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冬以来，诸事不顺。

在冀中，熊大缜一生中最寒冷的季节来到了。

先是技术研究社的张方出了事故，炸坏了右手。

叶企孙先生曾告诫熊大缜，科学救国不同于社会革命。科学救国形式、运行方式及困难程度，或许比社会革命还要来得复杂和艰苦，它的成功周期似乎比改朝换代所需时日还要漫长。在社会科学的范畴里，一项社会变革的具体目标之成败正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其兴也勃，其败也忽，但要真正完成科学救国，没有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努力是很难的。因此，叶企孙告诫他凡事要谨慎小心，要多考虑困难，要有吃苦准备。因为科学救国不是一句空话，它不仅充满艰辛，还充满血泪。

熊大缜现在理解了老师这些话的含意。

张方的手被雷管炸得鲜血淋淋。

冀中军区的自制雷管是手工装压的。因为手工装压，雷管的质量就难以保证，有时候便会出现“瞎火”现象，其情状就像过年时点燃爆竹，有时炮捻燃尽还没见爆炸。但也有这样的时候，看似瞎火，实则不然，待人把鞭炮拿在手里端详时，不料却突然爆响，张方在试验自制雷管时所遇情况就是这样。

虽然只是几根断指，一片血迹，却在研究社内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抗日必须面对牺牲，这些挂在嘴边但内心却认为很遥远的口号，一下子以具体可感的方式演绎在眼前，断指之痛，给知识分子们的情绪以很大的影响。

继之而来的是汪德熙的离去。

在叶企孙的安排下，输送到冀中军区的清华师生是带着课题的，比如汪德熙和葛庭燧等。该课题完成的时间有长有短，多至一年半载，少至十天半月，倘若完成，便可以继续学业。汪德熙的课题很明确：制造高级炸药。在半年时间里，他相继制造出氯酸钾混合炸药和硝酸铵混合炸药，自制雷管，还炸毁了敌人的火车头等等，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种子已经播下”，他的任务完成了。既然课题已经完成，他在冀中的使命也宣告结束，因此，他便提出返校继续学业。

葛庭燧按期返回了，汪德熙也按期返回了。

但是，汪德熙的离去，却给供给部带来不小的震荡。

此时，供给部的祝懿德也向熊大缜提出申请，想回北平去。祝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的毕业生，经熊大缜介绍，来到了冀中，在供给部二处担任主任职务。我们从祝的专业可以看出他来冀中的目的和汪德熙是不同的。祝去冀中并不是带着课题的，也没在叶企孙的计划之内。熊大缜把他介绍过来，是想和他一起完成或许是永久性的大课题。但是，祝却因熊大缜不同意他回北平而闹起情绪来——

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供给部下面有三个处，二处的主任姓祝，也是清华大学的学生，学经济的，是熊部长的同学。一天傍晚，不知怎的，他和熊部长闹翻了。李广信和我听到这消息时，熊部长已经将祝主任关了禁闭。关在老乡家的碾棚里。

李广信和我到碾棚去看望，才知道祝主任要回平津，熊部长不答应，越说越僵，最后，熊部长发了火，叫警卫员将祝主任禁闭起来。

在碾棚里，李广信和我对祝主任进行了劝解。祝主任靠在碾盘上，又流鼻涕，又流眼泪地讲述自己的理由，并强调：都是平津来的同学，为什么熊允许汪怀常（汪德熙）回平津，就不允许他走？对这，我们也不好说什么，只能劝他：有话慢慢和熊商量，不要这样闹僵。闹僵，对谁都不好。由于碾棚门前还有警卫战士站岗，我们全是用英语讲的。过去在研究社内，有时也讲一两句英语，那是顺口讲的。为了使人家不懂而讲英语，这还是头一次。

“劝慰”只能适可而止。其实，祝主任口头说的理由，也不一定是他的真正理由。真正的理由也可能是：日本兵“扫荡”日益残酷，“打游击”实在太辛苦，他坚持不下去了，想回平津过比较安逸的生活。所以我们当时的“劝慰”也只能文不对题。我们劝慰了祝主任一会儿，就又回到技术研究社的住房休息。（《敌后军工生活回忆》，张方著，未正式出版）

或许祝想离开冀中的真正原因不是条件艰苦、环境险恶，但即使理由充足，此时的熊大缜也不可能随便放行了。熊大缜当然不好给祝懿德和张方等人解释汪德熙回平的真正原因，那样，会给别人一种印象，原来在冀中军区内部还有一个清华小圈子，而叶师教学的那一套，比如课题呀项目呀一类的说法，在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军事组织里，这种说辞苍白而又可笑，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军队之所以称之为军队，就是它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条令规定，有军规军法。所谓军纪严明，军令如山，军法从事等等，都凸显着它与众不同的特质。军队不是大车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在这个特殊的军事组织里，只有服从它的意志，而不能让它迁就个人的意愿。

叶企孙和熊大缜纯属一介书生，他们哪里了解军队的这些特殊性？

等熊大缜到了冀中，才慢慢懂得了军队。

汪德熙的离去，虽经他首肯，但对军队来讲，这是非战斗减员，他要负责任的。而祝懿德又横生枝节，又哭又闹，有动摇军心之嫌，身为领导的他，当然知晓这意味着什么，因此他板起面孔六亲不认，将自己的同学关了禁闭。

这些不顺心的事，如灰色的云朵笼罩着他，使他的心情很差很差。

入冬以来，日军利用冀中失去青纱帐依托的机会，开始了大规模的冬季扫荡。冀中区的武装力量为了避免与日军正面接触，化整为零，在千里沃野间与敌人兜起了圈子。供给部系后勤机关，是非战斗单位，更是与鬼子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经常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夜夜不得安生，部队从铁路东转到铁路西，从平原转到山区，来到保定西的唐县一带。

艰苦的斗争环境里，熊大缜表现得非常顽强。作为一个指挥员，他经常与同志们搞点苦中作乐的小玩闹，以调剂紧张郁闷的情绪——

我们搬到葛公村后，还是门本中（阎裕昌）和我在一起，住在一家老乡的院子里。还是每天无事可做。在熊部长的倡议下，我们模仿传奇小说《江湖奇侠传》中的叙述，买了两只鸡，摔死，涂上泥巴，架上柴火烧，想做“叫花鸡”吃。结果木柴烧完了，鸡还是没有“熟”的意思。只好重新煺去鸡毛，改做炖鸡。（《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童心未泯的熊大缜，脸上是不是夸张地抹了一把灶底的烟灰，我们不得而知，但他在1938年冬天里的笑声，常常穿过历史厚重的帷幕，在笔者的耳边回响……

就这样，熊大缜在艰苦的战斗中迎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春天。

1939年4月的一天，冀中军区锄奸部突然宣布逮捕熊大缜。

那天，熊大缜正和技术研究社的同志们研究如何自制硫酸的问题。为了实现子弹自给，他们决定制造无烟火药，而制造无烟火药，“硫酸制造是基础工业”。为了制造硫酸，阎裕昌正在忙活烧制玻璃管，因为受热不均匀，玻璃管子变了形，奇形怪状地撒满了一地，几个人的童心被激发出来，熊大缜拿起一把变形玻璃管，模仿吹小号的样子，别的人也模仿圆号等乐器滴滴答答演奏起来。正在这时，供给部的王政委出现了，他眉开眼笑地说：熊部长，军区让咱俩去开会，说是有重要任务！

他们各自带了自己的警卫员，连夜赶回了冀中。

所谓的重大任务就是密捕熊大缜。

迎接熊大缜的是脚镣手铐。

这一切完全没有预兆。在此之前，熊大缜一直是军区的正面典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他所遇到的是笑脸和掌声，是赞语和礼遇。但是，他现在成了阶下囚，成了冀中区成立以来最大案件的头号要犯。

也是这个王政委，在逮捕熊大缜之后，又亲自对张方等人实施了诱捕——

一天，带领冀中军区供给部队伍“路过”的供给部的王政委，通知我和胡大佛、门本中（阎裕昌）收拾好行李，到张阁庄在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去报道，接受新的任务。我们就找了个驴子驮着行李，带着两个青年学徒，到张阁庄去报道。

到了张阁庄，一位姓罗的科长接待了我们，他见学徒背着“马步枪”，就和同来的干部说：“这枪怎么样？好使吗？”伸手就将枪拿到房外去看。随后就放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进来对我们说：“有个问题需要和你们查对一下。你们谁还带有枪？”我们当时莫名其妙。我说：“我有。”接着我就将衣襟撩开，请罗科长自己将我腰中的手枪拿走。罗科长将我们分开，把我独自一个人锁在一家老百姓的空房里。这使我非常震动。为什么呢？我坐不住，立不住，不断打击房门，要求对我说明。（《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张方是手负了伤的，对付他不需多大麻烦。而熊大缜就没有这样的优待。逮捕前似乎就已定性，有人说他身手矫健，肯定受过国民党特务的训练。因此，在逮捕前特意布置了一番，让几个有些功夫的战士藏在门后，待熊大缜进来，以武力胁迫就范。那天，熊大缜来到指定地点，刚进门，一只脚在里，一只脚在外，这时便听院子里王政委喊了一声“熊部长”，待熊大缜一回头，门后的战士一拥而上，把他摁在了地上。

熊大缜是向后仰倒的，他的脖子被人勒着，面部被重重封了一拳，有人还用木棒猛击他的腿部。他以为受到鬼子汉奸的袭击，奋力挣扎时，才发现是被自己的战士打倒。他这才停止了反抗，乖乖地让他们戴上了脚镣和手铐。

熊大缜哪见过这阵势？他提出要见吕正操司令员，提出让军区首长出面给他解释，为什么这样对待他？他的每次要求都招来更加严酷的毒打。

多年之后，当谈及熊案时，吕正操将军说，因为自己身份的特殊，他当时是无权过问熊大缜一案的，因为锄奸团属政治部门领导，是“党内的事情”，他本人初来乍到，甚至有自顾不暇的感觉。因此，熊案才得以在他眼皮底下发生。而他当初更没有想到，熊案这出大戏的真正意图，直到四十年后才暴露出来，他本人同样也是一个受害者。

直到审讯时，熊大缜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

1938年9月，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派人来冀中商谈合作事宜。最初牵线的人是冀南行署主任兼统战部部长的杨秀峰。来人叫邱立亭，曾是吕正操在东北讲武堂时的老同学。与吕正操同系东北军一门，只是吕正操在讲武堂时训练刻苦、学业精进，很得张学良赏识，因此提拔极快，是邱立亭辈难以企及的。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拘，东北军被拆得七零八落，原属宵小的邱立亭另择门庭，攀附在鹿钟麟门下。如今，他是以政府军的名义来的，见吕正操土布粗衣，便有居高临下之态，因是老同学，又大有今非昔比之状，说话傲慢，举止失礼，使和谈一开始就处在一种不友好的气氛之中。他说，他奉晋察冀战区司令长官鹿钟麟之命来谈统一作战指挥事宜。吕正操何许人也，他当然不会买这个账。他当即不软不硬地说：我是晋察冀军区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又是八路军第三纵队司令，统归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指挥。至于你所说的统一指挥问题，只能听聂荣臻的。正式会谈卡了壳，邱立亭不死心，晚上又来到吕正操住处，以叙同窗之谊为由，力劝吕正操投靠蒋介石政府，并许诺说，只要把队伍拉过去，混个司令军长是没有问题的，到政府军里要枪有枪要钱有钱，比在此屈居人下要好得多……

吕正操拍案而起，厉声说：蒋介石什么东西！张学良少帅深明大义，护送他回南京，他却恩将仇报将其扣押，至今仍不释放。你我都是少帅的学生，怎么能背信弃义，认贼作父呢？说完便将邱立亭逐出门外。

11月，鹿钟麟又和吕正操在南京商谈“统一”问题，最终谈判破裂。之后，河北民军司令张荫梧率部进犯冀中，被吕正操全歼。张萌梧落荒而逃，逃跑途中袭击了深县我八路军后方机关和留守部队，残杀抗日军民四百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深县惨案”。

在这种情况下，稍有点政治常识的人，面对所谓“鹿吕合婚”，都会退避三舍，知道它是一项根本完成不了的任务。但是天真的熊大缜谨记师命，仍“拟渐谋两方之沟通”，在得知鹿派人来冀中之后，不仅喜形于色，而且主动派人接洽，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了冀中军区某些领导人的猜忌和怀疑。军队有各负其责一说，就是司、政、后的设立，各有明确的分工和权限，倘若超过了这个边界，便谓之“僭越”。现在熊大缜就“僭越”了。一个后勤部门的领导，却干起了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事。其实明眼人一看这就是没有从军从政经历者所犯的过失，而受过国民党特务训练的人，是不会犯此大忌的。但在冀中这个特殊的地域，又处在那样特殊的年代，这种怀疑还是产生了，而且因为形势的险恶，因为某些人为因素，被成倍地加以放大。

紧接着，汪德熙、祝懿德等人又相继离开。须知这是大战在即，日本人眼看着就要进攻冀中，需要根据地军民同心同德去面对生死考验。而随着汪、祝等人的离去，组织上对熊大缜来冀中的真实目的更产生进一步怀疑了。加上清华这帮学生，虽然都是一腔热血的爱国青年，但家庭出身多是富家子弟，他们的举手投足与工农子弟们大不一样，个别有狭隘思想的农民干部早就对他们有成见，甚至闹得互为对立，眼见汪、祝等人相继离去，这种深藏内心的怀疑变得更为直接，有人更添油加醋地向上级反映，怀疑熊大缜是国民党特务，他来冀中的真实意图是为了配合国民党的“统一”，是为了拉拢劝说吕正操将军！

而熊案真正的导火索则来自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一张纸条。

熊大缜曾在叶先生离津后，又因采购事宜到过天津一趟。他秘密约见了林风。林风这样回忆道：

过后不几天，熊大缜秘密来到天津，我和他在黎明前后在小花园里见面谈了一段时间。熊提出要我采集大批炸药原料。我说，原料全部是进口的，在天津已经买不到了，想法很难实现。熊谈了别的想法，如印制钞票的纸张、印机、油墨等等，其他事则由他另想办法。我们说了半天话，东方才开始发白，花园里只见三五个人，我们想坐着说话太久容易引人注意，天气又冷，乃起来边走边谈，最后走出花园到附近一家白俄咖啡馆里喝了一杯热咖啡，相约再联系，然后互道珍重分手了。熊去后不几天，刘维、李琳相继离开天津进入游击区去了。（林风《深切怀叶企孙先生（忆抗日）》，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9页）

这是熊大缜最后一次来天津。就在找林风的同时，熊大缜又见了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的王绥青，希望他继续给冀中提供支持，并将所需物资的清单给了他。

也正是这一次，熊大缜回到冀中后，林风制造出最后一批炸药，并把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写给熊大缜的密信塞在炸药里，随后就撤离了。那封信没有任何暗语，信中说：你派来的人，我们已见到。你需要的东西，我们有办法，要用的物资也已准备好，不日将可起运。信的末尾署名：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

此时，正是1938年末，国共合作走过了它的蜜月期，双方在合作问题上的矛盾日益尖锐，摩擦加剧，二者的关系到了非常微妙的地步。在冀中军区内部，一个叫“锄奸部”的组织开始启动。所谓“锄奸”，顾名思义，就是打击钻到我革命队伍内部的汉奸特务。恰恰在这当儿，那封密信被人送到了锄奸部手里。

将信塞在肥皂样的炸药里，是熊大缜与叶企孙他们设定的联络方式，这是当时的秘密信息通道。在供给部内部，特别是技术研究社，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个秘密，就像买方知道卖方，这边需要什么东西，投之以清单，那边购买齐全，报之以账目，日清月结，货款两清，有时纯粹是流水账一样。但有时也有些要紧的话，通常都是用隐语，不用隐语的话，都是不吃紧的事。这封不吃紧的信，却被人如获至宝，成为震惊陕北的熊案立案的直接凭证。

审讯开始了。

你叫什么名字？

熊大正。

以前叫什么名字？

熊大缜。

来冀中前是干什么的？

清华大学物理系助教。

是谁派你来的？

是燕京大学学生孙鲁动员我来的。

你来冀中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打日本鬼子。

真的是打日本鬼子吗？

不是打日本鬼子我来这里干什么？

你与鹿钟麟没有任何关系？

我与鹿钟麟没有任何关系。

你是不是国民党员？

不是。

你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

还没来得及。

你是不是国民党的cc特务1？

我从未参加过任何党派，怎么是国民党cc特务？

你和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是什么关系？

没有隶属关系。为了给冀中购买军用物资，通过我的老师叶企孙先生向他们求助，这才有了联系。

你买东西的钱从哪儿来的？是不是国民党提供的活动经费？

我们与国民党概无来往，这些钱是我的老师叶先生筹措的。据我所知，一部分是挪用清华大学建成府小学的钱，一部分是爱国人士的捐款，还有一些是叶先生自己的钱……

叶企孙是什么人？他竟能弄来几万块钱？他是不是你们的特务头子？快从实招来！

审讯几乎是按图索骥。审问者手里有一份厚厚的材料，审问似乎就是为了印证它的判断，证实它的预设。而每次审问的高潮部分，都是混着棍棒皮鞭的交响来完成的。

几番审问下来，熊大缜终于明白了，尽管有些仅是常识性的问题，由于人为的因素，这些东西就成了猜想的依据。比如谁都知道为冀中军区筹钱是为了购买制造军火，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打日本鬼子，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在锄奸部这里，越简单的事情往往变得越复杂。他们会说你为冀中军区筹钱是假象，为冀中军区制造军火也是烟幕。说你的真正意图不是打鬼子，而是以此迷惑大家，骗取信任，好接近冀中军区领导，最后达到瓦解八路军的目的。而这样的判断往往又是由一件件事情组成的，这些事情巨细相交，密密麻麻，就像蜘蛛网一样清晰而具体。有一个词叫“罗织”，既然罗织成案，就得有人操刀。这是一双专注的眼睛，日夜窥视，偶有所得，便暗记心头，再抄录在案。熊大缜明白自己早已身陷罗网，只是由于一心抗日而不自知。他隐隐觉得，这是一个欲置自己于死地的人，他就在自己身边，就像猎豹伏击羚羊。

究竟是谁制造了熊案？我们不得而知。

葛庭燧在回忆冀中生活时曾这样写道：“……几天以后，我与供给部的王政委一起到驻扎在另一村庄的政治部去看孙志远同志，并同在一个炕上住了一宿。当时我觉察到王政委与熊大缜之间似乎有团结问题，很可能是由于熊大缜太露锋芒。我还同熊大缜、王政委以及另一位领导同志骑马到司令部，参加一个由孙志远作的形势报告会，熊大缜把我们介绍给吕正操司令员，当时给我的印象是吕正操很赏识熊大缜的活泼和能干……”（葛庭燧《回忆我在青年时期的一段往事》，选自《金属内耗研究大师：著名爱国物理学家葛庭燧》，单文钧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胡升华先生曾在钱临照先生的指导下写了一篇《叶企孙先生与熊大缜案》，他在该文中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

熊去冀中不久，便被提升为军区供给部部长，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才能和战争的实际需要，当然也反映区中部分领导人对知识分子的理解和重视，但是区中也有些领导成员认为这么快提拔熊不妥，并对他的来历有所怀疑，以致调一人去充任供给部政委，以便对他进行监察；熊任供给部部长后，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干，组织了不少青年学生和技术人员或长期或短期地来冀中开展工作，这些人来去比较自由，区中部分领导对他们产生怀疑，但无法审查；这些城市来的知识分子与军人虽不能说格格不入，但各方面的差异是显然的，相互间自然有些隔阂，且供给部技术研究社成就突出，或有树大招风之虞。这些潜在的问题都有可能激化……

综合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约略知道，身为知识分子的熊大缜当时所处环境的危险指数是多么高。不管是冀中军区的“组织”还是个人，都对他的生存构成很大威胁。通常情况下，一个拥有防范意识的人，倘若发现生活中的危险因素，会有意避之或加以化解。但熊却全然没有防备。实际上叶企孙曾提醒过他，当他得知熊大缜很快提升为供给部部长时曾在日记中记述道：“缜弟去冀中任供给部部长时，予即以为彼在区中无可靠、素来相熟的，而且有见识的朋友，而即膺此重任，恐无好果。”但是，熊似乎没有留意老师的告诫，他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在这样险恶的背景里越发活泼地跳动着，活跃着。但是，他也为自己的透明和纯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熊案既立，随之而来的便是悉数清洗来冀中的知识分子。张方、李猛、李广信、胡大佛、阎裕昌、刘维、刘云等全部被抓，随着逼供的加剧，牵扯进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竟有一百五十余人之多。

在严刑拷打面前，一些人的灵魂被扭曲了。那个有着宽大身躯的刘维，为了少受一些皮肉之苦，他放纵了自己的想象力。“据李广信说，这个案件被扩大的罪魁之一是刘维。没有的事，他在瞎说。许多人都是由刘维的瞎说，被牵连上的。事情越闹越大，范围越搞越宽。”（《敌后军工生活回忆》）。刘维明明知道叶企孙的真实身份，知道王崇植和王绥青与他是多么不同，但他却把叶企孙与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搅在一起，说叶企孙是这个特务组织的头头，而熊大缜就是叶企孙派来冀中的cc特务。

刘维的“证词”应和了某些人的判断，“熊案”当立，铁证如山。要撬开熊大缜等人的嘴巴，打掉他的牙齿来换取坠在胸前的奖章——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对熊大缜的逼供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熊大缜终于忍受不住酷刑，承认自己是cc特务，承认叶企孙是特务头子，承认他来冀中的目的是分化瓦解八路军……

但熊大缜至死都保持了一定的底线，没有再牵连其他任何人。

在冀中被捕的平津知识分子，几乎全受到“逼、供、信”的折磨——

天渐渐明了。我们被押到一个村子里休息。我这时见到了李猛。他穿一件旧衬衣，也剃了光头。屋里不许讲话，我们只是对着看看。

隔了一会儿，我去厕所，正碰上李猛也在那里。他小声对我说：“我是在冀中被关押的，受过多次严酷的拷问，硬逼我承认是国民党。我只好承认了。”

“没有的事，你为什么瞎说？”我对他这种不符合李猛日常形象的态度很不满意，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

我和李猛是中学同学。我去山东济南大学后，每次回北平总和他见几次面；我到燕京大学后，又和他同住一间宿舍里。他的喜、怒、哀、乐我是清楚的。我当然知道他是不会参加国民党为蒋介石卖命的。为什么现在在“逼、供、信”的情况下，他就胡说起来，将没有的事说成“有”呢？他虽然没有“胡攀别人”，但我对他这种不实事求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也很不满意。

到了阜平县城南庄附近的一个小村子，又将我们关押起来。大概房屋太少，加之要审问的都审问过了吧，关押时将我和李猛、李广信、门本中（阎裕昌）、那个技术研究社里的姓毛的，和几个与“熊案”无关的人，一起关押在一个屋子里。这屋子一半是炕，可以睡四五个人；另一半是平地，铺上些茅草，也可以睡三四个人。屋角有个小便桶。此外什么也没有。

我通过和李猛、李广信等的小声交谈，知道这案子里的大部分人是在冀中被扣押的。和熊大缜接触过、有过来往的一些人，特别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和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人员，差不多都被牵连上了。被关押以后，一般都受过“逼、供、信”性质的拷问。李猛和李广信：一个是平津来的学生，又担任过供给部的秘书长；一个是熊大缜的同校同学，又是技术研究社的工作人员，当然成为审问的重点……（《敌后军工生活回忆》）

冀中锄奸部似乎对“逼、供、信”的手段充满了迷恋。或许其中有些人受到过国民党反动派的刑讯逼供，受过老虎凳、辣椒水、竹签插、铁板烧等非人的折磨，或许这些手段使他们害怕过恐惧过，因此才会对这些中世纪的刑狱手段充满信任和期待。而真正的革命者从来不畏惧皮肉之苦，也从来不会被征服。现在锄奸部的审讯者们将这种手段集中用在了熊大缜身上，将他打得遍体鳞伤。此时正值日军大扫荡，熊大缜已经不能走路，这给锄奸部制造了很大的麻烦，战士们轮流用门板抬着他，从冀中一直抬到冀西，最后又回到唐县。

躺在担架上的日子里，熊大缜以仰望苍天的姿势完成了自己的“天问”。这是一部永远发表不了的作品，它在熊大缜的腹内上下翻滚，像潮水撞击堤坝。想想自己放弃留学，推迟结婚，冒着生命危险来冀中抗日，一年来筚路蓝缕、殚精竭虑创立技术研究社，改造修械所，为战士制造枪炮子弹，筹来钱财保障部队的衣食住行，出色地完成了军区交与的各项任务，谁料到头来却被扣上国民党特务的罪名，棍棒交加苦苦相逼，欲置死地而后快，他不明白这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他想不通。

他的眼眶里流淌的不是泪，而是血。

躺在担架上的日子里，熊大缜常常会想起自己的恩师。他觉得对不起叶先生，他是那样一位品德高尚的哲人，一位纯粹的爱国主义者，一位自己最敬重的人，但自己却把最污秽的脏水向他头上泼去。所幸他老人家远离冀中，锄奸部奈何他不得。学生如此行事，实属无奈。有朝一日冤案解除，若见到他老人家一定负荆请罪，求他宽宥……

他坚信自己是无罪的。躺在担架上，仰望苍穹，心里总回响“仰不愧于天”这句话。他渴望活着，只有活下去，才可能证明一切。生性乐观的他总心存希望。他生性爱美，即使为阶下囚，他也请求战士每天用技术社自制的肥皂把毛巾洗净让自己擦脸。他甚至要求找来理发师，剃掉自己的一大把胡子，这把胡子完全是为掩盖自己的年轻和稚气而留的，他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实际年龄只有28岁。但现在似乎多余了。他想还自己本来面目，让一张英俊的面庞平静地面对春天的太阳。他更想医好自己的双腿，让自己的好脚力重新回来，即使不再当部长而去当交通员，就像叶先生的交通员张瑞清那样，以一个足球运动员奔跑的姿态跑遍冀中每一个角落。他还想还自己另一个心愿，就是劫难之后立即补习一下有关共产党员的基础知识，争取早日入党，以免再犯常识性的错误……人间四月天，厚德载物地，担架上的梦想，使本来凄风苦雨的行程有了几许亮色……

熊大缜在等待曙光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