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的爆发，触发了中华民族全国抗战的狂涛怒涌。正在柏林工作的德国共产党员、世界知名记者、政论家汉斯·希伯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得难以自持。他急匆匆地赶到家里，对妻子秋迪女士说，我所热爱的中国在英勇地战斗，我要回到我的第二故乡——中国，同4万万同胞一起并肩战斗，用我手中的笔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呼吁世界人民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秋迪女士深知汉斯·希伯一直在眷恋着中国，便娇嗔地一笑：“我知道留不住你，好吧，你先走，我随后就去……”

于是，汉斯·希伯踏上了征程。这是汉斯·希伯第6次到中国来。

这位1897年6月出生于克拉科夫的德国著名记者，从他的青年时代起就关注着中国的革命斗争。我国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他便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于1925年来到上海，以后又到广州，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在1925年至1927年汹涌澎湃的中国大革命中，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译处的工作，向世界揭露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阴谋。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义愤填膺，公开声明：已经不能把国民党的观点和自己的信念统一起来了。于是辞退工作，不久回到欧洲。

1928年2月，他在柏林以“亚细亚人”为笔名，用德文出版《从广州到上海》一书，倾注他对中国革命的热切关注。

1931年，日寇侵略东三省的“九·一八”事变后，希伯夜以继日地为英国《曼彻斯特导报》和美国《太平洋》、《亚细亚》等报刊撰稿，发表他关于远东中国问题的报道和论文。在那许多作品中，他以深远的目光，锐利的笔锋，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狂妄野心，控诉法西斯的罪行，唤起人类的正义感，以图推进国际和平局面的早日实现。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希伯看到中国国内再次实现国共合作，结成统一战线，全国人民奋起抗战，深受鼓舞。他作为一位忠诚的国际主义者，对中国共产党寄托着无限的希望，急切要求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用自己手中的笔，讴歌抗日根据地军民在艰苦的环境中英勇抗战的动人篇章。

1938年，希伯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协助下，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见到了他所仰慕的毛泽东，参观了很多单位，访问了许多干部和群众。延安蓬勃的革命生机以及从领袖到群众坚定的抗战决心，使希伯深受感动。他在一篇文章中满怀深情地写道：在这里我看不到任何悲观消极的情绪，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派为夺取抗战胜利而紧张工作、战斗的景象。

1939年初春，希伯来到新四军军部——皖南泾县云岭采访。在这里，他受到了周恩来和叶挺的热情接待。在向叶挺军长采访中，他了解到新四军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抗战的动人情景，于是不顾连日劳累，夜以继日地为《美亚评论》撰写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系统地记述了新四军成长、发展的历史，高度赞扬“这支军队忠诚于抗日统一战线，具有老红军那种独有的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的精神，老红军的丰富战斗经验和游击战术”，指出“新四军在日本占领区作战，使人民中的失望情绪得以克服。新四军尽力做的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使广大人民树立争取最后胜利，解放中国，建设新中国的信心。”

1941年1月，蒋介石一手策划“皖南事变”，并对叶挺和新四军大肆进行攻击诬蔑。希伯对蒋介石的行径，极为愤慨。他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事变的真相，立即在《美亚评论》上发表了《叶挺将军传》。在这篇传记中，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概括了叶挺将军光辉战斗的一生，指出叶挺将军的生活经历“完全不是一个中华民族自由事业和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的背叛者的经历，而是一个现代中国军事家为反对日本侵略、保卫祖国而进行斗争的经历。”他大声疾呼：“立即释放叶挺和停止对新四军和八路军的一切进攻，是继续抗日和建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的首要条件。”

不久，希伯听到新四军新的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的消息，便与不久前来华的夫人秋迪女士一起，由上海乘船，前往苏北抗日根据地进行考察。在苏北，他会见了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粟裕，考察了盐城、阜宁等新四军活动的地区。苏北抗日军民的抗战热忱，使他激动不已，他整天紧张地工作着，访问、出席集会、演说、整理材料、撰写文章。在苏北仅仅两个月，就赶写出了一部约8万字的书《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以及专题报道《重访新四军占领区》、《在日本战线后面的新四军》。他在这些文章中多次申明：敌后的抗战，对敌人来说是既摆脱不掉更消灭不了的。在新四军那里，看到了新中国的基本精神与初步规模。

当时，山东抗日战场的形势还没有被世界各国所了解。为了向世界人民报道八路军在山东敌后英勇抗战的事迹，希伯在苏北的考察结束后，于1941年9月匆匆赶到山东滨海区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部驻地采访。

艰苦抗战的山东军民，对国际友人希伯的来访给予了盛情的欢迎。9月25日《大众日报》以《德籍作家希伯到鲁南，各界筹备欢迎》为题发表了消息，指出，“在抗战后，外国记者来鲁南，还是以希伯先生为第一。”10月4日，山东的党政军民各界，召开盛大茶话会，欢迎这位心热意诚，为中国革命事业而吃苦耐劳的国际友人。在欢迎会上，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朱瑞等领导人同希伯亲切交谈，对他的山东之行表示热情欢迎和谢意。

会上，希伯激动地说：“这一次到中国敌后方来，是我生平最好的一次旅行……一定要把亲身经历的一切事情，真实地报道给全世界的人们，特别是关心中国的新闻记者们。我要告诉他们，谁要想真正地了解今天的中国，真正地了解中国人民是怎样地英勇地和他们的敌人坚持搏斗，谁就一定要亲身到中国的敌后方来！”

希伯与中国人民同甘苦，共患难，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1941年11月初，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俊六坐镇临沂，纠集5万多名日军对沂蒙山区抗日根据地实行大“扫荡”。当时，领导上曾确定把希伯暂时转移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区去。但希伯恳切地说：“这正是需要我的时候，我要和战士们一起，并把这一斗争的神圣事迹报道给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人民。”

为了赢得反“扫荡”的胜利，八路军一一五师领导机关决定从滨海区北上，跳出敌人的包围圈。11月6日深夜，希伯跟着一一五师出发了。一路上冒着寒风，过沂河、沭河，突破了敌人严密封锁的沂沭平原，于次日清晨到达了逶迤起伏的蒙山脚下。指战员们向希伯讲起昨夜在敌人缝隙中突围出来的一些情况，他听了高兴得跳了起来，兴奋地说：“这一夜，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夜晚。比起在西方参加的任何一次最愉快的晚会，都更有意义，更值得留恋。”

一一五师继续与日军周旋。连日的紧张行军，希伯一天天消瘦下来，一双碧蓝的眼睛充满了血丝。但他仍然牢记着自己的使命，一有机会就拿起笔来，记下每一个难忘的时刻；每到宿营地，他的住处便立刻响起人们早已熟悉的打字机声。

反“扫荡”战斗日益激烈。在这血与火的战斗中，希伯表现得更加坚强。他从一位握笔的战士，很快地成为一名能打仗的战士。11月29日，希伯随山东省“战工会”（战时工作委员会）转入沂南县西梭庄。30日清晨，在大青山与敌人遭遇。敌人以一个混成旅团的兵力将转移人员层层包围，密集的炮火一齐向我阵地倾泻，而转移人员只有一个特务连的兵力保卫。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机关人员转移，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决死战斗。希伯和机关人员一起，也投入了激烈的抗击战。

敌人的进攻，一次又一次被打退，转移人员的伤亡也在逐渐增大。

最后，敌人孤注一掷，从四面八方向山头阵地压来。希伯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抄起枪来，猛烈地射击敌人。突然，一发子弹击中他的臀部，血顺着大腿流下来。他顾不得包扎，咬紧牙关，坚持战斗。但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在敌人的密集炮火中，希伯壮烈牺牲在大青山阵地上。

突围战斗胜利后，山东抗日根据地党政军领导人和当地群众，纷纷赶到希伯牺牲的地方，向这位忠诚的国际主义战士致以敬意。

（济南军区政治部组稿文金宽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