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官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这是当年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七七事变后，南京政府鉴于华北时局，命令清华、北大、南开3所大学合并为一所临时大学在湖南长沙复课。这首歌的上半阕，为我们提供了那段历史的大致线索。

1937年8月末的一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伫立在湘水一侧，仔细打量着面前有着尖顶教堂的圣经学校。他身后站着一排人，他们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湖南教育厅厅长朱经农、湖南大学校长皮宗石及教育部代表杨振声等。就在这一天，这个以梅贻琦为主任的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完成了校址的勘定工作。

1937年10月25日，临时大学正式开学。典礼时，原来担心3校合并，学生济济一堂，教堂将会人满为患。岂料这天参加开学典礼的学生，3校加起来也不过百人。台上的校长们脸色凝重，教授们心急如焚。但是，这等惨淡困顿之态，联合大学也没有维持多久。1937年12月13日，在联合大学刚刚开学一个月之后，南京沦陷，战火再一次逼近长沙，梅贻琦呈请学校迁往昆明的报告被批准，联合大学不得不又辗转西南，再次感受丧国失家之痛。

1938年春，一部分教授先行赴滇。同学们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女生和体格不好的男生，经粤汉路至广州转香港、海防，由滇越路入滇；另一部分有200余人，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入滇。

说是旅行团，实际上是一次军事行动一样的长途拉练，在历时68天，徒步走完3500华里之后，他们于1938年4月26日抵达昆明，与先期到达的各路师生会合。

1938年5月4日，奉命改组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开课。联大设理、工学院于昆明，设文、法学院于蒙自。自此，清华大学开始步入一段奇异的发展历程。

在这个非常时期，梅贻琦先生以一名“船长”的身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在一次会议上曾这样说：“在这风雨之秋，清华正好像一只船，漂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承担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我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条船好好开回清华，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战时联大的教育非和平时期的大学教育，好在梅贻琦一变往日“无为而治”和“寡言君子”的面貌，以雷厉风行、务实果断的作风很快打开了局面，联大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了正常教学秩序，一些停办多日的学术研究项目也很快发展起来，比如说清华的特种研究事业。

清华大学特种研究事业始于1934年夏。

1934年，正是叶企孙推荐吴有训继任物理系主任这一年，由于少了具体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他的肩上有了些许轻松的感觉。就在这时，梅贻琦又把办特种研究所的担子压给了他。委以重任的理由很多，一是叶企孙为理学院院长，与许多特种研究项目相关联；二是他的学术视野开阔，对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反应敏捷；三是他有明确的科学救国目标，了解中国国情，能搔到痒处；四是他有极强的责任心和协调能力，能服众；当然，还有梅贻琦对叶企孙的个人情感，有类似“你办事，我放心”之类的信任。

在叶企孙的率领下，清华的特种研究事业在战前便已获得长足的发展。

当西南联大诸事尘埃落定之后，1938年9月，梅贻琦再次呈文教育部，请准许继续开办因战争中断的研究所的工作，考虑战争时期国防需要，特请求将原来的3个研究所扩充为5个，即再增加金属、国情普查两个研究所。

此时，清华大学的本科教学虽合并到联大，教学资源共享，但各大学的学术研究仍相对独立。特别是“特种研究事业”，是清华学术研究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体现清华社会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志。梅贻琦长校之初就说：“凡一大学之使命有二：一曰学生之训练，一曰学术之研究。清华为完成此使命，其发展之途径不徒限于有效之教学，且当致力于研究事业之提倡。此在学术落后之吾国，盖为更不可绥之工作。”由此可见学术研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基于这样的情势，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事业就像梅贻琦手里的一支奇兵，而引领这支劲旅的人则定是不负众望的人。

梅贻琦再次想到了留守北方多时的叶企孙。

于是，叶企孙披挂上马，就任清华大学特种事业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委员有梅贻琦、陈岱孙、施嘉炀、李继侗、李辑祥、戴芳澜、庄前鼎、任之恭、吴有训、陈达等共11人。

1939年1月7日，叶企孙以研究所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出席清华第二十次校务会议，这是叶企孙到西南联大后的第一次正式亮相。梅贻琦开会伊始便宣布：“加聘本校研究所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先生出席校务会议。”当时参加校务会议者有梅贻琦（校长）、潘光旦（教务长）、冯友兰（文学院院长）、吴有训（理学院院长）、陈岱孙（法学院院长）、施嘉炀（工学院院长）、沈履（秘书长）、张子高（特约报告人），加上叶企孙共9人，他们可谓清华的灵魂人物，一直左右着战时清华这条船的航向。

叶企孙就任特种研究所委员会主席时，各研究所研究项目和规模如下：

航空研究所：与航空学校、航空机械学校合作，研究飞机构造、飞机材料实验、风洞实验、航空气象各问题。（民国）二十五年度曾在南昌经航委会之补助下，建造了一15英尺直径之风洞，最近拟在昆明再造一5英尺风洞，以资实验。

无线电研究所：与资源委员会合作，注重各种真空之制造与测量，短波无线电之设计，短波军用无线电机，秘密军用无线电话之研究，及专门电讯人才之训练等。

金属研究所：与资源委员会合作，注重以x光研究金属及合金之质性及微观结构，以辅助国家工业机关解决所用钢铁及其他金属质料各问题。

农业研究所：与中央农业实验所及其他农机机关合作，注重滇省及其临近区域农产品之病虫害问题及对植物生理之研究、以农产品制取国防所需原料问题。

国情普查研究所：国情普查，平时与战时同属切要之举。但其问题，至为复杂。该所拟先在滇省择一区域，作实际之研究，以期于普查之表格、统计之方法及各普查人才之训练各问题，于相当期间有所贡献。

从这些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便可以看出，它们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而且还与当时中国的战时情况密不可分。这正是叶企孙所期望的。从支援冀中抗日开始，他就对中国国防建设的薄弱深感忧虑。如果能培养出更多的国防人才，研究出更高更新的国之利器，那中国的希望岂不更大？所以叶企孙接手这个特种研究所后，马上把目光转移到了国防研究上面。他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国家做些事情。用现在的眼光看当年的特种研究所，可以这样说，它其实就是中国最早的军事科研基地，而叶企孙无疑是这个基地的创始人。

以无线电研究所为例。世界上最早体现出无线电实用价值的是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匹兹堡广播电台。也许是当时在美国留学的叶企孙早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也许叶企孙真的是先知先觉，1933年，当叶企孙主持他的第一届留美招考的时候，他就毫不迟疑地开设了仪器和真空管制造门两个名额，以期有朝一日中国也能赶上世界的潮流。

这是叶企孙为中国打开的又一扇大门。

1933年9月，叶企孙利用吴有训去美国休假之机，托他在美国订购制造真空管的机器设备，以备我国研究制造电子管之用。

1935年，叶企孙主持临时大学筹委会的时候，他预见到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便提早把沉重的真空管制造机运到了长沙，后来，南京沦陷，真空管又运到了昆明大普吉，无线电研究所也在那里重新筹建起来。即便是在战乱时期，清华特种研究所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停止过，尤其是无线电方面，由于有较好的设备，其成绩还颇为令人瞩目：中国第一根电子管就是在这个研究所里研制出来的。在军事方面，曾与航空委员会空军军官学校合作研究长波定向问题，设计和制造出军用无线电通讯器、军用秘密无线电通话器、航空用无线电定向器等等。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叶企孙先生的高瞻远瞩。

有人说当时的清华特种研究所是“为国效忠”和“为国储才”，其言甚是。还以无线电研究所为例，它不仅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如任之恭、孟昭英、范绪筠、叶楷、林家翘、戴振铎、张恩虬、陈芳允、王天眷、慈云桂等等，还为提高世界范围内的无线电技术做出了贡献。1943年，孟昭英去美国学术休假，在这一年中，他选择了刚刚发明不久的金属波导中阻抗的精确测定作为他的研究课题。经过一年的努力，他获得了一项专利，并于次年受mit辐射实验室的邀请参加了雷达系统的创造性研究发展工作，研究出了一个在10厘米波段雷达系统使用的发送接收开关，为世界无线电技术的发展打上了中国印记。

再以航空研究所为例。或许是因为摊上了野心勃勃的邻居，蒋介石对中国的领空设防相当关注。1930年前后，国民政府不仅从国外购买了一批飞机，还引进了当时比较先进的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当然，他的这种关注沿袭了旧中国官僚政体急功近利的特点，与中国科学家的关注点不尽相同。当时军政界更多的人主张直接购买西方的飞机大炮，而梅贻琦和叶企孙们的目光则更加深远一些。他们认为如果想改变中国在天空上的劣势，仅仅靠购买外国利器来解决燃眉之急并非上策。要从根本上转变这一态势，就应该着眼于两点：一要发展自己的航空工业，二要发展自己的航空科学。

如果追溯中国的航空史，人们会在一片苍茫的底色里，发现清华大学曾经以先行者的姿态突出在那一抹不易分辨的遗痕中。而设定这最初的底色的，当是以叶企孙、梅贻琦、顾毓琇等人为首的科学先驱们。

一切还要从清华大学的历史说起。

清华大学成立时，原本是没有工学院的。大学成立之初，只有一个土木工程学系，序列排在理学院各系之后，并且还有一括号，里边注明“附属”二字。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1932年。也就是说，在这5年时间里，工程系一直在理学院麾下，身为院长的叶企孙先生一直与工程系的血脉紧密相连。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正是中国工业普遍萌动和发展的年代。鉴于时局和工业界的吁请，同时也为了配合政府发展理工学科的政策，梅贻琦在叶企孙等人的支持下，将土木工程系从理学院的序列里分出，另起炉灶，增加机械工程系和电机工程系，成立了继文、理、法之后的又一学院——工学院，梅贻琦兼任工学院院长。

这一年，时任中央大学工学院院长的顾毓琇受聘来到清华担任了电机工程系首任主任。顾毓琇，1902年生，1915年至1923年就读清华，是叶企孙的同学，两人在美国哈佛大学读书时受业于同一导师。他在担任电机工程系主任的同时，又讲授物理系大学一年级的课程，与叶企孙又是同事。顾毓琇多才多艺，既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他是第一位在美获得电工博士的中国人，后入选美国电机学会院士和美国科学院院士。他与叶企孙的这种“三同”（同学、同师、同事）关系，使他与叶企孙之间一直保持着深厚的情谊。即使叶企孙故去多年，即便他已是耄耋之年，当他闻听清华大学要设立“叶企孙奖”，便立即汇来500美元以示支持，他还写来一封热情洋溢的信讲述他与叶企孙先生的“三同”关系，以致深深的怀念。在他98岁高龄的时候，他还为《中国科技的基石》一书题词，称叶企孙为“物理宗师，典范永存”，表达他对叶企孙钦敬追思的浓厚情感。

1933年，顾毓琇就任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在办学思路上，他与老学长叶企孙不谋而合。他们认为，工程学与物理学应该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一个工学院的学生，必须打好物理学的基础，同时又具备数学和化学的有关知识，再着重发展工程学专业，这样才能走得远，走得好，走出名堂。原来的工程系一直在理学院的序列里，叶企孙先生要求工程系的学生在大学一二年级与其他学生一样学习公共基础课，数理化的要求都一样高，直到三年级时才分专业。工程系在理学院的这个大环境里不仅没有枯萎和变异，反而充满生机，左右逢源。在依托理学院优势开办工学院的实践中，顾毓琇不仅一直拥有理学院的传承，而且创造了诸多新的光荣。

清华大学先成立的机械工程系有两个专业，原动力工程和航空工程。这个航空工程就是为当时国防需要特别设立的。1936年6月，工学院第一级航空工程专业学生毕业，9名学生全部分到航空委员会工作。第二级航空工程专业10名学生于1937年6月毕业，大部分充实到空军和研究部门。西南联大时期，以清华航空工程组师生为主体，扩展为航空工程系，共培养两批学生，第一批毕业于1939年，仅两名学生；第二批于1940年毕业，共10人。这31名航空毕业生不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影响着旧中国和新中国航空领域的发展格局。第一级毕业生宁榥，后来到了英国牛津大学深造，获硕士学位后又回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任教。第二级毕业生梁守槃后去美国深造，获得硕士学位后回西南联大航空工程系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多种型号的导弹研究工作，作出杰出贡献，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第四级毕业生李华敏（女）曾任美国航空咨询委员会和布鲁克林大学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固体力学研究室主任、技术科学部院士。沈元后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哲学博士，1946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系副教授，后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是该校的创始人之一。他同时还是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值得一提的是，正是他的启发和诱导，才有了陈景润向“哥德巴赫猜想”进军的壮举。他的同学屠守锷毕业后考上航空门公费留学生，回国后对新中国的导弹和航天发射作出巨大贡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并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说到此，我们不应该忘记叶企孙在航空航天领域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当年，就全国而言，“航空”这两个字对别的大学都是陌生的，仅有清华大学在1932年设立了航空工程专业。九一八之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嘴脸已暴露无遗，中国领空安全问题顿时凸显出来，因此，当务之急是尽早、尽快培养中国的航空人才。就常识而言，航空人才的培养对象至少要学完4年本科，这样计算，要到1936年以后才会有我国的第一批航空毕业生。但形势不允许这种四平八稳的培养计划。

怎么办？

此时，叶企孙正主持清华大学第一届招考公费留学生工作。他审时度势，毅然决定在第一届特设飞机制造门，招收3名学生。考虑到国内各大学都没有航空专业，因此考试时要求考生只具备一般的机械知识，待录取后，再到清华大学集中补学航空方面的专业课程。这是万不得已的急就章，但在当时，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搭上第一届留美的班车，不失时机地培养出我们自己的航空航天人才。

叶企孙的这一急就章多年后获得了一个连他也意想不到的回报——中国因此获得了一个自己的航空航天的时代。

从1933年之后，每年都有至少1名航空门公费留学生的名额。

1934年第二届公费留学生中，有钱学森和赵九章。他们的留美专业都和天空有关，一个是航空，一个是高空气象……

叶企孙给了他们一个机会，而他们给了中国一个时代。

由于清华大学的未雨绸缪，中国航空建设在初始阶段曾经获得过骄人的成绩。

南昌航空大风洞就是一例。

风洞是飞机实验和研究必不可少的重要设备。清华大学第一个风洞是王士倬教授设计并主持建造的。

这个风洞仅5英尺口径，于1935年4月完成。尽管是个很小的风洞，但却为中国培养出许多有名的专家和学者。钱学森考取公费留学生后，遵照叶企孙的安排，在王士倬教授指导下补修专业，许多实验就是在这里完成的。

清华大学航空工程的师资当时已经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任教的王士倬、冯桂连都是清华学校毕业生，又先后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专修航空工程，获硕士学位。1936年2月，美国航空专家华敦德由著名的航空界权威、有“超音速时代之父”之称的美国学者冯·卡门推荐到清华任教，使清华航空专业的师资力量大大加强。冯·卡门曾于1929年访问过清华大学，并建议罗家伦开设航空工程课程，但罗家伦没有听取这个美国大叔的意见。梅贻琦长校筹建工学院时曾致信冯·卡门，请他代聘航空方面的专家，于是，冯·卡门便热切地回应了梅贻琦的请求。

在华敦德的指导下，清华大学又相继建造了两个风洞，其中就有南昌大风洞。

南昌大风洞将要建成时，清华大学航空研究所邀请冯·卡门来检查指导。

关于南昌大风洞，多年之后冯·卡门在自己的传记里透露了与它有关的细节——

我在1937年夏天到南昌时，这座风洞已快完工了——正在灌浆，风叶已订购，平衡设备已完工了。这座风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比加州理工学院的要大50%。

现在日本领先，中国落后了，中国人想以同样的方法急起直追，迎头赶上。他们恭请我这个中国的荣誉顾问就中国航空研究的长程展望发表意见，我现在的任务变成如何说服蒋介石和蒋夫人怎么做最有效。当时蒋夫人任航空委员会秘书长。这次任务执行得顺利愉快，7月6日我们到了北平，在北京饭店顶楼和军方高级将领及清华方面的主要人物开会。临走，他们告诉我将邀请我与空军将领会商，同时将安排晋谒蒋氏伉俪……

在北平住了一天，7日我们搭津浦路特别快车南下南京，应邀去了空军军官学校并参观了其他航空研究设施，这些设施十分隐秘，外面世界没人知道……最后我们到达浦口，乘渡船过江到南京，先休息了一晚，次晨见到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将军。星期六会议后，我们飞到南昌，中国空军司令部的所在地。在这里，我们得以参观这个准备抗日的核心武器基地……我看到了意大利人为中国建的工厂，已开始生产意式飞机……

中国之行的高潮，是和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地点在扬子江畔的牯岭。饭后，话题谈到航空研究，蒋夫人以空军总戎的身份委婉地问我：“大师面前容我不耻下问，请解释一下风洞。”我用尽平生之力，为她解释，我提到飞机和气流间的相对运动，实验室的风洞如何模拟飞机在天上的实况，她很注意用心听讲。

我讲完之后，她笑道：“我并不完全懂您的意思，但由您阁下对风洞解释的热诚以及认真的态度来看，我想它十分重要，就这样办，我同意中国有个风洞。”

我感觉得出我的话她是不折不扣地全懂了，但她这样回答是多么聪明又得体，我是说我终于说服了蒋氏伉俪，中国空军的发展，不断地研究是迫不及待的……（《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85-186页）

我们从冯·卡门的回忆里可以解读到南昌大风洞的投建实际上存在着变数，倘若清华大学没有请来外援，或者说没有冯·卡门的游说，“我同意中国有个风洞”这样的权威话语或许就不会出现，于是也就没有先后353万元的拨款，而后续的中国航空研究的长程展望也就是一句空话。这就是中国的现实。促使冯·卡门先生来华的背后推动力是清华的科学家们。为了使中国的航空事业从急功近利中走出，进入可长远发展的结构中去，他们付出了种种努力。

南昌大风洞是一个标志。它是当时的亚洲第一大风洞，是世界上最大的风洞之一。建造这样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多种学科和多个部门，同时也需要多种社会力量的凝聚，包括上层要人的倾力关注。在当时，除了清华大学之外，国内没有任何一所大学具有这样的能力和影响力。

从另一方面看，南昌大风洞也是对清华大学理工学科成果以及协作能力的综合检验。可以说，顾毓琇、庄前鼎是南昌大风洞的策划者，投建时，不仅有华敦德、冯桂连及张捷迁等专家和全体航空专业学生的参与，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也特派第九级学生戴振铎全程跟进配合，并在任之恭教授和助教张景廉指导下研制出测量风洞波动变化的仪器，写出了质量颇高的毕业论文。这种理工合作的优良传统从叶企孙与顾毓琇开始，一直传承下来。多年之后，顾毓琇欣闻王淦昌荣膺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回忆清华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成绩斐然，不禁向王淦昌致函感慨道：

吾兄于1929年在清华毕业，时本人刚回浙江大学任教。1932年吾兄在柏林大学得博士学位，是年秋本人始返清华任教，清华拟办工学院，本人以北京（当时）条件甚差，觉得颇不容易，不知从北京迁赴昆明后，物理系人才突出（包括杨振宁、李政道、周光召、朱光亚等），而工学院亦沾了物理、数学（陈省身、华罗庚等）的光，得以发展。新中国成立以后至今，清华工学院供给了国家许多建设人才，现在中央及各省市负责的人不少（如朱镕基、胡锦涛、吴邦国、黄菊等及许多省的省长）。（《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9页）

实际上，顾毓琇还曾当过江泽民同志的老师。他在抗战胜利后曾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在此期间在上海交大兼教电机和运算微积分课程。身为交大学生的江泽民选修了他的运算微积分。多年之后，已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江泽民去美国访问期间，还专程去探望在美国定居的顾毓琇先生，重叙师生之情。此时的顾毓琇已逾耄耋之年，但他仍在科学领域不懈地追求着和探索着。

有资料显示，在叶企孙任特种委员会主席期间，正是航空研究所大发展的时期。

梅贻琦在总结航空研究所抗战期间的成果时写道：

（一）完成设计直升飞机。

（二）完成设计三层板机器。

（三）利用国产材料设计制造模型。

（四）试验直升飞机控制模型。

（五）制造三层板机器。

（六）研制牛胳胶及豆类胶。

（七）研究紫胶。

（八）研究风洞扰乱表度。

（九）完成自制弹性力学设备。

（十）完成建设航空图书馆。

（十一）嵩明气象台迁建于联大校址内。

（十二）编辑航空书籍，完成（a）空气动力学，（b）飞机材料学，（c）航空材料学，（d）飞机模型制造，（e）理论气象学。（《中国科技的基石》，第176页）

此外农业研究所、金属研究所及国情普查研究所在这期间都取得突出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金属研究所所长是吴有训先生，国情普查研究所所长是陈达先生，而农业研究所所长则由叶企孙先生兼任。当时的农业研究所曾在育种、抗病、病理、昆虫研究等方面颇有建树。由一个物理学家兼任农业研究所所长，有些匪夷所思，但却是真实发生过的事。而由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开创的农业科学研究事业，在解放后发扬光大。笔者所在单位与中国农业科学院仅一路之隔，走在农业科学院的大院里，每每想到叶企孙先生与农业科学院还有这样的一段因缘，想到这个大院里或许还有受过他影响的传人，就有了别样的感觉。

在叶企孙的引领下，清华大学的特种研究事业实际上已迈出了高校学术研究的范畴，具有重要的国防意义。在诸多领域中，他们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有来者的开创性和发展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