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与赵九章的故事

同样熟悉叶企孙和赵九章的人都会有一个感觉，在叶企孙众多弟子中，与他脾气秉性最像的人，大概公推赵九章。这种相像包括他们的命运。“文化大革命”中，赵九章比老师先死，并且尸骨未存。他惨烈的死亡曾极大地刺激了晚年的叶企孙，他一生奉行“宁被抛弃绝不放弃”的信念，而赵九章之死是唯一影响他这一信念的重大事件。

赵九章，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于河南开封，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五级毕业生。赵九章入物理系后深得叶企孙的赏识，他常在学生面前夸奖赵九章的博学多才：不仅精通中医，且精于书法，在众多学子中，是难得的领导型人才。1934年，清华留美公费生面向全国招考。赵九章和同学王竹溪跃跃欲试。叶企孙负责留美生专修方向的设置。这一年，他出人意料地减少了物理门的专修名额，增设了一门新的学科——高空气象学。

“清华留美公费生考试，原为本校特种研究事业之一。”这是梅贻琦先生的话。正是因了这个缘故，身为特种研究事业委员会主席的叶企孙，在招考留美公费生的事业中，可以说一言九鼎。特别是在设置专修学科方向上，梅贻琦给予了他足够的信任。

历史就是这样不可思议，但它却真切发生过。当时能代表国家选派留学生的仅清华一校，而这件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之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实际上是叶企孙独自把握方向的。但是，叶企孙每次裁定的专业一宣布，不仅能使业内同人折服，还能博得满堂喝彩。即便是清华以外的科教界，那些目光如炬的大家们，也不能不佩服叶企孙的眼力。因此，每届留美生的学科宣布，就成了叶企孙的汇报演出，在一次次激情赞赏的掌声中，人们发现这些睿智选择的背后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崇高品德。

叶企孙掌舵的清华留美事业，从1933年到1949年，几乎都是在战争状态下进行的。即便如此，在这十多年中，选送的留美生其优秀率之高，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们从以下这个名单中就可以窥其一斑：

钱学森、张光斗、戴世光、夏鼐、王竹溪、赵九章、殷宏章、龚祖同、顾功叙、黄文熙、张宗燧、杨遵仪、沈同、王岷源、王铁崖、马大猷、武迟、孙观汉、汪德熙、陈耕陶、胡宁、励润生、黄培云、陈梁生、朱宝复、叶玄、屠守锷、吕保维、梁治明、孟庆基、黄家驷、蒋明谦、张培刚、吴保安、陈新民、何炳棣、李志伟、黎禄生、樊星南、黄杲、王积涛、吴中伦、吴仲华、钟开莱、杨振宁、李政道、凌宁、方中达、张炳禧、郭晓岗、钱钟毅、张燮、白家祉、黄茂光、曹建猷、洪朝生、沈申甫、张建侯、夏翔、吴尊爵、朱宝、高振衡、陈光旭、王漠显，等等。

这些人才大多是国宝级的人物，而学科专业也是五花八门，除了物理学之外，还有化学、冶金、采矿、农林、土木、水利、植物、制药、医学、船舶、农具制造、要塞工程、战车制造、政治、经济、文学、社会学、历史学、工商管理等等，许多专业并不是叶企孙所熟悉的，甚至是陌生的，但他却总是独具慧眼，在国家需要的关键时刻，不失时机地派人填补空白。

叶企孙为什么有这样精准的眼光和洞察世界科学发展的预见？我们或许能在一些学者的谈话中寻找到答案：

钱伟长：“叶企孙绝对无私，一切为了学生，为了物理系，为了国家，他动员了许多念物理的学生毕业后去搞国家需要的学科，如气象、地质等，如赵九章等人，这一点是很突出的，不是为了物理而搞物理，而是为国家搞物理。许多人不理解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是多方面的，不是一个专业所能搞的。”（《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7页）

钱临照：“我不是清华校友，也不是叶先生的学生，叶先生所关心和培养的不限于清华，而是全国青年，而且不仅是物理界的，有化学、冶金以及其他许多科学领域。叶先生经常翻阅各国杂志，一见到有中国人的名字，就要查问：这是哪所学校的？1933年清华招考留美研究生，他问我为什么不考，又问中央大学的某人为什么不考，在他的鼓励下，第二年我参加了留英考试，考试后他问我：应该有某人来考，为什么没有来……关于他的品德，我久思之后发现《孟子》上的一句话可以借用描写：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曝之，太纯洁了。”（《一代师表叶企孙》，第430页）

钱伟长是叶企孙的弟子，而钱临照却不是，但他们却不约而同道出了这段奇迹背后叶企孙伟大的中国情结。他是一个有大情怀的人，一个有大目标的人，一个具有纯净精神和纯洁心灵的人。这样的人，总在国家最紧要的时刻现身，完成使命后又隐身而去，他们难得青史留名，他们只像基石一样沉默在共和国大厦的底部，与冰冷的泥土为伴，这几乎是他们的宿命。

除了爱国情怀和科学预见之外，留美学科设置的精准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叶企孙和翁文灏的关系甚好，通过翁文灏的渠道，从而获得留美生的学科选项，这或许是叶企孙的又一种资源。

而这一次的学科变更，缩减物理门名额新增高空气象门，倘若细细追寻，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叶企孙怎样充当了“上帝之手”，在当时中国的科学地图上谋略设计，惨淡经营，或拾遗补缺，或调兵遣将，完成了一份无人下达的任务，成就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储备科技人才的伟业。

叶企孙自幼迷恋天体星空，这是有据可查的。当年他学成回国后，曾在东南大学有过短暂的任职。在这段时间里，他结识了我国近代气象科学的奠基人——竺可桢，两人成为好友。在竺可桢那里，叶企孙对气象科学有了进一步认识。

竺可桢比叶企孙长8岁，1890年3月7日生于浙江绍兴东关镇一个米商之家。1910年，竺可桢以优异成绩考取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在丹桂飘香时节远渡重洋，来到了大洋彼岸的美国求学深造。在选择所学专业时，竺可桢想到了故乡宁绍平原辽阔的田野，想到了父亲开开停停的米行，想到了老百姓干瘪的米口袋，于是他便选择了到美国中部的伊利诺伊大学农学院去学习农业。1913年夏天，竺可桢从伊利诺伊大学毕业，他又选择了与农业密切相关的气象学作为继续深造的专攻方向，这样，他又考入了哈佛大学地学系研读气象专业。竺可桢于1918年完成他的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并顺利通过答辩，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竺可桢于1920年来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1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扩建，改校名为东南大学，在他的倡议下，东南大学设立了我国高校中第一个地学系，并设置了地理、气象、地质、矿物4个专业，其中气象专业也是我国大学的第一个气象专业。

竺可桢与叶企孙相遇是1924年的事情。在此之前，竺可桢总是给叶企孙一个远远的背影，当叶企孙还在清华学校上学时，竺可桢已经加入庚款留美生的行列；当叶企孙来到美国哈佛大学时，竺可桢已经毕业回到了国内。但他们终究还是相遇在1924年的东南大学了，因为同是哈佛校友的关系，二人的关系一开始便显得与众不同。

但是，真正使双方互相吸引的还是他们内在的品质。

东南大学校园东侧，另辟一处院落，因有蜡梅数株，故称梅庵。竺可桢在此安营扎寨，他的地学系气象专业的气象测候所就坐落此处。测候所购置了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仪器设备，并聘请专人负责保管，竺可桢常常在这里指导学生进行观测训练，每周对观测结果进行分析，撰写气候报告，并定期与国内外其他气象台相互交流。茶余饭后，这里又是他会客交友的地方，叶企孙每次造访，会面的地点多是这里。

有句话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实际上，竺可桢和叶企孙都是不善辞令性格内向的人。两个木讷寡言的人在一起，要想畅所欲言，是相当不容易的。是什么因由使这样两个人发展出长久的友谊呢？唯一的答案就是共同爱好的吸引，这个爱好就是天文学。

对竺可桢来说，在天文气象学方面，他更职业，更专业。而叶企孙则更像是一个票友，就像现在的京剧戏迷一样，虽然没有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但挡不住其热爱。

一天，竺可桢和叶企孙谈起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说他刚读完一位欧洲气象学专家的一篇文章，说欧洲大陆在12世纪初到14世纪初的200年间，天气比其他各世纪都要冷。这个时间段，正是我国的南宋至元初时期。中国当时的面积和欧洲大陆差不多，气候状况也相当复杂，但我们当时的气候是个什么样子呢？

叶企孙觉得竺可桢的问题非常有价值，但若要进行研究，必须要有古代的气象资料，需要古人的观测记录，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些资料呢？

竺可桢说，即使找遍中国的大小图书馆和档案馆，也难找到南宋时期有关天气变化的资料。虽然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观天测雨的国家，明代时就有测雨器传到朝鲜的记录，但由于战乱频仍朝代更迭，有关天文气象的资料早已散佚。若要研究古代的气候状况，从正常渠道寻找研究的路径怕是难以完成任务，因此，必须要另辟蹊径，寻找一条新的出路。叶企孙说，陆放翁有诗曰：铁马冰河入梦来。一个南方人，对冰雪应该体认不深，但在他的诗中，为何多有冰雪入诗，是不是也与当时的气候有关，或许那时的绍兴冬天原本就非常寒冷？竺可桢说，陆游也是绍兴人，但同为绍兴人，由于年代不同，或许对气候的体认也不同。这些体认和感觉，如今只能凭着留存下来的诗文追寻。接着，竺可桢说，我已经找到了一条新的路径，那就是从二十四史里查找有关天文气象的史料。听竺可桢这样一说，叶企孙顿觉豁然开朗。二十四史卷帙浩繁，囊括了从春秋战国到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史料，不仅如此，还杂记了农林六艺、铁工铸造、天文气象等等。有了这样的线索，智者就能以此为据，抓住跳过时光之河的那匹白驹，让它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叶企孙目睹了竺可桢征服这匹白驹的全过程。竺可桢查找到了有关天文气象的记载，但这似乎过于抽象，没有温度没有刻度的平面记录，还原不了完整的历史空间。需要寻找一个温度坐标，让它立在那里，就像海上的航标，凡是航船都向它致意。他终于寻找到了这个温度，这就是降雪的天气。降雪是寒冷的标志。雪降得早，天冷得就早；天冷的时间越长，最后一场雪就下得越晚。这样，从降雪次数的多少和降雪时间的早晚，就可推断那个时期的冷暖。竺可桢把二十四史各朝代关于降雪的记录都查阅并记载下来，他发现，宋代原来拥有那样多的多雪的冬天，漫长的冬季帮助了北方那个剽悍的民族。金兵入主中原之后，南宋至元初的二百多年间，冬天寒冷更甚，降雪次数最多，从1131年到1264年的133年间，仅杭州春天降雪就达41次之多。通过这些材料对比研究，证明南宋时期确比唐、明、清及现代都要寒冷。

叶企孙在梅庵里目睹了竺可桢“空手套白驹”后，他对竺可桢的敏捷才思和科学精神至为钦佩，竺可桢也从叶企孙那里得到诸多的启发，在他们经常推论古人典籍里的天气记录时，由于叶企孙的数理根底，往往会有让人惊服的巧思和缜密的逻辑考量。因此，他们比一般的校友都要来得亲近，这样的挚友关系，即便二人分开后，也从未中断过。

将赵九章引入高空气象领域，实际上也是叶企孙在竺可桢那里受到启发后的后续思考。竺可桢当年学气象的初衷，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让气象为农业服务，解决中国农民看老天脸色种田的问题。而叶企孙考虑的则是气象学如何服务于国防建设，如何为中国的航空，特别是为国防空军建设服务，在这方面，叶企孙可以说是独具慧眼。另一方面，叶企孙想把物理和数学理论及物理方法引入气象领域，使原本只能停留在观测和定性解说阶段的气象学真正成为一门可以预测的科学，为我国气象领域开辟一条新路。完成这样的任务，赵九章是最合适的人选。

赵九章深谙叶师的用意。由物理转学高空气象，这对一个目光深远的年轻人来说是不容易的，这关乎他个人的爱好和人生设计。当叶先生在他选择专业前提出这个陌生方向时，赵九章并没有马上答应老师。但他很快就理解了老师的良苦用心。叶企孙对赵九章说，这是一项有利于中国人的大事业，我相信你会很快领会其中的含义，你是一个热爱国家又有很强事业心的人，相信你会在高空气象学领域闯出属于中国人的新天地，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片安全的蓝天。

赵九章记住了老师的话。点拨虽寥寥数语，但却使他的心呼呼燃烧起来。他是胸中燃着火去德国柏林大学的。在那里，他改读了气象学——高空气象学和动力海洋学专业，正如叶企孙所冀望的那样，赵九章把数学、物理和流体力学的基本原理引进到了大气科学的研究中，从而引起国际气象界的震动和关注。他的论文《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就是这一努力的结果。

关于这篇论文的意义，多年之后，他的学生叶笃正这样说道：“……3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气象学基本上属于地理学范畴，描述性的工作占绝大多数，我国真正把数学和物理学引入到气象学，解决气象问题的第一篇论文当属赵先生的《信风带主流间热力学》。其后他就不断地在中国把数学和物理方法引入到气象学当中来。如在1943年他发表的讨论摩擦层中风随高度变化规律的论文，就是用求解数理方法进行的。他不仅自己把中国气象学引到数理的道路上去，而且不遗余力地引导他的后辈青年沿这个方向发展。譬如他和他的学生顾震潮合作的《蒸发方程及新解》，在他指导下朱岗民同志发表的《东亚的大型斡能运动》等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叶笃正、巢纪平《深切怀念赵九章先生，学习他的创业精神》，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若干年前，赵九章形单影只的转身，使得我国高空气象学完成了一个划时代的进步。虽然这个意义要在许多年后才得以被人发现，但在他转身向学的年代，那时他多么年轻，多么富有才华，又多么幸运！他有幸踏在两位大师的肩上，竺可桢给了他气象学的专业启迪，而叶企孙则给了他一双慧眼——用物理学来观察气象世界的方法。用物理学诠释的气象世界，多么绮丽迷人，又多么辽远壮阔！物理学像是给了他一双足够长的手臂，再遥不可及的天体星宇都能触手可及，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赵九章把大气物理学视为气象学的基础，认为气象变化基本是大自然里的物理现象，他紧密联系地球环境，运用物理学和数学的工具来求证大气过程的本质，揭示大气运动与变化的物理规律与机制，使我国气象科学的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竺可桢曾在日记中称赞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赵九章：“九章到所9个月，做事极精明，余喜托付得人”，“研究指挥有方，且物理为气象之基本训练，日后进步非从物理着手不行，故赵所长主持，将来希望自无限量。”

赵九章于1938年学成归国，任西南联大气象系主任，同时又兼航空研究所研究员，在叶企孙麾下为空军训练出5批气象员，并自己动手研制出急需的水银气压表，以解抗战的燃眉之急。在此期间，他编写出我国第一部《动力气象学》讲义，由此培养出一批气象学家。无独有偶，赵九章在教书育人方面与叶企孙非常相像。王宝根曾是赵九章的司机，但赵发现他聪颖好学，是可造之才，便送他到北京工学院就读，后来成了专业技术人才。陈建奎原来是一个普通工人，但他勤于动脑善于钻研，赵九章便在他没有学历的情况下送其到清华大学学习精密机械，毕业后当了应用地球物理研究所工厂厂长……

赵九章常常吟诵这样一句话：“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生性达观豪迈的赵九章前世似是领军打仗的人，但却如汉将李广、宋将岳飞、明将袁崇焕一般，是那种生不逢时的将军。他一辈子都以冲锋陷阵的姿态为国效力，但是命运总将浓重的悲剧色彩泼洒在他的身上。他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季陶的亲外甥，这个在外人看来求之不得的依附之门，他却避之唯恐不及。弱冠之年，他曾当过舅舅的机要副官，也曾有过要走仕途的想法。但没过多久，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官场黑暗，政府丑恶。凭真才实学、平生本事齐家治国平天下已是一种臆想，更不用说拯救民众于水火，救国家于危难了。他是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向舅舅突然摊牌的，舅舅阴沉着脸听完他要离去的理由（他当然不能实话实说了），然后给了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优惠”，准许他离开南京军政总部院内那座灰色的神秘小楼。赵九章挥挥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换上他的青布长衫，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成了叶企孙的门生。与叶企孙众多弟子不同的是，赵九章实际上是堵上了自己荣华富贵之路而踏上另一条路。戴季陶在国民党内权倾一时，或许他不会让赵九章封侯拜相，但平步青云晋级加爵该是易如反掌。但赵九章不想仰人鼻息而觅一己私利，不想遭人白眼而被人指为纨绔子弟。他要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选择了科学救国的道路，因此他报考了物理系。没有人知道外表儒雅表面平和的赵九章经历了这样大的内心风暴，他将自己的退路统统断绝，终生没有归路。他的女儿撰文说：“记得理曾（赵的次女）刚出生之年，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爸爸的薪水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糊口。我们的内衣，烂成一缕一缕，真是‘衣衫褴褛’。爸爸的长裤变成了短裤，为了补破口，妈妈穿了一件奇怪的短袖棉袍，那两只失踪的袖子，大概也作了同样的用处。理曾的第一件衣服是用妈妈的几只袜筒拼起来的。”这样穷困的生活一直伴随着赵氏一家，但赵九章“脸上没有戚戚的愁容，有的只是坦荡的微笑”。

赵九章微笑着从竺可桢手里接过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的担子。研究所在他任上一路迅跑，其后又发展成为上千人的地球物理研究所，大气物理、空间物理研究所。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在国民党下令迁台的压力下，赵九章不仅设法保存了气象设备，还竭尽全力保证气象所的科研人员不致流失，并和涂长望一起联名给在外国工作和学习的弟子、友人写信，动员他们回国工作。仅在赵九章鼓励下回国的著名学者就有：叶笃正、谢义炳、顾震潮、顾均禧、朱和周、谢光道、黄仕松、刘好治等等，使得新中国的地球物理研究所一时人才济济，为我国地震和地球物理勘察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赵九章担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的时候，他把自己从事的科研事业与祖国的经济建设和国防事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全力投入工作。当时我国气象工作者手中掌握的只有国内几十个气象台站报告的东亚天气图，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研究我国的天气和天气过程，必须收集和分析具有整个北半球范围内上千个气象台站资料的北半球天气图。

于是，赵九章向政府提出了开展这一工作的建议，得到了大力支持。在赵九章的指导下，我国的数值天气预报开始起步了。不久，他们绘制出了我国第一张北半球天气图。赵九章兴奋极了，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回到家，竟对自己还不懂事的孩子说：“我们画出了一张北半球天气图！”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只有72个设备极不齐全的气象台站，远远跟不上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气象工作要大发展，而发展则要配备必备的仪器。那时，有许多仪器，例如水银气压表，是从国外进口的，一时很难到货。时间不等人，赵九章就带领年轻人自己动手做。他还设想在国外气象资料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用近海海浪的性质和变化来预告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为了得到比较精确的中国波浪记录，他亲自指导制作了浮杆目测仪、测波望远镜、海浪波谱分析仪，并在青岛建立了海浪观测站。

长期以来，气象学家的主要任务是预报天气。但人类渴望改造天气，从自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不少气象专家开始了人工造雨、人工造云、消云、消雾、消雹的研究。1958年8月，我国首次在吉林省成功进行人工造雨。为了更有效地开展人工降雨等工作，必须深入研究降水过程，赵九章和涂长望一起，不顾年高体弱，攀登黄山，进行实地考察。我国的云雾物理研究工作就这样从无到有地开展起来了。

1956年9月，当苏联代表团团长巴尔金院士在巴塞罗那国际地球物理年第四次筹备会上宣布苏联将在国际地球物理年期间发射一枚人造地球卫星的时候，对我国国防事业极其关注的赵九章就预感到了这个事件对于全世界科学领域将造成的深远影响，从那时候起，赵九章就开始在他的科学研究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为我国的卫星研制工作积极准备。也许当初叶企孙把赵九章安排到高空气象领域的时候并没有想到有一天他的弟子会在人造卫星方面有所贡献，就像他当初安排钱学森改学空气动力专业而没有料到他会制造火箭导弹那样，但以后在赵九章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却真真切切印证了叶企孙超乎寻常的预见力。仅就科技领域预见力这一点，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什么人能与叶企孙相比。

叶企孙与施汝为的故事

1925年，叶企孙来清华的时候，从东南大学带出来两个人，一个是赵忠尧，另一个就是施汝为。来之前，叶企孙给校方作过说明，校方答应将聘二人为助教，但到了清华以后，因为入学学生很少，校方只给了一个助教名额，而施汝为又不能再回东南大学，叶企孙便自己出钱，给施汝为发了一年多的工资，让其留在物理系工作。这段佳话一直在北平高校间流传。也因了这样的原因，施汝为内心一直将叶企孙当做自己的兄长和最敬重的人。1930年，施汝为公费出国进修，在选择专业时，叶企孙又指引他选择了磁学。

叶企孙是中国近代磁学的鼻祖，这是有据可查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指南针便是其中之一。“司南之勺，投之于地，其柢指南”，“方家以磁石磨针锋，则能指南，则常微偏东，不全南也”。不管是西汉王充的《论衡》，还是北宋沈括的《梦溪笔谈》，都谈到了指南针，由此可见，中国应该是世界上最早开展磁学研究的。

然而，直到叶企孙出国留学的时候，中国的磁学研究还停留在宋代的水平上。而此时，欧洲对磁学的认识已经进展到了物理的微观理论阶段。工业化、电气化、无线电事业催生了现代磁学的迅速发展，而这几个方面都和物理学关系甚密，不管是电工、电器抑或无线电，它们都是物理学这棵树上盛开的花朵。而不管是电工、无线电还是物理学，又和磁学联系紧密，特别是无线电工程，更是需要磁性材料——不管是金属铁磁还是半导体磁性材料。而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磁带录音机的问世，又大大拓宽了磁的运用领域。在20世纪有资料显示，中国物理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取得的14项居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就中，叶企孙是唯一一个独得两项成果的科学家。一项是物理学界都知晓的普朗克常数的精确测定，另一项则是很少有外人知的磁学研究。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吴水清先生在1994年《物理实验》上发表的论文《中国物理学家（1900-1959）的贡献》里这样写道：“叶企孙在1922年至1923年间，开创性地研究了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的磁导率的影响。他将前人实验的压力最高值3001000标准大气压提高到12000标准大气压，观测到前人未曾见到的复杂现象，他还以此为基础，系统地探讨了压力与某些典型铁磁性金属的压力系数、温度系数、剩磁和磁导率的关系。叶企孙有关高压强流体静压力对铁磁性金属磁性的影响，是本世纪初一项极为重要的研究工作。”

叶企孙的关于磁学的博士论文最早发表在《美国艺术科学院院报》。时隔半个世纪之后，一位叫胡升华的中国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在导师钱临照先生的指导下，以叶企孙为研究课题，开始关注叶企孙在物理学和科学史研究上的贡献。胡升华在撰写论文期间，委托任之恭先生帮助查找叶先生半个世纪之前写下的这篇磁学论文the effect of hydrostatic pressure on the magic permeability of iron,cobalt,and nickel。任之恭先生怀着对叶先生深厚的情谊找遍了美国有关的档案馆，终于将这篇论文找到并复印出来。

从以上资料中获知，在20世纪初，叶企孙在磁学研究水平上是处于世界前列的。中国是磁学的故乡，但它在宋代以后就停止了前进的步伐。是叶企孙怀着一份深深的情怀，运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再次攀登上世界磁学的高峰，为中国争得了荣誉。20世纪30年代，量子力学诞生之后，国外把量子力学原理运用到铁磁性理论的研究中，使磁学领域大大拓展。叶企孙还利用去德国进修的机会，专门登门拜访在该方面卓有贡献的研究者r.becker，以期获得新的知识。谈话间，双方深入讨论了磁致伸缩等问题。在国外进修的日子里，叶企孙深觉西方磁学研究日新月异，而中国若要保持磁学方面的领先势头，不能仅靠自己单打独斗，应该着眼培养自己的磁学队伍。

于是，他选择了施汝为。

施汝为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磁学。1930年秋，施汝为先在伊利诺伊大学攻读硕士，获硕士学位，又转入耶鲁大学物理系攻读博士。他的博士论文《铁钴单晶体的磁性》被磁学界称为“在铁磁学研究领域具有基础性的历史意义”。这是继叶企孙之后中国学者获得的又一殊荣。

有资料显示，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在中国科学研究重大成果里，施汝为个人占有相当大的份额。

他从老师手里接过了接力棒，将这场磁学研究的马拉松有声有色地进行了下去。

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的施汝为回到国内，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开辟了我国第一个磁学研究室。施汝为的团队在这里开展了磁性合金样品的制备、物相与结构的分析、磁畴纹图的观察及磁性测量等方面的磁学实验研究工作，将叶企孙当年在磁学界保持的领先优势继续延续了下去。

无论在新、旧中国，施汝为将我国的铁磁体材料研究一直保持在国际前沿水准。施汝为的团队里，以当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居多，他们自然组成一个承前启后的链条。比如1952年的毕业生蒲富恪、孟宪振，前者在磁学理论上卓有贡献，后者曾跟随施汝为翻译c.b.冯索夫斯基的《现代磁学》一书。1955年，北京大学物理系创设磁学专业，叶企孙亲执教鞭，又为这个团队培养了一批新的接班人。多年之后，一个叫戴道生的磁学专业毕业生这样回忆道：1956年夏，领导决定派我去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要叶先生决定我所学的专业方向，叶先生要我去他家讨论此事。他作了多方面调研，认为当时微波铁氧体是非常重要的方向，是磁学中热门学科领域，而且有很重要的实用意义。叶先生在最后申报时还征求了吴有训先生的意见。记得当我到叶先生家时，见到在座的吴先生（当时并不认识），叶先我将去苏联学习的方向，吴先生当即表示赞同，认为这个方向很好，有发展前途，也是国家重点之一，并对我作了亲切的勉励。以后十多年学科发展证明了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也说明叶先生在为国家培养人才方面真正达到了全心全意无私奉献的境地。（戴道生《回忆叶企孙老师对我的培养》，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213-214页）

施汝为是中科院第一批当选院士。1957年后，他一直担任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所长，即使他退休后，仍是物理研究所的名誉所长。如果说叶企孙是中国现代磁学的奠基人，那么施汝为就是第二代传人，也是后来中国磁学团队的主要核心。经过他的惨淡经营，也因老师的悉心辅佑，中国磁学研究队伍多年来一直保持完整的队形，并且一直保持着进取态势。队伍可谓老中青结合，年龄上互相承接，学术研究上环环相扣。他们冷静、团结、质朴、进取，为中国科学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就会发现，这个团队的所有成员都有着相同的气质和风格，有着共同的愿望和理想，而这一切，都和叶企孙不无联系，他们身上都存留着他的遗传密码……

叶企孙除了以特种研究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继续参与领导清华大学之外，在西南联大还以资深教授的身份出现在联大物理系的讲台上，为当时的西南联大物理系平添了几多光彩。他担任的课程是“电磁学”、“热学”、“物理学”、“微子论”等。

此时战争形势进一步恶化。

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人成功切断了日军的海上交通线。为了给远在东南亚的战场提供后勤保障，日本人开始集结重兵，向广西、云贵方向进攻，以建立通向东南亚的军事补给线。散布在南线的国民党军队没能阻止日军的疯狂进攻，随着缅甸、泰国的沦陷，昆明形势岌岌可危。

西南联大不得不再次做好转移的准备。

经研究决定，联大委派叶企孙亲赴四川勘察校址，一旦昆明陷落，联大便可直接迁入四川。

叶企孙带着一干技术人员上路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勘察，终于在成渝之间找到了一处校址。细心认真的叶企孙还绘制了详细的地图给联大校务会汇报。会上，张伯苓满意地称赞叶企孙说：“企孙弟探址资料之细之实，乃出乎意料。”

高尚的品德，切实的工作，使叶企孙在西南联大声誉日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