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为了从天上来到地面却惨遭折断的子。在昏暗天空降下的土砂雨拍击中仍旧保持倾斜。

这里，想作一点回忆。

我没进印刷所之前，由于饮食店不景气，父亲在南边离小仓一里远一个叫北方的地方的兵营前面，摆起了卖糕团的露天小摊。他让我去帮忙，我便跟了去，在火炉上架上铁板烧糕团。糕团是从糕团店里买来的，利润微乎其微。为了不致烧焦糕团，我一边不断地用小竹刀翻动着，一边看着过路人的脚下。一发现有人过来，就觉得是顾客，赶紧从柑桔箱上探出身来迎接。

那时，我有一本岩波文库中的书。其中有一篇翻译过来的唐西尼的《上帝的笑》。我时常从火炉前溜开，爬上练兵所的山坡，掏出怀里的书读起来。那里有枯黄的野草和在寒风中抖动的松树。我们拉着货车往返要走一里路，当买进的糕团又剩了一半拉回去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车上吊着的水桶咔嚓咔嚓地摇晃着，令人焦躁不安。

这辆货车也不是我们自己的，要用每天赚来的钱支付租金。因此，我们赚不到饯。把车还给车主也是我的差使。父亲常常托付我，让我跟人家说这两三天没交的租金，以后再付。我拉着已卸下货的咔啦咔啦啊的空车，去水沟旁边的房屋，四十岁左右的老板娘走出来，检查货车的破损情况，然后挖苦我们说：“要是租金欠多了，就不再借啦！”

父亲不成器，不会算计，不管做什么买卖，都不会成功。情况稍有好转，他马上就穿戴整齐，踏上直木纹的木屐，神气活现地来来往往。他把生意全推给母亲，自己跑到熟人那里大聊特聊。

我上小学六年级时，正是父亲卖鲑鱼的时期，我们在木造的小屋中生活。我的班丰任中村老师曾来家劝说我继续升学。他看到在我家的地上爬着鼻涕虫，大吃一惊，此后再也不提让我复习考试的事了。在我拥挤的家中，只有一个窗户，白天也很昏暗，连站在土地上的（不是能坐的榻榻米）中村老师的脸也看不清楚。

在路边卖糕团是我十七八岁的时候。读布哈林、普列汉诺夫的文学理论书，想来是藏原惟人翻译的，那已是我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在印刷所学徒时期。要是准备从事文学事业，这决不能算是早的了。但我无论如何也要掌握石版画匠的本领，使生活安定下来。于是，有时去向日本画家求教，有时则一个人练习写字。到头来读小说便成了余暇的事情。

——写到这里，为了呼吸夜里的冷空气，我走出来站在房前，猎户星座已经升到头顶，位于一点半的位置。在群星之中，冬天我喜欢猎户座，夏天喜欢天蝎座。这也带给我青年时期的回忆。

忘记是谁教给我认识了猎户座，我觉得象是从短歌开始的。那人高声朗诵着那首短歌，指着天空告诉了我猎户座。在小仓，猎户星从足立山的山顶升上来。象用扦子穿起来的饭团，三颗星星一字排开，周围有四颗星，四边各分布一颗成正方形。其中有三颗星星恰似船上桅杆的信号旗。冬天清澄的夜空很美。星星在夜空中闪闪发亮。

猎户座连结着我过去的生活和感情。从印刷所加完夜班回家，猎户星贴在足立山上。我根据它的高度，可以知道当时的时间。进了报社以后，每年冬天，也是望着星星回家。被拉到部队的时候，在朝鲜又望了两个冬天的星星。朝鲜的天空比日本清澈，因此就更显得美丽。不论身在何方，我只要一抬头看见这些星星，大都会陷入绝望和悲哀中。

在小仓的中岛开办不景气的饮食店时，也就是父母做鱼贩子之前，祖母雅子因衰老去世了。她于庆应年间生人，活了八十多岁。

这个相当父亲峰太郎父母的祖母，是米子人。因为父亲谋生无方，她六十多岁了还去给别人家里当佣人。我的父母一吵架，她一边说：“我说谷呀，一早就吵架，家里兴旺不了呀！”一边给佛坛上供。母亲为祖母只制止她一个人而气愤，不过，母亲为这位婆母尽到了责任。她从未与婆婆吵过架。我也常受到祖母的爱抚。她常说：“你不要作象你爸爸那样的人。”这不是因为父亲没有志气，祖母说：“你爸爸耳朵小，命不好。而且老婆运也不好。男人的女人运要是不好，是不会出人头地的。”她觉得父亲的不走运是天生的，也是不幸的配偶造成的。

我缺零花钱时，祖母叫我别告诉父母，她从后门出去，不到十分钟就回来了，让我握住五角钱的银币。这情形有过好几次。这钱不象是从邻居那里借的，她也没有从我父母那里讨零用钱。如果她有一些钱，早就会被父亲全部拿走了，因此，这钱的出处至今仍然是个谜。当时的五角钱是很可观的。

祖母晚年失明，脚也站不起来，只能用手摸索着在狭窄的房间里爬来爬去。七十岁时，作为高龄者，穿上了市政府发给的红色法兰绒短袖衬衣衬裤，爬过来爬过去的，底襟不断地显露出肮脏的火红的颜色。母亲把祖母的头发剪短了，露出光秃秃的额头，只有脑后是乱蓬蓬的白发。

她眼睛失明前，自己从附近的药店买来眼药，扬起下颌一个人点眼药，但那些药是顶不了用的。失明以后，母亲背着她去过澡堂，因为腰直不起来，也常在家里让人用热水擦澡。她耳朵背了，我大声地喊“奶奶！”她便顺着声音慢慢爬过来，亲热地抚摸我。祖母总是一个人呆呆地坐在黑暗的六叠大的房间里。

父亲和母亲要忙店里的事，顾不上照看祖母。母亲一面斜眼看着祖母的样子，一面可怜巴巴地对来客说；“我死之前，可千万别成了瞎子呀。”

母亲后来也衰老而亡。死前三四天，她突然叫起来：“啊，眼睛看不见了！孩子他爸（指我），我这是怎么了！”她与祖母没有什么两样。

祖母去世那天，是个雪天。第二天，去火化时，鹅毛大雪漫天飞舞。火葬场在一里半外的山里。当然，那时也有灵柩专用的汽车，而父亲却没有雇车的资力，只能把白木棺材放在排子车上，由住在附近的母亲的妹夫拉着，走在雪路上。我穿着长靴，与父亲及其他父辈们一起跟在后而。当祖母的棺材被送进火炉时，我情不自禁地喊出声来：“奶奶！”

后来，叔父对我说：“你爸爸已经成了没有出息的穷光蛋。”他们认为在邻居面前，没有雇灵柩车是丢了脸面。

我与人素无交往，却经常到一个比我大九岁的H君那里去玩。他是前面提到过的与我一起交换读原稿的伙伴，他不写小说，爱读评论、哲学书籍等。他曾在小仓的陶器工厂工作过。有一次，他与一个来照顾他父亲治病的出诊护士谈起了恋爱，后来不顾他父母的反对，与那人结了婚。这样，他在家里呆不住了，在妻子的劝告下，他为了开办出诊护士会，辞去了工厂的工作，但他的计划进展不顺利，就又回到小仓，借住在小巷里一家理发店的二楼。

H君到市政府从事失业对策的工作，他的妻子还是当出诊护士，我每次来到他居住的只有两间房子的二楼，看到他过去的书都摆在那里，没有卖掉。他对我讲了奥伊肯、纪德和托马斯·曼等人。当时纪德和曼的作品很流行。

他的妻子是个很好的女人，但有些任性，为了早些成家，在出诊护士中，也只是想照料那些法定传染病的患者。她说：“那样可以拿到最高的工钱，虽说辛苦，可想到二元五角钱，也就忍下来了。”日薪二元五角钱在当时算是高薪了。

这位护士因为疲劳过度患了病，那年年底我去探望，看到有个二十二三岁的女人在那里，她对我道谢说：“姐姐给您添麻烦了。”原来是她在大分的医院里当护士的妹妹。后来，H君决定在筑波就职，先离开了小仓，接着，他的妻子和她辞去护士职业的妹妹也跟去了。

我觉得有些寂寞，有时每月我到幸袋的H君那里去两次。他妻子一见我来，就买来牛肉，鸡蛋里掺上切碎了的油炸豆腐，做炖菜给我吃。先不说牛肉，那煮蛋真是天底下最好吃的东西。现在想来，H君以低微的薪金来招待我，也是不轻松的。

他们那里借用农家的二楼，前面有一座寺庙，有一棵很大的白果树，对面是远贺川。远贺川的中流是饭塚、直方一带。

那条河边，绿草覆盖着和缓的土堤。土堤上放牧着牛群，很象一幅牧歌式的图画，使人感觉不到水路的所在。早春时，H君的妻子、妹妹就在这条河边摘芹菜，采笔头菜。正如我写到这里时那样，我还从未感到比此处更欢快一些的心绪。樱花开放时，姐姐让妹妹陪我出去。到了五月，我们两人走在青草茵茵的河堤路上，往返二里左右。河岸边的麦田里，青年人吹着悦耳的麦笛。

我曾经想过和这位护士的妹妹结婚。似乎H君和他妻子也在等着我这样提出来。但是，凭我自己的收入，根本不可能成家。那时，我二十六岁了，从所见到的许多印刷工匠的不安定的生活中，我失去了结婚的自信心。父亲、母亲还在做鱼贩子。我没有勇气把她的妹妹带入这样贫困的家庭。我永远保持了沉默。

夏天，他的妹妹同附近寺庙里的年轻和尚订婚，秋天结婚后去了长崎的寺庙。

这样，我自然只有去看书了，可是工资差不多都要交给父母，我买不起太贵的书。在俄国文学中，革命成功后的作家中，有个皮利尼亚克，他似乎还来过日本，我觉得他的小说很有趣。他对西伯利亚自然的描写很美，我觉得对狼等等的处理很好。

美国的厄普顿·比尔·辛克莱也是那时的流行作家，主要是揭露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他接二连三翻译着布哈林的革命文学理论。那时候，戏剧方面，金子洋文发表了《飞翔的歌》。

我无心去搞文学创作，因此只是漫不经心地看看这类东西。所以，我连《播种人》都不知道，对中央文坛的信息，一窍不通。

就在我做石版画匠的时候，小仓出了《瞭望镜》同人杂志。玉井胜则（火野苇平）、刘寒吉、原田种夫、岩下俊作等，后来的《九州文学》的同人汇集起来，搞得热热闹闹的，当然，这些都与我无缘。还在这之前，成立了北九州儿童文学协会，以九州电气轨道公司（后来的西铁）的职员河南铁郎为主体，叫来了北原白秋、久留岛武彦等人。白秋是柳河生人，武彦是丰后森的藩主的后裔。这个协会的后援者，是一度从大阪到小仓来的一个叫桥本丰次郎的土木建筑商，在中原海岸有别墅。他对于爱好文学的青年人来到桥本别墅，颇引为自豪，不过又象是他有意想让人注意姿色漂亮的桥本夫人。这位夫人在丈失去世后，回到大阪，后来以俳句成名，是写出了《天狼》的桥本多佳子。

我过去工作过的印刷所已沦为店主不能不趁夜出逃的境地。后期买不起印刷用纸，是让一个在市内旧纸批发店工作的年轻店员特别通融来的。这个店员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大概想到是他把纸通融给我的店主的，所以，对在店里当学徒的我极为轻蔑，连话都不说。

可是，那家纸店不久也倒闭了。据说店主为一个叫梅若的唱歌唱得很好的年轻妓女赎了身。梅若即后来的赤板小梅。

不管是小仓城里发起的文学运动，还是老店铺的老板玩艺妓的传闻，都与我毫不相干。有谁把我这个身穿皱巴巴的裤子、脚趿木屐、拿着饭盒去印刷所的人放在眼里呢？文学的空气根本吹不到我的身边。我在咖啡馆等地方结识了合唱着《倒下倒下，啤洒杯》的《瞭望镜》杂志的同伴，与社会上的人们是不同的。

回顾自己的青年时代，我愈发对没有喜悦的回忆，感到索然无味。我一心想尽早建立自己的生活。二十岁过后当小伙计，晚上没有十一点前回过家。回家后，还要摊开习字的字帖，为了把字写好一些，独自练笔。字写不好，就没有资格作原版工。我因为从小学时起，习字成绩就不好，所以就是钻进被窝，还要在被子上用手指默写记下来的字帖的字样。一切练习都是与生计相连的。双亲年事越高，越使我焦躁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