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多年来进行的各类体裁的创作——电影、戏剧、电视、小说——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小说。小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思想与心灵的世界。你可以在小说中尽情塑造角色。从剧作家到编剧到小说家的转型比我预期中的要容易。其中的益处更是自不待言！

小说家环游世界开展调研，结识有意思的人，游览有意思的地方。如果你写的东西有哪一点打动了别人，别人也会乐于跟你分享。我有时候就会收到一些非常感人的邮件。

我收到过一位女士的来信，她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却不让父母和男朋友到医院看她。她告诉我，她虽然只有二十一岁，却已经想到过死了。有人在她床头放了一本《午夜的另一面》。她先是随意地翻了翻，里面的情节深深地吸引了她，于是她又从头把整本书仔细看了一遍。她为书中的角色以及他们所遇到的问题深深吸引，忘了自身的困境，现在她已经准备勇敢地直面人生了。

还有一位女士写信给我，说她女儿在临终时有一个愿望，就是把我写的每一本书摊在她的病床上，然后这位女儿幸福地走了。

《天使的愤怒》中一个小男孩的死去招来了许多抗议信。东部一位女士写信给我，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说：“给我打电话吧。我无法入睡。为什么要让他死去呢？”

类似的信件铺天盖地，所以在改编成电视剧时，我让这个男孩复活了。

有许多女士跟我说，她们之所以会成为律师，是为了效仿《天使的愤怒》中的詹尼弗·帕克。

我的小说在一百零八个国家可以购得，被翻译成了五十一种语言。1997年，我被载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了世界上作品被翻译成最多国语言的作家。我的作品销量达到了三亿册。

说到我的作品成功的原因，我相信那是因为我塑造的人物对我而言非常地真实，因此对读者而言也很真实。国外的读者也能在我的书中找到共鸣，因为爱、仇恨、嫉妒是人人都能体会的普遍的情感。

当我成为一名小说家之后，有一件事情令我很受震动：人们对小说家的敬意要远远大于对好莱坞编剧的敬意。杰克·华纳曾经说过：“编剧不就是坐在打字机前的一帮笨蛋吗？”这是多数电影公司老总的共识。

在创作《万花锦绣》期间，有天我去亚瑟·弗里德的办公室，他的保险经纪刚好也来了。我们正在聊天，秘书进来通知他去看样片。弗里德对他的保险经纪说：“我们去看样片吧。”

他们俩起身出去了，把我一个人晾在了那儿。他们要去看的那个样片可是我编的啊。

毫无敬意可言。

我很喜欢环游各地，为我的小说进行调研，我非常地乐在其中。为了写《午夜的另一面》，我去了雅典，乔亚跟我同行。我们经过一家警察局，我说：“我们进去吧。”

我们走了进去。办公桌后面有一位警察，问我们：“需要帮忙吗？”

我说：“需要。有谁可以告诉我怎样炸毁一辆汽车？”

三十秒钟后，我们被锁进了一间屋子。乔亚又惊又怕，“告诉他们你的身份吧。”

“别担心。有的是时间。”

四位持枪警察走了进来，“是你要炸车？为什么？”

“我是西德尼·谢尔顿，我正在进行调研。”

幸好他们知道我，然后他们给我讲了怎样才能炸掉一辆汽车。

在创作与钻石有关的《谋略大师》一书时，我去了南非做调研。我联系了戴比尔斯公司，询问是否可以到他们的钻石矿上去看看。他们同意了我的请求，我就获得了到钻石矿区一探究竟的殊荣。

戴比尔斯一位主管跟我提到了他们的一处矿区，是一片地面上便有钻石的海滩，这个矿区一面有海洋的保护，另外一面是一处警卫森严的大门。我觉得这是个挑战，于是我想了个办法，安排我笔下的一个人物潜入这个矿区偷走了钻石。

为了写《假如明天来临》，我去参观了马德里的普拉多博物馆的安检系统。据说这个系统是坚不可摧的，不过我笔下的一个人物就想办法从里面偷出了一幅价值连城的油画。

创作《众神的风车》之前，我去了趟罗马尼亚，因为书中有些场景就是在这里发生的。当时还是齐奥塞斯库统治时期，这个政权的多疑时时处处都能感受到。我去了美国大使馆，在大使的办公室里，我对大使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大使站起身，“请随我来。”他带我穿过大厅，来到一间有海军陆战队士兵二十四小时在周围巡逻的房间，然后说：“你想问什么？”

我问：“您认为我的房间遭到窃听了吗？”

“不只是你酒店的房间遭窃听了，就算你去夜总会，他们也会窃听你的。”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乔亚去了一家夜总会。领班给我们安排了座位。空调正对着我们，所以我们起身想换个位置。领班赶紧跑了过来，招呼我们坐回原来的位子。显然那张台子是装了窃听器的。

第二天，我去大使家里用餐。我说：“我想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他起身，“我们去花园里走走吧。”

在罗马尼亚，即便你贵为大使，家里也是要遭到窃听的。

在创作《时间之沙》时，我去了西班牙调查巴斯克独立运动。我让司机带我走了书中修女们要走的两条路。我们最后回到了圣塞巴斯蒂安。司机把我送到酒店门口后说：“我得走了。”

我说：“你不能走。我们的调研才做了一半。”

“您不明白，”他说，“这里是巴斯克总部。他们见到马德里牌照就会把车炸了的。”

我见了一些巴斯克人，听了他们讲述的另一个版本的故事。他们觉得自己被逐出故土，他们想要回自己的土地，想要复兴他们的语言和自治权。

以上就是我的部分经历。对这样的经历我充满了感激之情。我爱好写作，我很幸运，从事的是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相信，不管是绘画、音乐还是写作的才华，都是天赋的礼物，我们应当为自己被赋予的才华心存感激，并努力让这种才华得到发挥。

让我最最乐在其中的还是写作过程本身。有次我生日，我的经理人送了我价值五百美元的网球课程，网球教练每周一次上门辅导我练习网球。

有一天他说：“钱已经花光了。你还要继续学吗？”

我非常喜欢打网球。开始我说想，不过转念一想，我不愿意老在这儿待着。我更情愿去办公室写作。

此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网球场。我最后一次打网球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加里·格兰特的收山之作《樱都春梦》拍摄四年之后，他打电话告诉我，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要在纽约给他颁发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问我是否愿意出席颁奖礼。我当然乐意前往。这个奖加里早就该得了。

我还非常欣喜地见到，这些年来，鲍勃·拉塞尔和本·罗伯茨在事业上也都大有斩获。

我弟弟理查德最后还是离婚了，1972年，他又给了所有人一个惊喜：结识了魅力四射的商人贝蒂·雷恩并跟她结婚。

1985年，我深爱的乔亚心脏病发作逝世。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无法接受的噩耗，我的生命就此一片空白，我觉得这个空白永远无法填上了。

三年多一点的时间之后，这个空白被填上了。我邂逅了亚历山德拉·科斯托夫，人生就此改变。她身上集合了我笔下那些女性的所有优点——智慧、魅力、令人惊叹的才华，我对她一见钟情。我们在拉斯维加斯秘密举行了婚礼，只有家庭成员参加。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老朋友马蒂·艾伦和他妻子卡隆也来到了婚礼现场。多才多艺的卡隆在钢琴上弹奏了一曲她自创的婚礼进行曲。伴着优美的乐曲声，我们举行了婚礼。

如今我和亚历山德拉已经共同度过了美妙的十六个年头。

让我非常欣慰的是，我的女儿玛丽也成了一名作家。到现在，她已经出版了十部小说。我的外孙女丽奇在十六岁时便已经发表了一篇小说。我希望十岁的丽贝卡也会步妈妈和姐姐的后尘。

因为狂躁抑郁症——就是如今常说的双向情感障碍综合征，过去这四年我的行动迟缓了不少，不过在碳酸锂药物的帮助下，已经基本上得到了控制。我正在筹划写一部新小说、一本非小说类图书和一部百老汇音乐剧。我刚刚庆祝了自己的八十八岁生日。

我的人生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极富刺激，我珍视这样的经历，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精彩旅程。我感激奥托，是他说服了我要继续往下翻页，我感激纳塔莉，她对我的信心从未有过动摇。

我的事业也是大起大落，有过巨大的成功，也有过难以言表的失败。我想要跟你们分享我的故事，还要向你们表达我的感激之情。

电梯一直在上升。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