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拯民，原名关有维，字伯张。1909年2月出生于山西省屯留县王村。13岁考入县立高小，16岁考入太原第一中学，1928年夏考入北平私立宏达学院。他是192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按照党组织要求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号召东北军民坚决抗日，收复失地，救国自救。同时选派一批优秀党员到东北工作，魏拯民是其中一员。

魏拯民先在辽宁民众自卫军工作，后到哈尔滨任市委组织部长，道外区委书记和哈尔滨市委书记。两年后的腊月受命去东满游击区担任领导工作。

东满，当时指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和安图等县，是朝鲜族集居地，党的基础较好，是党在东北最早创建的抗日根据地之一。魏拯民到了东满，按照党中央制订的方针政策，团结各族群众，发展党组织，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东满抗日斗争掀起新高潮。1935年5月，人民革命军第二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魏拯民为东满特委书记兼军政委。1935年5月，他去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次年2月回国。

1936年6月下旬，魏拯民在金川县河里惠家沟与一军军长兼政委杨靖宇会师。杨靖宇和魏拯民共同主持召开了一、二军和东、南满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即河里会议。根据一、二军活动区域已经连成一片的实际情况，决定将一、二军合编为抗联第一路军，东满、南满党组织合组一个中共南满省委，统一指挥和领导一、二军及东南满地区党的工作。杨靖宇任一路军总司令，王德泰任副司令，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抗联一、二军两大主力合编后，声威大震，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得到空前发展。

魏拯民为配合杨靖宇南进和一军的西征，与王德泰一起指挥二军四、六师（原一、三师）和一军二师部队，在长白山地区猛烈打击敌人。8月，攻打抚松县城，歼敌百余人；9月，在小汤河歼灭伪靖安军150余人；10月，在敦化东清沟全歼100余名日军。并在抚松、长白等县建立了县委和各种抗日群众组织，部队数量迅速增加，仅二军就增加了三个团的兵力。

1936年冬，二军军长王德泰牺牲，二军军政领导任务都落在魏拯民肩上。他率领二、四、六师部队，转战于抚松、江、辉南、磐石、桦甸、敦化、安图、临江、长白各县，攻打城镇、据点，伏击“讨伐队”，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1937年3月下旬，在抚松县西岗杨木顶子密营，魏拯民主持召开了二、四、六师领导干部会议，确定了1937年部队的活动方向，提出要拔掉日伪军在1936年冬季“讨伐”中设在庙岭的据点。

庙岭是扼抚松、临江、江3县的交通要冲，伪军一个营长期驻守，对抗日部队活动威胁极大。魏拯民从战士中选两名打入敌人据点作内应。这两名战士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通过“拜把子”等方式，争取了10多名爱国官兵。6月上旬，魏拯民率教导团将敌人包围，在派去的内应配合下，经过短暂的战斗，将伪军营长以下150余名官兵全部缴械，共缴获迫击炮1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3挺，步枪120余枝，短枪10余枝，子弹数万发和大批军需给养，彻底摧毁了敌人这个据点。

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战爆发。东北抗联发表了魏拯民起草的《为响应中日大战告东北同胞书》，号召东北人民同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为钳制日军兵力，配合全国抗战，魏拯民指挥抗联二军部队在江、桦甸、临江等地向日军发动了猛烈攻击。攻打辉南县城的战斗是重要一仗。

辉南县城是日军的重要补给基地。10月18日深夜，魏拯民指挥部队隐蔽地接近城门，以偷袭方式解除了南门敌哨兵的武装，给城内敌人以突然袭击。日伪军仓促应战，当时就被打死20余名，其余被压在营房内出不来。这时，魏拯民指挥部队迅速打开仓库，运出大批物资，并散发了《告农民书》和《告伪军书》，然后，胜利撤出城。

1938年5月11日至6月1日，在魏拯民和杨靖宇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共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即老岭会议），分析了形势，总结了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在坚持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中，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进攻，以配合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司令和政治部主任。

老岭会议结束后，魏拯民配合杨靖宇指挥部队，全歼伪军索旅32团两个连140余人。随后，他率部进入安图县，巧施“调虎离山”计，攻下大沙河镇，引出安图县城与明月沟两处之敌，在大酱缸以北山沟里，一举歼灭了明月沟来援的宫本“讨伐队”。接着，在大酱缸以南5公里处，再次伏击歼灭从安图出来的150余名日军。是役共毙、伤、俘敌500余名，击毁车辆10余辆，缴获轻机枪7挺，步枪300余枝。9月，魏拯民与陈翰章率部在敦化县寒葱岭伏击战中，又击毁敌人汽车11辆，打死日寇驻敦化“讨伐队”司令松岛少将以下1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等大批武器、物资。这些胜利，壮大了抗联的声威，使敌军胆战心惊。

杨靖宇1940年2月牺牲后，担子全落在了魏拯民的肩上。他长期艰苦生活、战斗，身体受到很大的损害，胃病日益严重，又患心脏病，加上部队缺食少药，病情更加恶化。看到他日渐衰弱的身体，同志们为他做了担架，他不肯坐；大家把缴获的马给他骑，他也常常让给伤病员骑，自己拄着木棍走在队伍中间。

1940年冬，魏拯民的病情更严重了，已经不能率队出征，只好留在密营中，但他仍勤奋工作。警卫员和其他同志有时把他的纸和笔藏起来，他诚恳地对大家说：“时间对于我太宝贵了，请把纸和笔给我吧，我不能停止工作。”由于敌人的封锁，送粮的人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进山，同志们只好煮树皮给魏拯民吃，一天，两天，一周，两周……密营附近的树皮都被扒光了，魏拯民的病情也每况愈下，可山下仍无人来，期望变成了失望，同志们焦急不安。魏拯民冷静地分析了情况，对大家说：“敌人对山区的封锁越来越紧，地方的同志一定遇到了极大困难。只要有一点办法，他们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原来住在夹皮沟的抗日老人陈德寿一直冒着生命危险巧妙地为魏拯民送去粮食和必要的生活用品，带去敌人动向的情报。1941年初，陈德寿带粮刚要出屯被敌人抓住，老人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拒不承认与抗联的关系。老人避开敌人的监视，从围墙下的水洞里爬出来，冒着鹅毛大雪送来苞米、小米、火柴。老人见魏拯民病得站不起来，见锅里煮的是树皮，伤心地说：“副司令，这些日子让你们受苦了。”魏拯民安慰老人说：“不要难过，革命就是艰苦的，我们吃这点苦不算什么。别看敌人闹得凶，我们坚持斗争，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中国的……”

1941年3月8日晨，魏拯民从昏迷中醒来。他感到自己能走的路不长了，艰难地把文件包交给警卫员，吃力地说：“千万把这些文件转交给党中央。”过了一会儿，他望着射进来的阳光，又看看围在身边的战友，说：“你们都很年轻，革命就靠你们了！……不要难过，革命是艰苦的，要打倒敌人，就要流血牺牲。但我们的血不会白流，天快亮了，同志们要坚持斗争……”说完，魏拯民停止了呼吸。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徐学新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