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元1993年的今天，当六十五岁的李银桥回忆起当年他和其他几名卫士在毛泽东身边度过的那漫长的春秋时，总是万千感慨，他说：“我们这些跟随毛泽东几年、几十年的卫士，每天都与毛泽东一家生活在一起。毛泽东一直把我们当作自己家里的成员看待，我们也始终感受到了慈父般的爱抚与家庭的温暖。毛泽东曾问过我一句话：‘你看我跟儿子亲还是跟你们卫士亲？’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跟我们卫士亲。’毛泽东承认是这样。他说：‘我两个女儿，两个儿子是活着的。李敏，一直跟着贺子珍，李讷还有两个儿子岸英、岸青，也是几年难得见一面，就是到了一起，一年也难见几面，见了面也最多说上一阵子，吃一顿饭而已。我只是和你们朝夕相处，形影不离。我和我家里的这点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们，而且一家子的吃、住、用都是你们在张罗，你们算得上是我家庭中的一员，名副其实的。’”

“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到底怎样，广大群众，特别是当代青少年，是非常感兴趣的。前两年你和权延赤合着的《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等书中已有些记述。大家看了后反映还是好的。不过，有些小青年似乎还持怀疑态度，在他们眼里，作为中国的第一家庭，不可能日子过得那么寒酸艰苦，因为他们说，现在当官的，别说省长、部长级大官，就是一个小局长、小处长，家里要啥有啥，住得宽敞，桌上顿顿有鱼肉，子女花钱如流水，难道毛泽东的家里就那么困难？那么可怜？您能用自己的亲身见闻给我们说说吗？”

对我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李银桥一口答应，并且表露出一些愤慨：“你们提出的问题我也多多少少地听到些。我要申明的是，过去我所写的书，或是文章中说的有关毛泽东一家过日子的事毫无半点掺假，作为掌管毛泽东一家日常生活的经济当事人，我可以为历史做证人。是的，现在社会上一些官职不大，但生活的现代化程度和水平之高确实令人惊叹，我不清楚这些人的钱是哪儿弄来的，但有一点我倒明白，他们是很会用手中的权。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他活着的时候，虽然国家比不上现在富，但作为一国之主，如果想得到什么，获得什么的话，恐怕只是一句话的事，有时甚至是一个小小的暗示便绰绰有余了。然而毛泽东却从来没有，而且他最反对在家庭生活问题上搞特殊。他一生在家庭与个人生活上表现出严以律己，勤俭节约，大公无私，助人为乐，从不滥用权力的伟大品德，是我们共产党人，特别是现在的领导干部、广大群众包括青少年在内的所有人都应当学习和崇拜的！”

李银桥说得很激动，我们请他慢慢说。

“好吧，我给你们再说说，这样也可以校正前几年有个别作者滥写毛泽东生活方面的书中的不实之处。

“战争年代都是军队生活，我就不讲了。解放后，生活稳定了，毛泽东个人的家庭生活也算像点意思了。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吧。”

根据中央有关部门的指示要求，毛泽东的卫士班主要是负责照顾毛泽东及家庭的生活、工作、起居以及安全等工作。由于毛泽东身边的子女除李讷有时还能回家外，基本上就是他和江青两人。但毛泽东的家族和江青的娘家人以及几个子女，加起来也算得上是个大家庭了。再加上毛泽东从来不沾钱，他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平生最讨厌钱，而江青又是个属于享受型的人，所以，我这个卫士长除了负责领导好整个卫士班的工作外，实际上还兼当了毛泽东一家的管家差事。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我是最清楚的了。

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一家的生活实行的是经济包干制，因为当时还没有实行薪水制。国家给毛泽东每月为二百元左右，江青为一百多元。钱统一由我掌管。当时我是每月五十多元。为了计划好这笔钱，我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列了伙食、衣服、杂费及节余这么几项。我给毛泽东一家定的每天伙食标准是三元钱。毛泽东看过后，说伙食费是不是定得高了点，我解释这包括招待客人的钱，于是毛泽东便提笔写了“照办”两个字。从此以后，便严格照此计划执行了。

先说说“吃”吧！

现在，常听一些人议论，说电视上、报纸上每天见中央的大干部不是出席招待会，便是又有宴会了，这一天到晚净吃山珍海味，大概自己家里从来不起灶吧！对现在的这个问题我说不好，但对毛泽东时代的一些事情我是了解的，特别是毛泽东本人。接待外宾，出席一些重要国宴，需要吃几顿饭，喝几杯酒，对从事外交和政府有关部门来说是必要的，也是无可指责的。毛泽东作为党的主席，五十年代还兼任国家主席，也有时出席些招待酒会、外宾宴会等，但一般情况下，毛泽东是不太愿意一天到晚忙碌于这些酒肉之间的，除了不得已的情况，他一生最喜欢清静。当国家主席那阵子，外国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后，驻华大使先生就要送来国书，国家主席便得在一定仪式上一本正经地去接国书。毛泽东很不愿意搞这一套。开始还去，后来干脆交差了。他属于不善于应酬之列。基本不喝酒，吃东西又极为简单，有几天毛泽东连续出席了几个宴会，回来后嘀咕着对我说：“以后我不去了，那种场面看桌面上一道又一道菜，好看不好吃，还是我的辣子加酱豆腐合胃。”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

说起他平时吃的东西，你们也许不相信，他的简单程度有时我们都觉得有点太那个了。

辣椒，是他一生的主菜。除此，便是黑豆、霉豆腐等。主食中，毛泽东喜欢麦片粥，烤芋头，红糙米。也许是幼年在农村养成的生活习惯，也许是长期战争年代的紧张生活所致，毛泽东在吃的问题上，实在太粗，太单一。江青为此一直同毛泽东吃不到一起，我们做卫士的有时也觉得主席过得太苦。

毛泽东正经吃饭，一般是四菜一汤。其中少不了一碟干辣子，一碟霉豆腐。这汤有时就是涮盘子的水，最多加几根素菜或野菜——他馋野菜。

凡是毛泽东的家人、亲戚，或者毛泽东留下的客人吃饭，一律都是算在毛泽东个人的伙食费中，饭菜与他平时吃的没什么两样。毛泽东私人请客从没有像现在有些人猜测的那样是“国家拨款”。

吃得简单粗糙还是第二回事，第一回事是毛泽东这粗茶淡饭能保持也就算是好的了，可他特殊的工作方式，使得他的饮食又无法正规起来。他工作不分钟点，吃饭也没有钟点，只以感觉饿了为“标准”。一天吃两顿的为多，也有吃一顿的，有时连续工作几昼夜，也就可能吃五六顿饭。像我们现在一家人吃饭时正正经经炒好几个菜，围在桌子旁像模像样地用餐，毛泽东几乎难得有。毛泽东有专门的厨师，但厨师的大半时间是处于“失业状态”。于是，我们卫士便兼任这个任务。“什么？你们说我们这几个毛头小伙子能为主席做饭？那当然，很简单。”在我们卫士值班室，有个电炉子，有个大搪瓷缸子。毛泽东饿了，我们便用它给主席煮一碗挂面，或做一缸麦片粥，或是烤上几个芋头。你们现在年轻人一招待我吃一顿就是十几个菜，那时毛泽东一个月也吃不了这么好这么多的菜。我跟随他十五年，他吃饭始终是随随便便，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或是一缸子麦片粥，便算作一顿饭了。

五十年代毛泽东经常外出巡视，到一个地方，当地负责同志免不了要为毛泽东接风洗尘，设宴摆酒。毛泽东最烦这个，几次让几位省委干部下不了台。他冲着桌上各种各样的菜，对这些领导干部发脾气道：“你们就光想着我毛泽东，不看看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里装的是什么东西！能让人民群众、老百姓的饭碗也装得这么多，我比啥都满意。”时间一长，各地领导都知道他老人家吃饭的习惯和脾气了，便老老实实随意去弄几样毛泽东喜欢的粗茶淡饭。有时，还经常事先请教我们这些卫士们。

对于荤菜，毛泽东是比较喜欢吃红烧肉和一些鱼的。可是他并不让我们多弄。记得在转战延安，跟胡宗南部队打那几场恶战时，连续打了三个大胜仗。一天，毛泽东很有情绪地对我说：“银桥，想想办法，帮我搞碗红烧肉好不好？要肥点的！”

我说：“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吃碗红烧肉还不应该？我马上去。”

毛泽东听完我的话，连忙摆摆手：“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这段时间用脑太多，吃点红烧肉会对脑子有好处的。”

他就是这种指导思想。平时也只有在他认为用脑太多的时候提出吃肉。其实毛泽东什么时候不是用脑太多？因此，我们就有意让厨房尽量多搞点红烧肉给他补补脑。

为了吃红烧肉的事，毛泽东还跟江青闹了一场，结果两人从此分开吃了。

那是抗美援朝战争结束的那阵子。有一次，毛泽东连续工作了几十个小时，我一再提醒：“主席，您已经两三天没吃一顿正经饭了。”

“是吗？”一头埋在文件堆里的毛泽东似乎有些惊异地反问我。当他的眼睛离开文件时，大概他也一下子感到肚子饿了，便说：“真有些饿了，好吧，我吃一顿饭吧！”

我说：“徐医生早定好食谱了，就是没有机会做……”

毛泽东一听便摆摆手：“他的什么食谱，我不要。你给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就行，这几天用脑累了。”

我正要到厨房去交代，江青从她屋里出来，她小声说：“主席要吃饭了吧？”

我点点头：“他要红烧肉。”

“又是红烧肉！”江青很不满意，“吃什么东西不比红烧肉好？几天了，主席没正顿吃饭，昨天吃的什么？”

“麦片粥。”

“前天呢？”

“小张说煮了碗挂面。”

“看看，你们就是不会办事！看我什么时候把你们那个电炉子和茶缸扔到外边去！”江青生气了。平心而论，那时的江青还是比较关心毛泽东生活的。她说这些，也是希望毛泽东能改改饮食习惯，多吃些有营养的饭菜。问题是，她不该独断和说那么多的话。她冲着我说：“不要再啰嗦了，照我说的办！红烧肉不要弄，什么好东西？土包子，就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她是说毛泽东。

就这样，按照江青的意思，给毛泽东弄了碗鱼块。吃饭时，我心怯怯地站在一边，等毛泽东吃饭。

毛泽东吃饭总是离不开手中的书或报纸。他手里抓着筷子，眼睛却仍然盯在一张报上。江青夹了块鱼放进丈夫的碗里。毛泽东发现不对头，便转头瞥了一眼桌上。

“嗯，红烧肉呢？”毛泽东眉头一皱。

我的心“怦”地跳了起来。我是知道毛泽东的脾气的。他一贯主张“交代了的事就要办”，我这明摆着不办，那是非“克”不可的。可我心里企望着，江青会帮我说话的。

“红烧肉呢？”毛泽东的目光转向了我，声音也提高了。

我咽了几口唾沫，想等江青解释，可她没说话，于是我只好回答没弄。

“为什么没搞？”毛泽东生气了，大声问：“交代过的事为什么不办？”

一片沉默，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说话，交代的事为什么不办？”毛泽东怒了，“我只要求一碗红烧肉，过分了吗？”

主席啊，您哪里过分啊！您为中国革命，为亿万万老百姓操劳几十年，就是天天吃红烧肉也不过分呀，我们卫士也愿意天天给您做。可这次是江青不让做的。我心里这样说，嘴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因为我知道，我一说，事情就闹大了。毛泽东本来跟江青就过不到一起，这个时候我一说，毛泽东非得跟江青吵上一场不可。可江青你自己应该出来解释呀！我感到委屈，又不能说，泪水簌簌地流了下来。

毛泽东是看不得哭的。一见我哭，便又不安了：“算了算了，以后注意么，交代了的事就要办。你不要哭了呀，我还要吃饭呢。”

大概他也看到其中有些名堂，于是在我服侍他睡觉时，他小声地让我告诉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敢说，可他偏要我说。偏偏这个时候江青进屋了，毛泽东朝她白了一眼，江青立刻喊了起来：“你们谈，你们谈，我走！”

我知道事情又坏了，江青肯定知道我在毛泽东面前告她状了。无奈，我必须回答毛泽东的提问。当我把事情经过讲了一遍之后，毛泽东沉下了脸，气呼呼地说：“她没说错，我是土包子，我是农民的儿子，改不了农民的生活习惯。她是洋包子，吃不到一块就分开。银桥你记住：今后我住的房子，穿的衣服，吃的菜按我的习惯办，江青住的房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菜由她自己定。我的事不要她管！”

就这样，毛泽东一家仅有的两人的吃饭问题也变成了“两条战线”。

在吃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自己从不高要求，对子女的要求也一样。李敏和李讷从小就跟随我们一起吃大食堂。记得有一次我那个给毛泽东家庭当阿姨的爱人对毛泽东提出要求：“李敏跟她妈在苏联吃过难以想象的苦，李讷这娃娃六七岁就跟我们一起行军、露宿，在敌人的子弹和炸弹下打滚了好几年，没过上一天好日子，让她们跟你们一起吃饭吧！”毛泽东断然否决：“不要跟我们，你带她们吃大食堂去！”她们上大学后，吃住都在学校，同所有的普通人家孩子一样，睡集体宿舍，吃清淡伙食，穿的也是一身旧蓝布衣，与同学一起下乡劳动，一起走路，挤公共汽车，旁人谁都不知道她们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讷是我看着长大的，上大学后，每周六才回家，学校在市郊，遇上有个课外活动，总是天抹黑才回到家，一个女孩子家总是少些安全，我便瞒着主席悄悄接了她几次，毛泽东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我。

1960年，国家经济发生困难，加上苏联逼债，这时已实行薪金制的毛泽东，第一个要求是将自己五百元左右的工资减掉了二百元，并且指示我：“三年之内不吃肉。”自然，他用来补补脑子的红烧肉也毫不例外地取消了。毛泽东这么一做，中央的其他领导也纷纷效仿，减工资和不吃肉。但真正一顿也不吃肉的恐怕像毛泽东那样的不多。

那个时期李讷身体不好，在家休息，有一天，我派卫士去看望她。李讷脸色很不好看，卫士以为她又病得不轻，可李讷说：“我饿……”卫士回来跟我一说，我鼻子也酸了。这孩子出生在延安，从小没吃上几顿像样的饭，幼年时一直跟我们吃那个黑豆，如今解放了，父亲还是国家主席，却叫娃娃喊着饿。无论如何，我下决心要给她搞点吃的！我搞来一包饼干，悄悄给她送去了。李讷躲在一个背人的地方，看看左右没有人，便一口气吞了几块，那样子像是偷来似的，她吃了几块，不知想起了什么，又小心翼翼地藏在内衣的衣袋里，大概准备慢慢吃吧。这事江青先知道了，后来毛泽东知道了。“三令五申，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毛泽东又一次发火了。我不服气，说：“别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泽东拍桌子了：“别人可以送，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能送！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

大凡我们要为他的子女，或者他的子女要在某一件事上搞些什么现在看来根本不能当回事的“特殊化”，毛泽东都要这么大发雷霆，都要这么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谁叫她是毛泽东的女儿……”其实，他老人家是非常爱自己的子女的，可他是人民的领袖，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他人谋幸福，而从不为自己谋半点私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不得不把严以律己放在第一位，把对子女的爱深深地放在心底。

毛泽东除了喜欢吃红烧肉外，也爱吃些鲤鱼。熬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有一次贺龙同志托人送来几条鲤鱼。这一天江青出面，把李讷接回家，与毛泽东一同进餐。厨房做两条鱼，一大一小，江青把大的一条给了毛泽东，自己和李讷吃小的。

当时我和韩桂馨都站在一旁，江青给女儿夹鱼后，又给小韩夹，小韩不肯吃，李讷便不答应，于是小韩只好陪着吃。

毛泽东像是怕冷落了儿子似的，招呼我：“银桥，你也一起吃，我给你剩了半条鱼。”他指指盘子，拿着文件，便从桌子边上站了起来。

“主席，我，我不吃。”我惊慌地往后退了几步，我怎么能跟毛泽东主席抢鱼吃呢？虽然我的肚子早已在“抗议”，可是我无论如何不敢有这等非分之想的。

毛泽东以为我嫌他动过筷子了，便说：“我没有病，那一面还没动过么。”

我脸红到了耳根：“不是那个意思，留着主席晚上吃。”

“不要剩，我不吃剩鱼。”说完，毛泽东就走了。

江青见了，也匆匆吃完碗中的菜，招呼李讷和小韩，她们怕我不好意思吃，便都走了。

“毛泽东真的不吃剩鱼？”我们问。

“哪里！”李银桥马上给予否定。他不但经常吃剩菜，而且见了饭桌上掉下的米粒、菜等，从来就是拾起来便往嘴里塞，他用过的饭碗从不会剩一粒饭的。他是借了这条理由非让我吃下去不可。因为那段时间我们卫士们过的日子也很艰苦。

毛泽东一生如此简单、粗略的饮食，居然也没有出现过胃病，或者营养不良。这一点，我们卫士及医生和中央的其他领导都称其为“神”。毛泽东是人，但有些方面确实超乎寻常的神奇。

你们不相信毛泽东几十年洗脸没用过一块香皂？可这是事实。他洗脸爱用清水，手染了墨或油污洗不掉，便用些洗衣服的肥皂洗。说起来你们更不相信，他甚至连刷牙的牙膏都没用过，他只用牙粉。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解释：“我不反对用牙膏，用高级牙膏。生产出来就是为了用，都不用生产还发展不发展？不过，牙粉也可以用，我在延安就用牙粉，习惯了。”

“现在像你们这样的年龄，更小一点的年轻人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对我们这些延安过来的人的许多生活习惯觉得有些不可思议，确实有些做法现在看来也不太合乎时尚了，但我们在延安时期养成的那种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光荣传统，正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所在，那时养成的一些习惯，我们这些老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改变的。”毛泽东便是继承发扬了延安革命光荣传统的最好典范。

说起毛泽东的衣着，那更是催人泪下。他有一套毛衣、毛裤，不知穿了多少年，听毛泽东原来的警卫排长阎长林讲过，在长征时期，给毛泽东当警卫员的陈昌奉在时，毛泽东就有这套毛衣裤了。一直到解放初期，毛泽东还穿着它。那上头不知有多少补丁了。我是负责毛泽东一家衣着开支的，所以准备给毛泽东重新买些毛线织一套。不过，我知道这类事必须向他老人家本人请示，否则准挨克。我和卫士们请示了好几次，但都被他老人家顶了回来。我还是不甘心，因为那样实在太妨碍伟大领袖的形象了。于是，我跟小韩商量，让她帮着说说，平时毛泽东有什么衣裤破了，都是她给缝好，兴许她说话毛主席能听。

一天，毛泽东正在看文件，我便又和小韩进去做工作了。小韩说：“主席，天气很快就冷了，您的毛衣毛裤太破了，再说破也不要补了，李银桥他们提出给您买点毛线，让我重新织一套。近日，我准备跟着他们一起上街看看颜色，给您买回来快些织好。”

“别麻烦了，小韩，你把李讷照顾好了，又为我们做了缝缝补补的工作，给你增添不少麻烦了，我非常感谢你。还是请你辛苦辛苦，再织补一下，能穿就行了。”毛泽东回答道。

“您的毛衣裤实在太破了，就是能补上，穿着多么寒碜呀！”小韩一心想争取。

“唉，穿在里面不讲什么好看不好看，能穿就行了。外衣破了，补补不是还可以穿嘛！”毛泽东搬出他的革命理论来，“艰苦奋斗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虽然现在日子比延安时好过了，可这个传统到啥时还得继承呀，你们说是不是？”

无奈，我们的计划又落空了。

一条洗脸和擦手用的毛巾，也不知用了多长时间，连上面的线毛毛都磨平了。我又提出是不是换条新的，毛泽东照例拒绝：“洗脸、擦手又不是什么大事，把脸上和手上的水珠抹干就行了，还能用一段时间。”

他的生活理论同他的政治观点一样一般来说都很难驳倒。

你们一定从照片和电影里看过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着那件笔挺的黄呢子制服吧！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穿得像样的衣服。因为是要出席开国大典，生活秘书叶子龙从缴获国民党军队的仓库里弄来了一些黄色校呢，是我拿到王府井请一名叫王子清的师傅做的。开国大典穿后毛泽东又穿了几次便放了起来。那时，部队的军装没有制定统一的式样，黄布做的衣服就算是军装。解放了，有一天毛泽东对我们卫士说：“现在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可以脱军衣了，我脱，你们也脱。”此后，我们原是穿军装的卫士，就都成了便衣军人，再不曾穿过军装。毛泽东也不再穿那套开国大典时穿的黄呢制服了。

有一天，毛泽东对江青说：“军衣我不穿了，你看送给谁就送给谁吧！”

过去，毛泽东曾把自己的一件军大衣给了儿子毛岸英。

岸英牺牲了，儿子岸青也不在身边。毛泽东完全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家庭成员，他要江青把他的衣服分给我们卫士。

我拿了四套包括开国大典穿的那套军衣。后来分给了负责外卫的副卫士长孙勇两件。我多了个心眼，把开国大典穿的那件抱回了家。

毛泽东的衣服我穿太肥，我便把它改成自己合身的衣服穿了。当时没有想到它有多少历史文物价值，稀里哗啦就剪了。只是我爱人跟我开玩笑说：“李银桥，你胆子不小啊，敢把‘皇帝’登基的龙袍给剪了，居然自己洋洋得意地穿起来。”我说：“你别瞎扯，毛泽东自己一再说他是人民的公仆，不要做皇帝。他把我们当他自己家人，改件衣服算个啥！”1967年，造反派对我滥施淫威，屡次批斗抄家时，发现了这套衣服，后来天津历史博物馆听说后，便把这套衣服要了去。至今仍放在天津历史博物馆。后来我和中央历史博物馆想去要，可人家再也不给了。我感到很可惜，因为这是毛泽东亲自送给我的衣服；穿在身上，我会时刻体察到他老人家慈父般的温暖，或者我根本不该改这套新中国“惟一”的开国大典主席服，那它的文物价值似乎会更高些。现在人们在“毛主席纪念堂”里看到的一套“开国大典服”并非真品。因为到天津历史博物馆拿不回来，有关部门便到孙勇那儿借了一套当初毛泽东给我们两人各两套中的一套。现在想起此事，我总感到有些迷惑。每到这时，我爱人韩桂馨便会安慰我说：“银桥，你用不着那样责备自己，主席在的时候，从来不把我们当外人，他对自己的东西，除了书外，都很随便的，谁爱拿谁就拿去。”

我爱人说得对。毛泽东对自己家里的东西从来不吝惜，说实在的，他的那个家除了书和江青的衣物外，还不如我和韩桂馨的小家多呢。这一点，我这个掌管他家财物的“管家”心里最清楚。

虽然毛泽东一拱手就把好几件衣服送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但他对自己却一直十分吝惜，而且甚至不敢让人相信。

那是我们还没有进入北京城内时，我们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里，毛泽东几乎每天在这里或进城去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有一天，他要见张澜了，之前他吩咐我：“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我在毛泽东所有的家当里翻了个天翻地覆，也没找出一件不破或没有补丁的衣服。没法，我便向毛泽东请示道：“主席，做也来不及了，是不是去借一件？”

毛泽东似乎也没想到这个“意外”，顿了一会儿，听我一说，赶忙摆摆手，“不要借了，补丁不要紧，只要干净整洁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人士，不会笑话我的！”

就这样，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接见了除张澜之外，还有名声显赫的沈钧儒、李济琛、郭沫若……

可事隔不久，我又为另一件事发愁了。原来，那几年，毛泽东是兼任了个国家主席，经常要接待外宾，身上还好说，有一套礼司部门给定配的黑色呢子制服，可他脚上那双皮鞋已经旧得没有一点光泽了，最要命的是他的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我劝他换换皮鞋和重新买两双袜子，毛泽东不肯，说还能穿一阵子。

无奈，有一天，在接待外宾之前，他老人家躺在沙发上，两只脚自然地向外伸着。

我无意朝那边一看，不由惊呼了一声：“主席，把脚往里缩一下。”

毛泽东以为是什么事呢，敏捷地将脚缩了回去：“银桥，怎么回事？”

我笑了，指着他的脚说：“您看，您的脚那么向前一伸，袜子上的补丁全部会露在客人面前。”

毛泽东重新将脚伸了出来，果然发现袜子上的补丁“露馅”了，他笑了，说：“对对，我把它缩回去，家丑不可外扬么！”

从此以后，每当毛泽东接待外宾，或会见什么重要客人时，我便提醒卫士“家丑不可外扬”，他们笑笑，都明白是怎么回事。毛泽东一听这话，也会心领神会，且迅速作出反应。

在我跟随毛泽东十五年间所看到的，他一般从不接受别人送的礼物。虽然有时地方一些党政领导干部和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老战友、老朋友以及亲戚、老乡也会送些礼物给他，而放到他家里的东西，一般都由有关部门充公处理，这是毛泽东自己定的规矩。外国朋友和领导有时也会送礼物，那更是充公处理。如果是吃的东西，那就乐了我们这些年轻的卫士和警卫连中队的小伙子们，因为毛泽东总是想到我们的。

记得是抗美援朝胜利的第二年，朝鲜人民的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了表示对毛泽东和中国人民的敬意，送给毛泽东二十四箱上等苹果。通常，毛泽东对类似这样的礼物只是过目一下礼单而已，是见不着实物的。可是，这一次有关部门觉得事情难办了，因为苹果上面，个个都印着“毛主席万岁”五个醒目的字，谁敢吃“毛主席万岁”呀！为此，不得不请示毛泽东。那天我见毛泽东手中正拿着一个印有“毛主席万岁”的苹果好奇地看着。管理部门的一位同志告诉他，这是在苹果尚未熟的时候，用写上字的纸贴在苹果上，太阳一晒就出了这些字。“难为金日成一片心意。”毛泽东说，“不过，‘万岁’是不可能的，人能活到一百岁就是长命了。我这个人别说活到万岁，就是百年也绝不可能。因为我有很多问题早想同马克思探讨探讨。这样你们也就不要有什么顾虑。”毛泽东说得幽默，一副无所谓的神态。

“银桥，传达我的命令，让卫士们和警卫中队的同志把这二十四箱苹果全部消灭。”毛泽东大手在胸前做了个习惯而具有吸引力的向前推动的动作。

“是！”就这样，我和卫士班、警卫班的小伙子美美地吃了几天朝鲜苹果。

俗话说，再好的夫妻也有吵架的时候，再亲的兄弟姐妹也会气得咬牙切齿。我们生活在毛泽东这个大家庭里，有时也难免为一些事情闹些矛盾。这时毛泽东总是像父亲似的，先把我这样的“大孩子”克一顿，对年龄小些的便总免不了哄几句。也难怪，虽然我们的卫士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战士，可毕竟大多是刚离开父母的毛头小伙子，办事任性，毛手毛脚的事总是会有些的，一般情况下，毛泽东从来不会把它提高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高度来训斥我们的，倒总是用幽默，或者像逗孩子似的启发、开导。于是，本来有的一点鸡毛蒜皮的事便马上化为乌有。因此，我这个当卫士长的“大哥哥”，十几年间，也非常容易带这些当卫士的“小弟弟”们。我们卫士之间始终保持着情如手足，亲如兄弟的革命情谊。这当归功于毛泽东这个“大家长”。

对内是这样。对外，毛泽东可完全是另一种姿态。要是我们卫士与外人搞不好关系，毛泽东会完完全全地摆出一副严家长的态度，把你狠狠地克一通，直到承认错误，改正错误为止。

毛泽东常对我们说：“你们是我的卫士，一旦你们跟外人闹了别扭，我就得像那些严爸爸一样，自己的孩子再对，别人家的孩子再有什么不是，我首先也要批评你们。我很小的时候，我父亲也是这么做的！”这一点上，他继承了中华民族所有做父亲的传统美德。

卫士田云玉是公认的最受毛泽东喜爱的小卫士，他不仅年纪小，而且一身孩子气。平时在毛泽东和江青面前无拘无束。这对身边缺少儿女天伦之乐的毛泽东夫妇，无疑是一种补偿。所以，他们平时很惯着他。他身上穿的毛衣，还是江青亲手一针一针织的哩！这一惯不要紧，小田却渐渐滋长起了那些被惯孩子的通病——任性，目中无人。

有一次，我们随毛泽东到南方。在专列上，一天，小田和乘务员小姚在一起，小姚是个姑娘，也是跟随毛泽东多次出车的熟人了。为了开门快慢的事，小田和小姚两人吵了起来。小田让小姚开快一点，声音里带有一种“命令”的口气，小姚也是个任性的姑娘，偏偏不吃这一套，于是两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顶了起来。

“你不就是个列车员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小田挖苦道。

小姚的嘴巴也不饶人：“列车员怎么着？我还入党了，你还没有入党呢！告诉你，做人还得靠自己，别以为你在主席身边有什么了不起！”

小田不干了，到毛泽东身边还没人这么伤他自尊心呢！于是气得破口大骂，什么话难听，他就骂什么。一开骂，小姚姑娘就只有眼泪了。她“呜呜”地哭着到毛泽东那儿狠狠地告了小田一顿御状。

“小田，主席叫你去！”我把小田叫去。见他的神色，还是那样一腔傲劲，他嘴里喃喃着：“哼，告就告，主席会把我怎么样！”

谁知，这一次毛泽东可没有轻饶小田。毛泽东用手指着小田的鼻尖，怒吼地责问道：“你说，你为什么对小姚耍态度？”

“都是我们把你给宠坏了！瞧瞧，现在都不知道天高地厚了！”江青也在一边指指戳戳。

“越来越不像话了！”毛泽东双手叉着腰，那架势真像老子要打恨铁不成钢的儿子似的。“要检查，要当面向小姚检查，检查不好就别来见我！”

小田这次可威风扫地了，一直几天抬不起头来。不过，事情过去了，毛泽东又像疼爱自己的乖孩子似的跟小田又是逗乐又是寻开心。小田也没有一点思想负担。

严格地说，这类事还只能算是孩子之间的小打小闹。大人间的大打大闹也是有的。我们卫士及工作人员之间还倒没见过和听说过有谁跟谁公开打得不可开交。不过，我们同毛泽东的家人之间倒是出现过几次大吵大闹。不是跟别人，都是跟不可一世的江青大人。江青那时还不是什么“四人帮”，除了主席夫人外，没有什么头衔，后来经周恩来提议，中共中央常委研究同意后，她才有了毛泽东生活秘书的头衔。但她不怎么管事。虽说她负责兼管我们卫士、医生、护士和阿姨这一摊，实际权力还不一定有我这个卫士长大呢！所以，在当时我们的眼里，她也仅算是毛泽东家庭成员中的一员，仅仅是重要一员而已。江青可不同于毛泽东，侍候她不那么容易，而且她经常挖空心思出怪点子让我们不好办。我们最恨她的是她经常干扰我们值毛泽东的正班。

毛泽东长年累月，难有闲时，毛泽东越忙，江青就越闲。她一闲，事情就多起来，而且总是叫上我们这些卫士们。虽然我们心里也很反感她，可毕竟不敢公开跟她唱对台戏。再说，我们卫士也负有为她服务的一部分责任。江青也就借这一点，总是对我们指手画脚，谁要稍微表露出一些不顺从，谁就不会有好果子吃。当然，那时还谈不上“政治迫害”，再大，也仅算作是“家庭矛盾”吧。可悲的是，当时我们卫士、毛泽东，连江青在内都把这些顶嘴吵闹当作一说就过去的“家庭矛盾”。待后来登上“女皇”的政治舞台后，这位“第一夫人”便一下翻脸，说成是我们“一直对她不满”，“反对江青”的把柄，从而进行严酷的政治报复。这是后话。

但在五六十年代，虽然我们多次跟江青吵过，而且有时吵得非常厉害，但毛泽东和我们，包括当时的江青在内，都把这些看成是“家庭矛盾”，我举个例子。

记得是1958年夏天，我随毛泽东、江青又来到北戴河，还是住平房一号屋。自毛泽东1954年来后，这一号平房便成了他每年夏天的一个新办公地址和起居处。

这段时间，毛泽东很忙，诸如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吃食堂等大事都纠缠着他，大会小会几乎天天有。这一天照例，毛泽东晚上工作了一个通宵，上午十点来钟才睡觉，并在临睡前嘱咐我，下午四点钟有个会议，三点钟要叫醒他。趁着还有几个小时，我便坐在值班室看书。大约两点，给江青值班的卫士说江青让我去打牌。

就一个来小时了，我真没什么兴趣，可江青叫的能不去吗？

“来，银桥，还是我们俩打对家。”江青兴致正浓。可偏偏我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怎么了，想老婆了？你几天没陪我打了，快拿牌。”她朝我使了个眼色，示意让我打起精神配合她赢上几回。

我抬起手腕，看看还差几分就两点了，便“唉”的长叹一声，那只摸牌的手慢腾腾地抓着。

“喂，看着一点，让你出牌了！”江青瞪了我一眼，显然是我的精神状态使她大为扫兴。

心不在焉，牌能打得好吗？连续两回，我们都输了，江青沉不住气了：“今天你是怎么啦？不是叹气就是打错牌！”

我只好说：“主席下午有会。”

“正班不是田云玉么？”江青说得对，可我是卫士长，毛泽东行动时，我必须跟着，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我神圣的职责。江青这么一说，我又不好当面反驳，取而代之的是没完没了的叹气声。

说实在的，这种叹气声和连续的出错牌的状态，对一个正在兴头上的人来说，是难以忍受的，再加上江青一贯惟她独尊，我这个样，在她看来是明摆着没把她放在眼里。

第三局，刚出几张牌，我连续失误，以致败局已定。

“不打了！”忽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一甩，瞪着一双大眼睛，“噌”地立起来，大声责问我：“李银桥，你今天到底想要干什么？你说说清楚！”

打牌的和看牌的卫士与护士一下子都惊呆了，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

妈的，你们看着我干什么？我心里头窝着火，便没有好气地回敬江青道：“我要干什么呀？主席下午要开会，我要陪他！现在你却要我陪你打牌，你说我要干什么？”

“放肆！”江青“嘭”地一下拍起桌子来。然后指着我问：“你想想你是跟谁在说话。”

瞅她那样，我有意带着轻蔑的口气说：“还跟谁，不就跟你江青同志说话吗？你耍什么态度？”

“咳咳，你这李银桥，是我耍态度还是你耍态度？是你们为我服务还是我为你们服务啊，你说呀！说！”江青声嘶力竭地抬出高帽子给我戴。

我可不怕她这一套，毫不含糊地回答她：“我为主席服务，就是间接为人民服务，政治上一律平等。组织上没有交代我陪你打扑克的义务！”

“你、你……”江青气得就差没搬起凳子朝我砸，“李银桥，李银桥，你狂到这个份儿上了，啊？你不就是个卫士长吗？你，你你给我滚出去！滚！”

这我哪受得了！堂堂毛泽东的卫士长，给她手指着让我滚就滚了？再说，你江青当着这么多卫士的面让我滚，我以后还有什么权威指挥我的卫士了！我的脸一下子像喝醉了酒，太阳穴“突突突”地直震脑门子。那时我已虚岁三十了，跟随毛主席也有十多个年头了。可我第一次感到我是那样冲动，我也仿佛第一次感到自己已不再是一个任人摆布的小孩了，我也是人，也是大人了！于是，那男子汉的吵架架势一下“哗”地拉开了，好像除了记得自己是毛泽东的卫士长外，其余全忘记了似的，指着江青以同样的嗓门回敬她。

“你不狂？你江青不就是个秘书吗？我喊毛主席万岁，还轮不到喊你江青万岁呢！”

“啊——好你个李银桥！”江青气哭了，冲着我就奔了过来，亏得护士把她拉住了。

“你再说一遍！我看你李银桥再敢说一遍！”

以前我跟江青也吵过架，那时情况不同。我是小卫士，再说那次我理短。是因为我说了她躲风，可今天就不同了，我也不知怎么搞的，像吃了豹子胆似的，眼看这一架闹大了，心里也不免有点慌，可嘴上还是死硬死硬：“我就说你！看你怎么着！”

大概除毛泽东以外，江青还没有碰到第二个人敢当着众人面这样对待她。她哪受得了这个，于是又哭又闹，非要跟我拼个死活。我也哭了，也不停地与她对骂。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有意思，太好笑了，完全像小孩子打架一般。屋子里全乱套了，护士们劝江青，卫士们拉着我，一起一伏，一前一后，双方如同拉锯一般。

当时，我在嘴上和行动上没让江青占过上风，但心里毕竟发毛。估计毛泽东也要起床了，我便一边哭，一边闹地转头便朝毛泽东的房间跑去。

“怎么回事？”大概毛泽东已听到外面吵吵闹闹的声音，正朝外探着头张望。

我一见毛泽东，就像外头受了多少委屈的儿子见到亲娘老子，“呜呜”地放声大哭起来：“江青骂我，她……她说我就是为她服务的……”

我还没有说清两句，江青也披头散发地哭着闯了进来。于是我们两个又吵成一团。

“什么屁事！”毛泽东一听我们净是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到如此地步，便站在中间，大着嗓门喊了一声：“不许吵了，都给我闭嘴，看你们成什么样！蠢么！蠢么！”说着，他一副劝架样，一手将江青往外推，一手将我往屋里推。

“你年纪比他大，不能少说一句？”毛泽东对要出门的江青嗔怒地说了一句。嗨，不知怎的，我顿时觉得有了靠山似的，冲着江青背后又重重地说了一句。这下坏事了，江青说啥也不肯出去，非得跟我没完。

“怎么回事？她不说了你还嘀咕个啥？”毛泽东瞪了我一眼。

我不吭声了，可江青哪肯罢休。她一闹，我又忍不住了。

“住嘴！”毛泽东真的发火了，只见他站在我和江青中间，双手叉腰，右脚往地上狠狠地一跺，那声音像打雷一般：“从现在起，谁再说一句，我就追究谁！”

江青和我眼瞪着眼，谁也不敢吭声了。

“看看你们的能耐！一个毛泽东的老婆，秘书，一个毛泽东的卫士长，就为了打扑克吵成这个样？”毛泽东的眼睛冲着地，火气十足：“我整天忙得顾头不顾尾，你们倒好，闲得发慌！吵架吵得拉都拉不开，说出去叫人家听着，丢不丢人哪？啊！”

“到此为止，你们两个玩不到一起就不要玩了，都看书去！”毛泽东把那只大手在胸前那么一画，“都给我下去！”

事后，公安部长罗瑞卿和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给我们整风。批评是批评了，但我没有感到什么压力。因为我心里有底，这是“家里”的事，吵得再凶也是家里的事，像所有的家庭一样，吵过也就完了。我们在毛泽东身边时间干得长的卫士们都有这种感觉：毛泽东把我们当作他家庭的成员对待，我们也觉得有他这么个“大家长”，如同生活在自己亲生父亲身边，爱与憎，都清清楚楚，没有什么隔阂。虽然若干年后，江青得势时借这些私怨对我报复，但当时我始终没因为跟她在毛泽东面前大吵大闹后有什么后顾之忧。毛泽东也没有，第二天他就“银桥”、“银桥”地叫个不停。

“这就是我们在毛泽东一家生活的真实感受。”李银桥说。

我需要补充一点的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一生几乎毫无物质上的任何追求，他吃粗茶淡饭，穿旧衣破袜。但对我们卫士以及其他身边工作人员、亲属、故友却从来是慷慨解囊。在他工资开支中，后来专门让我单设了一项“救济同志”栏。我本人就几次接受过毛泽东的经济帮助。差不多卫士班的同志人人都受过毛泽东的这种帮助。

“说起这些，常常使我们卫士感到催人泪下。”两鬓斑白的李银桥，眼眶里盈满了泪水。

“我能不动情吗？”他说，“毛泽东自己一套毛衣补了又补，洗脸洗脚舍不得用两块毛巾，可只要一听我们卫士中哪个家里有困难，便会马上解囊。”

他自己不管钱，而且他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我这个人最讨厌钱。”在我跟随他十几年间，从没见过他动手拿过钱。有一次，一位叫张瑞岐的同志，在延安时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解放后，他写信给毛泽东说家里遇到了困难，毛泽东见信后立即吩咐我寄钱。

我从毛泽东的工资节余存款中取出三百元，放在牛皮纸袋里，准备寄之前让毛泽东本人过过目。当口袋送到他面前时，毛泽东以为又是什么公文，正准备抽出来看时，我说了声：“是给张瑞岐同志的救济款。”

毛泽东一听，脸色突变，像是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似的那样恶心，把牛皮纸袋扔到了一边。“你以后要注意呢！我是从来不摸钱的。我最讨厌钱这东西。”从那时起，我便知道毛泽东是不摸钱的。然而，他自己不摸钱，对我们卫士，对身边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百般帮助。记得，经我手得到毛泽东经济帮助的就不下几十人次。对我们卫士，除了平时同志的家中和个人有什么特殊困难外毛泽东要救济，一般在卫士离开他时，在卫士结婚、生育时，在卫士离开数年再来看他老人家时，或者来信有意无意地提起有困难时，毛泽东无一例外地都解囊相助。

“请不要大眼瞪小眼地看着我，我明白你们想说什么。先听我把话说完。”

确实，毛泽东给同志的这种帮助一出手就是几百元，不了解内情的人还一定以为反正毛泽东是国家主席，要多少钱就会有多少钱。错了，毛泽东尽管一年中总有几次那样帮助别人，但从来不动用公家或者说国库里的钱给别人。他的这种资助，全是用他工资节余中的存款。也就是说，都是从他牙缝里和身上扣下来的钱！我粗略地统计过，他一年帮助别人的钱，总是远远多于他自己吃饭和穿衣所花去的钱。

毛泽东有一笔数目不小的稿费。过去是由秘书代为保管，现在是全部缴中央办公厅，就连李敏、李讷都不会得到的。对过去的朋友，对生活过得清贫的民主人士，对那些素不相识但问题反映到他老人家那里的平民百姓，毛泽东这类的帮助，大多动用他的稿费，由秘书代为处理。

“最后，我还要补充的一点是：尽管我们卫士们每个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过毛泽东的经济帮助，但他老人家把我们看作自己家庭成员中的一员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政治上给了我们平等的权利，生活上给予了关照，以及精神和感情上的融洽。”

李银桥搬出几本当年他们卫士和毛泽东一家生活在一起的珍贵照片，我们一页一页地翻着，深深地感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举世无双的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同时，又是一个慈祥、可敬、可爱的父亲。

1957年8月上旬，毛泽东到青岛视察。因为人手紧，我就带了卫士封耀松和田云玉，偏偏这个时候，小田的家里来了封加急电报，电报就五个字，“母病重速回”。小田一家兄弟姐妹七人，家庭生活相对比较艰苦。他的母亲里里外外真不容易。小田一见电报就特别着急。他恨不得插上翅膀飞回家，可又一想毛泽东身边人少，就是他不走，也每天要同封耀松两人每天每人轮流值十多个小时，要是一走，显然毛泽东身边的值班可就成问题了，因为我是卫士长，还有外围及与地方联络等工作，毛泽东出外巡视时我一般不值正班。小田不知如何是好，便拿着电报找到了毛泽东。

“你打算怎么办？”毛泽东看了电报问道。

“我……还没想好。”

“你母亲平时身体咋样？”

“还可以。”

毛泽东思忖了一会儿，说：“你准备一下，马上回去看看。当孩子的，应该为家里大人多费点心。”

小田觉得为难：“我一走，主席身边就没人了。”

毛泽东拍拍小田的肩膀：“不要管我。我这里总会有办法，你就安心回去看老人，回头你把罗秘书叫来。”

毛泽东叫罗秘书来，是问有没有顺便的交通工具把小田带到北京，然后让他早些回到家。一听有，毛泽东马上叫来小田：“正好有北京送文件的飞机，你可以跟着飞机回北京，然后再转火车回家。让卫士长给你带二百五十元钱，作路费，也好给你母亲治病用。”

小田见毛泽东为他考虑得如此周到，心里热乎乎的。

“一百元就够了，主席。”

“嗯？”毛泽东说，“那好，你就先带上一百元回去，如果再有困难就写信来，啊？！”

“哎。”

小田回到老家黑龙江双城县，走进家门，只见母亲红光满面，正欢快地干着活。

“妈，你病好了？”小田惊讶道。

母亲一见儿子回来了，高兴得直上下瞅个不停。然后笑嘻嘻地告诉儿子：“你妈没病。就是太想你才拍了个电报。”

“妈，看你，怎么能这样！”小田生气了，在家待了几天后，满足了家里人的愿望，便又回到毛泽东的身边。回来后，他如实向毛泽东作了汇报。他低着头，心想这一下肯定要挨毛泽东“克”了。

不想，毛泽东笑呵呵地把他拉到自己的身边，连声说：“你去对的吆，对的吆。”然后，又十分感慨道：“你现在该明白，儿行千里母担忧啊！母亲的爱是其他的爱不能相比的。”

我看到毛泽东在说此话时，眼睛湿润润的。是啊，过去他老人家曾多次跟我说过他的母亲当年也是三天两头地挂念这位远离韶山冲，到全国各地去寻找真理的儿子，其情其景，不无催人泪下。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他当年为了革命事业，为了全中国劳苦大众的解放，不曾顾得上这种崇高而神圣的爱偿还给自己的母亲，而今，他却把这种爱倾注在我们这些生活在他身边的卫士身上。这种爱，难道不值得我们这些卫士把它化作力量，化作忠诚，化作全心全意为毛泽东服务，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实际行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