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下不了的黄鹤楼 走不出的红围墙
作为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名伟人，毛泽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他所一手开创的业绩，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上，没有哪一位帝王和君主所能相比的。不管是他在世时，还是在他已经去世二十几年后的今天，没有谁能否定这一点的。
毛泽东伟大的一生和人民对他的敬仰，使他从一个普通的人，渐渐成了亿万人敬重、崇仰的心中“圣人”和民族的形象，国家的主心骨。所有这一切，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不管是昨天和今天我们是否曾经反对过“个人迷信”，但人民对自己的领袖所表现出的来自心灵深处的这份感情，始终是真诚和可以理解的。
但是，也许是由于人民对毛泽东的这份感情，不得不使毛泽东本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毛泽东本人历来反对他同人民群众的隔绝，而作为担负他警卫工作的我们这些卫士及公安部门，又必须这样做。
毛泽东是个极富感情的人。除了他工作外，他是非常喜欢能同人随随便便地聊天，谈话，甚至开玩笑的。尤其是随着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走向“神化”时，他的这种心愿就更加强烈，有时到了渴望的程度。我们这些每天为了挤公共汽车，为了排队买一件紧俏商品而整天诅咒大街上的人太多的平民百姓，是无法想象作为一国之主，高高在上的毛泽东的这一心愿的。虽然毛泽东被神化的年代离我们越来越远了，而且在今天我们有些人在议论毛泽东晚年因被神化了后所出现的一幕幕悲剧时，总是不加以客观地分析，慷慨激昂地批评这位伟人这个不是那个不是的，但倘若我们冷静地想一想，并且再加入几个假如的话，大概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就会有一种重新的认识。是的，假如毛泽东能不受卫兵、不受中央的有关规定的限制，能经常接触群众，了解来自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情况；假如毛泽东能像一名基层的普通领导干部一样，能经常到农村、到工厂、到社会的最基层，亲自听一听干部、群众对党的政策、对自己所制定的路线、方针的意见，而不是靠那些专爱唱赞歌，报喜不报忧的人所送上的“报告”、“材料”来了解情况的话，中国历史上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大悲剧也许不会出现，也许，中国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小康”在今天就已经实现了。也许，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空前绝后的伟人。
人，没有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也同样。然而，当我们从卫士那里了解到作为亿万人民的领袖的毛泽东，平时却不能随随便便到一个农舍家吃上一顿红烧肉，随随便便到一趟工厂去听一听那里的工业建设是否搞得对头，我们对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根源，便有了新的认识。
下面是我们从毛泽东卫士口中听到的故事，虽然它们永远不可能出现在正式的历史文献和许多党史教材中，但却从另一个角度使我们对毛泽东、对导致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原因，会有更深刻和全面的了解。
“我是‘文革’前离开毛泽东的，对他晚年所犯的错误并不十分了解。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随着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越来越高后，中央出于安全的考虑，对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限制。如果我说一句，毛泽东越到晚年他的人身自由就越来越少这样的话，许多人也许会不相信，可事实上就是这样。这种现象从毛泽东进北京城后以及以后的几十年间就越来越严重。”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在延安，在西柏坡时，只要毛泽东愿意，他就可以带着身边的一个卫士，或者一个秘书，想到哪儿就到哪儿。那时，社会环境正像歌里唱的那样“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虽然我们当时面临的是蒋介石的几百万猖狂的反动军队，但毛泽东的安全却十分保险。那时，人民和毛泽东之间无任何距离。毛泽东可以穿着布鞋，挽起袖子，同老农一起捏粪团，掏泥块，乡亲们也可以提起篮子给毛泽东送红枣和小米，亲热得很哇。可是，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他的双脚迈进中南海那高高的红围墙后，情况就不一样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提出并有所表示过怎样的加强他行动安全的任何建议。所有后来对他实行的警卫规定都是中央定的。绝对保证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中央作出的那一系列安全措施，也没有错。
我们可以从几件事来说明。
第一件事是1949年5月1日那一天。这天，天气特别晴朗，北京正是春意正浓时。
下午约二时许，我在值班室听到电铃响了，便知毛泽东睡觉已醒，便直奔他的卧室。
“银桥，我们到颐和园去。”一听毛泽东这样说，我非常高兴。心想：主席该休息休息，换换脑子了。因为前几个月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南京解放，中央上下都十分鼓舞，毛泽东这段时间情绪亦极佳。时常吟几句京戏。只是为了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和新中国成立的一大堆事，他没日没夜地会见各界民主人士和起草各种文件，依然不能很好地休息。而今天，他能主动提出来去颐和园，我们这些工作人员自然欣喜万分，再说，我们几个年轻人也想好好玩玩颐和园这一闻名中外的皇家公园。那时，在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那些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过去除了钻山沟，住窑洞外，谁也没有享受过逛公园的福气呢！大概是毛泽东他老人家知道我们的心思，在临出发时对我说：“叫上其他同志，能去的都去。”于是，我们卫士班的同志差不多全体出动，真是沾他老人家的光了。
车，很快到了颐和园东门。刚下车，毛泽东就撇开我们，径直走向一辆比我们先停在一旁的一辆汽车。噢，原来他是有约会！此时，我们这些随行者才恍然大悟。
打西柏坡“赶考”进京后，毛泽东几乎每天都要接见民主人士，或在书房畅谈，或在会场小议，或亲自大驾光临某君家舍。而又有不少次与著名人士是相约在戏场、公园。这一次又是了。我心里不由感慨道：毛泽东啊毛泽东，他的头脑里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
“主席，您好啊！”这次约见的是位银丝飘荡、长衫拖鞋跟的老先生。他就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先生。因为我们进京城的那一天，在西郊机场进行了入城的仪式，检阅三军时，柳亚子先生当时作为各界欢迎代表也在场。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当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就与柳亚子先生相识，并从此成了至交。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决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召开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那是1949年2月的事，毛泽东特意让人以他个人的名义给正在香港的柳亚子先生打电报，邀他到京参加政协会议。
柳先生身材虽小，却骨头很硬，是个不屈不挠的民主人士。老先生是这年3月18日到京的。我们是随毛泽东在3月25日到北京的。当时因为正值我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前夕，毛泽东工作异常忙，并赶着写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因此，政协会议要拖到9月份才能召开。柳亚子对此很不满，写了一首《感事呈毛主席》的诗。诗中自比前汉的“五鹿”，大发不得重用的牢骚，并扬言怀才不遇，想离开政界，回乡隐居。
那天，正逢我值班，毛泽东看柳亚子此诗时，我在场，听毛泽东读完柳的诗后，声音很大地说道：“好家伙，竟对我如此大动肝火！”
我一听，忙问：“主席，谁敢跟您大动肝火呀？”
他笑了，摆摆手，说：“没事没事，是位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谁呀？”我好奇地问。
“柳亚子，他是中国的一个大才子，了不起的大才子。清朝末年时就组织过进步文学社，是个反帝反封建，反蒋介石的硬骨头哩！”从毛泽东的充满赞誉的话中，我对这位“柳长胡子”从此有了一些认识。
末了，毛泽东捏着柳亚子的诗文，沉思片刻，自言自语道：“待我有闲时，要找他谈谈，谈谈就好了么。”
这一天，我们来游颐和园是5月2日。当时我并不知道，毛泽东就在前一天，把他在4月29日特意为柳亚子写的《感事呈毛主席》一诗，写下了一首回诗，那诗便是《七律·和柳亚子先生》。毛泽东针对柳亚子的不满情绪和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及严重的个人主义，用“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的诗句，委婉批评和规劝柳亚子先生应从革命大局出发，不可拘泥于个人主义的小圈子。
柳亚子得到毛泽东这首诗后，触及灵魂，既自愧，又鼓舞，因此，相邀毛泽东“聆听教诲”。就这样，毛泽东和他便在这天相逢在颐和园。
这一天，江青带着李讷也去了。
“好么，亚子，你可近好？”毛泽东双手扶着老朋友的两只胳膊，端详着。
“好好，托毛主席的福啊！”柳亚子先生连连称好。
“——我说亚子兄，别老主席主席的，老朋友之间，你这样叫，我可不自由了。”毛泽东站住脚步，很是认真地说。
柳亚子一愣，继而捋着胡须，开怀大笑道：“好好，我还是叫你润之兄，润之兄。”
“这就好么！”毛泽东也高兴了。
看得出，柳亚子的满腹牢骚大概此时此刻也云消烟散了。两人边交谈，边朝颐和园的里头走。
看过大戏楼，游了谐趣园，又爬坡到了益寿堂。
茶室里，毛泽东和柳亚子品茶论诗，谈笑风生，一派诗人学究的气氛。约一个来小时，毛泽东站起身，提议道：“走，乘今天我们都很高兴，到公园去好好游一游。”
“好，如今茶饱牢骚消，游园——痛快，痛快！”柳亚子拍了拍肚子，欣然答应。
从益寿堂下来，便直接进入了长廊。
诗人气的柳亚子面观眼前的这一历史建筑物，感叹道：“慈禧太后腐败无能，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她把中国人民的血汗，搜刮起来，奉献给帝国主义，建造她的乐园，真是可耻至极。”
老先生一激动，就会把一双拳头放在半空中挥舞起来。
毛泽东则完全是一副哲人的大家气度。他接过柳老的话说：“不过，事物总是辩证的。她慈禧当初用建海军的钱建了这个颐和园，这在当时是犯罪的。现在看来，当时即便建立了海军，也还是要送给帝国主义的。建了颐和园，帝国主义拿不走。今天人民也可以来享受，总比她和朝廷里的王爷们挥霍掉要好么。”
柳亚子对毛泽东的妙论，佩服得五体投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主席，您真是伟大啊！”他的大拇指挺挺地直竖在毛泽东眼前。
“哎哎，你又来了，亚子兄，这样不好么！”
经毛泽东这样一说，柳亚子先生不好意思起来。不过，他还是固执地说道：“伟大，润之，毛泽东是伟大的。”
转后，我们几个卫士扶毛泽东和柳亚子到了小火轮、石舫处，两人又是一番议论。途中，遇见林彪和叶群，彼此握手，互道珍重问安后即别。
这时候，毛泽东提议：“我们登船游湖吧。”
柳亚子欣然答应。
我和一名卫士随他两人坐在一只游艇上，其余的人坐在另一只游艇上。
借春风荡漾湖水，毛泽东和柳亚子兴致甚高，湖面上不时泛起阵阵欢声笑语，船到湖心时，柳亚子先生又挑起了话题。他说，今天胜利了，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党胜利，这是肯定的。因为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正确，合乎民意，人民拥护支持，这就是胜利的基础。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这么快，人民解放军很快渡江成功，并且占领了南方，我们不知道毛主席用的是什么妙计。
毛泽东笑了，操着一腔浓重的湖南方言，说道：“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老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些都是天鹅肉，好看吃不着，他能不失败吗？”
“哈哈哈……对对。”柳亚子频频称是。
游船绕过湖心岛，又穿过美丽壮观的十七孔桥，准备在东岸泊船。
这天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日期间，游园的人很多，那时，虽然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也是相对紧的，但绝不会采用“静园”那样的做法。可是，毛泽东到颐和园游园的消息不胫而走。当看到岸头围着的人山人海时，我不免紧张起来。因为那时北京刚解放，城里暗藏的反动分子、敌特分子的地下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有坏人躲在群众中耍什么阴谋，情况就复杂了。
“毛主席，是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岸头，群众已经看得清我们船上的人了，于是高呼口号，人头攒动，那场面是自发性的，所以既热烈无比，又显得乱哄哄的。
怕出意外，我问毛主席：“主席，是不是改地方上岸？”
“哎，不要改，不要改，都是群众么，有什么怕的！”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点被岸头的群众场面所感染了，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一般情况下，只要碰到的是群众，毛泽东是从不愿意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而索性走开的。今天当然也会这样做。
这就使我更加紧张，因为我知道今天的警卫力量是十分不足的，除了我们几个卫士及几个外围警卫人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警力。十几个人要应付面前成百上千的人是很难的，警卫毛泽东是万不能有半点漏洞的呀！
我赶快又是招呼卫士前前后后贴紧毛泽东，还要兼顾柳亚子先生，同时，又得指挥几个警卫人员尽可能地维持秩序。
可是，当毛泽东一上岸，任凭我和几个警卫干部喊破嗓子，使出全身劲也招架不住汹涌的人浪。
那时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几个月时间，可北京城里的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之心早已遍及。能在公园里亲眼目睹毛泽东的风采，谁都不想错过机会。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并且拼命地往毛泽东身边拥。有的人还抢着伸出手要和毛泽东握手。这种场面我们几个卫士还是第一次见，所以都有点束手无策，紧张得心都吊在嗓门口。小伙子手握着手，一个个都用魁梧的身躯，护卫着毛泽东，并且随时准备用生命来保卫毛泽东。
好不容易到了公园的大门口。可是，这里的情况更糟。
大门口外的人要比公园里围观的人不知多几倍！当时我真有点傻眼了。一旦出了事，我这个卫士长怎么向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呀？新中国的成立，还等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呢！怎么办？怎么办？
什么办法也没有呀！成千上万的群众则更不顾一切地拥过来。我当时只有一个能选择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泽东。可我一个人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来自左右前后的各种可能突然发生的意外。于是，我命令卫士们都这样做，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除了我们不可能像铜墙铁壁似的把毛泽东围起来外，毛泽东的身材也比我们卫士都高，用警卫术语说，是“目标太暴露”了。
一切听天由命吧！
抹着汗水，我瞥了一眼毛泽东。只见他脸上无半点笑容，只是那双眼睛闪着明澈的光芒。他在激动。动情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表情。他的情绪与群众完全融到了一起。我真想对他说一句规劝的话，请他不要停步，马上离开这儿。可我知道，这时是不会奏效的。
一切都在顺其自然地发展着。
“嘀——嘀嘀嘀——”就在这时，只听一阵紧促的哨声。啊，我看到救星了：两队公安人员和解放军队伍开了进来！
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掉了下来。
毛泽东和柳亚子总算挤出了人群，登上了汽车。
“我的老天爷，今天可太险了。”回程路上，我边脱着湿透的军装，边说着。
毛泽东却满不在乎地说：“用不着那么紧张，那么多群众，即使有坏人夹在中间，他也不敢掏枪打的。他的手会发颤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么。”
他说得轻松，可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后好久，我的心却还在颤呢！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3年2月在武汉的那一次。
这一年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过的。
刚安顿好，他便要我和秘书通知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的领导同志，要他们来汇报情况。当时，我们一行去了不少人，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同志都在内。毛泽东对武汉很有感情，他告诉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来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去过汉阳。这次来很想过江到汉阳那边看看。
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毛泽东的到来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要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听取指示。那时武汉市委书记是王任重同志，当时王任重同志很年轻，也显得十分精干，毛泽东似乎对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很赏识，多次找王谈话，并且发表了他老人家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我是赞成进步的，反对保守的和落后的。我不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个落后的中国。”
在招待当地党政领导和少数部门负责同志的午饭后，毛泽东拉着当时兼任武汉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刘惠农的手，说：“刘惠农同志啊，武汉三大块，我只到过武昌、汉口两个地方，就是没去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怎么样呀？”
“主席，这事……”当时，刘惠农显得很为难。因为在这之前，罗瑞卿部长等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已经向当地的同志打过招呼，希望大家配合劝阻毛泽东不要上汉阳去。一则那时还没有建大桥，二则也没有渡江的轮船，三则汉阳那边社会治安秩序还不稳定。
“怎么，有困难？”毛泽东又问。
刘惠农不能不表态了。“主席最好不去。”
“为什么？”
刘惠农便搬出了上面三个理由，哪知，毛泽东想做的事，别人是很难挡驾的。他反问刘说：“你刘惠农去过汉阳没有？还有你，王任重——市委第一书记去过汉阳没有？”
王任重和刘惠农回答：“当然去过。”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笑了。又问：“那你们是怎么去的呢？”
“坐划子。”
“好啊。你们坐划子去，我也坐划子去。”
看来此行必成了。我看罗瑞卿部长也只好在一旁搓搓后脑勺。
第二天约十时左右，长航局派了一条船，见刘惠农来了，我便叫出毛泽东，于是一行几人便一起上了船。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船一直开到叫做舵落口才回航。船在江水中乘风破浪，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巡视着汉江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便靠了岸。“清代的汉阳兵工厂是在这一带吧？”路上毛泽东问。
刘惠农用手指着巍峨屹立的龟山山麓一带，说就在那里。不过，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就把工厂设备迁到了四川，原有的厂房被日寇炸得已无几存。1950年下半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那里建了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当年李鸿章都知道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军事工业，不过，他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封建王朝。如今，我们也要建厂，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
返回的途中，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关切地问王任重和刘惠农：“老百姓如今想到汉阳是不是都得坐划子？”当得到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武昌与汉口之间的长江大桥中央政府和湖北省已着手动了，汉水上的也应该有座大桥，这就可以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那对群众就方便了，武汉市的建设会有个飞跃。”
王任重听后欣喜地保证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加快武汉三镇的水上交通建设。
仅两三天时间，我从毛泽东与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的谈话中，渐渐领会到了毛泽东对中南重镇武汉市的战略建设是何等关切。他像指挥三大战役似的，给诞生不久的当地人民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决策性的指示。我不由心里暗暗敬佩毛泽东的伟大：他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建设事业的一个伟大设计师。
作为一名毛泽东的警卫员，我没有想到毛泽东在后一天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的事情。
那是2月18日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初五。前两天毛泽东睡眠一直很好，每天能在清晨三四点便可躺下睡上几个小时。因为要在白天听汇报，参观工厂、城市，所以他也学会了能占用白天的时间工作。18日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对我说：“银桥，今天是初五了吧？嗯，俗话说，初三初四吃足喝饱，初五初六，灯笼庙会。现在正是外面热闹的日子，我们也出去走走。”
“哎呀不行呀，罗部长他们不会同意的。”我一着急，随口而出：罗瑞卿部长已吩咐过的事，为了防止意外，中央是不允许毛泽东随便到民间走动的呀。
“不让他罗长子知道，我们自己去么！”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像个淘气的小孩子。说实话，当时我真想答应他。因为我了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是太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样上街逛马路，去小摊上吃一碗豆腐脑，跟老爷子开心地聊上那么一会儿。
可我绝对不能那么做。
于是，还是报告了罗瑞卿部长——对这，我必须服从罗瑞卿，而不是毛泽东本人。
拦是拦不住的。罗部长他们提出，可以出去走走，但必须戴上口罩。
于是，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刘惠农、杨奇清等领导同志加上我和几名卫士，陪着戴口罩的毛泽东，拾级登上了龟山蛇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个春节，游公园的人非常多。我们这一群一二十个人，无论怎样把毛泽东拥簇在中间，可毕竟异常显眼。在登上黄鹤楼时，正当毛泽东扶栏回顾，兴致无限地俯视江城美景时，从我腋下溜过几位小学生。俗话说人小眼尖。这几个小学生在离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几米远处，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位“戴口罩”的大个子。恰巧，毛泽东的目光移到了小学生处。
“毛主席？！”有个小朋友惊奇地叫了一声。
这一叫不要紧，偏偏毛泽东又朝小朋友们点点头。这下可热闹了，几个小学生像沸油锅里溅进的几滴水，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啦——！”
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欢呼声，把整个江城两岸给沸腾了。我站在黄鹤楼往下走的石级上，抬头举目，脸马上变了颜色：这一次的人可比昆明湖的人不知多多少倍！再说，这里又不比北京，是在毛泽东外巡期间，对一个曾经是国民党伪政权盘踞过的江城，其敌情、社情、地形交通我们都极为陌生。一旦发生意外可是干瞪眼啊！
我不由把目光投向“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将军，真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谁知久经沙场的罗瑞卿部长此时的脸色紧张得丝毫不亚于我。
“快，快把主席围住！”他朝我大声吼道。
于是，我们几名卫士和当地的警卫人员迅速挽臂将毛泽东围住。
可是，我们几个人哪顶得住像泰山压顶般拥来的人潮呀！
“来来，我们再围一圈！”一看不对劲，杨尚昆、李先念、罗瑞卿、王任重、杨奇清等几位领导也顾不得自己的形象了，学着我们的样子，手拉着手，背靠着人群，双脚死劲地蹬着地，在我们的圈子外面又拉了一圈。他们喊着，叫着，用自己的职务劝说、命令群众不要拥，不要挤，可群众像根本听不到似的，或者说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他们要看毛泽东，想跟大救星握握手，说句话。
“这样不行，得想法跟市里联系，派部队，派公安局的同志来帮助呀！”
“可怎么出得去呀？”
我听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急促地商讨着。是啊，谁能出得去呢？李先念、王任重都是当地省、市的领导，此时想从省里、市里调人也没法子。那时要像现在有个对讲机什么的就好了。可真要是部队和公安人员来了，面对这种场面又能怎样呢？
别无办法，只能顺其自然吧！
虽然当时只能如此，但我们依然想的是尽快让毛泽东安全脱离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黄鹤楼。因为这里目标太大，四周开阔地又宽，不出一小时，会有十几万、上百万人拥来，那时情况就会更复杂了。围观的群众他们想的是希望看一眼毛泽东，而不太会注意毛泽东的安全问题。前面能看得到毛泽东的人希望能跟自己的大救星多待些时间，而后面没能目睹领袖风采的人更着急，会拼命朝里拥，谁能保证不出事？
“卫士长，不行……不行啦！”卫士赵鹤桐气喘喘地对我说。
我想问他怎么啦，可嗓子干得说不出话。我只好晃晃拳头，示意他坚持。
“水……铁壳水瓶都挤扁了！”小赵告诉我。
“就是人……挤扁了，也要……保卫好毛主席！”我拉着冒火的嗓门，终于朝他及其他卫士喊了一声。
不知挤出了多少汗，我只觉得再过一会儿自己的脑壳就要炸了！
怎么办呢？“罗部长，我们想法向江边动，这儿距江边最近。”我请示罗瑞卿，他连连点点头。
于是，我们全体护卫毛泽东的人，一边喊着一边一步步地向江边挪动。
人实在是太多了，任凭我们使多大劲，也动弹不了几步路。眼看我们全要垮了，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等领导急眼了，铁青着脸朝群众大声喊了起来：“不要再挤了，不要再挤了！”“我们要为毛主席的安全考虑！”
“大家自觉地让出一条路来，让毛主席走好不好？”罗瑞卿这样喊着。
不知怎的，你挤我拥的群众突然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竟然自觉地从针插不进的人海之中闪出一条“路”来。
毛泽东就这样从从容容，毫没受什么挤压地离开了黄鹤楼，走到江边，上到船上！
我哭了，卫士和警卫战士都哭了。想不到群众是这样的自觉行动！我真想跪下双膝向他们磕几个头。
毛泽东一登上船，便摘去了脸上的口罩，回身向群众招手致意。
很长时间，岸头的群众如大海一般起伏，掌声、欢呼声直冲九天云霄。我看到许多人又喊又叫又跳，那种狂喜之态简直无法形容。
我们的船开了，岸头的人潮就随着我们的船一起流动，站在江中观看这壮丽的场面，没有不被感动的。
毛泽东终于安全到达了住处，可负责保卫的罗瑞卿部长、杨奇清同志坐不住了，深感不安地来向毛泽东作检查，说自己失职，没有把保卫工作做好。事后还郑重其事地向中央政治局作检查。
毛泽东呢？他对此毫不介意，在罗、杨检查时还仿佛迷恋在黄鹤楼时的情景中，乐呵个不停，丝毫没有责怪他的“大警卫员”，只是幽默地说了一句话，“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呀！”
这颐和园和黄鹤楼的一惊一乍不要紧，毛泽东却从此再也没有自己的“自由”了。为了确保毛泽东的绝对安全，中央政治局专门开会研究了加强对他安全保卫的几条新措施。
开会回来，毛泽东对我说：“罗长子又在我的脚上绑了一根绳子。这样不好么，让我跟群众隔开不好么。”看得出，他是不高兴这种做法的，可又无可奈何，因为黄鹤楼一事对他的印象也是很深的。
我听后倒是很高兴。能让毛泽东安全，这是我这个卫士长最最重要的一件事。
可后来我发现自己高兴得太早了些。毛泽东是个很好动的人，而且他的思维异常活跃，除了他工作开会之外，他随时随地想到的是到下面去，到群众中了解情况。虽然在他身边有好几个秘书，上百个警卫人员，中央每天有专人给他送来来自各地、各部门传送的文件、材料，和一些群众来信，可用毛泽东的话说，这些都是“第二手材料”。他是个十分重视第一手材料的领袖，他教导别人“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应该亲口尝一尝”，自己首先是这样做的人。他是人民的领袖，他时时刻刻关心着人民大众的生活和疾苦，他是党主席，国家主席，基层的党员情况，工厂、农村的工作到底啥样，他都想知道。中央办公厅的同志知道他这个脾气，便不断地给他送来材料，可这些材料送得越多，毛泽东便越想亲自到下面去看一看，听一听，然而，他没有自由，他不能随便走，就是出中南海，也必须经中央批准。他渐渐开始不满，甚至有些气愤。
“他们是想让我当关在皇宫里的皇帝爷么，我不干，我不要他们把我的手脚捆住，不到下面亲自走一走，听一听，我怎么能知道下面到底是个啥样？”
“材料，光靠材料能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吗？”
“如今会送材料的人多着呢！他们给你送的材料，专报好的，坏的是不报的！”
毛泽东经常当着我们的面，发泄着心中的不满。
可在这一点上，中央并不怎么让步。而且理由十分充足：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事，是全党以及整个国家的大事。
作为卫士长，我非常理解中央的精神，但同时我又非常同情毛泽东。
跟他时间久了，对他想说想做的事基本上能摸个八九不离十。我了解毛泽东，他来自韶山冲的农民家庭，所以他时刻把群众的冷暖疾苦放在心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的精力全部倾注在民族解放事业上，对打仗、对同蒋介石斗争，他是那样地运筹帷幄，那样地稳操胜券。可搞社会主义，搞工农业生产，我看得出这不仅对中国共产党是个全新课题，对毛泽东而言同样也是个全新的课题。毛泽东是人民领袖，因此，越是处于这样的地位，他越想了解自己制定的方针政策到底有多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有多少还没有考虑到或是偏离的，人民群众对他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有多少是满意的，又有多少是不满意的，他统统想知道。
“我是人民选的主席，办好人民的事，我心里才踏实。”毛泽东不止一次对我这样申述他的心头话。
从黄鹤楼出现的意外后，毛泽东想“动一动”就不是那么随心所欲了。下去是可以的，但必须是先要报中央批准——当然一般都是能批准的。但这种情况就不那么自然和客观了。
先说对毛泽东的保护吧，每次出去，就必须先由公安部门通知沿途各单位进行严格的一丝不漏的检查，然后便是精心的布置，譬如估计毛泽东要同什么人谈话，或者聊几句，于是就百里挑一地事先“培养”好几个。如果时间允许，有关部门还要求“彩排”，以保证绝无差错。有关部门知道毛泽东随意性很大，于是就得事先安排好几种方案，以应付需要。
于是，毛泽东的每一次到基层的巡视、考察、参观、座谈……便成为有关部门们“导演”的一出出戏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使毛泽东下基层了解第一手情况的本意就在这样的精心安排下，很大程度上都变了样，走了调。
现在我想，人们议论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难道与这些情况和做法没有一点相关的因素吗？
在警卫方面自然更是要求万无一失了。前面警车开道，后面重兵保驾，四周还有便衣警戒，卫士和警卫前呼后拥……那时还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先进的警备器械，漂亮的防暴防弹轿车，所以只好多派出些人了。于是，毛泽东每到一处，要真正见的群众、干部倒没有几个人，而警卫、安全人员却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这种情况，毛泽东不是察觉不到，而是没有办法。久而久之，他慢慢也习惯了，这毕竟比在中南海要好多了。
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可悲之处，大人物也有大人物的可悲之处。毛泽东的一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我看来，他不能像普通人那样活得自由自在，便是他的一大可悲之处。
虽说我是他的卫士长，在权力上无法与毛泽东相论比，但平时，我有比他多得多的自由权利。我随毛泽东进中南海后，家就安在与毛泽东的住处丰泽园仅前后院之隔。平时，毛泽东是不能出这丰泽园的后墙的，而我却不一样。走进红墙我是毛泽东的卫士长，站得有站相，坐得有坐相，可出了丰泽园、回到自己的家，我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人了。爱到大街上遛个弯，爱到小摊喝碗棒子粥，啥都可以，而这一切，毛泽东是无法与我相比的。他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会得到。
有一个星期一，我到毛泽东房间。他见我后，便放下手中的文件，很随便地问我星期天都回家干些什么？我说带着小韩——我的爱人一起去看地坛庙会。
毛泽东一听两眼顿时露出十分羡慕的目光，说：“那可一定是很热闹的呀。什么放风筝，卖糖葫芦喽，耍把戏的，要是我去，一定尝一碗大碗茶，北京的大碗茶很有名哩！我第一次喝它还是李大钊先生告诉我的，要到前门才能喝得到正经大碗茶。”
“唉——时间过得真快呀，一晃就是二三十年。”毛泽东半躺在椅子上，长叹一声，不无遗憾地说：“要是还像当年那样，口袋里揣上几个铜板，一个人哼着小调，去店铺喝上一碗大碗茶该有多好么！”
听了毛泽东的感慨，我心头好一阵激动。我真想说：“主席，我带您去前门喝大碗茶。”可我始终没有说出口，铁的纪律不允许我这样做。
我不由自已地为领袖连随随便便上街遛一趟，喝一碗大碗茶的自由都不能得到而深深感到……我不知道怎样用言词来宽慰毛泽东。
“银桥，你还记得那次在黄河边我们一起到农村搞调查的事吗？”许久，毛泽东缓缓地问我。
“记得，主席。那次您带我转了十几个村子，走了十几天时间，收获很大。”这样的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那是在转战陕北的时候，也就是毛泽东第一次单独让我跟着他到农村调查，回来后让我写《旅行记》的那次。
“收获是很大呀，那时我出去可以随随便便地到老乡家，跟他们一起住窑洞，上炕头，在地里撒粪土……那时有多好哇。”
是啊，那时确实值得我永远的回忆。
那时胡宗南部队在毛泽东指挥的我军沉重打击下，已开始无力向我们发淫威了。部队到达黄河边的神泉堡后，借战事间隙，毛泽东跟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打过招呼后，便带着我及一个警卫班开始了一次农村社会调查。那是一次十分愉快和轻松的社会调查。毛泽东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完全不像以后外出时那种前呼后拥的样子。在陕北解放区，有不少人是亲眼见过毛泽东的，而大多数人则是从画像上见过他。解放区的治安也十分好，群众觉悟也高，我们给毛泽东当警卫也就用不着那么紧张了。
毛泽东走东村，跑西寨，就像小时候在韶山冲的田埂上走一样，非常随便，他每到一处，就跟老乡一起推碾子，唠家常。
一次，毛泽东与老乡在一起，在一个粪堆旁，用手捏着粪肥。毛泽东问老乡：“你们往常都给地里施些什么肥呀？”
一个老乡说：“主要是上粪肥，有时，也上些草肥。”
毛泽东又问：“够不够庄稼生长呢？”
老乡说不怎么够。于是，毛泽东便转身指指窑洞，说：“我住过好几个窑洞，墙上的土皮都熏得黑油油的，这可是很好的肥料，为什么没人用呢？”
老乡们憨厚地笑了起来，七嘴八舌地议论着。有的说：“窑洞的黑土是灶老爷的衣裳，是使不得撒在地里的。”有的说：“祖辈人没有这么用过，所以，我们也没人用。”
毛泽东听后笑了，说：“我们现在种地，就是要跟先人有点不一样，要不然就提高不了产量，今后要科学种地，科学种地就像我们跟胡宗南打仗一样，得讲究点道道哩！”
老乡们连连点头。
毛泽东接着又说：“要说窑洞里的黑土动不得，我看这就不太对头了。天上的老天爷最讲究干净的，我想，这灶老爷也总不是觉得越脏越好吧？你给它刮去黑皮，时常穿上新衣裳，它不是会更高兴么！”
“哈哈哈……”毛泽东把深刻的道理，渗进幽默的比喻中，老乡们听了无不赞同，田间里一片欢声笑语。
几个与毛泽东年龄差不多的老乡，一边笑着一边还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连声说道：“有你的，真有你的！”当时我站在一旁，目睹这情景，心里感到好舒服。人民领袖与人民真如鱼水一般的交融！
当时，是陕北行政区实行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农民们都喜气洋洋，像过年一般，在毛泽东搞调查的这一路上，不时有中央和陕北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及当地干部向他汇报各方面的情况。每次毛泽东要求他们详细地把农民生活和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讲给他听，而更多的是毛泽东他自己直接与农民们在一边劳动一边交谈中了解情况。
那几天，毛泽东跟农民一样高兴，他帮老乡们打谷子刨山药就像帮自己家的人干活一样。我怕他累了，便劝他休息。毛泽东摆摆手，说：“跟着老乡们搞秋收，干得越多，我心里越高兴，高兴了就不累了么！”
打谷场角上有一群娃娃们在掰玉米。娃娃们认得毛泽东，便叽叽喳喳地围着“毛爷爷”要他讲打仗的故事。
毛泽东挤挤眼，打趣地对娃娃们说：“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出来，我就给你们讲打刘戡的故事。怎么样？”
于是，娃娃们“嗷嗷”地叫起来，瞅着毛泽东出问题。
“你们谁是地主呀？”突然，毛泽东两手叉腰，一本正经地放开粗嗓门，说道。
娃娃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认真地分辩说：“地主都给我们斗倒了，谁也不是地主。”
毛泽东便又压低粗嗓子逗孩子道：“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呢？”
娃娃们一听是这个问题，便勇敢地抢着说道：“土改了，我们有了地，这是好几家的粮食呢！”
毛泽东笑了，装作刚明白的样子：“哈，原来是大家的！”
娃娃们立刻又叫又跳地拥向毛泽东，有的抱着他的腿，有的往他肩膀上爬：“你逗我们呢！你逗我们呢！……”
毛泽东开怀大笑起来，边笑边举着双手：“好好好，我投降，我投降。”
一天，我跟着他离开南河底村后，便来到了白云山一带。那个山上有座白云寺庙，很大。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到过寺庙吗？”
我说：“小时候跟妈去过小庙烧过香，大庙没见过。”
毛泽东乐了，说：“看来你又跟我一样了。我小时候也是跟母亲到过小庙烧过香，还磕过头呢！不过，我比你强一点，我见过大庙哩！那是在长沙读书时，我与一个同学曾一次徒步五个县搞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微山寺，讨得一顿斋。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片刻，毛泽东转头问我：“想不想去看庙？”
我犹豫了：“这……不都是些迷信吗？”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寺庙是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它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地。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
我摇摇头，心想：我只知道书本上的东西才是文化呢！
“明天，我们上山一定去看看庙。”毛泽东兴致很高。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毛泽东手持柳木棍，带着我，顺盘山的松林阴道，向山上走去。当地的县长闻讯后也从县城赶了来，陪我们一起上山。
到了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那博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对我说：“银桥，你看要是再有点云，今天我们可真成了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可不是，我高兴地笑了。问：“主席，世上真有神仙吗？”
“有啊。”毛泽东一本正经地睁大两眼对我说：“能改变这个世界，能呼风唤雨的就是神仙。这个神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哇！”
我和县长听他这一说，都笑了。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人民用双手能在地上种出粮，造出田；我们的党领导人民从黑暗中走出，建立起自己的光明社会；我们的军队能以一当十，在短短时间内，打得胡宗南部队落花流水，难道这不是神仙吗？可这一切，难道不都是您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吗？啊，毛泽东，您才是神仙呢！
我真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毛泽东。我刚想说，却见茂密的柏树丛里钻出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非常有礼貌。看见是县长陪着的，料定是个大人物，于是便合掌施礼。
毛泽东很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说：“老师父，我们来参观参观你的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忙弯腰说：“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笑了：“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怎么改口了？可别破坏了佛门的规矩。”
老和尚一听，肃然起敬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毛泽东，我见他的目光里闪着光芒。
进了寺庙，后入至方丈。屋子里显然是久日无人打扫过，桌椅上蒙了不少灰尘。老和尚又吹又掸的，毛泽东忙说：“不要费事了，我们很随便坐下来聊聊么。”
老和尚还是很客气地给毛泽东沏上一碗香茶，而后才坐下。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
老和尚敬畏地望了一眼县长后，含糊地答道：“好，好着哩！”
毛泽东笑着一摆手，说：“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你们是讲究超脱的，要讲实话。”
老和尚听后很是感动，于是也就不看县长，只管与毛泽东聊道：“不瞒施主，以前这儿信神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我们生活得很好。后来成了解放区，信神的人就少了，出家的人也少了，来布施的人更少，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有时显得困难。”
“嗯，很好，这才是实话。”毛泽东频频点头。又问：“有什么困难你都说说。”
老和尚受了鼓励，于是便放开了胆子：“施主您是明白的，布施的人少，即便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我们吃穿就都有困难了。现在庙里的人已经走了不少。后来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生产，开头不习惯，干干就手脚灵活了，倒也能劳动。”
“好，这可是一大进步。”毛泽东十分赞许道，“你说说，现在生活到底怎样呢？”
“出家人不打诳语。现在我们自己打的粮食够吃，其他什么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都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些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蛮好的了。”老和尚说。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终于露出宽慰的微笑。“老师父，你看这样安排还妥当吗？”
老和尚连忙拱起双手，做鞠躬状：“托您的福，安排很周到。如今我们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一起进步啊！”
“讲得好！讲得好！”毛泽东好不高兴，说：“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随社会变一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可不行。我们共产党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将来全国解放后也要这样做。不过，和尚还有尼姑们，得参加一些能养活自己的劳动，参加劳动一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二可以增强身体。老师父，今天我来到你这儿真是‘取经’了。”
老和尚高兴得连连点点头：“不敢不敢。”
毛泽东接着又问了有关寺庙的情况，完后便在老和尚的领路下，参观了整个寺庙。
这座白云山寺庙很大，有五十余座殿、堂、庭、阁。毛泽东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类尤感兴趣，一块一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并不时感叹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要把它毁坏了。”转头，他对县长说：“县长同志，请县里再拨一些经费，这寺庙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给它重新修一下了。”县长马上掏出小本本记上。
要告别了，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了寺庙，临别时说：“明天是九月九，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欢迎施主光临。”
“噢？明天就是庙会呀！”毛泽东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好，明天我们就来看大戏。”
下山时，我见毛泽东的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看得出，他的心头又去了一桩心事——这大概就是他平时难有闲暇顾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白云寺庙这一趟，使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很高兴，为毛泽东高兴，也为明天能同毛泽东再来看大戏而高兴。
第二天一早，大路上就已经是热热闹闹的了，老乡们三三两两地喧嚷着上山赶庙会去了。
毛泽东的兴致并不亚于老乡们，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上走：“快，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不过，我倒是一时犹豫了：“主席，我们别去了吧？”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突然。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怕不安全。”
“哎哟，有什么怕的么。”毛泽东满不在乎地说，“要知道，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赶庙会的人都是去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谁还敢生是非呀？”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坚持了。
一路上，毛泽东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利用庙会是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民情和风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好处大着呢！”
他总是有一套目的的。在我跟他在一起的以后的那些日子里，渐渐了解到毛泽东为了同群众接触，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只要有可能，他是什么事、什么形式都愿意去做的。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是庙会正日，山上的人多极了。庙里庙外，香烟缭绕，木鱼声、念经声，加上庙场上的戏台锣鼓声，可谓好不热闹。
毛泽东没有进殿，只身来到了戏场。那天开场戏是山西梆子。看戏的人很多，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也来了，于是毛泽东就挤在群众后面伸长了脖子朝台上看。他平时对京剧感兴趣，现在有山西梆子，也能对付。
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发现了毛泽东，于是，戏场里就骚动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老乡们兴奋得连戏都不看了，转身都向毛泽东拥来。还有人给他搬来凳子请他坐。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看，我一个人坐着，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这当儿，台上的戏也演不成了，演员们也挤出后幕来看毛泽东。台上台下，热烈流淌着群众对自己领袖的一种崇敬的心潮。
毛泽东有点待不住了，悄声招呼群众：“老乡亲，看戏吧，今天我们是来看戏的，可不是来看我的。”然后又招呼台上的演员：“你们赶快演吧，我和老乡们是来看你们演戏的呀！”这才又重新演戏了。
那十几天时间里，毛泽东是那样的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而且吃得好，睡得好，要不是后来周恩来派人送信来，说中央机关要搬地方，我想毛泽东还会带着我多走几个村寨呢！
毛泽东是那么渴望能到他的群众中去。什么叫鱼水关系，我觉得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好最好的体现。他渴望到群众中去，像鱼儿渴望到水中去一样，离开了群众，他就会心慌、烦躁、坐立不安，一旦到了群众中去，下了基层，他就是那样的兴奋、快活、谈笑风生。
那时，中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可如今，全国都解放了，整个天下都是他和人民的了，然而作为一国之主的他竟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能不使毛泽东焦躁、发怒？可面对高高的红墙，他又能怎样呢？
可他却不能轻易地迈出这座红墙，别说是高高的红墙，就是要从我这个卫士长身边走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时常为毛泽东难过，而更多的是同情他。
于是，我也总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我的权力，给予毛泽东一点“自由”。但这机会毕竟太少，而且我实在不敢斗胆做出这种也许会酿成比天还要大的严重后果。然而，我依然想，这种机会总是有可能的。因为我太了解毛泽东了，一旦他离开了人民群众，时间稍稍一久见不到来自底层的声音，他就会发闷发慌，坐立不安。他是人民的领袖啊！
可是，现实却是无情的。解放初期，逃到台湾的蒋介石国民党分子依然不甘心其失败之心，明知“反攻大陆”无望，便在美帝国主义情报部门的帮助下，一次又一次地计划陷害毛泽东。像派飞机轰炸上海，袭击南宁的事，都是毛泽东正在那里考察之时，显然敌人是知道毛泽东的大概行踪的。因此，中央对毛泽东的安全措施越加严密。发展到后来，连飞机也不许毛泽东乘坐了。因为中央认为，飞机一旦失事更无半点余地可言，所以作出了如此的决定。
后来毛泽东便有了专列，他的专列有单独的停车场，车上的工作人员是经严格政审和考察过的，而且一般不允许经常换人，以相对保持稳定，这也是从安全保密方面考虑的。
国家领导人的专列分大列和单包。大列有十几个车厢，表面上看去，像一列普通客运火车似的。大列分高级专列和一般专列。高级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国宾和当时中央的五大书记。一般专列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友好国家来访的各种团体及国内领导同志的集体活动。比如某个友好国家来个经济、文化大型团体或国内的人大代表、政协代表到某地参观什么的，就都要乘坐一般专列。
单包又是一种。它一般只是一节车厢。挂在其他普通列车后面。当时我们国家的副总理及中央各部部长一级领导都是坐单包。至于中央副部长及各省、市政府副职干部，便只能享受普通软卧的一个包厢。据说现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除了几个主要的领导外，一般领导人的享受乘坐待遇可能更低一些，不过，现在坐飞机的多了，大概用专列的相对少了。
毛泽东受到特殊限制，所以他到外边巡视，就是坐专列。毛泽东的专列自他逝世后一直没有动过，一直放在京郊的一处车库里。据说，最近因为要拍电影《大决战》的一个镜头，才把毛泽东的专列特意开了一次。
毛泽东的专列除了一节软包车厢是德国进口的外，其他的都是国产车厢。他老人家一般被安排在软包车厢。车厢的内部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客厅，厅内有沙发、桌椅。毛泽东在沿途与省、市领导谈话一般都在这个客厅里，有时在专列上开会也在客厅内。客厅旁边就是主房间。这是毛泽东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浴池和厕所。主房间里有一个小房间，这是我这个卫士长住的地方，因为毛泽东一旦有事，我好随时处理。旁边还有两个小房间，是上下铺，分别由卫士和其他工作人员住。还有个公共厕所，是我们一帮随行人员共用的，毛泽东也在此用。1956年以后，软包车厢改成了国产的，里面要比原来的大。专列的客厅和主房间是一般不允许进的，只有我们卫士和毛泽东身边带的秘书、医生才可随便出入。
毛泽东睡的包厢里，本来是张弹簧软垫床，可他命令撤掉。他说：“我只要睡硬板床。”这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养成的习惯，改不了。他的枕头也是硬邦邦的。就像列宁到卫士瓦西里家睡觉一样，用几本书往头下一垫就睡了。天热时，毛泽东随便手抓张报纸往头下面一塞便闭眼了。
不过，生活中的毛泽东是随便的，但不乏严谨。虽然他睡觉时有赤身的习惯，但在人面前，从来是长衣长裤长筒袜。无论天多热，也不曾穿短袖衫，更不会袒胸露怀。特别是有女同志在场时，他连偶尔挽的衣袖也会下意识地放下来。
没有了再随随便便的“自由”了，于是毛泽东便利用各种可能的条件，与一般群众接触。在专列上，本来他吃的饭都是我们替他从餐厅提来的，可他坚持要到餐厅去吃。而在中南海时，毛泽东从来没有说到食堂吃一类的话，或像模像样地坐到餐桌上吃饭的那种讲究。我心里知道，他是想借吃饭机会，争取点“自由”，以便能同专列上的司机、乘务员聊聊天。因为专列相对安全，所以他的这点“自由”获得准许。对此，毛泽东很高兴。于是，毛泽东在专列上又开始了他的“交朋友”和了解民情的工作。
在专列上工作过的普通司机、服务员，后来都成了毛泽东的“老熟人”，他跟这些普普通通的同志混得可熟呢！大伙都愿意把心里话掏给他听，而毛泽东又从他们那里不仅了解到了这些人的情况，而且了解到了他们以外的世界。
许多人开始时都把毛泽东看得极为神秘，几次接触后便觉得他同普通人一样，和蔼可亲，并且十分幽默有趣。
有个专列上的女医务卫生员，叫小姚，当时年龄比我还小，与我们卫士班的几名同志差不多年龄，跟毛泽东和我们卫士们很熟。她在毛泽东面前也非常随便。
有一次专列路过天津之前，毛泽东见小姚，便问：“天津有什么特产？你是天津人，应该知道。”
小姚说：“有大麻花。”
毛泽东便说：“天津的狗不理包子更有名。狗不理……怎么叫狗不理呢？”
小姚很有趣地说：“听人说，发明这种包子的老板是个很精的人，因为他看到当时店铺做包子的很多，到他店铺上买的人却不多，于是他就给自己的包子起了个‘狗不理’，谁要是不买他的包子，不自己承认是狗么！”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起来，高着嗓门对我们一群卫士们说：“我们可不要挨骂。喂喂，今天小姚请客，请我们吃狗不理包子，好不好？！”
卫士们一听可就全哄起来了：“好好，小姚请客，小姚请客喽！”
小姚被逗得脸通红。毛泽东打趣地问：“哎，愿不愿意请啊？我的卫士可都是些饿狼呀！”
小姚笑了：“请就请。”
“我们的人可不少啊。”毛泽东用手一画，意思是全体人哪！接着，他笑着说：“谁让你是天津人呢。哎，你的工资是多少啊？”
小姚说：“工资不多，可请一次客还是够的。”说完，小姚红着脸，开始掏起腰包来了。
毛泽东一见便拦住了。“钱么，还是我来掏，这叫吃大户。”毛泽东说完，转头吩咐负责生活的张管理员：“这件事情你办一下。”
来到天津，果然有人送来一笼狗不理包子。毛泽东问张管理员：“交钱了没有？”
张管理员说交了，并把发票给毛泽东过目。
毛泽东这才招呼大家：“好，大家统统到餐车，今天是小姚请客吃狗不理包子。”接着顿了顿，又诙谐地点点头：“我掏钱！”
我手下的那些“饿狼”和专列上的部分同志哄然大笑，接着便在餐厅展开了一次“不吃就会挨骂的‘战斗’”。
掏钱的“大户”毛泽东看着我们嘻嘻哈哈、吵吵嚷嚷地抢着吃包子，心头和脸上一样高兴得乐开了花。
专列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奔驰在祖国的大江南北。我经常碰到一些同志有时议论起毛泽东的外出巡视行踪。总觉得很神秘，也很神速，今天说在南京，明天也许就到了杭州，这时如有人会猜到他明天可能要到上海，可毛泽东偏偏又回到了北京。
毛泽东的行踪是绝密的，专列更如一座密不见缝的秘密城堡。毛泽东外巡时，有时到目的地后白天同有关人士谈话，而一到晚上就回到专列上。为了他的安全，他的许多活动安排被限制在专列上。毛泽东在上面找人谈话、开会、写文章、批文件，几天几夜吃睡在专列上。有人称毛泽东的专列是“走动的中南海”，确实是这样。五六十年代，毛泽东的许多重大决策就是在专列上作出的。在准备与自称是他的“亲密战友”的林彪动手时，毛泽东不是也在专列上与有关省市党政军领导“吹风”的吗？
尽管专列可以开到毛泽东想去的任何地方，但它却无法满足毛泽东想在毫无外界干涉的情况下，亲自到群众中了解民情的愿望。
毛泽东不止一次地为此烦躁、愤怒。一次专列行驶在山东境内。我走进他的卧室给他换茶和整理床铺，只见毛泽东久久地站在车窗口，望着即闪而过的田野、村寨和山川出神。突然，他转身对我说：“银桥，通知专列停车！”
我感到很突兀，因为他事先说这一天是要返往北京的。于是，便问他：“主席，有重要事？”
“我想下去到老乡家里吃一碗红烧肉。”
“什么，吃红烧肉？”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吃碗红烧肉干吗一定要停车？一定要到老乡家里？我便不明就里地轻声问道：“主席，红烧肉专列上也有，您……”
毛泽东转过身，显得有些不耐烦地朝我一挥手：“这个我知道。去吧，通知停车。”
无奈，是毛泽东的命令，我赶忙通知随行其他领导和列车长，同时又赶忙用专线电话通知所在地方，告诉他们毛泽东主席要到他们那儿去，要吃碗红烧肉。
“什么，要吃红烧肉？”对方觉得毛泽东应该是到他那儿作指示，巡视的，怎么只说吃红烧肉，于是很惊异地反问。
“对，就照这个意思办！”我干脆答道。
于是，当毛泽东下到专列附近的一个村庄时，一家早已把院子里外打扫得干干净净，炕头铺上也换了样的农舍主人，在省、县、村干部的带领下，出来请毛泽东到他家做客，然后又忙端出香喷喷的两碗红烧肉请毛泽东吃。
毛泽东对主人的款待很自然很客气地说了两声谢谢，但他没有马上端起那桌上的红烧肉，而是把老乡拉到身边，亲切地问：“你家也能吃得上红烧肉？”
还用问，老乡早已把准备好的话端了出来：“能吃到，一个月全家能吃上几回红烧肉。”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然，毫无半点破绽。虽然毛泽东起初的目光里带有几分怀疑，但尽管他明察秋毫，却始终找不到能让他怀疑的证据。
红烧肉吃到了，但我却不见毛泽东以往那吃完红烧肉后的兴奋情绪。
回到专列上，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一根一根地抽着烟。
我知道此刻他的胸膛里心潮起伏，汹涌澎湃。毛泽东分明硬是在克制自己的情绪。
我深深地了解他。他是一个对事物极为敏感的人。对老乡家的红烧肉，对老乡回答他的话，他心中与我们一样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是他不愿当着群众的面让当地的干部下不了台。再者，他明白群众对党对他毛泽东所怀有的无限深情。正是这种深情使人民群众在自己的领袖面前不愿把自己本有的困苦和不满情绪流露出来。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毛泽东的心思呢？他是多么想了解真实的民情、真实的社会、真实的中国啊！当年，他用几万人的兵力打败国民党的几十万军队，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式装备的蒋家王朝，靠的是什么决策，那就是知己知彼，从骨子里了解敌人的一切情况。现在要建设新中国，迅速让全国人民吃饱饭，穿暖衣服，中国又是人多底子薄的大国家，他多么希望运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来尽快地帮助他那亿万万中国人民从贫困中走出，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他要决策，决策的时间刻不容缓，可他不了解，或者说是半了解半不了解民情，而这样又怎么能作好正确的决策呢？
毛泽东焦虑，着急，并且终于发怒了。
“银桥，告诉他们，我要出去走走！”这一年在北戴河的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把我叫去这样说道。
坏了，他又想到了他的农民朋友了！我当时心中马上暗暗着急起来了。他的“出去走走”代表的含意我们全清楚。再说，这段时间里他有过几次说要“出去走走”，可均被各种理由给拦了回来。我明显看出他老人家心里有火，只是没有发作而已。
现在，他又提出要“出去走走”，这分明是挑战性的。我不敢吭声，因为不知道说“是”还是“不是”。于是只好退出屋，立即向罗瑞卿、汪东兴等领导汇报。
看得出，这又是让罗瑞卿伤脑筋的事。放吧，出了事他担当不起，不放吧，惹火了毛泽东，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最后经研究，还是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再给他一次机会——这也是怕他老人家气坏了身子。
“出去可以，但必须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在这时，罗瑞卿的权力至高无上，毛泽东得听他的。
“好么，你罗部长让怎么做我怎么做就是喽！”得到“获释”的毛泽东此刻自然很顺气。于是，我便给他乔装打扮了一番：戴上墨镜，戴上口罩，头上还装模作样地套上一顶帽子。
“这不就像电影里的那个特务了吗？”毛泽东对着镜子，打趣道，“不过，我这个‘特务’样子七八岁的娃娃也会举起红缨枪朝我喊‘缴枪不杀’的呀。”
“哈哈哈……”我们全都笑了。确实，现在想起来当时我们给毛泽东的那种乔装打扮实在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味道。
身材魁梧、乔装打扮后的毛泽东，在我们这些卫士、医生、秘书、公安部长……一大群人的簇拥下，走到田间，来到社员跟前想聊聊天，这实在是有点天方夜谭。社员们本来专心致志地正在农作，见了这么一位前后簇拥一大群人的“不速之客”，一个个眼睛瞪得老大，好奇、滑稽，使得他们全部放下了手中的活，眼睁睁地打量着眼前的这群神秘人物，特别是把脸和头蒙得严严实实的毛泽东。
“老乡们好啊。”毛泽东说话了，并且向社员伸出了手。可是社员们胆怯地一个个往后缩，而且把手藏到了身后。
毛泽东火了，愤怒地用双手将口罩、墨镜、帽子稀里哗啦地摘下扔到了一边。“我说不要么，不要么！”
“啊！是毛主席！”
“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一下可不得了了，社员们像条件反射一样地蹦了起来。那宽阔的田野里到处是正在农作的农民兄弟，一听毛泽东主席就在他们的田头，纷纷丢下手中的锄头和耕牛，立刻蜂拥而来，不一会儿就聚集了几百人。
为了安全，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便不容分说，挟起毛泽东，迅速走出了“包围圈”。
“你们让我留下，让我留下么！”毛泽东气呼呼地嚷着，可没有人听他的，我们的任务是让他越快离开现场越好。
又一次什么目的都没有达到，反倒招来了一肚子的气。就这样，毛泽东一次一次地想突破“封锁线”，可最后总是一次又一次以失败而告终，日久天长，毛泽东变得无可奈何。
“银桥，你是最了解我的，老不让我接触群众，是不行的么！”有时，他只能在我面前发几句牢骚，希望得到我这个卫士长的一点同情。每逢这时，我便站在一旁一声不吭地听他诉说，也不去打断他的话。我只有一个想法：让他出出心头气，这样也许会好受些，虽然我内心极为理解和同情他，可我行动上必须站在中央的纪律一边，因为我是卫士长，我的第一位最最重要的任务是保护好毛泽东。
“主席，请坐下，我给你梳梳头。”这是我惟一能做的事情。梳头能平静一个人的情绪。
多么可怜的毛泽东啊，我梳着梳着，不止一次地滴下了眼泪。
“银桥，你怎么啦？”
“主席，我要是能替您分担点事该有多好啊！”一次，我说着竟“哇”地哭出了声。
毛泽东一把将我搂到他的怀抱，不停地拍着我的后背，两眼溢满泪花，什么话都没说……
说实话，毛泽东革命一生，有过许多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也有过江青这样的妻子，但真正了解毛泽东内心世界的人极少。平常，毛泽东与他那些并肩战斗的领导同志是从不谈他个人的内心痛苦与忧郁的。本来江青是可以作为妻子去分担一份丈夫有时不便对外人掏出来的忧郁和痛苦的，可江青从来没有，反倒经常给毛泽东找来麻烦，所以，毛泽东也基本不在江青面前亮出他的内心世界。我是他的卫士长，又朝夕相处在一起，加上他老人家总把我们当成自己的孩子一般，所以平时有什么心里话爱跟我唠叨。虽然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替一个伟人去解脱什么，但却愿静静地聆听他老人家发泄心中的各种情绪。
在我跟随他的十几年间，这种情况很多。毛泽东跟我谈他心情的时候，很随便，什么时候都有，或在我为他按摩时，或在他散步时，也有他老人家专门把我叫起“聊一聊”的时候。久而久之，我们一老一少达成了这样的默契。
“银桥，我和我家里的事瞒天瞒地瞒不了你……我活着的时候你不要写我，我死了以后可以写，要如实写。”我在《走上神坛的毛泽东》和《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两本书中，曾经这样记述过这样的话。这是毛泽东的原话，一点不假。我的理解是，在毛泽东自己看来，有许多别人或外界并不了解的事情，我李银桥了解他。因此，他希望我向他的人民，向这个世界真实地全面地介绍毛泽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而不是像许多人或把他当作神一样去宣传，或把他当作“魔鬼”一般去咒骂。
毛泽东在活着的时候，有些事他自己也是难以辩解的，包括他在农业合作社、反右、“大跃进”、发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他是党和国家主席，对一些重大决策问题无疑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但许多事除了领导责任外，还有许多其他因素，恰恰是造成我们党、国家、人民遭灾的根由，而对这些，作为胸怀博大的毛泽东他又能说什么呢？不了解事实真相和内情的人又总是把造成这种错误或悲剧的责任归结为我们的最高领袖，我非常赞同邓小平同志在评论毛泽东犯的错误时曾说过：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也有包括我们在内的其他领导人的责任，因为有些政策、决议，政治局是集体举手通过的，出了问题，能说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吗？事实就是这样，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之一，我可以列出几件这样的事件，此处暂且不论。
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在全中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于是中央对他老人家规定的行动纪律也便越来越秘密和严格。这是毛泽东一生许多痛苦事中的其中一件令人烦恼的痛苦事情。
为了尽可能地帮助他减少一点痛苦，作为卫士长的我，总是希望在不违反中央纪律的前提下，能创造一点“自由”给毛泽东。
只要心思到，机会总会有。
1954年，苏加诺总统来华访问，结束回国时，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但飞机起飞后，毛泽东忽然对我说：“银桥，咱们找个饭馆吃饭吧！”俗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然我不能这样做，在请示有关部门并征得同意后，我便向毛泽东提议：“咱们吃羊肉泡馍吧，我在那个饭馆吃过，很有味道。”
毛泽东听后即说：“行，听你的！”
因为是早晨，饭馆还没有到营业时间，所以从安全角度考虑也比较保险，我便这样“胆大妄为”了。即便这样，我还是吩咐把毛泽东坐的车和其他车辆停得相对远些，以怕引人注目。饭店门口设了两个便衣哨兵，进饭馆的就毛泽东和我们身边的四五个同志。
“怎么这么早呀，同志？”老板客气地与我打招呼。
我说，好久没来了，馋得慌，所以同几位“朋友”一早就来了。老板一听，很高兴地给我们张罗起来。
座位上的毛泽东不易被人注意，再说店主又忙着手中的活，饭店内又没有其他顾客，所以我心中踏实了许多。转身瞥了毛泽东一眼，见他脸上很快活地左右环顾着小饭馆的一切。
热气腾腾的羊肉泡馍端上来了，毛泽东并不怎么爱吃羊肉，没几口便放下了筷子，剩下的时间便又开始打量这家平民开的小饭馆。我知道他吃饭是假，出来看一看是真，所以心里也会很高兴的。
前前后后也就个把小时，可这一天毛泽东一整天都很愉快。“银桥，以前我最不爱吃羊肉之类的东西，嫌它有味。不过，今天的羊肉泡馍，还是很有味道。你说他们怎么做的？”
我笑笑，没有正面回答，却说：“下次有机会，我们再去。”
毛泽东高高兴兴地点点头，说：“对，下次再去。不过，得换个地方，看看什么的也行，不一定要吃饭。”
当时我想，毛泽东也就说说而已，他那么忙，是很少有时间的。
可我想错了。
一天，吃过晚饭，毛泽东突然对我说：“银桥，你忘了我们说好的事？”
我一愣，没能想起什么事来，便问：“主席，我们说好的什么事啊？”
毛泽东冲我诡秘地笑笑：“出去吃羊肉泡馍呀！”
坏了，他又要想溜出红墙了！当时我心头“咯噔”一下，希望能阻拦他，于是便打起了退堂鼓：“主席，现在都关门了，恐怕吃不上了。”
“哎，不一定非得吃羊肉泡馍么，只要出去走走，找个老乡聊聊也就可以么。”看来他是一定要出去了。无奈，我只好向有关部门请示了。
也不知咋的，“上头”竟破天荒地同意毛泽东作一次“微服私访”。
过程非常简单，我陪他到北京市区的一个叫丁家花园的一个普通平民家看他们养的菊花。主人姓丁，是个上了年纪的老同志。因为毛泽东是乔装打扮的，再加上主人可能眼花，另一方面他也绝对不会想到中南海里的“伟大领袖”竟然会跑到他的花房来跟他聊起养花之道。
虽然这次“微服私访”的时间是短暂的，毛泽东却感到莫大的享受，回中南海的途中，我一直听他老人家哼着京戏。
没有比到人民群众中与普通人进行无拘无束的聊天、谈话更能使毛泽东开心和快乐的了。久居红墙内的他，多么渴望热热闹闹甚至是骂骂咧咧的平民生活。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至高无上的“神”，恰恰他是一个充满生活味和感情味的人。他不情愿过那种三百六十五天都是“深宫”式的孤独生活。他向往炽热的生活，向往充满生机的环境。他的这种心情强烈无比，以致一次又一次地惹到了“麻烦”。“麻烦”多了，中央有关部门对他的纪律就越严格，最后终于使得他自己也慢慢失去了“走走”的信心了。
那是又一次“下不了黄鹤楼的事件”。事情发生在1958年8月13日这一天，当时，毛泽东上午参观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后，正逢午饭时，他坚持要到饭馆吃顿饭，而不是到由天津市委安排好的地方去吃饭。
谁都倔不过他，于是只好就近选了一家饭馆。那便是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本来么，天津市公安局对饭馆做了布置，到处都是便衣哨兵，一般是不会有外人进得来的。偏偏吃饭时，毛泽东大概感到憋得慌，便凑近窗口朝街头上瞅了一眼。事情就这么巧，偏偏这几秒钟的时间，恰巧被饭馆对面楼上的一位正在晒衣服的妇女发现了。
“毛主席？！啊，是毛主席！毛主席万岁！”那妇女先是惊喜，继而便放开嗓子高呼起来。这一呼不要紧，正阳春饭馆四周的人全都惊动了。听说毛泽东就在饭馆里，那兴奋劲就甭提了。
不一会儿，大街上，小巷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边喊口号边朝饭馆拥来。虽然他们没有亲眼看到毛泽东，但那种带着对领袖的狂热崇拜和热爱之心，使得他们像潮水一般地从四面八方涌过来。刹那间，正阳春饭馆四周被挤得水泄不通，沸腾的人群，高呼着口号，恨不得把饭馆都给掀翻了。
我和卫士们以及随从的有关同志知道今天又要遇到麻烦了。因为这是繁华的城市街头，撤都难撤。交通早已瘫痪，警察们也跟着群众一起往饭馆拥来，他们也想争着看一眼毛泽东。
“快点想办法，这样会出事的！”我着急地朝天津市有关领导说道。
毛泽东却在一旁乐呵呵地说：“不用担心，让我跟群众说一声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
“不行不行，您一露面，一说话，会把整个天津市的几百万人全引到这里来的！”我们几个断然不答应。毛泽东想了想，也就没有再说要出去了。
有人提议，请市委的领导出去跟群众作解释，劝导大家离开现场，好让毛泽东安全离开。可根本不顶用。群众是非要见一见毛泽东不可。无论我们是怎样的解释，劝导，甚至乞求，群众就是不走。
无奈，从中午一点左右一直到下午六点多，我们整整被围困了六个多小时。后来，天津警备区想了一个办法，派一个排的兵力，硬是把一辆“华沙”小轿车挤进人群，挤到正阳春饭馆门口。一群慓悍精壮的战士连同我们几个卫士好不容易地将毛泽东连拉带扶地保护上了汽车。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华沙”是坐不进去的，那天竟然被战士们硬塞了进去。
上了车，却依然寸步难行。战士们就分成前面开道，后面推车的两股力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冲出了重重的“包围圈”。
事后，一位天津公安局的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收拾现场时，光捡到的鞋帽、钢笔和手表就达七筐半！
那年在北戴河，毛泽东因为群众喊万岁，聊不成天而发脾气。今天面对天津市民的热烈欢呼，看到如痴如狂的紧紧追随他几里远的群众，他老人家的脸上露出了陶醉的笑容。
“又是一次黄鹤楼。”事后，他又只说了一句话。
从这时起，毛泽东只要再露出“随便走走”的意思时，有关部门就会立即搬出黄鹤楼和正阳春的例子，使毛泽东不得不打消原本的主意。他伟大的一生，却在“黄鹤楼”和“正阳春”面前不得不止步。久而久之，他老人家也慢慢习惯了深居简出的生活。也不像过去那样，因为长时间见不到群众而发脾气了。
然而，他的心却依然时刻想着他的人民，想着他的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