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嗜酒，他的日记中，隔三岔五就来这么一句“喝酒三坛大醉”。他说：“不晓得什么地方听见过一位俄国的革命家说，我们若想得着生命的安定，于皈依宗教，实行革命，痛饮酒精的三件事情中，总得拣一件干干。头上的两件，我都已没有能力去干了，那么第三件对我最为适宜……”

郁达夫爱喝酒，在火车上也是手不释杯。

二十年代初，位于安庆的安徽大学汇聚了一批名流教授。如郁达夫、何鲁、刘大杰等人。闲暇之时他们喜欢在学校门口的小酒馆中边酌边谈。其中郁达夫酒量最大，他饮酒用大玻璃杯，总是一醉方休。聚会中也有一位滴酒不沾的人，他就是诗人汪静之，他以茶代酒，当谈道热闹时，他的诗人本色就显露出来，摇头晃脑的用皖南话朗诵自己的新作，往往引得大家一阵哄堂大笑。

郁达夫贪恋美酒，见到好友更是不醉不归，王映霞早就见怪不怪了。虽然也小有争执，也得过且过继续过。婚后不到一年，寒冬12月的一天。楼适夷来请郁达夫洗澡。虽然答应了王映霞早去早回，却是彻夜不归。当时的映霞怀着身孕，外面冰天雪地，只能合衣而卧，干等着。清早，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一个好心的陌生人扶着满身冰雪的郁达夫，跌跌撞撞进门来。郁达夫嘴唇发紫，牙关失控，咯咯作响。到了下午，郁达夫才有了知觉，神智才清醒。原来，郁达夫洗完澡，又去酒馆，喝多了酒，被朋友送到弄堂口，雪大路滑，醉倒在地，一直睡到了天亮。如果不是路过的好心人看见，给送回来，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夫人王映霞“约法三章”，规定凡朋友请郁达夫出去喝酒吃饭，必定要负责送回，否则不让出门。起初尚有效，这是爱情的力量。久而久之夫人的约定遂为一纸空文。

郁达夫记载过与鲁迅同饮的往事：“他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的；对于酒，也是同烟一样。他的量虽则并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了。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得不多。”

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

抗战时期，郁达夫流亡苏门达腊，开设了一家酒厂，并很快出了“双清”、“初恋”两种酒，销量还不错。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而他自己则滴酒不沾，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

郁飞曾回忆父亲的好酒与好书：父亲嗜好的烟酒和书籍在这天南一角更是方便而多样。欧美的好烟名酒多而便宜（因为新加坡是不征关税的自由港），书籍也是古今中外皆可买到。两万多册藏书在杭州沦陷于敌手，他还是每到一地就置备起备查的或爱读的中外书籍，抵星的第二天，女记者李葆真来访时就见到他抱了一大包外国书回旅社，为价廉物美而喜笑颜开。此后数年间他堆积起满房书籍，到烽烟中仓皇出走时当然一册也带不走。

郁达夫好藏书。新加坡即将沦陷时，大家决定撤离到苏门答腊，约定第二天凌晨集合。郁达夫来得很早，一手里拿着一个皮箱，一手里拿着装日用杂物的手提包，大约是夜不成寐，脸色苍白，眼里布满红丝，苦笑道：“又把万卷藏书丢了，这是第二次；第一次是杭州‘风雨茅庐’的三万卷藏书！”

在苏门答腊，郁达夫把宪兵部没收而视为废品的荷兰人、欧洲人的书籍都搬到自己房子来。杭州“风雨茅庐”藏书3万卷（遗嘱称50万卷），新加坡藏书万卷都丧失了。这时队突然出现这许多意外的“财富”，郁达夫喜形于色。他颇为得意地带张楚琨上家里参观他的新“财富”：有英文的、德文的、法文的、荷兰文的、印尼文的，整整齐齐摆在没收的极为精致的书拒内。他指着一套精装的英文书给张看：“这是莎士比亚全集，多漂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