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当副军长自动降职

大别山，遭受了敌人五次大“围剿”，一座座山头变秃，一个个村庄被烧毁，有些地方成了无人区。红军像一条龙漫游在即将干涸的湖底，今天游到这边，明天游到那边，吃粮、穿衣越来越困难了。

1934年冬天，党中央派人来到大别山，向红军传达中央的指示，要红25军离开大别山，开辟新的苏区。于是，红25军打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2先遣队”的旗帜，开始了长征。

北风呼啸，天寒地冻，路面上结着一层冰凌。不开冻，路滑，开冻了，满是泥泞。红军战士每人身背两天干粮和两双草鞋，从一个叫何家冲的地方踏上征途。战士们听说要远征，内心十分留恋大别山。他们从小在这里生，从小在这里长，当了红军，也没有离开过大别山。现在要远走高飞，心里不免难过。为了红军的生存和发展，他们默默地向前走。两只脚像是量地的尺子，一步一步地往前量。身后有敌人追击，大家倒不大担心。有一件事，让许多红军战士犯疑：老军长徐海东为什么变成了副军长？队伍里有人私下悄悄议论：“老军长犯了什么错？”

“该不是‘老三’咬了他一口！”

“听说从中央来了个新军长，……”

红军战士的议论，徐海东没有听到，代理省委书记徐宝珊倒听到了传闻。他心里有点不安，他了解军长变更的底细。出征前，部队整编，徐海东在一次会上说，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在中央红军当过师长，红25军由他当军长更好些。省委会讨论了一下，就决定徐海东担任副手。按理说，一个革命者的职位变动，是常有的事，可是有的人就爱乱说。这天，行军路上走到一起，徐宝珊对徐海东说：

“海东，有人说，你从军长变成副军长，是出了什么问题。你听说了吗？”

徐海东说：“嘿嘿，听见没听见一个样，让他们说去吧！”

徐书记说：“可不要往心里去！不是你犯了错误，也不是工作不好，是你主动要让的嘛！”

“这说到哪里去了！”徐海东嘿嘿一笑，又说：“当军长要打仗，当副军长也要打仗，是官、是兵，都是干革命嘛！”

徐宝珊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熟悉海东，知道他是个党性很强的好同志，一心一意干革命，不计较个人职位的高低。以前，他当团长的时候，因打仗负伤，曾主动放弃过团长职务，而当了副团长。像这样不在乎职位高低的同志，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徐海东又说：“宝珊，你尽管放心，正的变副的，我不会脸红的，更不会在乎那些七嘴八舌的闲话。要不是参加革命，不要说当军长，就是当个村长也不会哟！还不是当一个穷窑匠，整天和泥巴打交道！”说着，又嘿嘿地笑。

他以前当军长，身上的担子重，每天起早贪黑，呕心沥血。如今，上有省委书记、军长和政委，下有参谋长和各师师长，他这个副军长的负担轻松些了。可是，他这个人怪，还是打仗不缩头，工作不后退。他想，程军长刚从中央过来，兵不熟，将不熟，情况也不熟悉，工作难免有困难，自己一定要多协助他，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行军路上，徐海东总是跑前压后，哪里危险，他就到哪里。部队刚走出河南，驻朱堂店的敌人一个师，兵分两路追来。徐海东积极提出作战方案，亲自带领两个团迂回上去，打垮了敌人。越过平汉铁路时，敌人一个师在枣阳一带堵击，他又亲自指挥部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

红军从大别山出发，到陕南这两个多月的日子里，徐海东天天率领队伍先头行进，累得眼睛红肿，人消瘦了许多。政委吴焕先担心他累垮了，有一天出发前，硬是下命令似地说：“海东，今天你要随后走。我和军长说好了，我们走在前头。”

红军队伍又上了路。这一夜，先是风，后是雨，风雨交加的黑夜，路难走得没法说。走到后半夜，突然一股敌人抄近路追了上来。红军战士冒雨顶风，在泥泞的道路上和敌人展开了“脚力赛”。平时行军20里一次小休息，如今顾不得了，走，走，不停地走。为了甩掉敌人，队列里不时传出“跑步前进”的口令。快步加小跑，人们喘息着和风雨抗争，和敌人赛跑。

从大别山出征以来，红25军已经长途跋涉了6000多里路。许多人脚底板上磨起了泡。有的人害了重病，走不了路，只得用担架抬着。队伍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

徐海东催马往前赶，风雨中看不见人脸，只能看到往前挪动的人影，伴随着噼噼啪啪的脚步声，还有滑倒后的叫骂声。

“不要丢下我，不要丢下我呀！”徐海东忽然听到凄惨的哭叫。他跳下马，黑暗中只见一个人手拄一根棍子，一瘸一拐，一条腿蹦着往前走。不用问，是掉队的伤病员。

“快扶他上马！”徐海东对警卫员叫着。

“不行，不行……”警卫员小黄喊起来。他的马已经让给了伤员，哪肯把首长的马也让出去。

“快！”徐海东吼了一声。

瘸腿的伤员被扶上马。徐海东拄着伤员的棍子，一步一跌往前走。他一边走，一边对在风雨中拼搏的战士们喊：

“同志们！加劲啊！快到目的地啦！……”

“老军长上来了！”“快走！”战士们听到徐海东洪亮的声音，一个个又喊又叫。骑在马上的那伤员，这时才知道骑的是老军长的马。他一欠身滚下马来，一歪一歪地往前跑，没跑几步就摔倒在泥水里。徐海东急忙跑过去，把他扶起来后，又推上了马。

天快亮了，队伍行进的速度慢了。战士们走了一夜，已精疲力尽，摔倒爬起，爬起又摔倒。有的人爬不起来，只好在泥水里往前滚爬。为了使大家缓缓气、避避风雨，前边传来命令，部队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哪知这一停步，许多人往房檐下、草垛边一倒，便进入梦乡。有的人浑身上下淋着雨，也不管了，只是酣睡。没多大一会儿，“继续前进”的口令传来，可是，人们还是睡着不起。徐海东看着这情景，很想让大家多歇一阵，但身后有敌人的追兵，不快赶路，就是自取灭亡啊！他冒着雨，一声声地喊，一个个地拉。

一群干部、战士，听到老军长的喊声，从老乡的屋里跑出来。

部队继续在大雨中行进。徐海东走在队伍末尾，只见路旁有副担架，担架上的人在哭泣。不用问也知道是怎么回事。徐海东丢掉手中的木棍，对身边的警卫员说：“来！跟我一起抬着。”说罢，蹲下身去，等着警卫员。

小黄知道老军长的腿多次负伤，腿带残疾，哪能让他亲自抬担架呀！他愣着不动，回头望着，希望能有人走来。

“给我抬！”徐海东严厉地叫，“伤病员一个也不能丢下，快抬着走！”小黄只好和老军长把担架放上了肩头。

天亮了，躺在担架上的伤员发现是老军长在抬着他，顿时哭着叫唤：“军长，放下我，放下我……”

徐海东蹒跚地走着，叫唤着：“别动，别喊！躺着，好好躺着！”

“放下我，我能……”伤员呜咽着大声喊叫。

警卫员小黄在前头抬着，不时扭头看看伤员，又看看老军长。他多么希望背后有队伍赶来，接替下老军长，可是后边是空旷的原野，路上没有个人影。向前看，前边是一片泥泞和数不清的脚印。

雨渐渐停了，风也小了。东方闪出一缕亮光。徐海东已汗流如雨。多年不抬这么重的分量，今天又尝到了当年卖窑货、挑水卖的苦滋味。他抬着伤员，一步步朝前走。不知哪来的邪劲，他走了五六里地，还是不肯歇脚，终于撵上了前边的队伍。当人们跑来把担架接过去的时候，他站在路旁，擦着汗水，向前望望，突然放声叫：

“嘿嘿，我们的援兵来了！”

“援兵？在哪里？”警卫员小黄忙问。

“那不是！”徐海东手指着前面雾蒙蒙的山头，说，“是三个团哟！”

“哪里啊？”

“我们怎么没看见？”

身旁几个人看到的，是横在眼前的三座山！

徐海东放声笑着说：“你们看到的那三个山头，就是三个团嘛！”

有人顿时领会了老军长的意思。他这“徐老虎”会打山地游击战，真像老虎一样，爱山林、离不开山林。山，使大家心里升起了希望和信心的火苗。疲惫和疑虑随即消失。他们有说有笑，加快双脚迈动的频率，奔向那三个山头。

徐海东把三座山说成三个团的援兵，不了解的人，当成玩笑，了解徐海东的人，都知道他是个善打山地战的人，却把它当成哲理。徐海东常对部下说：“蒋介石靠飞机、大炮，我们靠的是山头和老百姓。”

昏睡四昼夜后，叫人架上火线

徐海东和省委的同志们，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这就是希望在伏牛山区创建一块根据地。这天刚住下，徐海东遥望着伏牛山的高峰摩天岭，听一个老农说登上那摩天岭，可以西望秦岭，北望洛阳，东望平汉路。当年，诸葛亮领兵战中原，走过伏牛山；太平天国革命军驻过伏牛山……是啊，这里险山深谷，丛林茂密，物产丰富，完全可以养育一支红军！

就在这天，徐海东通过侦察证实，敌人在这周围早已设防，伏牛山区的许多寨子，也都驻扎了重兵。然而，尾追的敌人仍在步步紧逼。于是，红军只得沿着伏牛山北麓，向陕西边境移动。

12月10日中午，徐海东正在庚家河参加省委会，突然外边枪声大作，警卫员跑进会场报告说：敌人打上来了，已经占领了东山坳口，情况万分危急。徐海东正发言，听说敌人攻上来了，说了声：“我去前边看看”就朝枪声激烈的方向跑去。

敌第60师由鸡头关方向突然袭来。红军战士由于近一个月的连续行军，长驱千余里，已疲惫不堪，设在庚家河东面的排哨，大部分人也都睡着了，直到敌人打到近前这才发现，显然已经晚了。徐海东闻得此讯，火冒三丈，亲自指挥着第223团，攻打东山坳口。这时，全军从军长到炊事员，都一齐投入了战斗。从中午打到黄昏，红军指战员殊死奋战，反复冲杀二十多次，终于转败为胜，转危为安。当时战斗之激烈，正如战史中记载着的：一挺重机枪，接连牺牲了三名射手，仍然不停地射击；军部的号官下颚负伤不能吹号了，还利用小土地庙作掩蔽，用手榴弹打退敌人几次冲锋，最后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敌人300多名，我伤亡190余人，营以上干部大部分负了伤，程子华军长和徐海东副军长也都负了重伤……

徐海东头部负了重伤，一颗子弹从脸上进，从脖子后面出，四天四夜昏迷着，第五天，才醒了过来。他发现自己躺在老乡家床上，吴焕先、徐宝珊、郑位三、郭述申、戴季英和钱信忠都守在床边。郑位三因刚从寒冷的屋外进来，胡须上还挂着冰茬。徐海东不能说话，只是微微点点头。又过了一天，才能讲话。他见一个女护士守在身旁，便问她：

“现在是几点钟了？部队该出发了吧？”

“你可醒过来了！”小护士眼里翻滚着激动的泪花，喜形于色地说，“四天四夜不省人事，把人都急死了。”

徐海东认识这个女护士，她叫周东屏，便开玩笑似地说：“我可没着急，倒睡了个好觉。”

周东屏不让他讲话，搞了碗面条来一口一口地喂给他吃。他吃了东西，精神更好了，又问这问那。东屏不想告诉他，最后还是说了：“这一次，营以上干部负伤的不少，程军长也负了重伤。”徐海东听了之后心里沉甸甸的。他真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为了亲自掌握不断变化的敌情，他挣扎着坐了起来，要警卫员扶着他回指挥所去。警卫员不让他去，周东屏也不准他动。他又发火了，吵着说：“你们是共产党员吗？误了军情大事，开除你们的党籍！”护士和警卫员正拿这个烈性子的人没办法，省委书记徐宝珊和政委吴焕先又来了。

这几天，这间小茅草屋的里里外外几乎没断过人，省委的同志和干部们，先后来探望过徐海东多次了。徐海东一见他俩，急着问军情。他们告诉他：省委几个同志最后商定了，要以陕南为立足点，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

“这一带地理条件好，”吴焕先说，“北边靠秦岭，南边是汉水，要山有山，要水有水。”

“群众条件也不错哩，”徐宝珊说，“反动派整年派夫、抓丁，苛捐杂税几十种，穷苦人在那暗无天日的年月里，早就盼星星盼月亮似的盼着共产党和红军了。”

徐海东点了点头，喃喃地说：“这样就好了，人没个家不成，鸟没个窝不行，我们红军是得有块根据地！”他想到自己和新来的军长都负了伤，省委书记正病着，这千斤重担全压在政委吴焕先一人肩上，不禁深情地抓住政委的手说：“焕先，你不能垮了呀！”

“我不会垮！”吴焕先拍拍他自己的胸口说，“你放心养伤！”

“宝珊，你要保重啊！”徐海东又一把抓住徐宝珊的手说。

“我是老毛病了，”徐宝珊笑了笑说，“你放心吧！”

三位同生死、共命运的战友，你叮嘱我，我叮嘱你，他们始终把自己的命运和这支红军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

徐海东听说程子华同志伤势不轻，像下命令似地向钱信忠说：“你不要管我了，要好好照看程军长！”又指指周东屏说：“还有她，都去照看军长！”

革命者最大的烦恼，莫过于不能为革命工作了。徐海东昏昏沉沉地躺着。他恨自己不能回到工作岗位上去，为此十分苦闷。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起，他发现和他讲话的人声音都小了，更是疑惑不解。于是，每当和医生、护士说话，他就提高声音大声地嚷。周东屏这才发现，徐海东一只耳朵失灵了。他每次讲话，总是大声嚷着像吵架似的，原来是想给人以启示：你大点声嘛！

徐海东虽然不懂医学，多次生病、负伤，却使他认识到：伤和病也像敌人一样，你弱它就攻，你硬它就软；吃药不如吃饭，多睡不如多走。因此，他每顿饭都尽量争取多吃一些，吃饱了就起来转转。行军中，他能骑马就不睡担架，能步行就不骑马。可是，终因伤势太重，失血过多，身体虚弱，两个月过去了，他身体还没复原，伤刚好一些，又发高烧，整夜咳嗽不止，咳得伤口都震裂了。

部队来到葛牌镇附近。鹅毛大雪飘了一天一夜，谁都以为这样的大雪天，敌人是不会来了。哪知，天刚亮，突然传来枪声，紧接着，一个警卫员跑进屋说，情况严重。政委和参谋长一听，也都立即上了后山。他们临走时，向警卫员交代说，要副军长快坐上抬子转移。

徐海东听说敌人来了，提着手枪就往外走。

警卫员连忙拦住说：“不行，政委交代过，你应该坐抬子！”

“什么？”徐海东眉头一皱，怒斥了一声，“快扶我上后山指挥所！”他声音严厉，眼睛瞪着，这神态说明，谁要是再拦阻他，那又非挨骂不可了。两个警卫员相互交递了一下眼色，露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只好走上前去一左一右架着他，踏着皑皑白雪，艰难地向后山走去。整个大地白茫茫的一片，敌人一个多团，正向我军阵地进攻。政委和参谋长顶风冒雪站在山包上，看着地形，正研究这一仗怎么打，决心还没下定。徐海东由两个警卫员搀扶着爬上了山头。

“海东！你来得正好！”政委吴焕先对徐海东的军事指挥才能，一向是信赖的，大概是由于情况太紧急了，来不及问他的伤势和病情，就紧接着把当前的敌情和自己的打算说了说。

徐海东昕了之后，一边观察，一边思索，早把病伤抛到九霄云外了。他和吴焕先都是擅长迂回包围战术的。两个人一合计，又征求了参谋长的意见，很快就下了决心，派出一个营向敌侧后出击，成功后，再从正面组织反击。吴焕先是一位身先士卒的军政委，他向徐海东说了一声：“你在指挥所，我去组织部队……”说罢带着警卫员向山下奔去。参谋长接着也跑了去。

雪下得更大了。徐海东蹲在雪地上，完全忘记了风雪和严寒。他甩掉披在身上的大衣，亲自指挥部队。当他看见政委指挥的那支队伍在敌人侧后出现时，迅速把一个营从正面放了出去。这样，两面一夹击，把敌人一个团打得稀哩哗啦，狼狈而逃。于是，红25军又一次转危为安。

晚上，雪不下了，风也停了。徐海东坐在火盆旁边和警卫、护士说笑，红光映照着他们的脸，一闪一闪的，他们更显得精神焕发了。徐海东就是这样的人：一上战场，严肃得像个判官，脸上不挂一丝笑，还常常说出些粗鲁甚至骂人的话；下了战场，特别是打了胜仗，在下级面前又温和得像另外一个人，总是笑眯眯的。这个时候，警卫员什么话都敢向他说，甚至敢和他争论问题。

大家正说得高兴，参谋长走进来，面带笑容地说：“今天是大喜。”

徐海东把“大喜”听成“大雪”了，侧过头来，向参谋长说：

“是啊，敌人想借这大雪，咬我们一大口，它咬上骨头了。”说着嘿嘿一笑。

“今天幸亏你上山来了，”参谋长在火盆旁坐下，伸着两只手边烤边说：“要不，这仗打得怎么样就难说了。可见红25军离不开你呀！”

称赞的话，听起来是顺耳的，可是，对不恰当的赞扬，徐海东一向是反对的。他苦笑了一下。

“你的伤快好了，我看军长还是你当吧！”参谋长像开玩笑似的说。

徐海东虽说是个“粗人”，说话有时不大掂量轻重，但是参谋长这句话，使他警惕起来，生气地说：“这算什么话？谁当军长，谁不当军长，是你定的？”

不知是参谋长的建议，还是其他同志从工作需要出发，过了一些时候，在华阳地区一次省委会议上，有人正式提出：军长伤未好，徐海东伤好了，还是由徐海东当军长。

“不成，绝对不成！”不等省委其他同志说话，徐海东抢先发了言。“军长是中央来的，他手上带了彩，不是不能指挥。我当军长是打仗，当副军长也是打仗！……”

行动比言语更能证实一个人的品德。从鄂豫皖到陕南，这一路上，徐海东并没因为自己是副军长而少担责任。每当危急关头，都挺身而出。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工作、战斗。他既把自己放在一个助手的地位，又不忘自己是这支革命军队的主人。这时，他唯一关心的是：这一支红军队伍的前途和命运。

“先疲后打”出奇兵迎接朱毛红军

革命的种子是神奇的，并不是非得撒在肥沃的平原地区不可，只要有劳苦群众的地方，不论是高山，不管是丘陵，它都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进入陕南只半年光景，一大片革命根据地建立了，游击区也迅速发展。红25军经过战斗的不断洗礼，扩大到3700多人。1935年5月，华阳一带传出这样的歌：

二月初六炮声响，

警备三旅垮个光；

华阳有了苏维埃，

土豪恶霸一扫光；

又分田地又分粮，

穷人翻身把家当；

吃饭莫忘红二五，

翻身莫忘共产党。

在这段日子里，徐海东连病带伤全不顾，协同军长、政委指挥，打了许多胜仗。3月10日，在华阳镇附近的石塔寺伏击，把陕西省警第2旅第6团大部歼灭，活捉敌团长以下官兵400多人，旅长张飞生负伤逃回西安。4月7日，九间房一仗，又把敌警第3旅全部歼灭。每一个胜利，徐海东都付出了心血，做了他能做的一切。

4月20日，蒋介石下了一道命令，令原在鄂豫皖边区的东北军第67军3个师，驻郑州的第95师入陕，会同第40军、第44师和陕军一部，共30多个团，由杨虎城统一指挥，向红25军发动大“围剿”。敌人气焰嚣张，扬言要在5、6、7三个月内，把红25军全部消灭。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省委书记徐宝珊于5月9日在龙驹寨病逝。徐海东极度悲痛，痛哭了一场。早在1928年，他就和徐宝珊相识。他真切地感到，徐宝珊是一位平易可亲的领导人，他从不高谈阔论，不把个人意见强加于人，他总是满面微笑地和同志们商量事情。他在军事指挥上虽不是强手，但在政治上、品德上，却不愧是大家的榜样。今后该怎么办呢？徐海东想，军长重伤未愈，自己虽然伤没全好，还病着，也不能难为政委一个人唱独脚戏。

敌人十倍于我，大规模的“围剿”步步紧逼，怎么作战，如何行动，是摆在眼前一个关系到红25军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一路而来，徐海东几次听程子华讲，中央红军一至三次反“围剿”，打得漂亮，毛泽东和朱德运用的主要战法，是“诱敌深入”、“声东击西”。程子华讲的一些战例，深深印在徐海东心中。但是，他又知道，打仗不是走熟道，只要无风无雨，就可以低着头走到底。兵书人人会看，“三十六计”几乎每个领兵的人都懂，可是，光会看，懂得意思，还是难保必打胜仗。他每天苦苦思索着，不断找程子华、吴焕先交谈新的敌情、新的地形，使他对于打法产生了新念头。

5月中旬，省委在郧西地区召开了研究反“围剿”的作战会议，徐海东毅然提出“先疲后打”四个字的作战方针。省委经过热烈讨论，决定：乘东北军新到，我军首先北上，争取吃掉它一部，然后拖着敌人长途运行，一但抓到有利战机，就力争歼灭其一两个师（旅）。

6月初，红军由郧西二天门出发了。徐海东扔掉了伤口上缠着的绷带，跨上匹大白马，带着手枪排，行进在全军前头。按照预定路线，队伍先向北，后向东，再向南，拖着敌人走。今天70里，明天80里，天天走，夜夜行。战士们不了解徐海东的这个“先疲后打”究竟“打”在了什么地方，就讲起怪话来了。有人背后骂道：

“这是唱的什么戏？今天东，明天西！”

“逃跑主义！敌人咬着屁股不打，向哪跑！”

“又是‘老军长’领头耍龙灯！”

可是背后的牢骚、怪话，都传不进徐海东的耳朵。这是由于干部战士都晓得徐海东厉害，晓得他最讨厌怕苦、怕死的思想。当着他的面，谁都不敢说怪话。徐海东呢，一心想实现省委决定的调动敌人的计划，便于6月15日晚亲自指挥手枪团走出130里，冒充敌第44师的部队，一举攻占了鄂豫陕边界的要地——荆紫关，全歼守敌200多人。此地是敌第44师的一个补给站，红军战士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一个个眉开眼笑。

正当徐海东等军部指挥员担心敌人不会上钩的时候，突然传来情报：敌第67军3个师和第44师、警第1旅等部，像蜗牛似的朝荆紫关爬了过来。我们打了个小的胜仗，果真就把敌人“调”来了。徐海东从心里高兴，病几乎好了一半。

休息了几天，红25军就按照预定路线开始行动了。徐海东在这次行动中，连马都很少骑。每天几十里路的急行军，他和战士们一样靠两条腿。基层干部看到“老军长”一路上情绪这么高，又说又笑，都猜测着：一定会有好仗打！

队伍沿着崇山峻岭继续西进。已经是6月份了，不是烈日当头，就是暴雨淋身。战士们想到就要打更大的胜仗，什么苦和累呀，日晒和雨淋呀，也全都不在乎了。6月25日，部队又转回到山阳小河口地区。当晚，徐海东在团以上干部会上说：“不走了，等等看，哪一路敌人先上来，就吃掉它哪一路。”

等了4天，看好了地形，休整了部队，敌警备第1旅爬上来了。敌人这个旅战斗力不算强，可是由于没吃过败仗，开始很骄横，加上旅长唐嗣桐是黄埔军校出来的，一心想抢个头功，更忘乎所以了。哪知他们这支队伍被红军拖着走了20多天，就锐气大减、士无斗志了。7月2日拂晓，红军在袁家沟口突然发动攻击，经八个小时冲杀，全歼敌1800多人。

徐海东常说：“打了胜仗还不算本领高，能抓住敌人的高级指挥官，才算是英雄好汉。捉一百个大兵，不如捉一个旅长。”几乎成了习惯，战斗一结束，他就带着手枪排亲自从俘虏中找大官。满脸胡子的唐嗣桐，上身换了一件灰布军衣，下身只穿了一条黄布短裤，比普通士兵还不如，活像一个老伙夫，被押到了徐海东面前。这个旅长支支吾吾，不肯回答。徐海东恼了，狠狠地训斥了几句之后，说：“不老实，不服气，没有你的好！带下去！”

唐嗣桐有些慌了，连声说：“请送我去见你们的徐将军！”

聋了一只耳朵的徐海东，没听清，扭回脸又问：“你要见谁？”

“见……见……徐海东将军。”

徐海东亲自讯问过不少的俘虏，还是头一次听到称他为“将军”。他苦笑了一下，说：“你见不到他了，早给你们消灭了。”说着从兜里掏出一张国民党的传单，向唐嗣桐摇了几下说：“你们这张纸上印着，红军的头子都死了，红军早已是一群没头领的乌合之众了……”

唐嗣桐低着头，他还能说什么呢？南京国民政府国防部一次次欺骗他们，把红军转移都说成是“流窜”，红军的著名将领，按照他们的说法，不知“死”过多少次了。

警第1旅被全歼，唐嗣桐被俘，震动了陕南，震惊了东北军和西北军。坐镇西安指挥这次“围剿”的总指挥官杨虎城，接到蒋介石的命令之后，曾一再发电报，命令进到山阳以西洞峪口的第110师继续追击，当第110师距红军40华里时，再不敢冒然前进了。至此，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破产了。

从此，在徐海东不成文的“兵书”中，在红25军战争史上，又重重落下一笔：“先疲后打”。

军事家的欣慰，决不在于一两次胜仗，他所关心的是整个战局。这时徐海东和省委的同志，都急于想知道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央红军的消息；想知道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方面军的消息；更想了解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的红四方面军的情况；以及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的情况。可是由于没有电台，没有固定的交通联络，他们只能偶尔从党内传来的文件、从敌人报纸上得到零零星星的情报。徐海东一开始也只知道整个战局不妙，各地红军都在转移，却不知道中央红军在遵义会议后，已转危为安，如今越过雪山、草地正在继续北上；他更不知道，一、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地区会合了。

为了继续调动敌人，把敌人从陕南我游击根据地拖出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于7月初，北出终南山，步步逼近西安。这一突然举动，使西安的敌人一时乱了阵脚。

就在7月中旬的一天，徐海东带领军部手枪排来到了距西安15里的“引驾回”。据说，这是从前皇帝出巡回来，京都文武百官等候迎驾的地方，又名“接驾回”。徐海东虽然一向喜欢打听这类历史传闻，但是如今一心想了解西安敌人动向，也就没去多问当年那些人是怎么样“接驾”的了。他随着这支先头部队，占领了镇中敌人一个区公所。手枪排排长跑来向他报告说，捉到了一个区长。

“押进来，我问问他。”徐海东在区公所一张桌前坐下，这才发现墙上挂着部电话机。他拿起话筒听听，里面传出嗡嗡的声响，想是还畅通哩。这时手枪排排长把那个区长押进来了。那个家伙手里捏着一顶礼帽，一进门，就躬身折腰，连连向徐海东行礼。

徐海东问了他几句，掏不出什么军情，便指着电话机说：“你打个电话给西安，就说红军到了引驾回，要他们出来接驾。”

区长迫于无奈，拿起电话要通了西安城防司令部，大声呼叫着：“……红军到了引驾回，快派兵来。”不料对方回答说：于学忠、毛炳文的队伍都向西开了，无兵可派。徐海东从而得到了一个启示，那就是：于学忠、毛炳文两个军都向西开，很可能是那边发现了红军。如果真还有红军，那又是哪一路呢？他正想要探明这一情况，一个参谋递来了一份《大公报》。原来，这报上刊登着一条消息：

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军一、四方面军正向松潘方向流窜……

闻得此讯，徐海东和军部几个领导人高兴得几天都没睡好觉。是啊，从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西征以来，两年多了，红25军一直是在孤军奋战。5个月前，他们在陕南的华阳地区，曾听到一个消息；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发动了陕南战役，队伍已经越过了大巴山。当时为配合红四方面军，徐海东率领先头团赶到了城固至小河口附近，不料四方面军却从陕南折回四川北部去了。从那之后，再没打听到真实情况。没想到如今四方面军已与中央红军会合了。

7月15日夜晚，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在长安丰裕口主持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这时地下交通员石健民由上海传递来的中央文件，证实了《大公报》的消息：党中央、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准备北上。这是多么难得的喜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和省委的所有同志，激动得热泪盈眶。大家就像一群远游他乡的孩子，突然得到妈妈和亲人的消息一样，异常兴奋。

“迎接党中央！”

“迎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

这一个个口号，在徐海东心中呼喊着。

年轻的省委书记、红25军政委吴焕先，平时讲话鼓动性强，战士们说：“听见政委的声音就有劲！”如今他得到党中央、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的真实消息，激动得眼里的泪花不停地滚，嘴唇翕动着，几次欲言又止。省委会上，他用低沉而又庄重的声调，宣誓般地说：“我们一定要去迎接党中央！”徐海东握紧拳头说：“我们立即西征北上，迎接党中央，迎接一、四方面军，就是我们3000多人都牺牲，也要保卫党中央！”

最后，省委会议还决定，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合并，继续领导陕南地区的游击战争。

第二天，即7月16日，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又踏上了新的征途。干部、战士这会儿的情绪，和半年前离开大别山的时候大不一样了。那时为了“打远游击”，可以说是无目的的转移；如今却是目的明确：为了去迎接党中央，去与红军老大哥会合。徐海东的伤势这时也完全好了。他一想到这次部队行动的目的，就抑制不住心中的激动，脸上的酒窝和那块伤痕，也显得格外明晰。连续15天的急行军，他都和往常一样，跟随着前卫团。

部队路经户县、周至、骆驼口，遇上连日大雨和敌骑兵的尾追，也全然不顾，一直沿着秦岭北麓不停地向西挺进。8月1日，他们到达甘肃和陕西交界的双石铺附近，先头部队切断了敌人宝鸡至汉中的公路要道，一举歼灭了胡宗南别动队4个连，并活捉了一名少将参议。徐海东亲自审问了俘虏，口供证实，中央红军、四方面军正越过草地北上，敌胡宗南纵队、新编第14师鲁大昌部、第3军王均部、新编第1军邓宝珊部、第35师马鸿宾部，都已分别布置在四川西北部、甘南边境、渭河沿线和西（安）兰（州）公路上。

为了及时掌握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的行踪，徐海东给了手枪排一个任务：每到一地要特别注意搜集报纸，越多越好。如今，占领双石铺，缴获的文件、报纸最多。大家都在文件、报纸中寻找“朱毛红军”和“徐向前”、“贺龙”的名字，连过去不大关心敌人报纸的徐海东也是如此。一天，不知是哪双慧眼，最先在7月16日和22日《大公报》上，找到了这样几句报道：“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共匪主力已越过六千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迅行……似进窥甘青交界之洮州、岷县、西固等处。……”

徐海东看着报上这些话，眼亮得像盏灯，嘴笑得合不拢，那两个酒窝在脸上不停地闪动着。他连声大叫，“好！好！”叫人快把报纸送给政委、军长。

吴焕先看到这消息高兴！

程子华看到这消息高兴！

打下双石铺第二天就是“八一”，军部举行了纪念会。傍晚，徐海东听说这一带是古战场，便走出镇口，拿起望远镜，饶有兴致地向四周山峰观望。一个参谋说，这双石铺正是三国时代马谡失守街亭的地方。徐海东便借题发挥，讲起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故事来。

徐海东不是历史学家却爱历史。参谋和警卫人员也都爱听他讲古时候打仗的故事。每到一地，他总能结合现地讲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名人，尽管有些是野史，有些是传闻，同志们却听得津津有味。其实，双石铺是不是“街亭”，徐海东自己也没完全搞清，只不过是借古论今罢了。

8月2日一早，徐海东和他的战友们，豪情满怀地向天水方向迸发。不料，被蒋介石发现了，由成都“行辕”连发五道电报，命令“追剿”部队“不分省界，跟踪追击”徐海东“残部”。

在敌人多路追击、堵截下，红25军像一条游龙，活跃在陇南地区。徐海东一马当先，随先头团切断西兰公路，攻占两当县城，夜袭天水北关，乘胜北渡渭水，进占秦安县城，威逼静宁，横跨六盘山……

真是山高高不过战士的脚底，路遥方知欲和亲人相会的心情。徐海东一路上想：这几年大家就像一群没娘的孩子，要是找到党中央就好了！他甚至想到了，一旦见到中央领导人，要说些什么，问些什么，送上点什么小“礼物”。总之，他一想到这些，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高兴。

英雄流血不流泪，他却泪水不干

一天，行军到达宿营地，吃饭时，徐海东自言自语地说：“嗨嗨，天天说迎接党中央，现在党中央在哪里呀？”

吴焕先接过话题说：“是啊，他们在哪里？”

徐海东放下碗筷站起身来。

政委吴焕先是个能猜透人心的人。不错，徐海东这些天一直在考虑这些问题，已经到了不思茶饭的地步。

他们东奔西走快一个月了，也打听不着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确切消息。面对重要行动，谁都要想怎么办。徐海东这时考虑的是：很快接到党中央，那是上策；接不着党中央，进陕北去找刘志丹，是个中策；下策是转一圈，转回陕南去。若是回陕南，不但是孤军奋战，过渭水也是一关。太平天国石达开的部队在大渡河背水作战全军覆灭的历史，徐海东记得很牢。他想：决不能走石达开的老路啊！

又是一个雷雨交加的日子，红25军从白小镇向东行进。路上，徐海东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吴焕先的马也由伤员骑着。他们两个人沿着泾河北岸往渡口走去。

“该死的，这雨专浇我们，”徐海东骂天，“我们停下，它就不下了；我们一走，它就泼下来，鬼天气！”

“这叫天公与我作美嘛！”吴焕先笑着说。

“美，美个屁！”

“大雨不停，大家都痛痛快快地洗了个澡呀！”吴焕先说着，两手往脸上抹了一把雨水。

还不满28岁的政委，英俊的脸上，充满了神采。他总是开心得像个小孩似的。这时，说俏皮话，是宽宽徐海东的心。他是大别山红军中的“才子”。17岁那年就写下一首诗《咏天台山》：“四望众山低，昂然独出奇，白云分左右，独与上天齐。”他还曾是河南箭河一带闹革命的“孩子头”，参加过著名的黄麻起义。大别山红军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深山密林是我房，沙滩石板是我床，不管敌人多凶残，坚决斗争不投降。”这歌谣就是吴焕先一次被困在深山中写的。

徐海东和这位政委相处几年，只见他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从没见过他气馁。干部战士说他是“好政委”，徐海东认为他是好共产党员。这几年，不管是过江过河，吴政委都是等队伍全部过完了，他才过去。徐海东知道政委前几天身体不舒服，对他说：

“你先进村休息，一会我去渡口看看就行了。”

“你昨夜一夜没睡，”吴焕先说，“要休息，还是你进村睡一会儿。”

他们俩谁也不肯休息，一同走向渡口。

队伍挤在河边，吵吵嚷嚷，有人涉水，有人划船。大雨不停，大家都怕山洪暴发，争先恐后，队伍很乱。吴焕先和徐海东一出现，队伍顿时秩序好多了。吴焕先立在岸边，挥动着手，指挥伤病员上船；徐海东在雨水中跑上跑下，进行安排。他听说村里还有一批伤员，雨大都不愿意出屋，忙跑进村里去找，只听人们呼叫：“山洪来了！山洪来了……”

徐海东听说山洪，扭头又跑回河边。只见洪水奔腾而下，刚才还平平稳稳的河水，突然变得汹涌狂暴。倾泻的洪水里，夹着木块、树枝和猪狗杂物。有一条船，被山洪冲跑了。政委吴焕先跑向下游，去寻找被水冲走的一船人。

没想到山洪来得这么快，这么凶猛。一个团部队被隔在北岸。万一敌人袭击上来，那是孤军背水作战了。徐海东叫来没能渡过河的第223团团长和政委，对他们说：“敌人离这儿不远，你们团要做好准备，准备背水死战！”

下午，传来一阵枪声，敌人果然趁雨天袭击渡河的红军来了。徐海东最担心背水作战，眼下偏偏陷入了这种境地！

电闪雷鸣中，大雨倾盆而下，泾河里山洪怒吼着。一阵马嘶人喊，敌人的骑兵冲来了。骑兵之后，步兵又蜂拥而至。红军战士背水应战，把敌人的步兵死死地堵击在河堤外。徐海东正指挥部队苦战，右翼突然杀出来一支队伍，领头的人手里挥着驳壳枪高喊：

“共产党员们，跟我往前冲啊……”

这挥着驳壳枪的人，就是政委吴焕先。

“快吹号！”徐海东一看政委出动了，忙叫号官。

“吹……吹什么号？”号官问。

“告诉政委，我在这里！”

号官的军号里，已灌上了雨水。他鼓足气，吹了好几下，没有声，便甩了甩军号，再使劲儿吹。高亢嘹亮的军号声，划破隆隆的雷声和哗哗的水声，回荡在泾河北岸。

红军战士们冒雨厮杀半天，击败了敌人的进攻。敌第104旅第208团团长马开基，原想趁着红军渡河的机会，捞个便宜，没料到他自己却被红军击毙在河堤旁边。1000多名敌人死的死，降的降。红军背水一战，取得了全胜。

徐海东突然接到报告：政委吴焕先在战斗中负重伤。徐海东急匆匆往四坡村方向跑去。他跑啊跑，一口气跑进村，还没见到人，却听到一阵阵沉痛的哭声。

一群干部战士围在一个院子里，哭着，喊着。徐海东不相信眼前的情景。他夺门跑进屋里，只见吴焕先静静地躺在那里，像是极度疲劳，沉沉地安睡了。他那娃娃似的脸上，失去了往日的红润，他那能文能武的双手，已经冰冷僵硬。

“焕先！”徐海东握着那只体温消失的手，大声呼喊，“政委！焕先！……”

徐海东虽比吴焕先大7岁，但他敬重政委的人品和才能，把他视为自己的兄长。打仗用兵的事，吴焕先多是听徐海东的；属于政治上和策略上的事，徐海东有句习惯语：“请政委决定。”他俩都是急性子，徐海东又有个暴脾气，可是他们俩一起配合着工作，很少有变脸争吵的时候。有时候，意见不一致了，争论几句，很快就过去了。干部战士背后说他们两个人：“他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他！”他们两个简直比亲兄弟还亲！

门外雨不停，屋里泪长流。徐海东过去常说：“英雄流血不流泪！”如今他亲密的战友吴焕先战死了，他的泪水怎么也止不住。他悲痛欲绝，一会儿放声痛哭，一会儿默默流泪。他不禁怀念起近年来相继去世的令人尊敬的同志。红军长征前，省委书记沈泽民饥病交加，逝世在天台山上：长征路上，第二位省委书记徐宝珊病逝在陕南。如今，接任的省委代理书记吴焕先，没走完长征的路，又倒在这泾河边上。

徐海东想不出应该怎样来纪念这位好政委，他在人群中看到经理部长，叫过来说：“政委的父亲、大哥、大嫂、二哥和小弟都为革命牺牲了，妻子饿死了，听说只有老母亲还活着，一个人在外讨饭。我们要买口好棺材，把政委埋葬在山上，立块碑，日后革命胜利了，好把他送回家！”

“是，我这就去办。”经理部长泣不成声地回答。

干部战士在外边，要求看看政委的遗容，向政委最后告别。徐海东按照大别山人的风俗习惯，叫人端来一盆水，亲自给政委洗了脸，擦了身，让警卫员从马袋里拿来自己喜欢的一件青呢大衣，给政委穿上……

夜黑了。战士们还轮流守着政委。徐海东一夜没睡，泪水把眼睛都淹红了。

第二天，徐海东和省委、红军的领导同志亲自抬着棺材，渡过泾河，把吴焕先掩埋在山坡上。大家在墓前伫立了许久，许久。

接着两天，徐海东只能喝点汤水，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一闭上眼，吴焕先的形象就浮现在他跟前。一想到他，徐海东就禁不住落泪。他有生以来头一次这般伤心。他多次负伤，有几次重伤几乎危及生命，都没有掉泪；他的家族中几十人为革命献身，也只是暗自难过，只有吴焕先政委的牺牲，使他悲痛欲绝！

革命的征途还长着呐，长征的路还没有走到头，徐海东强忍悲痛，擦干泪水，率领红军继续向前走。

深山断粮羊群从天而降

西北高原的秋风，刮遍荒山、野岭。山花谢了，树叶黄了，小草枯了。徐海东率领的红军，在陕甘边区的大华山里缓缓行进。

山路崎岖。队伍的步伐越走越慢。队列中没有笑语，没有歌声，时时发出的是抱怨声：

“这鬼山，看看不高，爬着真是累死人！”

“穷山，树没多少，人都死绝了！”

“……”

怨山，怨人，怨这怨那，都是因为肚子饥饿。三天前，各连通知开始吃自己背的干粮。可是，每人干粮袋里那半袋炒面，新兵和大肚汉一天就吃光了，就是会节省、饭量小的人，最多两天，干粮袋也抖空了。“人是铁，饭是钢，一天不吃饿得慌”，许多人已经是米面一天没沾牙了，荷枪负弹的战士们把裤带一紧再紧，有的人的皮带已扣到了最后一个眼。

先头部队正在行进中，突然从后边跑来四匹马，一匹白马，三匹枣红马。白马上坐的是徐海东，他带着一名警卫员，一名号官和一名侦察参谋，急急往前赶去，想找个大村庄，快些解决队伍的给养问题。战士饿着肚子行军，当指挥官的心里比爹妈看着儿女挨饿还要难受。他们原打算三天穿过这个山区，可是走了三天还没有出山。山中人烟稀少，3000多人的队伍找不到大村大户，很难搞到粮食。

山连着山。远看山不高，爬上去，曲曲弯弯硬是不见尽头。眼看山头与山头是相连的，但中间却隔着一条沟，从这边爬到那边就要多半天。太阳西斜，很快就要落山了。徐海东骑着马刚刚翻过一道山梁，走在前面的侦察参谋勒住马，扭回头惊喜地说：

“报告首长，前边有人家了！”

徐海东抬头瞄瞄，什么也没看见，一簇簇小树丛挡住了视线。

“你们听，有羊群叫唤！”侦察参谋侧着头说。

“真是羊群！”参谋又叫，“听！”

“真是的哩！”小号官也喊道。

徐海东因头部负过伤，一只耳朵不好使，他侧起另一只耳朵听听，可还是什么也没听到。他相信同志们的话，心头不禁一阵高兴，催马向前跑了一气，只见一条沟的对面，徐徐冒出缕缕青烟。从望远镜中看去，山凹凹里散着一群羊，附近有几孔窑洞，烟就是从那里飘出的。再看看，山沟里有流水，只是不像有什么村庄。徐海东让侦察参谋去看看。

侦察参谋飞马而去，不一会儿跑回来报告说：窑洞里住的是看山人，羊群是羊贩子从山北贩来的，在这里歇脚吃饭，看来无粮可筹。

徐海东问：“有多少羊？”

侦察参谋回答：“说不准，总有二三百只吧。”

徐海东嘿嘿一乐，说：“好啊，天无绝人之路，快去把羊都买下，今天吃羊肉。”随后又命令号官：“吹号，原地休息。”

队伍听到休息号，在山中停下来。战士们也真是饿得不行了，挖野菜的，掘草根的，找着点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填。徐海东依着一棵树坐下来，摊开地图。他想从地图上看看自己现在到了什么地方，可看了好一会儿也没找到。这老地图连山的高度都没标出，只能大体判断出这儿是华山山脉。

这几个月，他们走的路，爬的山，记都记不清了。为了迎接党中央，部队东奔西走，就像迷路的孩子在找娘。党中央的行踪打听不到，他们才决定进陕北，找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没想到进了人烟稀少的深山野岭，怎么也走不出去了。如今真是马克思在天显灵，正找不到吃的，遇上这么一群羊，要是能买下来，连汤带肉足够同志们饱餐一顿了。

“报告首长，”侦察参谋跑回来，垂头丧气地说，“羊贩子说，他们贩的是种羊、母羊，不肯卖。我说要多少钱给多少钱，他们还是说不卖……”

“别听他的，不卖也得卖！”徐海东一听火了，“分明是怕我们不给钱，你快传经理部长跑步上来。”

“那羊贩子像好人。”侦察参谋见首长发火了，急忙又说。

“好人？什么是好人！”徐海东打断参谋的话，“说句好话就是好人？你这个同志呀，耳朵太软，不能光听好听的，要想想我们这些人的肚子，肚子！”说着拍拍自己的肚皮。

侦察参谋是不久前刚从侦察员提升的，是个有名的快腿。侦察、送信、传情报跑起来像脚不沾地似的，只是心肠软。有一回，他和一个侦察员抓了两个“舌头”，一个俘虏走到半路，突然跪倒，鼻涕眼泪一齐流，口口声声说他是被抓的兵，家中还有八十岁的病危老母，恳求能回家和老娘见一面。这位参谋信以为真，就把那“孝子”放了。放后才从另一个“舌头”口中得知，那家伙原来是一个杀害过红军伤病员的坏蛋。徐海东得知他放跑“孝子”的事情，常常取笑他心软得像块豆腐。如今这老弟当了参谋，还是不改心软的本性，全军都在饿肚子，可他拿钱都买不来吃的。

“给钱不卖，你就没办法了？”徐海东说，“嗨嗨，俗话说，奸商奸商，专欺老实人。今天他的羊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

经理部长是管吃穿的，行军多走在队伍后面，这天为搞吃的，却赶到尖兵连来了。从首长命令，到经理部长到面前，也还得一二十分钟。徐海东心急，看看怀表，天也晚了，又向侦察参谋说：“快去！把那个羊贩子叫来，我和他谈判谈判。”

羊贩子被叫来了。这是一个四十开外的半老头，一身短打扮，毛巾包着脑袋。他满脸堆笑地走到徐海东面前，深深躬了下腰，没开口先掏出包烟：“长官请用烟！”

徐海东坐在地上仰脸一看，像是山里人，就对他说：

“我不会抽烟，只想吃你的羊肉啊！”

“好说，好说，我那边正煮着半只羊。”

徐海东说：“半只不够，你的羊我们统统吃了！”

“好说，好说。”羊贩子蹲在地上，不慌不忙地说他的羊为什么不卖。

“你可知道我们是什么队伍？”徐海东不等他说完就打断了他的话。

“知道，知道。红军，是红军，那是天底下少见的好队伍！”羊贩子翘起拇指。

“你见过红军？”

“见过，见过。红军买卖公平，斗富济贫，好队伍，好队伍！”羊贩子不住嘴地说好听的。

徐海东好气又好笑，怪不得侦察参谋来回折腾，这个羊贩子的嘴像抹了油。他见过红军，知道红军讲政策有纪律，才这样嬉皮笑脸，分明是想讨个高价，所以才不轻易开口。

“我说老哥，”徐海东客气地称呼他，“话要和你说明白，我们行军断粮了，今天一定要买你的羊。红军是斗富济贫，可对奸商也不客气。”

“那是，那是。我是小本买卖人，有话好说，好说……”

“快说吧！”侦察参谋忍不住了，一旁插嘴道，“你的羊一共多少只，要什么价？”

“300多只。”羊贩子转动眼珠，报出价钱：“这样吧，我3块大洋一只买的。卖给红军嘛，还是原价……”

“什么？什么？”徐海东从地上跳起来，两眼瞪着羊贩子，“你听着，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一只小羊能卖3块大洋？嘿嘿，嘿嘿！”

羊贩子忙改口道：“我是说大羊，小羊一块就卖……”

徐海东看见经理部长从队伍后面跑过来了。这是个放羊娃出身的干部，平日里盐多少钱一斤，油多少钱一两，脑子里非常清楚。徐海东指指经理部长对羊贩子说：“我这位老弟放过羊，最了解行情，你和他说去吧。”接着又转身对经理部长说：“把羊统统买下来，今晚吃顿羊肉！”

经理部长向羊群走去，羊贩子点头哈腰地跟在后面。

“吹号！”徐海东向身旁的号官一摆手：“命令各团团长跑步上来分羊肉！”

小号官一天没吃东西，早就饿得直不起腰来，现在听到军长的命令，顿时来了劲头。他操起军号，嗒嗒嘀嘀地吹了起来…

队伍中传着喜讯，满山遍野，到处是赶羊的吆喝声。各连队支起了行军灶，战士们把洋磁脸盆也拿出来烧开水。大家欢天喜地，忙乎着煮羊肉。

阵阵歌声，阵阵欢笑，这山起，那山落。

入夜，山坳里到处散发着羊肉的香气和膻味。徐海东想到战士们不能只顾吃饱肚子，忙又传下命令：“所有的羊皮统统收好，一张也不准丢，留着做羊皮坎肩用。”

正在吃羊肉、喝羊肉汤的战士们，有的想到过，有的真没想到，一张张羊皮还能派个小用场呢！于是，队伍里很快就传开了：

“军长命令，羊皮不准扔！”

“军长命令，羊皮一定要保存好！”

“……羊皮坎肩，暖和哩！”

第二天清晨，阳光洒满山间的小路，战士们又踏上了征程。一顿羊肉、一夜好梦使每个人都变得精神十足，他们沿着弯弯的山路，翻过一座山梁，走向陕北红军根据地。

心急只嫌马儿慢幸会毛泽东

1935年9月，徐海东率领红25军到达陕北苏区。

陕北流行“信天游”，从几岁的娃娃到年过半百的老人都爱唱。他们自编自唱心中的歌。一时流传着这样一首“信天游”：

一道道水来，

一道道山，

陕北出了个刘志丹；

刘志丹来是清官，

他带了队伍下了横山……

刘志丹的名字，在陕北的村村镇镇，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陕西省保安县金汤镇人，在学校读书时就参加了革命活动，1925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是黄埔军校第4期的学生。他和谢子长等领导的红军，生长、战斗在陕甘高原上。

徐海东率领的红军进入陕北后，当地的娃娃们很快唱开了一首新编的“信天游”：

一杆杆红旗空中飘，

红二十五军上来了。

长枪短枪马拐拐枪，

对对喇叭对对号。

头号盒子坠着红绳绳，

军号吹得嘀嘀嗒。

……

徐海东和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合后，两支部队合编成红15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此后，徐海东换骑了一匹大红马，他和刘志丹并骑行军，并肩作战。他们运用“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劳山战斗中歼灭了敌人第110师两个团，打死了敌师长何立忠，俘虏3700多人。接着，红军攻克榆林桥，歼灭敌人1800多人。

这时候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党中央和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得到这个喜讯，徐海东高兴万分。这天，他带领队伍正在富县张村驿一带打仗，突然七匹快马飞奔到眼前，原来是通讯员从军团部驻地道佐铺送来程子华政委写的信。信上说：

今日下午，毛主席和中央红军的领导同志将来到军团部，望速回。

“快拉马！”徐海东看完信使大声吩咐。

那位外号“猴子”的小马倌，早已把马喂饱，备好马鞍，拴在屋外树下了。他一听军团长发话，就把马牵了过来。徐海东手提马鞭，跃身跨上马背，鞭儿一晃，大红马昂首扬尾，四蹄生风，飞奔起来。

徐海东最喜欢好兵、快马。他常说：“战士，要打仗不怕死的；马，要能上刀山下火海的。”每次打过胜仗，徐海东就让部队从俘虏中选出一些出身苦、会打仗的人，动员他们参加红军。徐海东还经常亲自从缴获的战马中，挑出一些身躯壮实的马，补充到骑兵排。有人说：徐海东有一双像伯乐那样能识千里马的慧眼，只要他看中的马，只有跑死才停蹄。他每天手不离马鞭，一跨上他的战马，那马儿就奋蹄飞奔。

在大别山区，徐海东骑过大红马、大黑马，长征路上，他换了一匹大白马。警卫员开始都不喜欢那白马，因为白马目标太突出，战场上不好隐蔽。徐海东见那匹马毛白蹄亮，昂首紧身，跑得又快，坚持要它。他说：“不管黑马、白马，跑得快的就是好马！”

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徐海东头部负了重伤，流了很多血，昏睡好几天，伤口还没痊愈，他又跨上了大白马。

一年多来，他和红25军的同志们转战在河南、陕南和甘肃等地区，像娃儿找娘似的，到处打听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哪个地方。

他们一直积极作战，打到西安城附近。此后，又西进甘肃，北渡渭水，在西安到兰州的公路两侧转战了18天。天天盼，夜夜想，也没能得到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吴焕先政委在泾水河畔牺牲前，还念念不忘迎接党中央。如今，他们盼望已久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终于来到陕北了。

徐海东心急火燎，一心想快点赶到驻地，迎接党中央领导同志。不管马儿跑得多快，徐海东还是不停地摇着鞭子催促它。那马儿好象懂得徐海东的心思似的，一会儿猛奔，一会儿小跑。被甩在后头的骑兵通讯员、警卫员，只好不停地抽打他们的马。

从前线到军团部驻地，相距135里，当中要翻过一条山脊，他们只花了三个钟头，就回到了军团部。徐海东进村下了马，这才发觉战马浑身流汗，像雨淋过水洗过似的。他自己也汗流浃背，湿透了衣衫。

他在屋里刚洗了把脸，毛泽东和彭德怀就来了。徐海东不认识毛泽东，也不认识彭德怀。程子华以前在中央红军工作过，他们互相认识，正要一一作介绍，毛泽东已紧紧握住了徐海东的手，亲切地说：

“海东同志，你们辛苦了！”

徐海东这才认定，这位身材高大、面容清秀的人，就是毛泽东主席啊！他紧紧握住毛泽东的手，连声说：“还是毛主席辛苦！”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的同志，确是历尽了人间的千辛万苦。一年多来，他们走了二万五千里，跨越十一个省，强渡大渡河，飞夺金沙江，爬雪山，过草地，忍饥挨饿，顶寒冒暑，战胜敌人无数次围追堵截，好不容易才征战到陕北。眼下已是初冬天气，可是毛泽东和彭德怀都还穿着单军装，衣服上补丁加补丁。

早在大别山区，徐海东就听说，井冈山那边有朱德和毛泽东。后来，江西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主席的名字更使他敬仰。在交谈中，徐海东才知道朱德总司令还在长征路上。

毛泽东和彭德怀关心当时的战局。他们取出一份三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一边看，一边听徐海东汇报。

初次相见，徐海东这位窑工出身的将领朴实、爽朗的性格，使毛泽东、彭德怀对他一见如故。他们称赞徐海东率领的红军作战好，纪律也好。徐海东谦虚地说：

“我从小读书少，是个‘粗人’。”

毛泽东笑着说：“革命，不是绣花，粗人会打仗啊！”

彭德怀说：“我们都是‘粗人’嘛！”

徐海东不信彭德怀也是个“粗人”。

警卫人员端上饭来，大家很不习惯地蹲坐在炕上，边吃边聊。毛泽东说话风趣，彭德怀笑声豪放，使徐海东感到亲切。用完饭，谈完事，毛泽东和彭德怀起身要回中央驻地，徐海东也急着返回前线。

毛泽东说：“海东同志，照你的部署，先把张村驿打下来，我们再考虑下一步行动。”

徐海东说：“党中央来了，一切都好了。我这就回前方去；”

毛泽东问：“你那边有电台吗？”

“没有。”徐海东摇摇头。这些年，他指挥打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哪里弄得到电台。他说：“我们要有电台，早就和中央联系上了！”

毛泽东说：“给你一部电台，我们好随时联络。”

徐海东说：“我不会用啊！”

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听着，都笑了。

“不要你自己动手嘛。”毛泽东说，“电台有报务人员，他们会使用。”

徐海东嘿嘿地笑了。这个窑匠出身的“粗人”，他没想到这下真是“鸟枪换炮”了。打了这些年的仗，连部电话都没有。党中央一来，给配备电台了。他想：好！回前方打个胜仗，就用这电台给中央发个捷报！

天晚夜黑，徐海东冒着凉风，骑上他的战马回前方。马儿也习惯了，只要徐海东一上背，就竖起两只耳朵跑开了。徐海东这时的心情，比来时还急。他想快点回到部队，把见到毛主席和彭司令员的喜讯告诉同志们。

奔驰中的战马，像一颗流星，穿过树林，飞上山岗，又把警卫员、通讯员甩在后头了。

第二天拂晓，部队攻占了张村驿。战斗结束，毛主席派给徐海东的电台人员来到了指挥所。他们架好天线，支起手摇马达，把耳机递给首长，要他亲自听听。徐海东套上耳机，昕到嘀嘀嗒嗒的悦耳声音。他不懂这玩艺怎么会通话，孩子似的感到新鲜，笑着说：

“向中央发电报，向毛主席、彭司令员报告，张村驿打下来了！”

一阵嘀嘀嗒嗒的声音，战报发出了。

这是徐海东第一次发出的电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