部长同意了他的请求。但由于资金短缺，决定先打一口。这口井位于陕西延安胡家村，被称为延深一号井。从1952年8月开钻到1955年2月23日完钻，历时3年，井深2646米，钻入5.5亿年前形成的奥陶季岩层，打出了第一口近3000米的深油井，为新中国献上了一份厚礼，也为以后我国的石油开采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它又对陕北大气田的发现有着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1956年3月，一个名为全国石油地质委员会的机构成立。该机构首要的任务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石油地质普查工作。翁文波早在《中国含油远景分区图》里早就提出应该把找油的重点放在东北的松辽盆地，但不知何故，这个宝贵的建议一直被束之高阁。普查3年，组织了5个石油普查大队，分别在新疆、柴达木、鄂尔多斯、四川、华北5个方向寻找石油，结果无功而返，白白浪费了3年时间。在这个关键时刻，顾功叙力排众议，坚决主张去东北松辽盆地进行物探勘察。或许他对翁文波的论著早已烂熟于心，或许他们经常交谈，总之，是顾功叙把一条偏离航道的大船引向了正确的方向。

1957年，顾功叙把队伍移师松辽，经过大规模勘察，终于找到成油构造，遂定名“大庆长坦”。1959年国庆前夕，一号井、二号井打出油砂，三号井发现有工业价值的油系，于是，著名的大庆石油大会战自此拉开序幕。

1992年元旦，原石油部部长康世恩与翁文波不期而遇。康世恩挥笔写下了“寿比奥陶更长”的条幅送给学长翁文波。说来也巧，康世恩也是叶企孙的学生。他于1936年考入清华大学理学院，一年后升入物理系第十二级。康世恩后来没有南下昆明而是参加了革命，离开了清华。

这又是一支叶家军。从原国家石油部部长，到功勋卓著的翁文波、顾功叙、傅承义、李善邦、秦馨菱，到战斗在石油科研战线的清华物理系校友黄树棠、顾振津、杨光庆、钱绍新、陈祖钧、熊光楚、张庚骥、邹光华、雷海如、赵文津、章家骥、聂馨五、钱宁、袁学诚、李庆忠等，这支深受叶企孙科学救国精神影响的队伍在建设新中国的年代里，用他们的忠诚和热血谱写了一曲卓绝千古的正气之歌！

叶企孙在重庆的日子里，还办了一件家事。

有诗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天，叶企孙收到了来自上海家中大哥的来信。关山阻隔，河山破碎，可是这封信仍然执拗地穿过战争的硝烟，出现在叶企孙的办公桌上。大哥信中谈了家里的情况，尤其是几个孩子的教育问题。战争一来，上海被日本人占领，孩子上学困难。现在小儿子（叶铭汉）正上高中，他的两个姐姐已经上完高中，正准备报考大学，但现在这样的情势，去哪里上学呢？想来想去，只得求助三弟了。

叶企孙脑海里浮现出大哥的样子，这是一张温和而注重修饰的脸。与二哥不同，大哥知道努力，知道工作，知道养家。他的婚姻提升了他的生活质量，嫂嫂娘家经营着一支不大不小的江上船队，所以他们家的日子还算富足。但是战争来了，嫂嫂娘家的生意做不成了，哥哥在政府里担任的职务也停了，家庭的收入没有了，孩子的学也没地方上了，一切都变得越来越差了。他眼前浮现出大哥着急的样子，心里隐隐刺痛了一下，他有些难过，为了家里，为了大哥，也为了无助的孩子们。

他很快修书一封，让大哥放宽心，说孩子上学的事情由他来办。他说让孩子们接信后即刻启程，并随信寄去一张路线图，告诫他们，必须按图上所标的路线走，要不就会发生问题，不是被日本兵抓走，就是被土匪绑票。

叶企孙的信是1942年春天的晚些时候到达上海的，不知什么原因，直到10月份叶铭汉姐弟仨才按照叔父的嘱咐踏上西行之路。

叶铭汉曾回忆道：

我们从上海坐船到了九江，然后又到了南昌。在南昌我们等了一些时候，主要是有人专门做护送去内地的生意，我们给钱，他们负责送我们通过南昌日本人的检疫站。等人多了，似乎这一票够本了，他们才送我们秘密通过封锁线。我们在南昌趁着暗夜上船，到了吉安。然后又坐汽车过井冈山，经过衡阳，到衡阳又坐火车到桂林。我们在一个叫金城江的小站下了车，又换上大黄鱼（烧木炭的汽车）去贵阳，从贵阳又到昆明，最后才算来到重庆。我们这一路走走停停，走了三个多月。一路上风餐露宿不说，还充满危险。我那时才十五六岁，因是男孩子，还得照顾两个姐姐，记忆最深的是通过南昌封锁线时，地下偷运的人要我们把家庭背景告诉他们，到重庆找谁，有什么背景，我没有如实告诉他们。记得和我们同行的一个女孩子去重庆找他父亲，她父亲在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高官，这个女孩子如实告诉了他们，结果她随身携带的钱物都被勒索走了。因为有她这条大鱼，我们都沾了她的光，她破财免灾，我们也获得了偷运人的悉心安排，这样才得以通过封锁。我们在从桂林到贵州的途中，还遇到了日本飞机的轰炸，眼睁睁地看着炸飞的人胳膊肠子挂在树上……

我们到重庆时，已是第二年的一月份。我们像一群叫花子来到了日思夜想的重庆，见到了多年未见的叔父。我们见到他之后才知道叔父是中央研究院的总干事，相当于现在中科院的常务副院长，下边有十几个研究所，有着很大的权力。叔父非常疼爱我们，对我们进行了妥善的安排，我在中央大学附中继续高中学业，两个姐姐复习考学。那时内地去的学生在教育部登记之后每月可以领取救济大米。我们每个月的零用钱都是叔父给的。后来两个姐姐都考上了大学，一个考取复旦大学，一个考取了一个师范专科学校，我后来考取了西南联大。我们的学费都是叔叔供给的。

我考大学时报了3个学校：中央大学水利系、上海医学院、西南联大土木系。没想到3个学校都录取了我。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西南联大。我想这可能是西南联大名气大的原因，还有叔父在这个学校的原因。报考西南联大时，我曾问过叔父，哪个专业好些，叔父没有表态，说让我自己考虑。说实在话我在高中时物理挺好的，我内心很想报物理系，但我还是有些害怕，就报了土木系，当时想，进土木系最起码将来能解决饭碗问题……

我们上大学正提倡青年学生从军抗战，于是我于1945年1月参加了青年军，在部队担任翻译。抗战胜利后接着念书。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宣布解体，让大家自愿选择学校，我选择了清华大学，并且最终选择了我最中意的专业——物理系。这样，我终于成了叔父的学生。从1946年到1949年，我直接受教于叔父。

毕业后，我又考取了研究生，钱三强是我的导师，我又成了叔父学生的学生，我跟他一起研究加速器。再之后，我分到了中科院原子能研究所。1973年，从中又分出来高能物理研究所，我跟了出来，担任该所所长，一直干到退休……

叶企孙一生未娶，无儿无女。直系亲属中，离他最近的当数叶铭汉了。从叶铭汉的采访中得知，叔父对他是很亲的，他本人对叔父的感情似乎比对父亲的感情还要深些，叔父在他们家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一直供养姐弟3个上完大学参加工作，因此，两个姐姐对叔父的感情也很深。在他们心目中，叔父的位置是至高无上的。但叔父对他们又是特别严肃、严格的。都说他有过人的眼力，但令叶铭汉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在他选择专业时，叔父却不置一词呢？

笔者采访叶铭汉先生时，他刚刚从所长位置退下来。他曾担纲主持过许多重大科研项目，可以说是卓有贡献的。侃侃而谈中，叶铭汉先生晃动着一头白发，回忆着弱冠之年的一处悬疑，仿佛是向历史发出追问……

在重庆的日子里，叶企孙创办了中央研究院的“院刊”——《学术汇刊》，1942年5月在重庆正式出版发行，这是叶企孙应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呼声办的又一件实事。他开设了一个既可内部展开学术交流，又可引来他山之石的窗口，使他赢得了众多科学家的信任。

在重庆的日子里，叶企孙还组织了科学家们赴甘肃观测日全食的活动。别看是一次普通的科研活动，但对往日一盘散沙的科学界来说，这次集体活动，犹如一次庄严的仪式，一次群体力量的展示。科学家们知道了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家，是一个整体，它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又是一种强大的信念，同时也知道了中央研究院有一个好当家——叶企孙。

这一年，叶企孙还在重庆出席了第一届国防科技促进会，并当选为理事。

从1941年9月至1943年6月，叶企孙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工作了近两年，这两年他干了不少实事，但因身陷重庆政府的政治旋涡，加上浑浊腐败的空气日浓，与他理想的预期越来越远，因之萌生了退意。

叶企孙的突然辞职使当初举荐他的朱家骅也非常吃惊，他不明白叶企孙为什么会突然请辞，鉴于叶的强烈要求，朱家骅不得不予以批准。

关于叶企孙离开中研院的原因，一个中研院同事曾向叶企孙侄女透露过一二，大概有如下几点：

1.跟傅斯年合不来；

2.长期脱离教学，不合适；

3.当初离开昆明时是跟联大请的假，按当时的规定不能超过两年。

这些同事哪里明白当时叶企孙拂袖而去的真正原因。据说他的离去与朱家骅在中研院推行的政治化有关。他曾说，朱家骅这人不是真心想把中研院办好的，在那里干没意思！叶企孙从来对政治和党派不感兴趣。在中央研究院主编《学术汇刊》的时候，叶企孙曾举荐何成钧当自己的助手。叶企孙发现何成钧对政治非常热衷，经常阅读《新华日报》，一个星期天早上，报纸迟到了，何竟往返几次下楼看报纸来了没有。这使叶企孙有些不满，他对何成钧说：“你好像把天下事都放在心上一样。”

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若出国研究，必须先到国民党办的“中央训练团”受训，受训完毕方能出国学习。有一次，几个在训练团的清华校友来研究院看他，个个穿着训练团的军服，神气活现。等把他们送走之后，叶企孙对身边的何成钧说：“现在的科学家对政治的兴趣太大了。”

在叶企孙的心里，远离政治的最好办法是重执教鞭，但是，叶企孙的这个决定却使联大的师生们颇感惊讶。1943年，正是昆明最艰难的一年，许多教授吃不饱饭，穿不起衣，只能靠变卖家什度日。而叶企孙在重庆的生活至少可以衣食无忧，舒适安逸。在这个时候，他却为了自己的理想而毅然返校，这非一般的人可比。黄子卿曾对林风说过这样的话：“企孙此人真不错。当年在昆明生活非常艰苦，我卖掉几乎一切东西还不够，一家子几乎饿死，那时企孙在重庆中央研究院当总干事，在重庆不管怎样生活好一些吧，但企孙干了不久就不干了，回到昆明吃苦。”对于叶企孙的回归，梅贻琦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他的返校，对于他自己，对于清华，对于联合大学都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