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5月10日，胡耀邦在接待香港《百姓》杂志社社长陆铿时，曾谈及胡乔木：

胡乔木同志读的书多，写的论文也多，概念的应用比较准确。我写的一些东西到最后发表时，也请他看一下。

在中共党内，这几乎已成了“惯例”：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朱德的文章，陈云的文稿……都请胡乔木看一下。

他也协助邓小平审定《邓小平文选》。

编辑、出版《邓小平文选》，最初是胡耀邦提议的。

1981年9月26日，胡耀邦在一封建议出版邓小平文选的人民来信上，作了批示：

“请力群同志指定人开始编辑和加工，待到有了一个眉目，再请示小平同志开中央常委作决定。”

胡耀邦引用过恩格斯的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在胡耀邦批示之前，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根据中央批的该室担负的编辑出版党和国家领导人着作的任务，也已着手于《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

负责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的胡乔木，对于《邓小平文选》的编辑工作也出了力。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于1983年7月1日出版。

十多天之后——7月13日，胡乔木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了长篇讲话，谈论他对《邓小平文选》的见解。

他首先答覆了一些外国报纸所说的“学习《邓小平文选》是恢复个人崇拜”的问题。

胡乔木说：

“《邓小平文选》一方面表现了他对重大问题的个人首创性，另一方面也表现了他集思广益、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众路线、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的作风。《邓小平文选》中有一篇在1980年8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报告，它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的。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恐怕还是第一次。小平同志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过，有些即席发言，事先没有准备稿子，不可能每句话都对，哪有金口玉言？他反对‘两个凡是’，当然也反对对他实行‘两个凡是’”。

胡乔木在作了这样的论述之后，又从另一角度来谈论。他说，作为一个政党，需要权威，需要权威性的人物。他引述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道：

“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论权威》这篇文章讲了很多道理，举了很多事实作为论据。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船长。船长是全船乘客的‘公仆’，但全船的主人——乘客，在必需的时候都必须服从这个公仆的个人指挥。恩格斯说过要防止人民的公仆变为人民的主人，但是所说人民的公仆？不是可以没有必要的权威，包括个人的权威，主人也不是可以不受必要的约束。”

接着，他谈了关于“邓小平思想”的问题。他以为，“邓小平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他说：

“《邓小平文选》是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的结果，坚持就要发展，发展才能坚持。有同志说，将来中国党的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是不是都有这个思想，有那个思想。我想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比方现在我们就不说邓小平思想，而只说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就如同苏联，列宁死了很久了，始终讲列宁主义和它的发展，而不讲另外一个主义一样。”

胡乔木系统地论述了邓小平的一系列贡献：坚持毛泽东思想；批判“两个凡是”；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强调科学是生产力；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内中，胡乔木特别详细谈及了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

“小平同志出来工作以前就提出反对‘两个凡是’，这是党的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的开端。提出反对‘两个凡是’比把‘四人帮’几个头头抓起来要困难得多。我们回想一下当时的政治空气。陈云同志要发表一篇文章，大概是为了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一周年，那时宣传部一位同志，也是好同志，他把陈云同志文章中凡是跟华国锋同志的提法或不归中央文件的提法有一点不同的地方统统改成一样，表示要跟那时的文件、讲话的提法完全一致，哪怕两个词是同义词，只是字面上不同也不行。后来陈云同志说，你们要这样搞，我的文章就不发表了。（邓力群：陈云同志当时说，用不着他写文章了，他们把那些文件天天照登就行了。）我们想一想，当时党内的情况是这么一种空气。这还是中央，地方更可想而知了。小平同志提出反对‘两个凡是’的时候，他指出‘两个凡是’是讲不通的，毛泽东同志从来没这样讲过，马恩列也从来没这样讲过，如果这样讲，那么我就不能出来工作，因为毛泽东同志已经宣？我犯了什么什么滔天大罪了，我怎么能出来工作呢？”

胡乔木针对华国锋的论点，评述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

“华国锋同志曾经长期有这么一个论点，说为什么三中全会叫做‘路线’，‘十一大’就不叫做‘路线’？三中全会所决定的东西是全面的，因为要扭转‘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不能限制在孤立地解决经济问题。不下决心全面地清理左倾错误，经济建设也是无法进行的。三中全会是从根本上扭转‘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方向，这同‘十一大’可以说正好相反，两者怎么能相提？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