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的另一位清华大学同学是钱钟书。所不同的是，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就认识季羡林，而胡乔木在清华大学时并不认识钱钟书。

钱钟书是江苏无锡人。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担任教授。1941年回家探亲时，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他的学术着作《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着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

1998年钱钟书去世。他的夫人杨绛在2003年由三联书店出版了长篇回忆录《我们仨》，内中写及，1966年“文革”爆发，钱钟书受到冲击，于1969年11月与杨绛一道被派往河南“五七干校”，直至1972年3月回到北京。处于困境之中钱钟书夫妇，只能栖身于“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

然而，到了1977年，以办公室为家的钱钟书夫妇，忽然分配到新房子！

杨绛写道：

“1977年的一月间，忽有人找我到学部办公处去。有个办事人员交给我一串钥匙，叫我去看房子，还备有汽车，让我女儿陪我同去，并对我说：‘如有人问，你就说因为你住办公室。’我和女儿同去看了房子。房子就是我现在住的三里河南沙沟寓所。”

钱钟书分配到的新房子相当宽敞，共有四间房，从此钱钟书夫妇结束了住办公室的蜗居生活。

三里河南沙沟小区，人称部长楼。钱钟书虽说是大学者，却不是“官”。他怎么会住进部长楼的呢？

杨绛在《我们仨》中写道：

“我们住办公室期间，乔木同志曾寄过两次治哮喘的药方。钟书承他关会，但无从道谢。这回，他忽然造访，我们猜想房子该是他配给的吧？但是他一句也没说到房子。……乔木同志偶来夜谈，大门口却堵着一只床。乔木同志后来问我们：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这就是我们谢他的话了。”

原来，是胡乔木为钱钟书解决了住房问题。

我在邓绍基先生的《斯世当以同怀视之——记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前辈学者之间的情谊》一文中，得知若干背景：

“文革”后期，我忽然收到乔木同志的一封信，用的是普通的白纸信封，很少的几句话，他要我把钱先生的通讯处告诉他，他要寄一个医治支气管炎的药方给钱先生。那时钱先生已离开居住十余年的干面胡同寓所，先是暂居文学所7号楼原是董衡巽兄办公兼居住的一间屋子，后又借住北师大钱瑗的同事的一套居室（主人临时出国），我想正是由于这番迁居，才使乔木同志无处寄信。那时钱先生支气管炎病症相当严重，痰涌喉间，呼呼作响，杨绛先生戏称为“呼啸山庄”。当时医院给的最好的消炎药也就是强力霉素。钱先生友人从香港寄来一种药物，夜间服用，可使阵咳次数降为一次，利于睡眠，这种药物一度难觅，据说是监制药物的人迁居澳洲了。钱先生后来曾同一位访问者说，他发病严重时，“好像是一个病得要死的人”。乔木同志当是闻知钱先生病情，急着推荐药方，才给我写信的（这是乔木同志给我的唯一信件），他当时处境似乎也并不佳，或又认为这是些微小事，所以信上还有不必为外人道的嘱咐。我拿着这封信，好一阵思忖，骑自行车上路，差一点被一莽汉撞倒。

1977年后，胡乔木同志出任中国社科院院长。记得是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出版以后的日子里，有一次乔木同志的秘书打来电话，要我去见乔木同志。见面以后，乔木同志问我，最近去不去钱先生家？还没待我回答，他接着又说：我看《干校六记》是怨而不怒。如果听到什么议论，请他们二位不必介意。

事情就这么“简单”，只是要我传一句话。我第二天就去了南沙沟，转达完毕，钱先生高声说：“季康，听清楚了没有？乔木说是怨而不怒。”兴致勃勃，劝我喝茶。我是从来不敢多打扰钱、杨两位先生的，怕浪费他们的时间。这次我也是匆匆告辞。归家途中，我坐在公共汽车上，又是好一阵思忖……

其实，胡乔木为钱钟书要房子，并不全然因为钱钟书是他的老同学，而是出于对钱钟书这样的着名学者的关心。

谷羽曾经谈及胡乔木帮助解决沈从文的住户问题：

1978年乔木担任中国社科院院长后，又把沈从文从历史博物馆调到社科院历史所。大约是在1979年底，沈从文给乔木来过一封信，谈了自己在服饰研究方面的情况，同时提出自己的实际困难，主要是住房太小，工作条件太差。乔木工作很忙，他就先让秘书去看望沈从文。秘书回来反映，沈从文夫妇住房的确很差。他听后再也坐不住了，亲自前往沈家，还让当记者的儿子一同去。回来后，父子俩向我们描述了沈从文夫妇的住房：两问又矮又小的平房，屋里纵横交错拉着绳子，上面挂着各个时代的服饰的图片，走动都很困难，光线也很暗，冬天再安一个取暖的炉子，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搞研究呢但当时社科院住房很紧张。怎么办呢乔木和儿子商量，准备把家里一套四居室的房子腾出来让给沈从文夫妇住，儿子搬去住他们的两问平房。我和女儿也都支持乔木和儿子的决定。只是后来被主管部门否决了。事情虽然没有办成，但乔木这份情意，我和全家人都感受很深。在乔木和有关部门关心下，沈从丈的住房问题不久就解决了。后来，他又出面帮沈配备了助手，解决了医疗问题，对沈从文的待遇，他也亲自特批，由四级研究员调到二级，沈从文晚年总算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研究条件。

《人民日报》记者钱江居然在北京的旧货市场潘家园“淘”到一封胡乔木写给李先念的“要房信”，读后非常感动，便将此事公诸于众。钱江写道：

2000年冬天有一次前去，不经意间看到了胡乔木的一个信札，是他于“文革”之后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初，为增加该院三位着名学者的住房面积，写给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的。原信不长，是打印件，有胡乔木的签字，有李先念的字迹，我认为是有价值的，略经讨价还价，以四百元获取，现将原信抄录如下：

李副主席：

社会科学院有3名着名老专家，住房十分困难，请求优先予以解决。

一、历史研究所古代史着名专家顾颉刚，84岁，曾参加标点《二十四史》，工作积极，目前，计划在生前校正过去着作并整理其历年笔记（500万字）。现住房3间，老夫妇，加上子女，还有4万册藏书，实在拥挤不堪。顾久病气管炎冬天煤炉取暖，每致咳血住院，不能工作。

二、民族研究所副所长，蒙古史、元史专家翁独健，71岁，现仍在继续进行研究工作。10口人，藏书也多，4间房，确属拥挤。

三、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专家蔡仪，71岁，现仍继续进行研究工作，4口人，藏书15000多册，现住两间房，只有25平方米。

社会科学院老专家和科研人员住房，都很拥挤，亟需统筹解决。我们建议先解决最迫切最困难的3户，给顾颉刚、翁独健每家一套6间宿舍，给蔡仪一套5间宿舍。以上是否可行，请予批示。

胡乔木（签名）

1977年12月2日

信件上有多处批语。首先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于12月4日左右将此信批转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同志阅办”。12月10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要办事人员“拟出明确意见”。12月26日，此件已经转到了管理局房管处。当时，五六间一套的住房实在稀有得难以寻觅，房管人员倾向于为他们增配，“拟在天坛每人解决三间一套”的住房。

此事的结果未知如何？想来应该是顺利解决了。20多年前刚刚结束“文革”浩劫，百废待兴之际，胡乔木初掌社会科学院，随即写成此信，其眷顾一代文史名家之心可鉴。而在计划经济时代住房分配之难到了如此地步，数位名家要想增加数间住房，惊动了社会科学院院长胡乔木写信，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批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出面办理，改善住房之难，可见一斑。

恍惚之间，写信人、收信人，乃至信中要照顾者，都已乘鹤远行。此信读来，顿生岁月遥远之感。打开现在的报纸，花样百出的售房广告令人目不暇接，胡乔木的这封信，大概可以作为那段已流逝岁月的一个注脚。

2000年2月5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胡乔木书信集》，共收入胡乔木书信435件。始自1945年4月9日，终于1992年9月27日。细阅之下，非但没有发现此信，而且发现书信集中没有收入作者1977年的信札。而这封信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或可作《胡乔木书信集》的补遗。

胡乔木非常敬佩钱钟书的学问。胡乔木曾说：“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他一会儿法文，一会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

钱钟书英语极好。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英国汉学家、翻译家李高洁选译的《苏东坡选集》，便请正在读清华大学四年级的钱钟书作序。

作为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推荐钱钟书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毛泽东选集》的英译工作。从1950年到1956年，钱钟书花费了很多时间，主持《毛泽东选集》四卷的英译工作。1960年至1966年，钱钟书又参加毛泽东诗词英译本的定稿工作。1974年秋天，钱钟书完成审定毛泽东诗词英译的工作。

1982年，胡乔木提名钱钟书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对于向来只埋头学问、不愿当官的钱钟书来说，这是难以接受的任命。胡乔木亲自登门说服钱钟书，钱钟书这才勉强从命。

也就在1982年，胡乔木请钱钟书帮他改诗。钱钟书对胡乔木的诗进行了许多修改。

后来，李慎之在《胡乔木请钱钟书改诗种种》一文中说：

“他（胡乔木）拿出两张纸，上面写的就是后来在‘七·一’发表的《有所思》。然而涂改批注很多，一望而知是钱钟书的笔迹。他一面给我看，一面说‘我做旧诗总是没有把握，因此要请钟书给我看一看，改一改，不料他给我改得这么多，你看怎么办好？’我说：‘这是钱先生书生气发作了。还是我来给你办一点外交吧’。”

李慎之回忆说，他向钱钟书委婉地转达了胡乔木的意思。钱钟书致函胡乔木：

“我恍然大悟，僭改的好多不合适，现在读您来信更明白了我只能充个‘文士’，目光限于雕章琢句；您是‘志士仁人’而兼思想家。我上次的改动就是违反了蒲伯的箴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