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剑谱就是“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应该算是上个世纪中国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

“教授治校”公认的创始者是蔡元培。1912年10月24日，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颁布了《大学令》22条，其中明文规定，大学设评议会和各科教授会，审议全校各科教学和其他重要事件。蔡氏的贡献就在于用法令政策的形式将教授的主体作用凸显出来，使之更加贴近教学规律。后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才有机会在实践中推行这一主张。1920年，北大设立评议会、行政会议和教授会议等组织。评议会负责立法，行政会议负责行政，教授会议负责学术，均采取民主议事。三会成员多由各科学长（系主任）和各科教授组成，参与校内重大校务活动，审议各系课程和学术评定等等。但北大的“教授治校”因蔡元培的离去而搁浅，它的贡献是为中国教育史奠定了一个伟大的开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然而，“教授治校”的真正集大成者是清华大学。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用平静而客观的心态去追寻清华大学“教授治校”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将这一粒火种引入清华的人却是曹云祥。

曹云祥是1922年4月来到清华的。较之以往的长校者，他初始是以改革家的面目亮相的。和前任金邦正的保守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刚入校，就接受师生建议，成立“调查委员会”，在清华园作了一次相当广泛而又深入的调查，并根据调查得来的意见逐项落实，颇得广大师生激赞。他先组织了一个“协作委员会”，专司讨论全校应兴应革事务，委员会成员包括华人教员代表、职员代表、美国教员代表、中文部代表和学生会代表等，在这个协作委员会里，教师的份额占有很大的比重，因此“教授治校”的热情曾一度点燃。

继北大之后，“教授治校”在南开大学率先得到响应，张伯苓也搞了评议会，将“教授治校”的精神援引其间。紧接着就是清华，曹云祥的“协作委员会”，就是“教授治校”精神的火星，而且这颗火星饱满而富有能量，它一旦被点燃，就无法被熄灭。

事实上，这颗火星有些烫手。在某些时候，它还变成了烫手的山芋。

或许是长校者的敏感，当张伯苓发现评议会有尾大不掉之感时，很机巧地将教授的人数缩减，而使别的人员激增，这样这颗火星就只有些许温暖而不至于烫手了。但曹云祥忽略了这一点。清华园的教授权力渐渐做大，终于隆起一座具有独立意志和思想的峰峦，当它真切地矗立在清华园里的时候，当曹云祥要贯彻自己意志，行使自己权力的时候，又觉得它委实有些碍眼了。

曹云祥在美国学习7年，在欧洲又当过外交官，他知道“教授治校”的母本来自德国，这个洋人的玩意之所以能在西方兴起，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因素。而在中国，突兀而起的一道“教授治校”风景，和周围的背景却难以谐调了。

因此，在后来的时段里，曹云祥很少提协作委员会，他只开校务委员会议，通过校务委员会来决断学校的重要事务。

但是，那颗火星又燃烧起来了，特别是去张之后，清华园里的师生联手掀起改造清华运动，明确提出要真正实行“教授治校”等一系列改革要求，曹云祥心里清楚，这颗火星到底还是烧了自己的手。

如果认真翻阅中国的近代史，就会发现一个奇异的现象，所谓的民主和自由，历史上曾经存在过，不过它的范围只限于中国的高教界，存在时间也如白驹过隙，瞬间而已。1925年3月12日，当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至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时，一些学生自发地去中山公园参加追悼大会，却无端受到校方的阻挠，校长杨荫榆更是引来军警弹压，因此激起师生公愤，学潮一时爆发。鲁迅、钱玄同、马衡、沈尹默等发表支持学生的宣言，以后又相继掀起驱逐杨荫榆和教育总长章士钊的活动，竟然全部奏效。那时驱逐校长、罢免校长、抵制校长之风屡屡兴起，又屡屡奏效，因此可见民主自由之风乃一时之盛。

在这样的背景下，曹云祥也不敢敷衍塞责。

当他与教授们直接相对的时候，他才切实看清了梅贻琦身后原来有那么多的拥戴者，而其中坚力量，就是以叶企孙为首的清华少壮派。

如果说，在曹云祥隐秘发动去张之役中，参加战争的教授队伍分三等，而叶企孙、吴宓就是没有个人私欲的那一等，有些被挟裹加入的意味。但是，当去张的大幕落下，幕后的各色人等露出本真的面目之后，叶企孙和吴宓同时又觉有被人利用之感。特别是叶企孙，通过这次事件，他显然成熟许多。梅贻琦在《清华周刊》上公开自己的观点后，叶企孙明白了梅师何以一反常态。因为它事关清华的未来。对一个学人来说，这就是最大的政治，就像一个农民的政治就是他每年的收成一样。而一个学校亦如是。叶企孙原来散淡政治疏离政治的想法得到了矫正，于是，在他的“七号饭团”的饭桌上，有关清华的改革与设计便就着饭菜让人咀嚼起来。常常是辨析与筋肉相扯，激愤与吞咽相连，激烈时，那更是唾液与菜屑齐飞，面红与耳赤一色了。有时争论累了，有人便拿着碗碟击打，唱起昔日在清华学堂时的吃饭歌：

铲子镪镪铃儿铛铛，全体学生来到食堂。

鸡鸭鱼肉烩炒一盘，大家举箸杯盘尽光。

嗷嗷饭桶来远方，嗷嗷饭桶来远方。

饭菜未剩口尚张，因为要饱必须抢。

你抢，我抢，因为要饱必须抢……

后来这支歌被改为“七号饭团歌”，而且唱时花样翻新，有时一人领唱，众人应和，或者变个花样，众人合唱，待到高音时，由赵元任独唱，给他一个出风头的机会。等到曲终人散，那就是争论的结束，饭菜进了肚里，意义留在心里。

就是在“七号饭团”的饭桌上，大家清晰地看到了清华的未来，若要建设一个干净的学术的清华，就必须吹来民主和自由的空气。不要官僚，不要学阀，不要党人，要真正做到教授治校，这就是他们内心的主张。在这样不断咀嚼和消化的时光里，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生长出一种坚硬的价值判断。在对清华园内一遍遍睿智的巡视后，他们终于把目光锁定到梅贻琦身上……

1926年3月，清华园制订出《清华学校组织大纲》，设立“评议会”和“教授会”，真正实施“教授治校”。

而“教授治校”的第一项成果就是，教务长不再由校长指派，而改由教授会公选。

1926年4月19日，改制后的教授会召开第一次全体大会，公选教务长和评议员，在47张有效选票中，梅贻琦获得了33张，当选为教务长。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例由教授行使权力选上的教务长。

这样，梅贻琦就从无物之阵中翩然走出，来到曹云祥的面前。

而这个结果，自然是曹云祥最不愿意看到的。

但是，它到底还是来了。

在梅贻琦当上教务长之后的日子里，曹云祥内心深处的失败感一直深深地存在着，就像人体内的结石，平时看不出来，但会突然发作。那种痛感尖锐而持久。这是无法治愈的痼疾，一直到曹云祥离开清华园，他和梅贻琦的关系也没好过。

梅贻琦任教务长之后，便把工作重心放在课程和教学改革上，在评议会和教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废止张彭春的不分系计划，大学部建立学系制度，分设国文、西洋文学、历史、政治、经济、教育心理、物理、化学、生物、农学及工程11个学系，采用美国流行的初级大学办法，第一年不分文实，各系学生，一律实施通才教育，第二年起进入专业领域。

梅贻琦在解释这一课程安排时说：

清华大学学程为期四年，其第一年专用于文字工具之预备，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普通训练，其目的在使学生勿囿于一途，而得旁涉他门，以见知识之为物，原系综合连贯的，吾人虽强划分，然其在理想上相关连相辅助之处，凡曾受大学教育者不可不知也。学生第二年以后，得选定专修学系，以从事专门之研究，然各系规定课程，多不取严格的限制，在每专系必修课程之外，多予学生时间，使与教授商酌，得因其性之所近，业之所涉，以旁习他系之科目，盖求学面贵乎专精，然而狭隘之弊与宽泛同，故不可不防。（《清华周刊》，第426期，1927年12月23日，第667-670页）

梅贻琦任教务长之后，筹建物理系的担子自然就落在了叶企孙身上。

物理系此时共开21种课目，包括高中物理学（不计学分）和大学部的普通物理学、力学、电磁学、光学、理论物理学大纲、热力学、微子运动的物质论、力学声学热学分子物理实验、电振动及电波、物理学史、中学物理之教材、电动学、电子论、相对论、近代物理、近代物理实验、物理仪器制造、物理问题讨论、特别实验问题、理论物理学自习、特别理论问题。这些课程山一般压在叶企孙身上，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他每天必须在教室和实验室工作十多个小时才能完成当日的工作量。

开办之初，物理系仅有两个教授、一个讲师和两个助教。梅贻琦任教务长之后，系里的教授仅叶企孙一人而已。而一些课讲师和助教上起来有些勉为其难，于是，大量的课程便压在了叶企孙身上。回忆这段初创时期，第一届毕业生施士元先生说：

旧中国的清华大学物理系，凝聚着叶先生的心血，这个系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1925年秋，我进入清华物理系时，物理系刚建立起来。当时，物理系是在清华园中的大礼堂西南几十米处的科学馆里。科学馆墙上爬山虎，叶色青葱，有几处露出红砖青瓦。二楼有几间办公室，叶先生的系主任办公室是在东边，我第一次见到叶先生时，他正好坐在一张转椅上。他道貌安详，一望而知是一位忠厚长者。我本来在化学系想转到物理系来。他看了我，知道我早已做完了一年级物理的习题。他莞尔点头，这样，我就进了物理系。当时系中有教授一人，助教三人，讲师一人，工友一人，教职工学生正好十人。助教是赵忠尧、施汝为、何增禄，讲师是郑衍芬。

叶先生亲自上课。他担任的课与学生同步升级。我在一年级，他教一年级的普通物理。我升到二年级，他教二年级的电磁学。我升到三年级，他教三年级的光学。我升到四年级，他带我的毕业论文。他给我的毕业论文题目是证明空间量子化的实验。当时用的教材是美国大学里的通用教材。叶先生教课很认真。遇到难度较大的地方，他进行重点解释，有时提问启发学生思考。他有点口吃，但这不影响他的教学效果。他强调多做练习题，书上习题有答案时，学生可以自己校核。我们做练习题一般都是独立进行，没有教师辅导，即便遇到难题，苦思长久不得其解，但当求得其解时，恍然大悟，理解就更为深入……（施士元《叶企孙先生二三事》，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57-58页）

事过累年，沧海桑田。已进入暮年的施士元先生在回忆受教叶师门下的往昔情景时，仍激动不已。多少年过去了，那苍绿的青黛间偶露细节的科学馆，那些响彻着叶师上海口音的一间间教室和实验室，那些被叶师沉静目光注视过的大学生活，还有年轻的叶师青涩的爱情故事等等，都被他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珍藏起来。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受叶师的指引，施士元远赴法国进了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并获得博士学位。留学期间，施士元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受叶师之托，为清华园同时也是为中国购买了第一克镭。归国之后，施士元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在这里，他教出了后来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人”的吴健雄。吴健雄无疑是知道叶企孙故事最多的人。施士元的珍藏方式是以口头流布的形式把叶师的故事传承给后学，吴健雄就是他最忠实的倾听者。

叶企孙非常重视学生的动手能力，重视实验室工作。建系之初，他曾高薪聘来一位德国的技术工人，用于配合实验室的工作。后来他在师资尚缺的情况下又在本院找来一位工人放在实验室，并将其破格提拔为学校职员。叶企孙上课时，常常是他在讲台上讲，职员在一边为大家做实验演示，相互间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这位职员叫阎裕昌，后来，他由叶企孙送上抗日前线，是清华园里教职员工中第一个直接牺牲在敌人刺刀下的烈士。

王大珩，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三届学生。所谓“珩”，乃大器也，是一种颇像古之乐器磬的玉佩；另一种解释就是“珩磨”，一种精密的加工方法。不管哪种解释，都会让人产生“玉不琢，不成器”的联想。既然是大号的玉器，必然和别具一格的打磨有关。或许正是因了他名字的关系，王大珩投师叶企孙门下，对叶先生的打磨方法自然印象深刻：“我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叶企孙先生常这样讲：就是不能给你们好的东西用，就是要逼你们学会自己动手。开始我们也不理解，一个个被逼得手脚并用的。最后怎么样？到底都练出来了！我也是直到毕业以后，才越来越懂得动手能力对一个学物理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现在，即使给我一堆废铜烂铁，我也能想方设法把它凑成个像样的东西来！”

王大珩后来被科技界称之为中国的“光学之父”，被称之为中国精密机械事业、仪器仪表事业、现代计量事业的奠基人，但他始终没有忘记打磨自己的恩师叶企孙先生——

王大珩很早就从父亲那里听说过叶企孙先生，由于父亲对叶企孙先生十分推崇，王大珩也一直在心里对叶企孙先生怀着敬仰之情。到清华报到的那天，王大珩看到一位先生很认真地逐一对准备入物理系的同学进行面试、核查，很多想进物理系的同学都被他劝阻了。他总是先查看分数，分数高的只简单地问几句就办手续了。看到分数不合适的，他就很和蔼地告诉面前的同学学物理会面临许多的困难，不仅修完全部课程很难，毕业后也不容易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很多人听他这样说过后就自动放弃了，有个别的不愿意放弃的同学怀疑问题出在自己的分数上后，就死活要求先生据实相告自己的考试得分，但那位先生却从不说出分数来，只是一再劝说，很明显，那位先生是不愿意伤害任何一个学生的自尊心。当有人悄悄告诉王大珩，那位先生就是叶企孙的时候，王大珩在一旁默默地观察着叶先生。叶先生一副文质彬彬的学者模样，说起话来有些口吃，但眼睛里显然有一种聪明的灵动在不停地闪烁着。轮到王大珩的时候，王大珩的心里紧张极了，他生怕叶先生会拒绝自己，不同意自己进物理系。待到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叶先生面前时，紧张得简直连话都说不利落了。没想到叶先生查看过分数后，只深深地看王大珩一眼，什么也没问就让王大珩办手续了……（《光魂》，马晓丽著，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版，第54页）

在王大珩的传记《光魂》里，还有一段答问。有记者问王大珩——

在您一生中，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大？

王大珩：叶企孙，叶先生。

他对您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治学方面？

王大珩：不！不仅是做学问，更重要的是做人。

做人？

王大珩：对，做人！叶先生做人真诚正直，不瘟不火。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从不哗众取宠，也绝不趋炎附势。

您最钦佩叶先生的是什么？

王大珩：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己的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

历史无法复原清华大学物理系初创时期的一幅幅画面，但我们会借助王大珩先生的话把追寻的目光定格在一张凝重专注的面容上。这是叶企孙惯常的表情。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古朴厚重的民族责任，一种纯粹的爱国情怀，构成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羽化成蝶、生命寄之的图腾。那时的叶企孙仅仅二十七八岁，却拥有了目光深邃的眼睛。在这双目光的巡视下，物理系建起了一个个试验室，买来了一件件精密仪器，完善了各种教学设施，使教学工作进入了正规阶段。

贾连亨是1927年4月到清华物理系任实验员的，1931年2月被叶企孙和吴有训先生推荐到北平鹫峰山地震台，成为我国地震事业的创始者之一李善邦先生的唯一助手。他在回忆初创时期实验室工作时说：

那时讲大课的课堂是个阶梯教室，紧挨着科学馆北墙，有6层阶梯，每排好像是16个座位，讲堂上的讲桌很长，约8-9米，讲课时要做演示实验，演示仪器很多，摆满讲桌，是由阎裕昌操作、演示的，他原先是梅先生的勤杂工，旧社会称为“听差”，他很勤劳、聪明，肯学习钻研，叶先生把他安排到实验室培养他，他很快就掌握了技术，叶先生就破格提拔他为实验员，辅助讲课。学生在堂上弄不懂的常在下课后围到讲桌旁的仪器旁问他，他都能帮助学生弄明白，所以学生们都很尊敬他，叶先生教导学生尊敬他，不许叫他“听差”，所以学生们都尊称他为阎先生。我刚到科里时，梅先生叫我跟他学，我就跟他学，较快地熟悉了演示教学辅助工作……（贾连亨《关于叶先生的往事回忆》，见《一代师表叶企孙》，第72页）

王淦昌先生对叶师特别重视动手能力感受颇深，他说：“叶师非常重视实验室的建设，我们三四年级的实验仪器设备都是我们进校后才逐步制作、购置的。他很重视学生们的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鼓励学生既动手又动脑，形成一种风气。他在系里设立工厂，要求学生必须学木工、金工和机械制图课，他在教我们热力学时，要求我们学生每人做一个温度计，他既讲测温度原理，又讲制作温度仪器的技术关键。系里的仪器设备很缺，由教师带领学生自己动手制造，这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学理论与动手实践紧密结合的办学作风，对我们青年学生产生很重要的影响，我们在日后担任教学工作和系主任时，也沿用了这一套作风。几十年后的今天，回顾人才培养的效果，感到这种作风是值得倡导的。”

大概是为了纪念物理系初创时期这段不平常的日子，1926年初夏时节，在叶企孙的提议下，物理系全体教职工在科学馆门口合了一张影。叶企孙身着白色西装，打着红色领带，面带微笑地看着镜头。照片上共10人，前排5人，后排5人，他在前排居中，在周围清一色长袍穿戴中间，他显得有些与众不同，惯常谦和的面容上第一次有了踌躇满志的神色。梅贻琦站在他的身旁，同样微笑着凝视前方。他这时已经离开了物理系，已是领导身份的他，脸上流露出满意的神情。

梅贻琦和叶企孙并肩站在1926年的春天里，向着眼前的清华园，脸上绽露出共同的笑靥。他们联手创造了清华的一段历史，而这段历史对中国显得至关重要。吴有训先生在1940年4月13日写了一篇文章，回顾旧中国四十余年的高等教育事业时指出，理科教育的发展可分为3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可称为妄读时期，国内各校均处于草创；第二个时期可称为空谈时期，开出了各种课程，“中国的大学程度，似较世界任何大学为高……这种高调的课程，对具有谈玄传统习尚的中国人，非常适合口味，结果学生对于实验常识几无训练，唯日谈自由研究不知研究为何事，以为科学工作空谈便算了结”；第三个时期“可称为实在工作时期，这时期包括抗战前十年至十五年的时间，国内才真有了科学工作……重要的实验，均可举行，实验科学意义，学生得以了解。其应用仪器较多的物理学，且由系中设立工厂……自国内有了研究工作后……英国剑桥大学已可承认国内大学研究部所给的学分，法国巴黎大学已承认由中国的学士学位可直接进行法国国家博士学位的论文工作”。

吴有训先生所说的“第三个时期”，在清华校史上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注意。而在中国的近代科学史上，它或许就是一片高空流云，倏忽飘过，了无印痕。只有像吴有训这样的大家才能读懂它的深意，并且以智者的姿态描绘出它存在过的大致形状、呈现的状态、蕴涵的重量和质量，还有它实际影响中国的非凡意义。而叶企孙先生的贡献就在这里。他用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热忱，打造出了清华物理系一个硕果累累的“第三个时期”，尽管这个非凡的时期在中国实际上几乎没人提起过。但它确实存在过，并且实际影响着中国科学史的运行。在后面的叙述中我们才能渐渐体会到它深刻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