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陈独秀 伤逝

1938年,陈独秀胃病复发,血压高病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至1940年,病情愈发严重,不能用脑,写作稍久,头部即感胀痛,耳鸣亦加剧。不久,陈又被查出患有心脏病,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可能活不到三年。他的病情时好时坏,血压很不稳定,有时增高到上压210以上,常常头昏目眩。

1942年5月12日上午,陈独秀以中医的蚕豆花泡茶的偏方来治高血压。但此次所服的蚕豆花,采摘时遇雨,经数日始干,中有发酵者,泡服时水呈黑色,服后陈感到腹胀不适。次日清晨,陈独秀抱病坚持写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正好包惠僧来访。陈高兴异常,让妻子出去割了两斤肉回来,做了一碗红烧肉、一碗四季豆烧肉款待包。陈多吃了一些,晚上开始腹胀难忍,不能入睡,半夜将日间所食全部吐掉了。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上厕所时,因便秘晕倒在地。一个小时后才苏醒过来,全身冒冷汗。两个小时后又晕倒,开始发烧。

5月22日,陈独秀接连三次昏倒。邓仲纯打了强心针,他才苏醒。次日,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到鹤山坪,给陈独秀用了肝油定通了大便,但病情并没有好转。

5月25日上午,陈独秀知道自己不行了,对何之瑜说:“我要和你分别了。谢谢你照看我。”何之瑜鼻子一酸,说:“应该的。”休息了一会,陈独秀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何连忙点头。陈独秀躺了一会,又说:“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何倾身说:“你放心。”

陈独秀看着潘兰珍说:“她还年轻,之瑜帮她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并将狱中时友人赠送的五只古碗连同一部分稿费留给了她。潘兰珍泪流满面,呜咽地答应了。

过了一会,陈独秀叫潘兰珍去喊陈松年。陈松年进来后,陈独秀平静地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陈松年哭着答应了。

1942年5月27日,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得知陈独秀从上午9时起就陷入昏迷,打了强心针和平血压针,也没有醒过来。包惠僧站在床前,注视着昏迷的陈独秀,墙角旮旯里有一堆潘兰珍自种的马铃薯,增加了室内的凄凉感。

下午,邓仲纯翻了一会日文医书,怀疑陈独秀是大脑中枢出血。晚上,潘兰珍喊包惠僧进去,她一手托着陈独秀的头,一手拉着陈独秀的手,说:“老先生,包先生来了!”陈没有反应,潘兰珍用手拨开陈的眼皮,似乎有感觉,流出泪来。至同日晚上9点40分,陈独秀在寂寞中溘然谢世,终年64岁。

陈独秀的葬仪由他的生前友人操办,收到的社会各界人士捐赠的医药费和赙仪费共计法币33750元,其中蒋介石捐赠10000元,朱家骅5000元,段锡朋、王星拱、陈立夫各2000元。此外,胡小石、欧阳竟无、高语罕等人也有所赠。医药费及丧事费用总支出为38753.01元,超支的5000余元则由北大同学会垫付。陈的衣衾、棺木、墓地均为江津当地资本家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张罗。6月1日,陈独秀的灵柩被安葬在江津县大西门外鼎山山麓的康庄墓园。参加葬仪者有朝野名流三四十人,其中有教育部次长、国民党中委段锡朋,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陈的坟墓前临长江,背依青山,左右则有橘林环绕,墓碑上镌刻着“陈独秀先生之墓”的字样。

当陈独秀的灵榇运到茔地康庄时,国民党卫戍司令部特派得力人员亲临监视。江津县党部也再三盘问邓燮康与死者的关系,邓答:“我们不过是朋友而已。”又问:“什么时候认识他?”答:“只不过抗战以后,他到江津来住,我们才认识。”问:“你为什么对于他的丧事这样热心!替他买棺材,办丧事?”答:“不过因为陈先生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文化界有很大的贡献。现在江津穷窘以死,身后萧条,而陈先生的朋友又都是寒素书生,无法张罗。我们为本地士绅,平素又钦慕其为人,现在他死在那里,我们不忍看他陈尸于室,不能收殓,故尔出面为他张罗。”问:“你和陈某有政治关系没有?”答:“我是商界中人,且从事银行业务,一个单纯的商人。我的叔父——邓蟾秋——专门信佛,均无丝毫政治关系!”

陈独秀病逝后,消息绝少见于报端。《大公报》论道:“如此一代人杰之死,此时此地,实有不胜寂寞之感。”

静尘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文里写道:“假使陈独秀在十年或二十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在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

王森然说,跟他一起致力于新文化运动的人,或居党国显要,或受社会崇拜,“呜呼先生!满腔热血,洒向空林,一生有毅力,无用武之地,吾不反为先生惜,吾惊为民族哭矣”。

1947年6月,按照陈独秀生前遗嘱,陈松年托福建一位行善的木商人,用木排载上沿江而下,将陈独秀的棺椁迁回故乡怀宁。为防止国民党破坏,陈松年在棺材上写的是陈独秀考科举时的名字“陈乾生”。此时,世界仿佛早已忘记了陈独秀。有人感慨道:陈独秀“江津寂寞,安庆亦寂寞矣”。陈松年将陈独秀与其元配夫人高晓岚合冢,立碑“先考陈公仲甫之墓”,“文革”中被毁。

70年代末,安庆当地有关部门拨款200元,草草修复,并以陈独秀后代的名义立一新碑,文曰:“公元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陈公仲甫字独秀,母高太夫人合葬之墓,子延年、乔年、松年、鹤年泣立”。直到1987年,当地有关部门又拨款20000元,对陈独秀墓地进行扩修,并改立高2米、宽70厘米的新碑,上书“陈独秀之墓”。陈独秀之墓又两次扩建,并立“无字碑”,以待后人评说。

1984年,罗学蓬陪诗人孙敬轩去江津访陈独秀当年的墓地,当地一位农民指着门前一大块长满绿油油牛皮菜的菜地,告诉他们:“陈独秀的坟圈就在这里,我把它挖出来种菜了。”随后又很惊奇地说:“陈独秀是个坏人呀,既是坏人,为啥又有这么多人来看他?”孙说:“陈独秀不是坏人。”农民问:“不是坏人,莫非他还是个好人么?”孙沉吟片刻,说:“他是一个犯过大错误的大好人。”农民的眼睛就鼓得很大。

当孙、罗二人听说他家的猪圈里有一块陈独秀的墓碑时,马上随他进了猪圈。果真是陈独秀的墓碑!墓碑上端已缺了左角,碑上的“独秀陈先生之墓”中的“独”字没有了“犭”,变成了一个“虫(蜀)”字。这块墓碑已被当作一块圈板石,与其余的石板一起铺在猪圈里,上面屎尿狼藉,不堪入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