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胡乔木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主管意识形态，人称他是中国“头号文化首长”。

其实，胡乔木本身，是一介书生。多年以来，胡乔木在知识界结交了诸多知识分子朋友。知识分子是世上最敏感的人。对于胡乔木，知识分子们各有各的印象，各有各的评价。把知识分子们眼中的胡乔木都一一写出来，倒是从多角度勾勒出一个立体的胡乔木形象。

在胡乔木众多的知识分子朋友之中，季羡林是不同于众的一个，因为季羡林与胡乔木曾经是清华大学同学。

季羡林是北京大学教授，着名文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精通英语、德语、梵语、吠陀语、巴利语、吐火罗语，还能阅读法语、俄语书籍。他早年留学欧洲，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回国后，长期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卓有建树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作家，梵文、巴利文专家。他是山东清平（今临清）县人。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2005年7月29日上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到解放军总医院康复楼的病房看望了季羡林，并对季羡林即将到来的94周岁生日表示祝贺。

当年，季羡林与胡乔木同时考入清华大学，是老同学。如同季羡林所忆，那时候，“胡乔木（原名胡鼎新）同志正在历史系学习”，而季羡林则是外语系的学生。胡乔木参加共青团，参加了地下工作，而季羡林则说：“我算是中间偏左的逍遥派，不介入，也没有兴趣介入这种斗争。”

此后，胡乔木与季羡林阔别多年。胡乔木走的是政治斗争之路，季羡林走的是学术研究之路。

1949年春夏之交，正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胡乔木写来的信。当时胡乔木已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胡乔木写道：“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

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为的是有关大学院系调整的一些问题，征求这位老同学的意见。

从此，胡乔木与季羡林有了直接的联系。1951年，中国政府派出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和缅甸。此时兼任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的胡乔木，正参与组织派团出访之事。胡乔木想到了季羡林，那时候季羡林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从事研究印度文化，却一直无缘访问印度。于是，胡乔木给季羡林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代表团。季羡林非常感谢胡乔木的关心，非常愉快地加入访问印度、缅甸之列。

1951年9月20日离开北京，到次年1月24目返回北京，季羡林随团出访达四个月。季羡林写下了这次出访的愉悦之情：

我不能忘记，我们曾在印度洋的海船上，看飞鱼飞跃。晚上在当空的皓月下面对浩渺蔚蓝的波涛，追怀往事。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印度闻名世界的奇迹泰姬陵上欣赏“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奇景。我不能忘记，我们在亚洲大陆最南端科摩林海角沐浴大海，晚上共同招待在黑暗中摸黑走八十里路，目的只是想看一看中国代表团的印度青年。我不能忘记，在佛祖释迦牟尼打坐成佛的金刚座旁留连瞻谒。……我不能忘记，在金碧辉煌的土邦王公的天方夜谭般的宫殿里，共同享受豪华晚餐，自己也仿佛进入了童话世界。我不能忘记，在缅甸茵莱湖上，看缅甸船主独脚划船。我不能忘记，我们在加尔各答开着电风扇，啃着西瓜，度过新年。我不能忘记的事情太多太多了，怎么说也是说不完的。一想起印缅之行，我脑海里就成了万花筒，光怪陆离，五彩缤纷。

此后，胡乔木多次前往季羡林家中看望。

不过，季羡林却“来而不往”。季羡林说，“我是一个上不得台盘的人，我很怕见官。”在季羡林看来，老同学胡乔木已经是个“大官”，作为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季羡林极力避免“攀龙附凤”之嫌。胡乔木的“官”做得越大，季羡林越是与这位老同学拉开距离。如同季羡林所言：

他到我家来看过我。他的家我却是一次也没有去过。什么人送给他上好的大米了，他也要送给我一份。他到北戴河去休养，带回来了许多个儿极大的海螃蟹，也不忘记送我一筐。他并非百万富翁，这些可能都是他自己出钱买的。

终于有一回，季羡林去了胡乔木家中。

1986年冬天，北京大学学生有一些爱国的活动，引起胡乔木的关注，很想找季羡林聊聊，听听他的看法。当时，胡乔木已经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前往北京大学看望季羡林，诸多不便。他征得季羡林的同意，把他接到中南海住所。那天上午，胡乔木跟季羡林一见面，就说：“今天我们是老校友会面，你眼前不是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而是六十年来的老朋友。”

季羡林如实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青年学生是爱国的。在上者和年长者惟一的态度是理解和爱护，诱导和教育……”

胡乔木一直静静地倾听。最后，他说完全同意季羡林的意见，并且要把季羡林的意见带到政治局去。

中午，胡乔木请季羡林在家中一起吃饭。季羡林回忆说：

他们全家以夫人谷羽同志为首和我们祖孙三代围坐在一张非常大的圆桌旁。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吃得竟是这样菲薄，与一般人想象的什么山珍海味，燕窝，鱼翅，毫不沾边儿。乔木是一个什么样的官儿，也就一清二楚了。

这一回去胡乔木家，使季羡林对胡乔木的生活情况有了直接的了解。

不过，胡乔木的“官位”和季羡林“知识分子传统心理”，毕竟还是阻碍了季羡林对于老同学的交往。他从不主动提出去看望胡乔木。

直至1992年，胡乔木病重，季羡林这才决定去医院看望胡乔木。胡乔木见到老同学，非常兴奋，久久地握着季羡林的手。

这是季羡林与胡乔木的诀别。不久，胡乔木离开了人世。

在胡乔木逝世之后，季羡林对胡乔木不再“回避”，深情地写了《怀念乔木》一文，发表于《大地》月刊1994年第2期。季羡林追述自己对于胡乔木的“回避”心理：

“我的政策是：先礼后兵。不管你是多么大的官，初见面时，我总是彬彬有礼。如果你对我稍摆官谱，从此我就不再理你。见面也不打招呼。知识分子一向是又臭又硬的，反正我决不想往上爬，我完全无求于你，你对我绝对无可奈何。官架子是抬轿子的人抬出来的。如果没有人抬轿子，架子何来？因此我憎恶抬轿子者胜于坐轿子者。如果有人说这是狂狷，我也只等秋风过耳边。”

季羡林此时道出了对于胡乔木的真正的感情：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笑，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六十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他大概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在他生前，大陆和香港都有一些人把他封为“左王”，另外一位同志（指邓力群——引者注）同他并列，称为“左后”。我觉得，乔木是冤枉的。他哪里是那种有意害人的人呢？我同乔木相交六十年。在他生前，对他我有意回避，绝少主动同他接近。这是我的生性使然，无法改变。他逝世后这一年多以来，不知道是为什么，我倒常常想到他。我像老牛反刍一样，回昧我们六十年交往的过程，顿生知己之感。这是我以前从来没有感到过的。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乔木是了解我的。有知己之感是件好事。然而它却加浓了我的怀念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