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刘师培 反目
清朝末年,刘师培在上海结识章太炎,二人皆为古文经学家,对对方的学问很是推崇,又有共同的排满倒清信念,故二人意气相投,视为知交。因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二人被人合称为“二叔”。
1907年春,在章太炎的邀请下,刘师培带着母亲、妻子何震和汪公权东渡日本。到日本后,章太炎与刘师培夫妇同租一处房屋合住,“三人同住一起,亲密得像一家人。但是,不过两个月,就吵得不可开交,章太炎不得不搬到《民报社》居住。”
刘、章关系决裂,据说因章太炎一次发现何震与其表弟汪公权关系暧昧,他替刘师培抱不平,暗中告知刘。结果刘师培反怪章多事。刘母也不相信此事,大骂章太炎居心不良,挑拨儿子儿媳夫妻关系。
据汪东说,何震因某些事情对章太炎怀恨在心,时常对刘师培吹枕边风,刘师培听信老婆的话,与章太炎反目。
无论如何,刘师培对章太炎决裂,此时他对革命党人也很看不惯,在妻子何震和汪公权的撺掇下,有了投靠清廷之心。刘师培窃得章太炎私章,伪造《炳麟启事》。何震还亲自动手,给吴稚晖写信,“揭发”章太炎为“反革命”。
在得知刘师培伪造启事之事后,章太炎非常气愤,他发表《特别广告》,称启事为刘师培捏造,并揭发刘师培夫妇是清廷密探。刘师培夫妇也准备还击,据说他们准备聘请律师,和章太炎打官司,后被人劝阻。为了泄愤,他们便到到章太炎寓所,将他痛打一顿。
接下来,有人在章太炎的茶壶里面投毒,这便是轰动一时的“毒茶案”。后经调查发现,投毒者为汪公权。事情败露后,东京留日学生界舆论哗然,强烈谴责刘师培夫妇。在此期间,日本政府应清政府的要求,查禁《民报》、《天义报》等报刊。刘师培夫妇在东京的处境很是困难,遂返回国内。
刘师培回国后,致函黄兴称,章太炎曾让他写信给两江总督端方,只要端给两万元,便可舍弃革命宣传,赴印度出家。随信附有章太炎要他与端方联系筹款的五封信的影印件。刘师培此事并非空穴来风,当时章太炎对同盟会内部事务不满,曾想出家,去印度学习梵文。因经费问题,曾先后求助于张之洞和端方,但最后此事作罢。1912年,章太炎在给浙江统一党电报中澄清此事,称当时筹款游印,与革命活动无关。刘师培的信让在巴黎的吴稚辉有了可乘之机,吴立即抓住这个机会,称章太炎早已受清廷收买,扩大孙中山与章太炎的矛盾,致使同盟会由于内讧元气大伤。
章太炎曾想挽救与刘师培友谊,但并未得到刘的谅解。1908年6月1日,章太炎曾致函孙诒让,恳请孙调解他与刘的矛盾。他在信中说:刘师培“与麟同术,情好无间,独苦年少气盛,喜受浸润之谮。自今岁三月后,谗人交构,莫能自主,时吐谣诼,弃好崇仇;一二交游,为之讲解,终勿能济(以学术素不逮刘生故)。先生于彼,则父执也。幸被一函,劝其弗争意气,勉治经术,以启后生,与麟戮力支持残局,度刘生必能如命”。
刘师培出卖陶成章、张恭后,章太炎仍对刘师培抱有希望,他致书刘师培,称其变节是受人诱惑,希望他重新回归革命阵营,但刘师培并未理会。
有学者认为,章刘反目的可能还有学术上的原因。章太炎是清末民初著名的古文经学大师,早已饮誉学林,自视甚高,目无余子;刘师培祖辈三代传经,家学深厚,刘本人也在古文经学上卓然成家,且年少气盛,不肯相下。二人长期频繁交往,可能产生龃龉。
辛亥革命后,章太炎不念旧恶,与蔡元培在上海登报寻找刘师培的下落,可是刘依旧没有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