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我因“赤色嫌疑”被小仓警察署逮捕，印刷所的雇主并没有因此解雇我。换了大企业，就不知道会是个什么结果，这是身在小企业的值得庆幸之处。

印刷所的店主还年轻，与我只相差四岁。这个人过去在门司的胶版印刷厂里当过工匠。为了和现在的妻子结合，私奔到了东京。他的妻子经常提起东京或小田原。夫妇二人好象在小田原的印刷厂也工作过。我这个离不开小仓的人，听她很自豪地谈起东京。

在东京，虽然父亲的弟弟依然健在，但同我们已不通音信。

那时最头痛的工作是压商标模型和上金粉。我虽是画图案的学徒，但因为是这样一个印刷店，工匠只有三四人，最下等的活非得由我全部包下来。现在，听说出模子也实行了机械化，当时却要一件一件地用手使用装订厂用的手动式裁切机。我把一张印有几十种椭圆形、梅花形、樱花形的纸，摞上几十层，转动裁切机的手把。这活儿很需要力气，不用劲就切不透底下的。

上金粉时，先用渗有青漆的茶色墨水刷上去，然后在棉花上蘸上金粉涂上去，再用羽毛掸子掸完后，有墨水的地方就沾上了金粉。所谓金粉，自然是些铜粉之类的，极轻。干这个活儿，不管用布怎样掩住脸和身体，金粉都会飞进来，弄得一鼻子金粉。这工作因为要一张一张地上金粉，数量越多越辛苦，与现在不同，现在可以使用机器了。

父母的生意每况愈下。尽管我不愿意，可还是必须干这个工作。忙起来的时候，要加班到将近夜里十二点，而且每天晚上不断。

不知不觉中我已到了二十五岁，却依然是学徒待遇。有时遇到过去的小学同学身穿西装走在大街上，便觉得自己太悲惨了。我身穿和服，脚趿木屐上班，在印刷所里，再换上脏乎乎的工作服。

不久，那家印刷所也倒闭了。印刷所的技术不错，遗憾的是因为没有资本，才不得不去承包别的印刷所的活计。虽是一个劲儿地忙碌着，却赚不到钱。加上店主沉迷于打麻将，置工作于不顾，情形就更加困难，最后两口子象趁黑夜逃跑私奔似的逃到东京去了。

到那时为止，我见到过很多流浪工匠。那时石版印刷最受重视的是“色版画工”。所谓分色版，就是把三色印刷、四色印刷的印刷物分别画上颜色，制出原版，在原色版不发达的时代，就是这样靠大家手绘分解。浓淡的渐浓渐淡，是在叫做“胶片”的膜的网眼上擦上墨水，从上面拓到版上的。掌握浓淡法非常需要技术，技术不好的工匠，不会很好地印出印刷物。其效果，取决于工匠的感觉和本事。

不管哪个石版印刷所，都苦于色版画工短缺。画匠了解到这一点，四处游逛，雇主让他们干两三次，测验后雇用。这样的手艺人能拿到很多的钱，因此很多人过着放荡的生活。

那些工匠，让主人相信了自己的本事后，转眼就去妓院或三等莱馆搞女人。人们刚说怎么两三天不见他们影子啦，马上就会有人来找雇主，让雇主支付他们逛妓院的钱。他们也是抓住了雇主的弱点。还有的家伙早晨出来时，竟然满不在乎地把女人的腰带当成自己裤子的皮带系了来。他们在一个印刷所呆不长，总以为有了本事，在日本国，天理和饭菜都会跟着而来。他们手拿一把刻刀，四处流浪。刻刀是制版的一种工具，这同服装店的裁缝手拿剪刀、理发店的理发匠怀揣剃刀四处奔走，是一样的。

流窜的工匠中也有上了年纪的。其中也有人觉得自己是个画匠，也象画家似地穿上黑大褂。似乎荒废的生活不会使任何一个男人感到直爽。但因为他们聊起天来天南地北。我着实羡慕他们，他们不象我，被父母束缚着，十年如一日，连小仓的街道都走不出去。

一天晚上，我受印刷所店主的吩咐，带着一位这样的工匠去旅馆。

工匠们大都长期借宿供应伙食的房子，眼下让他住在一个破烂的旅店。当我拿着那个工匠可怜巴巴的一点行李通过黑暗的过道时，我禁不住感到冷清。

印刷店的店主夫妇从小仓车站去了东京，我和一个青年机械学徒工去车站送行。那女人有一个哥哥，过去在乡下作过细木匠，后来来到兄弟夫妇这里，跟着搞装订。他是细木匠，所以手很巧。

“真够奢侈的啊！”哥哥来到兄弟夫妇家的二楼客厅，环视着四周。就摆设家具而言，当时奢侈的东西他家都齐备了。他这个哥哥在别的地方过着贫困的生活。我和这个人虽然年纪上差了一截，但却很合得来。他脾气好，但多少有些狡猾。

店主夫妇往东京逃的时候，我在车站月台上悄悄地送行。店主的妻子为了弱小的后代，把辛尔牌缝纫机的部分零件带走了。因为他们债台高筑，怕被人拿走。然而，这对青年夫妇没有一点儿阴郁的表情。

这家印刷所垮台后，我不得不重返以前呆过的那家印刷所。那时，我已经多少象个工匠了。前面讲过，因为技术水平太低，我曾进过博多的岛井印刷所当学徒。

在博多的生活中，我感到了一种初次离开父母身边的自由。那时我工资很少，休假日连看电影的钱也没有，只能在市里转转作为消遣。

父亲经常给我来信。到换季时，便把我的衣服打成小包裹寄来。母亲因为不会写字，父亲信中总夹带着母亲的叮嘱。

对博多那种寂寞的生活，我终于忍受不了了。五月初，我又回到了小仓。我穿着皱皱巴巴的斜纹哗叽衣服，从火车窗口眺望着香惟一带油菜花正在开放的景色。今后将如何生活下去。我对前途感到渺茫。

在博多时，我大约一个月回来一次。母亲别提有多高兴了。但是生活越来越艰难，最后我从博多回到家里，又在过去干过的印刷所工作，那时父亲也由于欠债所迫，终于干起了卖鱼的行当。这时，父亲已年近六十。想来，父亲得意一时的时期，就是在前面市场附近的那家饮食店了，规模虽小却很兴隆，他还曾幻想着将来增建房屋。那时，我家楼下是普通的饮食店，二楼虽然脏，把它作了进出顾客的客厅。

店中有个待客周到的女佣人，因此出入过往的顾客很多，以后女佣人回到她的老家佐世保以后，店里顾客减少了。那个女佣人有个男人。父亲曾特意去佐世保乡下找那个女佣人，徒劳地求她无论如何回来干。父亲这次确实急躁不安。但是生来无忧无虑的父亲并不那么沮丧，他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讲着佐世保的见闻。父亲打着手势，对随便什么人都讲着；“九十九岛等等简直就象松岛。”似乎游览时还是那个女佣人作的向导。

父亲和母亲到这般年纪又开始做鱼贩子，是由于有了开办那家饮食店的经验。这买卖是把鱼箱装上两轮车，到离小仓三里或四里远的农村出售。母亲走不了太远的路，便在二里左右的乡下转。

市场位于过去我家全盛时期那个饮食店附近。因此，如果被过去的邻居们看见，肯定会很不好意思。不过，这恐怕只是母亲的心思，父亲似乎并不觉得难堪。因为他体格魁梧，单手握住铁把子，那已是习惯的动作了，摇着肩头，拉着两轮车，形象并不逊于年轻人。

但是在开始时，鱼卖不出去，几乎全都剩回家。到那么远的地方，跟过去的同行者混在一起，成不了什么气候。但是，就这么硬挺着，顾客范围一点点地扩大。顾客多是在山里，要去旁边的村子，还得有半里或一里的距离。父亲已经六十岁了，回来时却并不显得很累，只是身上有股强烈的鱼腥味。

父亲照例喜欢发议论，卖鱼时大概顺便也对乡下的顾客们吹嘘过他的“博学”。他回家后，时常引以为自豪。虽然赚不到多少钱，但家计总算有所好转。

另一方面，我也可以拿到多少象个工匠的工资了。从那时起，委托印刷的商店开始重视图案设计，象我这样的人也受到了印刷所店主的重视。他甚至避开别的工人，给我一点特殊的补贴。

然而，我干活的地方依然在厨房的后门。在那里放上机器，晚上工作到很晚。我工作的地方离不开咸菜的气味和打洗澡水的声音。

尽管我的收入有所增加，可并不富裕。我依旧穿着皱巴巴的衣服和磨秃了的木屐去印刷所上班。

这家印刷所的铺面是旧店中常有的榻榻米的账房，有三四个事务员坐在那里。经营方法是旧的一套，店主辛勤工作，不辞辛劳地活动着肥胖低矮的身体，到各个公司去定货。他的脸总是红红的，因此他的名字“金太郎”倒象是绰号。

店主一回到工厂，就大声训斥工人。印刷所的主体是活版，石版是附属性的。从活版伙计混出来的店主，不怎么了解石版，所以多少有些怵头。

一次，我有事去店里，看见一个三十四五岁的穿西服的矮胖的男人，正站在房间没铺地板的土地上，向主人请求着什么。他是新来的画匠，也是流浪工匠，他有妻室。因此他规规矩矩的，不同于那些放浪形骸的单身汉。然而，看到他带着妻子到一个又一个印刷所求情的样子，我真忍受不了。我明白了，置身子这种工匠世界的可怕。

只要没有资金，就必须一辈子过着印刷所工匠的生活。实际上，活版那边有好几个已经秃头了的工匠。他们日子艰难，一贫如洗。冬夜，坐在厨房阴冷的工作地方，我也不得不想到自己的下场，但又没有办法摆脱这种生活。

仅有一点聊以自慰，我绘的图案多少被定货的主人看上了。一次，一家漂亮的西式糕点店要在小仓开张，它的包装纸决定请著名的东京画家来画。好象是老板的侄女出身于福冈女专，因为与画家熟识，拜托了画家。听说这些以后不久，我被叫到印刷所的二楼。

印刷所的二楼是店主家属的住房，家具摆设在我眼中奢侈之极。十二叠大小的客厅，正中间放着紫檀木桌子，那位来自东京的年轻画家，翻着象是图录似的东西，他是个很象早川雪洲的漂亮男子。店主的两个女儿和女专毕业的侄女站在他身边，诚惶诚恐地伺候着画家。

东京的画家从古董店的图录中选出象是陶器似的纹样，命令我把这些东西适当地展开，画成包装纸的图案。这是怎么回事？这不过是只拿图录的画配合一下吗？那个画家说：“不过字由我来写。”当时，他算是立体派什么的，被人评为二流的新进作家。

不知不觉之中，我已经二十七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