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一法师剃度之日，学生李鸿梁去找他，法师说，他现在每月只要四五角钱已足，衣服自己洗，除买邮票以外，可以不用钱，所以一时还不需要。临别时，法师用一张毛边纸给李题了四个字“老实念佛”。李只能拿着这张字，默默地退了出来。

弘一法师是南山律宗中兴之祖。律宗着重研习和传持戒律，弘一严格持戒，实行过午不食，每日只食二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时左右，第二次是上午十一时。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从不浪费，生活用品都是出家时的物件，二十六年来，未尝更易。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

弘一大师后改为日食一餐，过午不食。素菜之中，他不吃菜心、冬笋、香菇，因为它们的价格比其他素菜要贵许多。除三衣破衲、一肩梵典外，他身无长物，一向不接受他人施舍。挚友和弟子供养的净资，也都用来刊印佛经。

弘一法师处处以身作则，他曾现身说法教育僧众：“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又诸位有空，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我的棉被面子，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又有一把洋伞，也是民国初年买的。这些东西，即使有破烂的地方，请人用针线缝缝，仍旧同新的一样了。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又如吃东西，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除此以外，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

瑞今回忆，弘一大师“衣着无过三件，即使严冬亦是如此。如升座说法，即披七衣，平常集会开示，则穿海青（邯广袖的僧衣），有人送他夹衫厚袄，皆转赠别人。……马一浮居士挽他的诗有句云：‘自知心是佛，常以戒为师’，他是当之无愧的。”

刘质平回忆：“忆先师五十诞辰时，余细数其蚊帐破洞，有用布补，有用纸糊，坚请更换不许。人闽后，以破旧不堪再用，始函命在沪三友实业社，另购透风纱帐替代。为僧二十五载，所穿僧服，寥寥数套而已。”

一次，弘一法师收到弟子刘质平寄来20元，遂复函说自己花费“每月约一二元，至多三元。出家人费用无多，其善能俭约者，每年所用不过二元，若朽人者，比较尤为奢侈者也。”刘见信，几欲落泪。

1924年，刘质平托人给弘一法师带去饼干、桂圆、笋干，法师命人收好，等到去温州时，带去送给道侣。

啸月在《弘一大师传》中记载：弘一大师“云游四方，一衲一钵，赤足露顶，不与俗伍”。“一领衲衣，补钉二百二十四处（现存经子渊居士处，）青灰相间，褴褛不堪，初出家时物也。二十六年来，未尝一易。生平不乐名闻，不受供养，不蓄徒众，不作住持”，因主持妨害修行，不开大座，因“听众混杂，流弊丛生”。

抗战时期，上海刘传声居士担心弘一法师生活困难，奉上千元以作供养，弘一婉谢，欲全部退回，但因沪闽之间交通断绝，无法退还，遂将这笔钱款转交开元寺，用于购买米粮，供僧人斋饭。他还拿出多年前好友夏丏尊送给他的一架美国产的真白金水晶眼镜，售出得大洋五百，赠送给开元寺。

夏丏尊曾回忆弘一法师滞留宁波时的情形：弘一时住在七塔寺的云水堂中，告知夏他当天才到寺中来挂单，前两天住在一家小旅馆里。夏问：“那家旅馆不会十分清爽吧。”弘一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他接着说挂单在云水堂很是舒服。夏环视四周，水云堂中住了四五十个游方僧人，他是在无从想象舒服何来。

将弘一接到白马湖畔后，夏丐尊将他安置在春晖中学中。打扫完毕，弘一打开铺盖，将一床破席子铺在床上，摊开被褥，再卷了几件衣服作枕头，接着便拿出一条发黑而且破烂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去洗脸。夏忍不住提出替他换条毛巾，他将破手巾仔细摊开给吓看：“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

夏丏尊每日去给弘一送饭，到第3日，弘一对夏说，以后不必将斋饭从家里送过来了，他自己可以过去吃的，并笑着说，上门乞食原是出家人的本分之事。夏只好答应下来，但坚持雨天还是由他送来。弘一说：“不要紧，要是下雨，我还有木屐哩！”接着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夏丏尊只好答应。

一日，夏丏尊前去看望弘一法师，正赶上有人送来斋菜，夏也一同吃，其中一菜太咸，夏说：“这也太咸了！”弘一淡淡地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

佛陀在戒律中规定，比丘不得重操旧业，以免妨碍修道。弘一出家后，几乎放弃了一切世俗学问，唯以书法接引众生。佛制比丘当常易住处，勿于一处贪著不舍。弘一的出家后，居无定所，一衲一钵，辗转于浙江、福建等地的各寺之间，行云流水，动止安祥，威仪寂静，无挂无碍。

1922年春，弘一法师在给侄儿李圣章的信中说：“任杭教职六年，兼任南京高师顾问者二年，及门数千，遍及江浙。英才蔚出，足以承绍家业者，指不胜屈。私心大慰。弘扬文艺之事，就此告一结束。”

弘一法师持律甚严，后半生仅有破布鞋、雨伞随身，吃饭不放油，每天只是在房中念佛，不见外人。

弘一法师在福建讲学时，永春一位16岁的少年写信给他，说他忙于酬酌。他立即回信说：“惠书通悉，至用惭惶！自明日起，即当遵令闭门静修，摒弃一切。”

弘一法师有“三不”：一不做主持，因主持俗务繁多，妨碍修行；二不开大座，如应他人之请讲律，仪式简单，不可大规模号召；三不要闻名。

1939年1月，弘一法师在厦门养正院作题为“最后之□□”的讲演。标题中缺失的两字大概是当时记录者瑞今法师有意隐讳的，有研究者猜测，此题目应为“最后之忏悔”。弘一在讲演中说：“我自从出家以后，恶念一天比一天增加，善念一天比一天退失，一直到现在，可以说是醇乎其醇的一个埋头造恶的人……其中到闽南以后十年的功夫，尤其是堕落的堕落。……自从正月二十到泉州，这两个月之中，弄得不知所云。……何以近来竟大改常度，到处演讲，常常见客，时时宴会，简直变成一个‘应酬的和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