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进清华园以后的几十年间，叶企孙除了扮演诸多社会角色外，更多的时间还是以传道授业为主，以教师为本职工作，且深为学生所爱戴。

请听听在《一代师表叶企孙》一书中他的学生们对他的赞语——

钱三强（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

叶先生在1933年给我们班讲热力学。热力学是一门比较不容易懂的课程，加之他有上海口音，而且有点口吃，但这些并没有妨碍他把热力学这门课讲好。他把基本概念讲得非常清楚，在那些重要而关键的地方，不厌其烦地重复讲解，直到学生弄清为止。他上课时有参考用书，但从来不按书上的内容宣读，他在两三年之间给不同班次讲热力学，每年所举的例子几乎不重复，因此有时叫我们借看前一班同学的笔记。1948年我回国在清华任教，借住在叶先生家中，我才发现他备课非常认真，几乎都是用热力学最近发展方面的例子来作讲课内容的，有点与国外高水平的教授讲学相类似。虽然他回国后发表的研究论文不多，但他教课的过程，就是他吸收国外最近研究成果并发挥他自己见解的过程。至今我们这些老学生们谈起来，仍觉得叶先生的独创性的教育给我们留下的印象是很深刻的。

王大珩（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八级毕业生）：

听叶企孙先生亲自授课是在三四年级。他为我们讲热力学、气体分子运动论和统计物理。叶先生因患口吃讲话很慢，但言辞简练，重在引导学生理解物理概念，循序而进，真是循循善诱。他学问渊博，讲课内容从容选择，同一课程，同一原理，前后年级所讲内容及例证皆不同，但异曲同工，都能使学生对物理规律有正确的理解，并在应用上有所启发。从学习物理概念，辩证地理解物理规律，我从叶师处得益殊多，以至我后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内涵地在效法叶师的思想方法，也使我在新中国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及矛盾论作为科学观点和方法易于贯通，并联系实际。

钱伟长（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

叶老师口才不好，而且口吃，还带有上海口音，但讲课的逻辑性很强，层次分明，讲物理概念的发展和形成过程特别深入，引人入胜。叶老师不论在学校的行政工作多么繁忙，但每学期都要讲一门课，我在4年中就听过叶老师讲的热学和热力学、光学、声学和近代物理。他在其他班次还讲过物理学、量子论、原子光谱学等课。在1939年春季我从北京到达昆明西南联大时，叶老师因为要到重庆接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把物理系二年级的热力学讲课任务交给了我，我在1933年听过叶老师的热力学的课，自以为学得不错，满口应承了下来，他同时也交给我有关五堂课的讲课（叶已讲过两堂）笔记，以便接课方便。但在叶师离滇后，我仔细按叶师的笔记备课时，发现讲的基本原理虽然还是熟知的热力学的第一第二定律，但所引实例完全是有关金属学的热力学性质，这是我所始料不及的。我在1933年学热力学时，所有的实例都是气体定律方面的，如理想气体定律、范德瓦耳斯方程、临界状态和气体的热力学函数等，这是反映了30年代前期，气体状态问题、蒸汽动力问题是当时工业中的热点问题，所以，不论在物理系的热力学、机械系的热工学，还是化学系物理化学等中，都重点讲气体问题。但在30年代后期，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金属学发展很快，金属的热力学性质有了长足的进展，虽然热力学作为基本物理定理，没有太大变化，但其应用重点业已转到金属学方面去了。叶老师博览群书，他把金属学学术期刊上的最新发展中利用热力学定律的富有成效的部分，吸收入了讲课。叶师这份不到十页的讲稿，对我教育很深，使我体会到做好一个大学教授很不容易，每年虽讲同一门课，但应该随着时代改变基本理论的应用范围，使一门基础课一定要跟上科学发展的时代步伐，经常阅读大量有关科技的国际期刊，消化吸收到教材中去，才算尽了教授的讲课责任。这使我一辈子有了讲课的指导原则……

胡宁（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级毕业生）：

我于1935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听他讲热力学课，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不带讲稿，在黑板上写的字和公式也不多，他话说得很慢，部分原因是他稍有些口吃。他慢慢地讲解课的内容，斟酌着每一句话里每一个字，在讲课的同时不断地对他所讲的物理问题仔细地分析和推敲，就像他也是和我们一样初次接触到这个问题，听课的同学也自然地受到他的感染而跟着他一起思考。当叶先生每次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或导出一个重要的公式时，我们都有像是首次共同发现这些结果那样的新鲜感，他的讲解总是非常清楚并且重点突出，有时他站在窗前无言地思考一段时间，同学们也都鸦雀无声地等待着。叶先生为我们“十级”同学开的课程特别多，按先后次序这些课是中级热学、热力学、理论力学和气体分子运动理论，偏微分方程是热力学课所用的最多的数学，但听叶先生讲热力学并不使人觉得讲了很多数学，相反，我关于偏微分方程的主要概念却是从叶先生的热力学讲课中得来的，现在过去了40年，叶先生所讲授的热学和热力学课程内容仍深刻地留在我脑子里。在理论力学课上，叶先生曾经谈到怎样对待做习题的问题，他说拿到习题看了后想一下，先理解解决的问题，再经过考虑知道怎样去解就行了，不必做很多的习题。我的理解也是如此，习题的作用只是帮助我们更深地理解课的内容，听课并不是为了做习题，做难题更不必要。在生活中真正遇到的难题是实际科研中遇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需要一个月或半年才能获得解决。相比之下，通常教科书中的所谓难题，只不过是一种计算游戏而已。一个会考试或会做习题的人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物理学家，这是我在大学读书时听到叶先生和其他老师经常强调的话。实践也证明这话完全是正确的。叶先生所讲授的“分子运动论”是牛顿力学应用于气体内分子运动的重要成果，英国人在这方面作出很多贡献，他们自豪地称气体分子运动论为19世纪英国上空的彩云。这类课，现在一般都是由理论物理教师讲授的，而叶先生作为一个实验物理教师，却在讲课中显示出对理论有很深的修养，讲得既生动又有启发。他在讲完一个课题后总是指给我们有关的参考，使我们感到像是被叶先生引进一个胜境之中，看到里面很多美的东西，但是更美的东西还在更里面。叶先生只是指点一下，要让我们自己进去探求，这种启发我们进一步追求真理的身教和引导，是叶先生教学思想中最宝贵的部分。

唐正寅（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二级毕业生）：

1936年秋我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时叶老师的大名已如雷贯耳，听人说他坚持原则，不讲情面，不徇私情，厉害得很。1936年上热力学第一课时，终于见到了这位伟大的人物了，中等身材，长方脸，口齿伶俐，偶尔有点口吃，脸上总是带着笑容，看样子却是挺和气的。他讲课有几个特点：1.难以理解的地方着重讲，反复讨论或写出有关参考材料；易懂的地方一提而过或让学生们自习；2.讲解艺术高超，深入浅出，比喻恰当；3.联系实际，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比如讲到温度计，他就提到温度计的玻璃管，事先一定要进行老化过程，以及怎样进行老化；4.批改作业及试卷时特别仔细，若学生证明某些公式不采用通常的方法而运算又简洁时，就多加分，并记下这个学生的姓名，日后常约见谈话鼓励，进行个别指导。

胡玉和（清华大学物理系第十二级毕业生）：

叶先生讲课有经验，对于一些抽象概念，深入浅出，细致讲解，务使学生正确理解。他精选教材，有条不紊，两个学期的课程把内容颇繁的热学及热力学课程全部讲完。他的板书工整，易作笔记。叶先生重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的能力；他给的习题或试题不一定非常难，但需要用心思考，概念正确，计算敏捷，才能获得满意结果。

黄祖洽（清华大学1948级毕业生）：

叶先生在我大二时教我们电磁学，大三时教过物理理论和气体分子运动论。他讲课注意讲清基本的物理观念，启发学生自己思考，对学生的提问常常能够因势利导地使问题深入和变得更有意义，同时总是介绍合适的参考书给学生阅读，记得在讲气体分子运动论时，他因我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就介绍我仔细阅读boltzman的原著，他的这些指导使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得益匪浅。

龙期威（清华大学1949级毕业生）：

我们班非常幸运，在学期间，曾经有3次机会聆听叶老师的授课。第一次是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一年级下学期。由于当时郑华炽教授北上筹备复校，他留下的普通物理课便由叶先生代授。他真是什么课缺人教，他就教什么。叶先生讲课经验丰富，采用启发式，不断在讲课中把问题提给我们，启发我们思考，吸引我们的注意力，然后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解释，使我们印象深刻。后面两次授课就是二三年级时分别给我们讲授了“物性论”和“分子运动论”。

连续介质力学本来应该属于物理学的范围，与材料技术和工程能很好地衔接。朗道和粟弗席兹著的《理论物理教程》的第五卷便是这个内容。在我们当时物理系的正规课程计划中没有这一门课程。我们物理系的学生要在后来的工作中涉及弹性理论或流体力学，必须从头学起。叶先生给我们开的“物性论”正好补充了上述不足，使我们后来在金属的位错和断裂等力学性质的工作中有了起步的知识。譬如叶先生当时给我们讲了臂梁的问题。我们在1976年便应用位错理论计算了悬臂梁裂纹的应力强度因子。后来更发展到探讨位错在裂纹顶端范性区的分布。

旧制的物理系不设统计物理课程。这门课当时是研究生的课题。叶先生考虑到长远的需要给我们开了“分子运动论”课程。这门课也给我们离开学校之后学习统计物理打下基础。统计物理的知识对我们搞金属这一行的人很有用，无论是合金、相变、缺陷、扩散和力学及物理性质，均需用到它。

刘广均（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级毕业生）：

我在大学时读的热力学课是叶先生教的，叶先生讲课深入浅出，非常精辟，使我终生受益。叶先生平易近人，慈祥可亲，关心同学就像关心自己的孩子一样，使我们终生难忘。下面几件事使我印象特别深。

当时各门课用的参考书，大部分是外文的，书中不提我国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热力学第一堂课，叶先生讲的内容就是中国在科学上的发明创造。我第一次听到张衡、沈括等古代科学家的名字，知道了有《梦溪笔谈》等古代科学著作。这使我眼界大开，感到自己对祖国科学知道得太少了，后来我还专门去买了一本《天工开物》。叶先生讲课深入浅出。热力学是比较抽象的，特别是熵的概念，很不容易掌握。那时是1950年，不可逆过程热力学的概念刚刚出现，因此把熵的变化分为系统内部的熵产生和与周围环境的熵交换两部分这种讲法还没有普及。但是，叶先生当时的讲课就使我们明确认识到，一定要分清“系统内部”和“周围环境”，这样对熵的理解就深入了。我记得这一问题当时引起同学们很大兴趣，很多同学在班上学习园地墙报上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纪英楠（1950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入校生）：

我是1950年考入清华物理系的，由于院系调整，1952年转入北大物理系，虽然在1953年有幸听过叶先生的课，但此外接触甚少，也许是和叶先生接触最少的学生之一。但尽管如此，先生严谨的学风，对学生严格而又亲切的态度，是我终生铭记难忘的。

……

三年级时才有幸聆听先生的讲课。记得那一年，长袍忽然在学生和一般人中绝迹，大家开始穿短装，但叶先生还是身穿长袍，加上总是面带笑容，更增加了恂恂儒雅的风度。对学生，他是一位慈祥的长者，讲课、答题都是那么亲切和蔼，使大家如沐春风。当时，先生担任的是几何光学，每周只2学时，用drude的书，内容精练，薄薄的一本，先生讲起来当然是轻而易举的。但先生每次总是认真准备，讲起来既突出主要内容，又旁征博引，有时还介绍一些有关的物理学史，大家因为平时消化得好，都觉得这门课没有什么困难。当时我有一种想法，觉得物理不同于工程，主要是掌握“物”之“理”，对计算不太重视，恐怕有这种想法的人不止我一个人。这次考试觉得所有的题都会做，最多这里那里有点计算错误，无伤大雅，因此自己比较满意。结果考卷一发下来，大吃一惊，成绩比自己估计的低了二十多分，全班成绩也都不高。一看改得很仔细的考卷，才知道计算错误被扣了许多分。这时叶先生告诉大家几何光学的内容是光学系统设计的原理和计算公式，光学系统的要求是很精密的，如果计算错误，岂不是设计全都白费？如果是实际工作，就会造成很大损失，因此对于数字计算也要认真对待。又进一步指出，要能分析什么地方误差影响大，例如有的公式，分母是两个相近的数目相减得到的有效数字位数很少的数，如果这里计算有误，就可能给分式造成很大的误差，因此对运算过程、有效数字等都应特别慎重。大家对此注意不够，所以才对计算错误狠一点扣分，使你们对此有个深刻印象。这件事确实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在毕业后几年的教学及其他工作中，无论是对自己的工作，还是对学生的要求，我都常常想起叶先生的教诲。所以这件事使我受益远远超过对待几何光学本身，实际上是教育我们对待工作、学习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又教会我们有用的学习方法，对我说来，是觉得终生受益的。

陈佩云（北京大学物理系1964级毕业生）：

先生学识渊博。除物理学，尤其是磁学知识极为精深外，其他方面的知识也相当广博。他的英语水平很高，在我们接触他的过程中，他看英文文献从未查阅过字典。他说话有点结巴，可念英文却非常流利，从不打结。有一次我碰到一个英文生词，翻遍了系里的图书馆的辞典也未查到，就求教于他。他说：“这是物理学的新名词，字典上是没有的。”说着就指指桌子上那本一尺厚的《英汉大词典》：“这是最全的词典了，也没有。”接着他从上下文猜到了那词的含义，鼓励我找有关资料探讨。当我们问他会几国文字时，他谦虚地说：“不多，三种。俄文还不会，可是俄文文献很多，以后要学。”他的德、法语是自学的。他说：“我的法文是向一位法语系同学学的。我们上大学时可以自由选同室同学，我和那位法语系同学住一室。你们也应当交一些文科的朋友。”

钱伟长（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七级毕业生）：

第一次见叶老师是在叶家。出乎意料，叶老师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位西装革履的教授，而是一位身穿灰色长袍，脚上穿一双布鞋，身材不高的和蔼长者。说话有些口吃，一听见我的诉说，就安慰我，说不要着急，你这点要求可以慢慢研究，当听说我的数学、物理考得不好时，就鼓励我说，听说你的文史考得很好，如能学好文史，只要有决心，同样也能学好数学、物理。他还举例说学《史记》就要弄清为什么司马迁要用“志”、“本纪”、“列传”这样的体系框架来描写这一段社会历史的发展，司马迁用了叙述代表人物的方式来反映这一时期的社会兴衰盛亡的内涵，用“太史公曰”来总结评论某一人物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读史贵在融会贯通，弄懂它，不在于死背熟读某些细节。学物理也是一样，也是重在弄懂，不要死背公式，熟记定律，懂了自然就记得，会用心就肯定忘不了。所以，能学好历史，同样也能学好物理。他这场谈话，使我学物理的信心倍增，而且也是从此以后，学习各种科学的指导方针。

这是一份长达半个世纪的赞语。从1924年起，到1965年止，叶企孙以一个教师的身份完成了他与祖国签立的科教救国的承诺，而且自始至终从不懈怠。在这五十多年中，不管是身居要职，还是一介布衣，面对学生，面对讲台，他总是兢兢业业，没有因权力而销蚀过志向，也没有因苦难而磨损过斗志。凡是他教过的学生，不管是共和国的科技元勋，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技术员，内心深处都会回响着叶师留传给他们的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呼喊声，并且终生都会像叶师那样为祖国服务，为祖国科学春天的早日到来尽心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