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CD机，放进一张《红玫瑰与白玫瑰》的主题曲，于是灵魂便跟随《玫瑰香》袅袅逸出，追上张爱玲的脚步，来到洛杉矶公寓。

张爱玲说过，每个男人一生中都至少有过两个女人，一个是他的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

而其实，每个女人一生中，也都至少有过两个男人，一个是她的毒，一个是解毒的药。

如今她的两个男人都死了，留下空空的药瓶。她拿它来盛满孤寂、烦郁、厌世弃俗，最后装进她自己，盖上瓶盖，与世隔绝。

这一隔，便是二十多年。

张爱玲于1973年搬到洛杉矶，此后搬搬迁迁，却始终没有离开这个市。余生二十二年中，她搬家无数次，自称三搬当一烧，连书稿也不慎丢失，她在躲什么呢？

她在洛杉矶的第一个住处是好莱坞东区的Kingsley公寓，长条形建筑，老式的单身公寓楼，门前有一棵高大的棕榈树。这个地址离好莱坞地标中国戏院大约要乘十分钟公共汽车，算是闹市区，与当年在上海的静安寺路爱丁顿有异曲同工之妙。

公寓是南加大任教的庄信正替她找的。前文提过，他们两人在一九六六年印地安那大学中西文学关系研讨会上认识，庄信正那时是该大学中西比较文学研究生，曾同刘绍铭一起拜访张爱玲的客房，是替她找差事的“三个毛头小子”之一。差事虽没找到，友谊却从此建立，当张爱玲委托他代为找房子时，庄便尽心尽意，不辱使命，找到了这处闹中取静的凯司令公寓。

张爱玲显然很满意，在这里一住十年，并在此期间写了《小团圆》却又藏而不宣，之后一心一意扎进故纸堆里，完成了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国语本与英译本，以及红学著作《红楼梦魇》。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六日，她在给宋淇和邝文美的信中说：“赶写《小团圆》的动机之一是朱西宁来信说他根据胡兰成的话动手写我的传记，我回了封短信说我近年来尽量de-personalized（非个人化）读者对我的印象，希望他不要写。当然不会生效。但是这篇小说的内容有一半以上也都不相干。”

宋淇看了《小团圆》，深觉忧虑，忙去信劝她：“旁边还有一个定时炸弹：‘无赖人’。此人不知搭上了什么线，去台湾中国文化学院教书，大写其文章，后来给人指责为汉奸，《中央日报》都出来攻击他，只好撤职，写文章也只好用笔名。《小团圆》一出，等于肥猪送上门，还不借此良机大出风头，写其自成一格的怪文？不停地说：九莉就是爱玲，某些地方是真情实事，某些地方改头换面，其他地方与我的记忆稍有出入等等，洋洋得意之情想都想得出来。一个将近淹死的人，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真是何苦来？”

为了这些劝说，张爱玲最终没有把《小团圆》出版，一度还写信给宋淇让他把书销毁掉，然而宋淇终是没有，只收在了箱子里。直到张爱玲与宋淇都相继去逝后，2010年，宋淇之子宋以朗与平鑫涛联手，将书稿问世。

如今将《今生今世》与《小团圆》对看，我们难免会做这样的算术比较——胡兰成写了他一生中的八个女人，而张爱玲写了自己的三个男人：胡兰成，桑弧，与赖雅。他们同样是把爱情幻想和偶像来打破，而张比胡打破得还要更彻底些。

《今生今世》在台湾再版，胡兰成亲笔记下自己人生中种种狼狈不堪处，众人如余光中、亦舒等群起而攻之的时候，朱天心曾对朱天文说过：“其实他不写出来，也没人知道啊。”

——张爱玲的《小团圆》其实也是这样。

此前看胡兰成写《今生今世》，就只知道张爱玲曾经为他花过许多钱，在分手后还给他寄了三十万元金圆券。然而看《小团圆》才知道，胡兰成此前曾经不只一次给她钱，数额还很大，而那时他们还未婚……

《雷峰塔》里的兴味是迂回敦厚的，像《红楼梦》里贾母在凸碧堂听曲子，隔着水音儿袅袅地吹过来，韵味四合；《小团圆》却像是推倒了篱笆围墙，作者与读者玉帛相见，直瞪瞪地看见了却不知从何说起，嘿然无言。

她充满在《雷峰塔》里的对弟弟的怜爱与疼惜，对保姆何干的深切同情，对母亲与姑姑的眷爱仰慕，在《小团圆》里通通都换成了略带刻薄的冷眼白描，用一个一个的细节来突出人性的凉薄，放大了母亲、姑姑、弟弟还有何干身上自私与冷漠的僻性。根本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而存在于那样一个大环境里的人更是各个恐慌，因为生活的不确定和无保障而充满了自卫的眼神——《小团圆》里让我们感受的就是这些。

写到爱情，就尤其寒凉。她甚至连自己的初吻都写得尴尬难堪，形容是“一只方方的舌尖伸到她嘴唇里，一个干燥的软木塞，因为话说多了口干。”——后来他吻他便只限于嘴唇。几次性爱场面更是令人尴尬。

书中提到仙女一样的母亲其实滥交，还多次堕胎；冰清玉洁的姑姑同表侄发生了不伦之恋，后来又与一个有妇之夫的同事拍拖，并因他之助而治好了龅牙；九莉与燕山有了性关系，因月经迟来而怀疑有孕，去检查，结果发现自己宫颈折断……

看书的时候，几次想掩面，仿佛她带我走进一幢装修豪华的房间，睥昵地问：“美吧？你看我把它打破。”而后她拿着一杆寒光凛凛的长烟枪，从容地，毫不留情地将所有的金碧辉煌一一打碎，露出鎏金墙后的断瓦颓垣，而后抽身离去。

我坐在那遍野哀鸿间悲鸣，苦苦地感受着她的心情，然后站起来，小心地将那些倒塌的塑像扶正，将屋子里的摆设一一复原。

固然小说不等于自传，这一切都可能是虚构，但是我们无法不把他们对号入座。有时候真希望张爱玲从没有写过《小团圆》，或者这本书真的如她所言被销毁了。

如此，便如张曼娟在采访中谈及张爱玲的《对照记》时所以为的那样：“我觉得很应该没有胡兰成，如果我是张爱玲的话，我当然也把他毁尸灭迹，所以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

张爱玲写了《雷峰塔》，写了《易经》，写了《小团圆》，生前却都没有拿出来发表，直到生命走到尽头的最后一年，才剔芜存精，将自己的人生重新爬梳一遍，集成《对照记》，让生命中的男人全部缺席。

——我想，这是她最真实的心意。

我们更加熟悉的张爱玲晚年作品，是《海上花》的白话译本与《红楼梦魇》。

吴语本原著名为《海上花列传》，张爱玲分成上下两册翻译，先译成英文，又译成中文白话，分别命名《海上花开》、《海上花落》，很是别致。

张爱玲对于《海上花》的努力不仅在翻译，还在于分析。比如她在译后记里写的：“《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漱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作妾；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钉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

这一段话，若不是张爱玲点出来，单看故事，很难这样深入地理解主人公那“女人心海底针”的曲折情怀。其余如“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向她夸耀，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一夜。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这也就是爱情了。”“双珠世故虽深，宅心仁厚。她似乎厌倦风尘，劝双玉不要太好胜的时候，就说反正不久都要嫁人的，对善卿也说这话。他没接这个碴，但是也坦然，大概知道她不属意于他。”也都是一语惊醒梦中人。

可惜的是，无论胡适和张爱玲怎样用心地几度推广，由于《海上花》的描写太过从容淡远，一味采用白描手法，草蛇灰线又过于含蓄，所以迄今亦不能普及。

《红楼梦魇》更是让大多红迷头昏脑胀的一本天书。

张爱玲曾在《论写作》中提到：“像《红楼梦》，大多数人于一生之中总看过好几遍。就我自己说，八岁的时候第一次读到，只看见一点热闹，以后每隔三四年读一次，逐渐得到人物故事的轮廓、风格、笔触，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现在再看，只看见人与人之间感应的烦恼。——个人的欣赏能力有限，而《红楼梦》永远是‘要一奉十’的。”这段话简直就像从我心底里掏出来的。

而她在《红楼梦魇》的自序中又说：“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也令我深有同感。因此想象以张爱玲来评析《红楼梦》，应该是颇为生动有趣味的。

及至捧书在手，才发觉枯涩缠夹，开篇一味挑剔原著自相矛盾处，细至银两数与月份，由此来推断不同版本的不同年代——然而《红楼梦》的自相矛盾原本是不胜枚举的，最明显的例子便是“鹦哥”与“紫鹃”的身份之谜，还有巧姐的忽大忽小，这本没什么可考据的，不过是作者写着写着就写忘了罢了。

小说就是小说，把小说当成科学数据来分析，一层层地抽茧剥蕉，是一件自寻烦恼的事情。我可以想象张爱玲“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的烦恼，因为我看她的《红楼梦魇》，也渐渐看得烦恼起来。

然而她断定续书是“狗尾续貂成了附骨之疽”的论述却是细腻可喜的，比如举出宝玉悼晴雯时曾自矜“方不负我二人之为人”，显见将晴雯视为知己，而一百零四回中却有“晴雯到底是个丫头，也没有什么大好处”之语，显见有违雪芹本意；又前文力求含糊满汉之分，对于黛玉的描写更只是一种姿态、神情，而绝无实写服饰，到了八十回后却会出现林黛玉穿着月白绣花小毛皮袄加银坎肩、戴着赤金扁簪、腰下系着杨妃色绣花棉裙的描写，便落了痕迹了——这些，都是我从前没有留意到也没有想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