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赣榆西部夹谷山的南端，有一座不显眼的马鞍山，自山上建立抗日烈士纪念塔后，这座小山就由此而获盛名——抗日山。陵园中有一座巨大的烈士公墓，其中安葬着在“小沙东海战”中殉难的16位烈士，墓前竖立长碑，上题：“小沙东海战烈士冢”，背面镌刻着原滨海军区政治部撰写的《纪念小沙东海战烈士文》。每当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徐徐地走到小沙东海战烈士墓前凭吊时，彭雄那光辉战斗的一生，就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

彭雄原名彭文灿，1915年2月出生在江西永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跑到井冈山参加了工农红军，在红八军第六师司令部当通讯员。由于他身材魁伟，有力气，很勇敢，在战斗中遇有比较艰苦的传达任务，领导往往派他去完成。1930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转为中共党员，任师部通讯排长，1932年6月，任红三军团连长，1934年任营长。中央红军长征途中，他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湘江战役，娄山关战斗。1935年5月初抢渡金沙江，他是渡江勇士之一。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他任红一军团第四师参谋长。1936年11月，彭雄参加了山城堡战役。

1937年8月，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彭雄任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参谋长。他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华北抗日前线。1938年9月上旬，日军华北方面军为策应武汉作战和围攻晋察冀边区作战，以第一零八师团一部沿汾（阳）离（石）公路西犯，先后占领离石、柳林，进逼军渡、碛口，威胁黄河河防和陕甘宁边区。9月14日拂晓，以杨勇为团长、彭雄为参谋长的六八六团，由南北偏城出发，进到离石县东南、与汾阳县交界处的薛公岭，伏击日军汽车运输队。薛公岭是太（原）绥（德）公路交通要隘，山岭上长满刺密灌木及幼林，不便敌军观察，利于我军隐蔽。六八六团遂以主力在公路南侧设伏，一部埋伏于公路北侧。当日10时许，敌汽车20余辆载步兵200余人进入我伏击地域。杨勇、彭雄等即命令用八二迫击炮轰击敌人，尔后南北伏兵勇猛冲杀，经一小时战斗，全歼该敌，缴获汽车20辆。

敌遭打击后，特别是汾离公路补给线被切断，被迫于19日开始，由离石向东撤退。八路军一一五师遂令六八六团、六八五团一部及补充团于薛公岭东南的五家池附近公路两侧，利用有利地形设伏。六八六团团长杨勇、参谋长彭雄察看地形，精心部署，将二营埋伏在公路南侧铁剪沟附近。20日拂晓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上午9时许，敌先头部队800余人，左顾右盼地进入我伏击地区。六八六团及兄弟部队突然对敌展开猛烈攻击。经过一小时激战，全歼该敌，击毙日军一零八师团师团长山口少将以下800余人，缴获军马百余匹，各种枪400余枝。

我军在汾离公路三战三捷，粉碎了敌进攻黄河河防威胁陕甘宁边区的企图，开辟了吕梁山区抗日根据地。

1939年3月，一一五师师部及三四三旅到达鲁西，彭雄率领补充团进入鲁西地区，7月初与一一五师特务营、六八六团三营合编为一一五师独立旅，彭雄任副旅长。

1940年2月，由一一五师独立旅第一团、第二团与鲁西游击第八支队合并，编为黄河支队，彭雄任支队长。同年6月，支队奉命进入湖西地区（当时称苏鲁豫边区），很快打开了抗日局面。

1941年1月发生皖南事变。根据中共中央统一整编新四军的指示，挺进淮海、盐阜地区的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治委员，彭雄任参谋长。当时，盘踞江苏省涟水县郑潭口的是伪军“挺进支队”。这股伪军多次和日寇一起对盐阜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扫荡”。

郑潭口位于涟水县城东北30公里，是盐阜、淮海两抗日根据地的通道，也是日伪五港、大新集、新安镇各据点互相联络的纽带。新四军三师首长决定，由彭雄指挥八旅二十二团去拔掉这颗钉子。

彭雄率领二十二团，对郑潭口周围的地形进行了详尽的观察，对敌我双方的兵力态势作了周密的分析，他和该团团长张天云研究：“这一仗一定要打好，要从精神上压倒敌人，在战术上还要打得灵活，打得迅速。火力要集中，以猛制胜。”

9月20日凌晨2时，彭雄带领部队披着星光，向被日伪称为“模范工事”的郑潭口据点插去，5时到达一帆河东岸。隔河望去，郑潭口的炮楼隐约可见。二营、三营从五路庄、木王庄两侧通过一帆河，进到敌据点附近，一营和团特务连也前进到嵇锅甄和大陈庄一带的阻击位置，形成了对郑潭口的包围。涟水县大队也赶到汪庄一线阻击援敌。

晚上7点整，总攻开始了。部队像箭离弦冲向敌阵。霎时，枪炮声、喊杀声响彻夜空。敌人抵挡不往，退缩在夹壁墙里继续顽抗。

这时，彭雄将团里几位领导召集起来，调整部署，命令二梯队投入战斗，采取两头打、逐段攻击的办法，消灭夹壁墙内的顽抗之敌。

次日凌晨，侦察参谋报告：佐滕小队长带领40多名日军，纠集涟水城伪保安队两个连，坐着汽车和马车，正向我西面一线阻击阵地急进。彭雄沉思片刻后，紧握拳头捶着桌子，坚定地说：“一定要把郑潭口端掉！马上通知一营和涟水县大队，要坚决顶住增援的敌人。”他与二十二团领导人共同研究确定了攻打敌炮楼的具体方案：留足兵力，巩固阵地，不让敌人突围；其他部队退到适当位置隐蔽起来；选勇敢精悍人员组成奋勇队，突击中心炮楼。

下午1时，狂风大作，天昏地暗。彭雄发出了“最后摧毁敌巢，争取彻底胜利”的攻击命令。火力队同时开火，压制敌人火力。战士们扑向敌中心炮楼。彭雄也登上屋顶，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

这时，奋勇队从地道里直冲敌炮楼下层，出现在敌人背后。同时，一部分战士登上炮楼顶层，向敌军射击。

在二十二团的夹击下，敌人像无头的蚂蚁，到处乱窜乱蹦。伪军大队长王士珍对着自己的脑袋开了枪。少数敌人仍在巢穴中顽抗，彭雄让部队把洒了汽油的棉絮点燃，扔进敌困守的巢穴，到下午3时，敌人经不住火烧烟熏，缴械投降了。

郑潭口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日伪军300余人，全歼伪军孙礼涛、王士珍部，俘5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3挺，各种步枪800多枝，手枪30余枝，拔除了日伪插入淮海、盐阜区之间的一颗钉子，把盐阜、淮海两地区联成了一片。

1943年3月16日，一只化装的木制“商船”从盐河口（即新黄河口）出发，高大的桅杆鼓起篷帆，乘风破浪，向北驶去。

船上载有新四军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彭雄、八旅旅长田守尧（兼盐阜军分区司令员），政治部主任张池明、八旅供给部部长伍瑞卿、师部科长席庶民、盐阜军分区政治部保安处长黄国山、涟东独立团政治处主任吴毅等50多名到中央党校学习的团以上干部及部分家属（军队干部）。他们在彭雄的带领下，计划沿黄海北去，绕过日本鬼子的封锁区连云港，在赣榆县的柘汪口上岸，再经山东赴延安。

大木船航行了一夜。17日黎明时分，风渐渐地小了，船也驶得慢了。水手小张急忙跑进舱里报告：

“彭参谋长，风停了！”

彭雄举着望远镜，边观察海面，边问船老大：“到了什么地方？”

“那边就是奶奶山（秦山岛），到柘汪口还有七八十海里。”

彭雄镇静地说：“同志们，不要紧，周围渔船很多，敌人不一定会发现我们。”

东方泛白，海水闪着亮光。一会儿，在茫茫海上出现了一个小黑点，而且越来越近了，掌舵的老大不禁大声呼叫：“那是敌人的巡逻艇，糟糕！”

彭雄迅速到各舱里布置：“把子弹推上膛，准备好手榴弹，敌人不上来，我们不开枪，敌人要上船，听我的命令。”

砰！对方传来一声枪响，随即又是一枪，都是向天空放的。

船老大和水手们都知道这是敌人订下的海上航行“规矩”，马上把篷帆降下来。

嗡嗡的马哒声越来越响，敌艇来了，甲板上站着几个鬼子，蛮横地端着枪。巡逻艇颠簸着，靠近了木船，碰得船摇晃起来。站在前面的那个鬼子让翻译官问道：“你们上哪里去？干什么的？”

老大回答：“从上海来，到青岛去做买卖。”

“船上有什么东西？统统的登记！”鬼子带着翻译官意欲登船。

“打！”彭雄发出了战斗命令。顿时，手榴弹、二十响驳壳枪打得不少鬼子倒在甲板上，有的跌入海里。敌艇掉头开到400米以外停下来。不一会儿，又开足马力，用机枪向木帆船扫射。卧在船上面的同志，有的中弹负伤，有的牺牲了。坐在舱里的人，有几个倒在舱板上。

彭雄的腿部中弹。警卫员把他扶回舱里，大家给他包扎伤口。他焦急地说：“别围着我，快去抵抗敌人，快去！”

下午1时许，敌人看木船上枪声停止，第三次向木船扑来。彭雄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绝不投降，绝不做俘虏，哪怕剩下一个人也要打下去！”阵阵驳壳枪弹，射向敌艇。敌人的机枪也不断向木船射击，彭雄胸口又中弹，倒在前舱。

又过了一个多小时，起风了，木船上又扯起帆篷，向西北驶去！

船行不到半小时，从连云港方向驶来了一艘巡逻艇，追赶木船。八旅旅长田守尧改变了决心，靠岸，从陆地上到山东根据地去。彭雄听说要上岸，在昏迷的状态中说：“对，上岸去！上岸找一一五师师部。”

船行驶到小沙东附近，同志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把彭雄抬上岸，找来医生给他止血、包扎，但彭雄因流血过多，停止了呼吸。这年，他才29岁。

（沈阳军区政治部组稿尹和平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