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变河山，雨暴风狂意气酣。

文武一身怀万国，股肱长恨死群奸。

照人晚节薪传火，遗爱雄碑泪化丹。

此德此功如可没，海枯石烂地天翻！

胡乔木这首《怀念》，诗写于1978年3月。重新萌发了诗兴，表明他的心情变得舒畅了。

说实在的，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来，曾使胡乔木兴奋了一阵子。尤其是江青成了阶下囚，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是，他迅即又陷入了不快，因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吴德1976年11月30日在四届人大常委会三次会议上居然说：“要把批‘四人帮’和批邓结合起来！”

其实，吴德并不代表他个人。华国锋、汪东兴仍坚持“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因为那是毛泽东生前同意、发动的。

1977年3月1日，中共中央成立毛泽东主席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名单之中居然没有胡乔木。担任毛泽东主席着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的李鑫对胡乔木说：“你秉承邓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着作，不宜继续参加毛着编辑工作，调回中办。”

紧接着，在1977年3月4日，国务院会议宣布撤销国务院政治研究室。2005年初，原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干部冯兰瑞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口述历史”节目的采访时回忆说：

华国锋批“四人帮”，同时继续批邓。我们国务院政治研究室不是“邓记谣言制造公司”吗，这个当然是他撤销的一个理由了。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当“四人帮”篡夺了党中央的领导，宣传阵地都是他们掌握了，因此有必要成立政研室。现在这个阵地都夺回来了，因此这个机构就没必要了。

那时候，我们简直没办法，因为小平还没有第二次复出。当时他们都愁眉苦脸的，都很着急，特别是胡乔木。胡乔木这个人他比较脆弱，像于光远他也着急，但也不像胡乔木这个样子，我觉得他有好几个晚上都没睡着觉，因为我们办公室都挨着，这很清楚。

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终于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邓小平复出。

一个月后，1977年8月，当中共“十一大”召开时，当选的姓胡的中央委员只有“胡立教、胡耀邦”，而无胡乔木。

不过，胡乔木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这样，胡乔木也算是复出了。但是，他连中共中央委员都未选上，表明他只是“有限度”地复出。

胡乔木能够复出，是由于得到了邓小平的理解和支持。

那是到了1977年5月，撤销国务院政研室的事情出现了转机。就像国务院政研室是邓小平一手建立起来的一样，这个转机也是邓小平带来的。

1977年5月3日，党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给党中央的两封信，这实际上是向党内预告邓小平将重新出来工作。

5月中旬，冯兰瑞的丈夫、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昌和方毅一起见到了邓小平。自从“批邓”运动后，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邓小平的联系，现在得知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让冯兰瑞感到非常兴奋。

冯兰瑞回忆说：

李昌回来后来讲见到邓小平，我一下就心血来潮了。我想，看这样子小平肯定是要出来了。我第二天就跟于光远讲，我就说，方毅和李昌都去见了小平同志了，谈话谈得很好，小平说愿意做后勤工作，对科学、教育方面讲了很多好的。我说，你们是不是也去见见邓小平同志，跟他讲讲，不是要保政研室吗？于光远上班就告诉胡乔木和邓力群，结果他们就去约了。去的那天呢，胡乔木不敢去，因为他不是揭了人家十八条嘛，也不好意思嘛。结果他没有去，就委托二位去替他表示歉意，他们就去了。

于光远也这么回忆：

粉碎“四人帮”以后，政研室却要被撤消。1977年5月，政研室的冯兰瑞告诉我，邓小平12日找了方毅、李昌谈话，谈了有关科学、教育方面的问题，讲了许多重要意见。表明邓小平很快就会出来工作。冯兰瑞建议我们政研室也找邓小平。自从“批邓”运动以后，政研室就失去了同邓小平的联系。现在得知了有关邓小平的消息，我们非常兴奋。大家都想等待邓小平正式复出，保住政研室。我便通过李昌打听到邓小平秘书的电话，联系找邓小平汇报。

经过联系，我和邓力群于5月24日拜会了邓小平，王震也在座。谈话进行了一个半小时，邓小平谈了很多问题。他严肃地批评了“两个凡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谈到外界关心他重新出来工作的事情，邓小平说他出来工作的事已经定了，还幽默地说“反正要继续当大官”。至于分工做什么，他说他现在考虑科学教育，接着说了很长一段关于科学教育的话。邓小平说：我们要搞现代化，不搞科学技术、不要教育不行。我们要上去，空想不行，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上得去？科学技术这么落后怎么行？现在看来，我们整整落后20年，科学技术、教育都落后了20年。他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气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谈话最后，邓小平讲到了政研室的问题。他说，你们的事情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邓小平的谈话，我们马上在政研室作了传达。虽然这时他还没有正式复职，虽然谈话没有明确说政研室撤不撤消，但是他说“以后再说”、“人总还是要用”，使我们感到保留政研室已经有了希望，大家备受鼓舞。果然，不久以后，邓小平再度复出，政研室也不再撤消，并继续成为邓小平领导的一个“秀才班子”。

那是在1977年5月24日上午，王震、邓力群、于光远去见邓小平的时候，内中谈及了胡乔木。

胡乔木托王震带去一封信给邓小平，对于自己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的错误表示歉意。

邓小平很大度，说：这没有什么，对这事我没有介意。不必写信或写自我批评了。要乔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为此有什么负担。

邓小平又说：他3月2日写的那个材料我看了。没有什么嘛。其中只有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他说那次我发了脾气。实际上那次我并没有发脾气嘛。说到批我么，不批也不行嘛。当时主席讲话了，四号文件发下来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对台戏？批我厉害得多的人有的是。

邓小平谈及自己对于胡乔木的看法：乔木是我们党内的第一支笔杆。过去党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尽管对他有批评，可是一向重视他。有几个人联合起来反对他……结果主席没有办法，只好不用。他这个人缺点也有。软弱一点，还有点固执，是属于书生气十足的缺点，同那些看风转舵的不同。

邓小平最后说：总而言之，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至于怎么用，做什么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换意见。政研室的事以后再说，反正有用的人总还是要用就是了。

正是邓小平明确表示了“乔木这个人还是要用”，决定重新起用胡乔木。从此，胡乔木再度成为邓小平的助手，为邓小平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改名为“国务院研究室”，由胡乔木、邓力群、于光远三人主持。

不久，胡乔木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首任院长。

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常务副主任的郑惠回忆说：

乔木刚到社科院上任，就让我和几个同志组成一个调查小组，我是组长，一个一个所召集会议，听意见。我们跑了好几十个所，开了座谈会，并将大家的意见向乔木做了详细的汇报。乔木立刻做出两条决定，一是所有的军宣队、工宣队立刻撤出，一个人不留；二是立刻恢复业务，专做研究，一切派仗再不能打了。这两条决定是不错的，恢复了社科院的学术研究工作，使面貌和气氛大变。

乔木同志提倡搞学术研究的时候，还让我去发现社科院有成绩的研究人才。通过了解，我知道李泽厚在别人打派仗时，一直埋头搞学术研究，写出了很多有分量的研究文章。我收集了他的文章，给乔木看，乔木感到他的研究成果的确不错。有一次，开全院大会，乔木让李泽厚到主席台上就坐，下面的人都很吃惊，怎么这个人突然这么受重视？显然，乔木是想通过这件事，提倡一种搞业务、搞研究的风气。他一直对李泽厚很爱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看了，很欣赏。从乔木的角度看，他是爱护李泽厚的。当时像李泽厚这样的学者还是不多的。

乔木一去，也敢于启用一些人，比如温济泽。温济泽在《百年潮》登的文章中提到了他被打成“右派”的经过。温济泽当年是广播事业局副局长，对外广播方面的负责人。1957年由于温济泽领导“反右”斗争比较谨慎，对外广播部门划的“右派”没有达到5％，结果1958年“反右”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广播局补课，把他补成了“右派”。乔木听到这个消息还与廖承志一同到中宣部去询问，想为他说情。他们在延安时就熟悉。但这时他也没有办法保护温济泽。所以，“文革”后社科院一成立，他马上就把温济泽从广播事业局调来。一边调他，一边写报告，帮助他“改正”右派问题。温济泽成了中国几十万“右派”中，第一个被平反的人。乔木还把周扬请到社科院当副院长。周扬在“文革”中被批得一塌糊涂，但他马上就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