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陈独秀总结：“一个国家人民的智慧如果没有被广泛地开启，人民如果没有参加国家管理的权力，国家的根基总是无法牢固。如果只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良臣身上，那明君良臣在的时候，国家还可以勉强安宁，明君良臣一死，便人亡政息，国家仍旧要衰败下去。”

陈独秀主张全盘西化，他说：“若是绝计革新，一切都应该取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等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不同意无条件的爱国主义。他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增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家，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又说：“保民之国家，爱之宜也；残民之国家，爱之何居？”

陈独秀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20世纪新青年也。”

陈独秀说：“如今为国民革命时代，而非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故不惟资产阶级须有民主政治，无产阶级亦须有民主政治，且更为迫切。”

陈独秀说：“以行政言，仁政自优于虐政。以政治言，仁政之伤损国民自动自治之人格，固与虐政无殊。”

陈独秀问：“（现代中国）究竟是城市支配农村呢，还是农村支配城市？”

陈独秀认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是国际机会主义的典型思想，他还发表《所谓“红军”问题》等文章，反对中共领导下的工农红军。后来，蒋介石在江西发动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围剿”时，大量散发陈的这些文章，作为“围剿”的理论依据。

陈独秀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关于重大问题，时论既有疑义，适之不在国内，后死的我，不得不在此短文中顺便申说一下，以告天下后世，以为蔡先生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