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叔同 丹心

维新变法时,李叔同赞同康、梁“老大中华非变法无以图存”的主张,曾私刻一印:“南海康君是吾师”,被当局视为逆党,不得不南下避祸。

1906年,在日本留学的李叔同,感慨故国民气不振,人心已死,挥笔赋七绝以明志:

故国荒凉剧可哀,千年旧学半尘埃。
沉沉风雨鸡鸣夜,可有男儿奋袂来?

1907年2月,因国内两淮水灾,李叔同在东京演出话剧《茶花女》,以门票收入赈灾。

辛亥革命成功时,李叔同填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满江红》,以志庆喜: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
看叶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
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
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
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
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
看从今一担好河山,英雄造。

当时,李家的产业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原因是辛亥革命引起的票号倒闭,这使得李家的百万资产荡然无存。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叔同对辛亥革命还是没有丝毫怨怼,只是发泄着河山光复的喜悦。

抗战爆发后,弘一法师多次提出“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的口号。日军逼近厦门,弘一法师对惶恐的众僧侣说:“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一无所用,而犹腼腆受食,能无愧于心乎!”翌年,他报柳亚子偈云:“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据林长弘回忆,1938年4月的某日,日本舰队司令久仰弘一大师盛名,特登岸寻访大师,并要求大师用日语对话,但大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请大师到日本,说定以国师之礼奉之,大师答道:“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教,在所不惜!”

抗战期间,五十四岁的弘一法师到闽南潘山凭吊韩偓墓庐,收集韩的生平资料,嘱咐高文显为韩作传。因为他钦佩韩偓虽遭遇国破家亡的惨痛,却不肯附逆(朱温),仍耿耿孤忠于唐室的情怀。

弘一法师经常吟诵宋代名臣韩琦的两句诗:“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1937年8月,他在青岛湛山寺作“殉教”横幅题记:“曩居南闽净峰,不避乡匪之难;今居东齐湛山,复值倭寇之警。为护佛门而舍身命,大义所在,何可辞耶?”表达了为护佛而殉教的决心。

1937年,厦门市为鼓舞民众的体育精神,募捐拯救四川难民,决定举行第一届全市运动大会。运动会筹委会请弘一法师为大会撰写会歌。弘一欣然答应,并在三月间就把词、谱都写了出来。他在作歌时,又联系到当时日寇猖獗侵略中国的现实,把体育与振奋民心、团结抗暴结合了起来。《厦门第一届运动会会歌》是李叔同为后人留下的最后一首歌曲。

日军兵临厦门,弘一法师致函道友李芳远云:“朽人已于九月二十七日归厦门。近日厦市虽风声稍紧,但朽人为护法故,不避炮弹,誓与厦市共存亡。……吾一生之中,晚节为最要,愿与仁者共勉之。”

1938年初,弘一法师先后在晋江、泉州两地开讲《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后他又在泉州清尘堂开讲“华严大义”,讲毕,特叮嘱听法者缁素,共诵《行愿品》十万遍,以此功德,回向国土众生,倡佑国运,消弭业灾。一日,法师在斋堂用餐之际,忽然潸然泪下,对身边弟子说:“吾人所食为中华之粟,所饮乃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我佛如来张点体面,自揣尚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腼颜受食,何能无愧于心?”一座僧众,为之肃然。

1941年,弘一法师作《念佛不忘救国·救国不忘念佛》题记,表达爱国情怀:“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