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健雄没有受教于叶企孙先生，可是，她的老师却是叶企孙的大弟子施士元。吴健雄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物理系，当时的系主任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第一届毕业生施士元。吴健雄的毕业论文就是施士元亲自指导的，所以，若论资排辈，吴健雄该是叶企孙的学生的学生。

1936年，吴健雄自费出国留学，因在原子核物理实验方面成就斐然而为国际科学界瞩目。后来，她参加了美国的曼哈顿计划，可以说，她亲眼目睹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这就是原子弹的诞生。

原子核分裂现象被发现之前，在世界范围内，大概有3个地方的科学家正从事这项研究。这3个地方都在欧洲：罗马，巴黎，柏林。罗马是科学家费米担纲，巴黎是居里夫人及其女儿和女婿，而柏林从事这项研究的则是哈恩和女科学家麦特勒。

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之后，奥地利籍的麦特勒先期逃离柏林，经荷兰、丹麦逃到瑞典。这位女科学家是犹太人，她不仅有着智慧的头脑，还有着女性敏感的直觉。正是靠了非凡的直觉，她才逃离了希特勒的屠杀。只是她远离了屠杀，却也远离了这项研究。而另一位合作者哈恩却仍在德国本土，并和一个叫史卓斯的化学家继续着这项工作。不过，每每在他们的研究结果出来之前，他们总是会先寄给麦特勒，征求她的意见再去发表。

1938年圣诞假期，麦特勒的侄子、物理学家费许到瑞典看望麦特勒，正巧收到来自德国的研究报告。两个人看后大吃一惊，从那份研究中显示出铀原子核已一分为二，发生了核分裂反应。姑侄俩都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在这之后的若干时间里，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两年，或许是半年，核分裂反应的尽头就是那朵可怕的蘑菇云的腾起。而更为可怕的是希特勒将有可能会成为蘑菇云的主人。姑侄俩预感着人类社会将面临巨大的威胁，他们怀着恐惧和不安，将讨论原子核分裂的文章发表在英国《自然》杂志上，等于在世界科学的峰峦上放倒了一棵消息树……

似乎是为了印证麦特勒姑侄俩的判断，不久，又有一位德国科学家傅吉在德文科学期刊上公开发表了一些本国核分裂研究的最新成果。对于全世界的科学家来说，这个信息已不是消息树，而如烽火台上的狼烟了，说明巨大的危险正步步逼近。在这种情况下，爱因斯坦和一位叫沙克斯的银行家亲自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敦促他在美国进行原子弹计划。罗斯福答应了。于是美国的原子弹计划正式开始，由于计划总部设在纽约市曼哈顿区，因此就叫“曼哈顿工程区域计划”。

这个计划的科学主持人，就是后来被称之为“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正是这个脾气古怪的科学家点名吴健雄参加了这个最高机密的计划。

1945年7月16日，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中，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吴健雄传记的第七章详细叙述了吴健雄当年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始末，作者这样写道：“如果观察科学进展的历史，可以发觉许多科学上的大发现，固然有其历史渊源上的必然性，但也往往有其因缘际会上的偶然性，原子核分裂的发现也不例外。”

倘若没有麦特勒和她的侄子费许传递的“消息树”，或者没有德国科学家傅吉放的那把“冲天狼烟”（实际情况也如此，傅吉的真正目的是向全世界传递德国正在加快研制原子弹的信息），倘若那封敦请罗斯福加快研制原子弹的信件爱因斯坦没有参与，就不会有1942年6月的“曼哈顿工程区域计划”，也就不会有美国人1945年7月16日的那朵蘑菇云。

当然，也不会有一个叫吴健雄的中国人参加曼哈顿计划的历史事实。

所有的历史就有可能重新书写。

吴健雄在这里是一个符号，一个中国符号。尽管她此时已在美国多年，但她物理学的所有基础都是在中国完成的。她毕业后曾到浙江大学当了一年助教，而后又到中央研究院物理所研究“原子内部的奥秘”，这些经历证明她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能力。她在美国被参加曼哈顿计划的美国科学家认为不可或缺，这一切都证明了她的物理研究水准。在当时世界科学的前沿，就这样出现了中国人的身影。

她的导师施士元，此时早已从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那里学成回国多年。当时居里夫人的实验室是世界上最早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的三个源头之一。施士元师从居里夫人，而吴健雄又师从施士元先生，而施士元正是叶企孙安排到居里夫人那里去就读的。从这种传承之间，我们或许会发现历史的某些线索。在居里夫人实验室读博士生的施士元，还曾受叶企孙之托，向居里夫人购买了0.5克镭。1933年8月，施士元从欧洲回到上海时，适逢叶企孙在上海召开中国物理学会年会，在会上，叶企孙还邀请施士元介绍了他的研究情况。

而被中国科学界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此时也从欧洲学成回国。更加意味深长的是，王淦昌的博士生导师就是欧洲研究原子核分裂现象三个源头之一的麦特勒女士。

施士元、王淦昌都是叶企孙的大弟子，他们毕业之后都留学欧洲，一是师从居里夫人，一是师从麦特勒女士，这一切难道是偶然的吗？

而王淦昌、施士元之后，又有赵忠尧、赵九章、钱三强、王大珩、龚祖同、陈芳允、彭桓武、邓稼先、周光召等等从叶企孙、吴有训麾下走出的清华物理学人，走向欧美科学界的尖端科学，基本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已是大部学成。从叶企孙学成归国到这批科技人才队伍育成，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叶企孙以他一以贯之的科学救国的思想和科教兴国的战略目光，运筹帷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完成了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的储备。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20世纪之初飞速发展的物理学，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代标志的学科。在物理学中，原子核分裂现象研究是这个学科的前沿，谁能成功地进行这项研究，或者说谁拥有这项研究的能力，谁拥有这项研究的人才队伍，谁将拥有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就是原子时代。

倘若历史是棵大树，我们探寻的目光深入到它的根部，就会发现实际上它的走向在20世纪之初就已经分布好了。谁在那个时代能洞察未来，谁对物理科学研究最注重，谁最注意培养科技人才，谁就将在21世纪获得最蓬勃的发展。历史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这就是叶企孙先生馈赠这个时代最丰富的遗产。

当叶企孙们身处异国的时候，当西方世界在物质生活和前途事业方面诱惑他们的时候，叶企孙平时显露的科学救国思想就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们皈依祖国。

王淦昌在柏林大学师从麦特勒教授完成博士论文答辩即将回国时，一位德籍教授拉着他的手深情地说：“密斯特王，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很落后，实验设备都不齐全，你在世界物理学界很有发展潜力，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不在东方，你回去将会影响你的前程……”而这时王淦昌头脑里闪现出来的就是叶企孙先生的教导：“但是，七年来叶师的话——‘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始终伴随着我，科学与爱国是不可分离的。我对他说：‘先生，你说的对！世界的物理城在西方，科学也是没国界的，但我们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我是中国人，在中国有我的妻子儿女，在这个国难当头的时刻，我应该回去！我的国家需要我……’”

赵忠尧、赵九章、王大珩、钱三强等人都遇到过相似的经历，但他们始终牢记着叶师对他们说的话，毅然回国与恩师叶企孙同赴科学救国之路。

顾毓琇是叶企孙的同学和好友，当叶企孙任清华大学第一任理学院院长时，就受叶热情相邀，受聘为电机系第一任系主任。他在1934年12月1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文章结尾这样写道：

科学不一定要救国，但是中国是可以要科学的。

科学家只要肯救中国，科学是可以救中国的。

科学是怎样可以救中国的答案，不在科学本身，而在中国的科学家。

这是一条多么完整而清晰的科学救国的思路，而叶企孙和其他先贤们正是循着这一思路坚定地走向他们的人生道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