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

太上皇帝之死使正在欢天喜地过年的大清国臣民们不得不穿上丧服，进入全国性的哀悼期。不过，没有多少人真正悲痛欲绝。近九十岁的老人去世，是意料中事。让大家真正感兴趣的，是新皇帝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

虽然已经当了三年皇帝，可是嘉庆在全国人的心目中还是一个谜。除了他那张总是带着和蔼微笑的脸和几篇没有个性的圣旨之外，人们对他一无所知。这个人心中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在装傻还是真的胸无主见？他有没有领导国家的能力？他的执政方针和理念如何？人们对此充满好奇。不过，新皇帝的种种表现，似乎表明他是温和、稳健之人。朝廷大政，短时间内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动。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乾隆去世的第二天，也就是初四上午，嗣皇帝就发布了一条让全国人都大吃一惊的谕旨：免去乾隆皇帝驾前第一宠臣和砷兼任的军机大臣和九门提督之职，命令他和福长安二人守在太上皇帝灵前，一心办理丧事，不得任自出入。朝廷上下，一片惊疑。

初五，王念孙、广兴、刘墉等先后上疏，举报和砷种种不法之事。

初八，皇帝宣布逮捕和砷，对他进行审查。同时，一场规模巨大的抄家行动展开，令人惊愕的巨额财宝在和府地窖中显露出来。

仅仅十天之后，审判完毕，正月十八，皇帝发来一条白练，赐和砷自尽。

嘉庆之所以如此迅速除掉和砷，更多的是基于大清王朝的责任感。他对和砷的不满，实际上代表了他对乾隆后期朝政的不满，在嘉庆看来，和砷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

在和砷主政下，仅仅十余年间，乾隆朝就完成了从前期政治纪律严明到后期贪腐无孔不入的转变。在繁荣的表象下，大清王朝的全盛之局已经千疮百孔了。由于官员集体腐败，百姓民不聊生，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七，就在乾隆得意洋洋地举办传位大典七天之后，川楚两地爆发了白莲教大起义。起义席卷五省，大清王朝一时岌岌可危。

应该说，诛和砷这步棋，是非常高明的一招。面对如火如荼的起义烈火，乾隆帝只知一味愤懑和仇恨，而嘉庆则能冷静分析出大乱之源是“官逼民反”，正如嘉庆自己所说：“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削剥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砷。”“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砷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嘉庆看得很清楚，腐败已经成了关乎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要熄灭起义的烈火，必须刹住朝廷上下贪腐相尚的风气。而要刹住腐败之风，就要从和砷抓起。

这高屋建瓴的一招充分显示了皇帝把握和处理复杂政治局面的政治智慧。

诛和砷的根本目的是扼制腐败。在广泛听取官员意见的前提下，一批乾隆时代即以廉洁著称的大臣进入了朝廷中枢，而和砷时代大部分省一级高官被撤换。“1799年（嘉庆四年）初尚在其位的十一个身居要职的官吏中，六个被迅速撤换：他们是驻南京的总督、陕甘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以及漕运总督。次年又撤换了河道总督二人。”（《剑桥中国晚清史》）

借诛和砷的东风，一次反腐高潮在全国兴起，一大批贪官被揭露出来，受到严惩：湖南布政使郑源涛公开卖官，并且定下官职售价，被定罪斩首；云贵总督富纲在任内索贿，被判绞刑；湖北安襄郧道台胡齐在镇压白莲教过程中，贪污军需银三万两，被抄家处绞；武昌同知常丹葵，借办匪案为名，任意勒索百姓，被人举报，丢官罢职……

当然，大事中的大事，还是白莲教起义。自从登基以来，熊熊燃烧的起义烈火一刻不停地灼痛着嘉庆皇帝。自从嘉庆元年白莲教徒首举义旗以来，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各省已经燃遍烽火，二十多个州县被义军控制。太上皇乾隆调集了十七省的兵力，三年间先后花费军费七千万两，可是起义烈火不但没有被扑灭，反而有越烧越旺之势。嘉庆深知，这是关系大清王朝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事实上，他之所以不惜冒违反“三年无改”之教的风险，雷厉风行地全面扭转父亲的政策，核心目标就是为了除掉这个大清王朝的心腹大患。

嘉庆非常清楚，导致军事失利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贪污腐败。川楚军营的黑暗、腐败在嘉庆亲政时已经发展到了几乎不可收拾的地步。统兵将领无不滥支军费，有多少支多少。

和砷一倒，嘉庆就立刻传谕诸将领：“从前带兵大员，皆以和砷为可恃，迎合钻营，虚报功级，坐冒空粮，不一而足。今和砷已经拿办，伊等失其所恃，惟当以国事重，奋发有为。”

皇帝可不仅仅是吓唬人。亲政不久，皇帝就把阵前最高统帅经略大臣勒保撤职查办。

通过百官的直言进谏，皇帝对军队中长期存在的权力分散、战略失当、军纪涣散等问题等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前提下，嘉庆帝对军队进行了重大的人事调整。首先，他把镇压白莲教的数股军队统一到一起，归为五省经略大臣指挥，节制川、陕、楚、甘、豫五省军务，从此，军事指挥大权得到统一。

通过惩办贪污和人事调整，一个更强有力的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建立起来。经过不懈努力，镇压白莲教的军事战争终于出现了重大转机。嘉庆七年（1802年）年底，额勒登保、德楞泰与四川总督、陕两总督、湖广总督等联名，用黄绫表外、里内朱红的折子，六百里加急驰奏：“大功底定，川、陕、楚著名首逆全数肃清。”镇压白莲教的关键战役取得了胜利，嘉庆帝激动万分、热泪盈眶。他的新政，终于结出了鲜艳的果子。

乾隆晚年以来死气沉沉、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终于出现了转机，漫天的腐败乌云中终于裂开了一线青天，郁闷了许久的大清臣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新皇帝亲政三年以来，他们对大清王朝的信心慢慢恢复。这个有胆有识的新皇帝，看来完全有能力力挽乾隆晚年以来的衰颓之势，使大清走出后全盛时代的迷茫期，重回向上轨道。

带着初政成功的喜悦和自得，嘉庆七年秋，皇帝骑着骏马英姿飒爽地出现在了坝上。小时候，他曾经多次随着父皇来这里围猎，古木参天的茂密森林，万人围猎的壮观气势，猎虎斗熊的紧张气氛，让他一直魂牵梦绕。因此，在镇压白莲教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他马上把“木兰秋狝”提上了议事日程。圣祖康熙开创的这个旨在联系外藩、保持武备的传统活动，在自己即位后还一直没有来得及举行。今天，他终于可以一偿夙愿了。

然而，离木兰围场越近，皇帝的心情就越异样。这还是他记忆中的围场吗？围场周围的木栅东倒西歪，缺口处处。围场里参天的古木不见了，砍剩的木墩如同一个个惊心的伤口在地上呻吟。地上纵横着运木大车的车辙，有的地方因为车辆过频，俨然成了光秃秃的大路。处处是盗木者搭建的窝棚，地上经常出现燃剩的树枝，有的还冒着微弱的青烟。很显然，这是盗木者们生火做饭的痕迹。皇帝后来回忆他感觉到的震惊说：“百余年秋狝围场，竟与盛京、高丽沟私置木厂无异。”皇家猎场，居然成了盗木贩子任意横行的木材产地。管理人员的失职一目了然。

修养极佳的皇帝没有立刻发火。他强抑怒火，按着父皇行围的路线，带领一万骑兵中规中矩地打了一天的猎。过去，父皇每次出猎都能打到老虎、黑熊等猛兽，狐狸、麋鹿、獐子等小动物更是数以十百计。可是他奔波了一整天，只打到了两只小小的狍子！不是他射术不高明，也不是骑兵们不听指挥，而是猎物太少了。一方面是林场破坏，猎物逃散；另一方面，盗猎者趁皇帝不来的这些年，一直在与皇帝分享这个皇家猎场。十分之九的麋鹿生獐等物，都成了他们的盘中餐。

回到热河行宫，皇帝按旧例，把这两只狍子中的一只供奉在后楼祖宗御像前。过去，这座宽达三米的巨大供桌上往往会摆上十多只野兽，而今，却孤零零只摆着一只小小的狍子。不知道列祖列宗看了会是什么感想？皇帝感觉自己脸上一阵阵燥热。

羞愧过后，皇帝不得不感慨，大清王朝毕竟是今不如昔了。全盛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朝政的败坏远比他想象的要严重。从努尔哈赤到乾隆，谁的治下会发生这种荒唐可笑的事情？要恢复旧日的辉煌，看来不是一日两日之功。

皇帝第二天停止了行围，开始彻查围场管理失职之事。以内务府有关官员庆杰、阿尔塔为首的十数名官员被处以降职、罚俸等惩罚。

这仅仅是无数让皇帝惊讶的事情中的第一件，还有更大的意外在后面等着他。

嘉庆八年（1803年）闰二月二十日，皇帝由圆明园起驾回宫办事。皇帝的车驾刚进神武门，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直奔皇帝的御轿，手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的短刀！事发仓促，皇帝身边庞大的扈从部队居然没有人做出反应，还是轿边的定亲王绵恩下意识往前一挡，用自己的袖子缠住了利刃。身边的侍卫这才一拥而上，拿获了这名男子。

这是大清开国以来的第一起皇帝被刺案。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案也屈指可数。按常理，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凶杀案。一个庞大的审问集团立刻组成，要揪出这个男子背后的黑手。各种酷刑都用尽了，审问的结果却出人意料。

原来，这个案子还真是十分简单，背后没有任何主使。凶手陈德，是北京近郊的一名失业人员，他妻子于去年去世，上有八十岁的瘫痪岳母，下有两个未成年的儿子，找不到生计，受尽欺凌，遂对社会产生仇恨。这一天他突发奇想，既然生不如死，为什么不死得惊天动地。于是怀揣一把小刀，直奔皇宫而来。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皇宫卫兵并没有按规定出现在岗位上，使他得以顺利潜伏进神武门西厢房里，差点完成了前无古人的壮举。

这一行刺案反映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包括皇家守护部队军纪在内的官僚体系的政务废弛，已经到了直接威胁皇帝生命的程度。另外一个，失业者的大批出现，说明社会已经无法承受人口的迅速增长。百姓的生计问题，成了威胁大清朝稳定的根本政治问题。

成功平定白莲教的兴奋，因为这两桩意外事件而消失得无影无踪。亲政以来，皇帝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战场上。现在当他终于有时间细心俯瞰一下大清政治的全局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帝国躯体上的一个疮口，大清王朝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

只要没有蔓延开来，腐败就并非不治之症。局部的、零星的腐败现象，在任何时候、任何体制下，都会存在。然而，一旦蔓延开来，成为普遍现象，治理难度就呈几何级数增加。

虽然杀了和砷，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砷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砷，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干部都成为权力寻租者，一些普通公务员甚至成为腐败案的主角；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嘉庆十年（1805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办事员，顶多是股级干部，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可是从嘉庆元年（1796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就是私刻了从财政厅长（布政使）、处长直到科长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财政厅（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政府官员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自从嘉庆亲政开始，黄河几乎年年决口。每年朝廷下拨相当于全国财政收入四分之一的巨额财政经费用于治河，可是成效甚微。那些治河的官员，每天公然在河督衙门里喝酒唱戏，一桌酒席，居然所费千两。治河经费，大多数都落入了这些官员的腰包。至于治河的工程，则处处偷工减料。应该用麻料的地方，掺杂了大量沙土；应该建造秸垛填石，秸垛建好了，却根本不往里放石头。结果，洪水一来，处处决口。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或者说“编外警察”充斥基层。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他们在城市里勒索小商小贩，经常闹出人命案子，官司有的甚至一直打到皇帝面前。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不敷支出，不得不负债经营。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为了维持政府运转，为了给官员开支，各地政府不得不四处借债，有的甚至向地下钱庄借高利贷。

除了腐败之外，大清王朝还有太多难题没有答案。乾隆皇帝带着“十全老人”的荣耀光荣地进入了历史，他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却像定时炸弹一样，在嘉庆任内一个接一个地爆炸。

首先，大清王朝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

乾隆朝人口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乾隆之后，虽然国力大衰，但是人口还是沿着它固有的惯性规律发展下去。嘉庆十六年（1811年），达到了3.5亿。

这么多人的吃饭问题，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人口增长使得人口与耕地的矛盾激化，越来越多的底层人口陷入了绝对贫困化，大批人口脱离土地，四处游荡，使得社会处于不安定的边缘。数十年来聚集在楚、粤、赣、皖、黔等省的以数百万计的无业流民，正是白莲教起义的主因。白莲教起义被镇压了，可是流民问题仍然没有解决，起义随时有可能再次发生。陈德行刺案是这个问题的最佳注解。

与人口问题相伴的，是大清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

由于人口增长，粮食紧缺，加上美洲白银大量涌入，嘉庆年间，物价已经比乾隆初年上涨了三倍。然而，由于固守康熙皇帝做出的“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承诺，清王朝的财政收入却没有同比例增长。也就是说，到了嘉庆时期，政府的财政收入比乾隆初年实际上是减少了四分之三。这是各级政府出现巨额财政亏空的重要原因。

财政危机又导致了乱收费问题的加重。

为了弥补财政缺口，各地政府只能拼命向老百姓层层加码，于是各种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都出现了。虽然朝廷规定不加赋，各地政府却利用各种借口，不断加重农民负担。农民承担的额外税赋比正税要多出数倍、十数倍。各地百姓上访的案卷堆积如山，然而官员们根本不以为意，因为“州县亦熟知百姓之伎俩不过如此”，民与官斗，永远是输家。大清王朝社会矛盾处于激化边缘，轻则民众聚集，演成暴力事件，重则揭竿而起，“是以往往至于激变”。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几乎夜夜不能安眠。他在御榻之上辗转反侧，苦思解决之策。

他决心加大“新政”力度，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1802年）到嘉庆十年（1805年），几乎每个月都有重要的人事调整。全国的省部级高官，都被轮换了个遍。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运动式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低。

耐心极好的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这个庞大的官僚体系已经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骂不怕，打不醒。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新政”看来挽救不了大清。他该何去何从？

深秋的辽东大地，枫叶鲜红，松柏苍翠。嘉庆十年（1805年）九月，嘉庆皇帝率领宗室及重臣，经过艰苦跋涉，来到满族的龙兴之地。在祭奠了新宾永陵之后，他们向西直抵盛京，祭奠了福陵（清太祖努尔哈赤之陵）和昭陵（清太宗皇太极之陵）。

在陵寝的隆恩殿中，皇帝认真参观了先祖们留下来的遗物。努尔哈赤用过的桌椅，看起来是那么简陋，皇太极用过的鞭子，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牛皮鞭，没有任何装饰……这些珍贵的文物，昭示着祖先创业的艰难历程。皇帝在这些遗物前久久驻足，常常陷入沉思。

皇帝在东巡后写了一篇《守成论》，其中谈到了“改革”问题。他说，近来屡有官员向他提出，天下弊政重重，是因为祖制旧法已经不适于用，要求全面更新。皇帝说，这是非常错误的一种思想倾向。他多次阅读中国历史，感慨良多。他发现，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往往都建立起了十分完美的规章制度。但是到了王朝中叶，往往有大胆的子孙，自作聪明，任意变乱成法，想拆了祖先建起的大厦，自己另起炉灶，结果旧房子拆掉了，新房子也没建起来，国家往往因此埋下了灭亡的种子。“亡国之君皆由于不肯守成也。”

他在东巡后的一系列文章中宣布“守成”思想，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嘉庆自信耐心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

皇帝说，现在的大清社会，出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不在于制度不好，而是因为这些制度执行得不好。“间有一二庸碌官僚因循怠玩，不遵旧制”，把列祖列宗关于“艰苦奋斗”“勤政爱民”的教导忘于脑后，在贯彻规章制度时加入自己的私欲，致使政策变了样、走了形。

皇帝说，虽然大清现在抚有四海，国力强大，但是祖先艰苦奋斗的精神一日不可丢。八旗官兵，当常思当初满族军队是如何吃苦耐劳，奋发进取，力改“武务不振，军务废弛”的现状。全体文臣，当经常想想现在的生活要好于祖先创业时多少倍，清廉自持，俭朴为政，这样，才能永远保持大清的统治。

嘉庆皇帝的这一决定，在今天看来也许不好理解。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回望，可以清晰地看到，嘉庆面临的问题，用“祖制旧法”，是不可能解决的。

站在康乾盛世肩膀上的嘉庆所遇到的社会问题，已经超出了几千年间中国所有政治经验范围。康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也是最大的一个盛世。这个盛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达到了传统政治治理水平所能达到的极限：无论是从权力制度的稳定性，还是物质财富的丰盈程度，还是国家疆域的最大化上，都已经达到了传统政治的理想化境界。这一传统盛世的形成，已经耗竭了传统社会制度的所有动力。

凡事物极必反，这个史上最大的盛世，也带来了史无前例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的猛增使传统社会机制的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要把这个盛世延续下去，唯一的可能就是突破传统政治经验的范畴，在“祖制旧法”之外寻找全新的出路。事实上，任何挑战，同时都是机遇。比如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当时不仅困扰中国一国，也是世界各国遇到的普遍问题。自地理大发现之后，玉米、番薯、土豆、花生等新品种由新大陆向旧大陆传播，导致了一个多世纪时间里世界人口几乎同步增长。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比例为43.37%；中国人口则从1.5亿增至3.13亿，增幅为108.67%。

亘古未见的人口问题对世界各国提出了严峻挑战。然而，正是这种挑战推动了发展。世界许多国家的历史表明，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往往会推动由农业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第一步。欧洲国家正是通过大力发展工商业来吸纳过剩人口，以工业化和城镇化来解决人口压力，从而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如果中国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把发展对外贸易，发展工商业，发展海外殖民作为解决人口问题的方法，那么中国完全有可能搭上刚刚开起的全球化之车，主动打开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大门。

因此，历史对嘉庆帝提出的要求，不是全面退守传统，而是主动大胆出击，全方位地对传统政治框架进行改革，但亲政之初作风清新的他，却比任何皇帝都坚决地举起了“守旧”的大旗。

“守成”的大方向一定，那么，各种具体措施就应运而出。它们就像一套套早已经准备好的工具，整整齐齐地摆在祖宗留下的工具箱里。

皇帝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一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一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一一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嘉庆一朝的中枢大臣们，突出的特点是道德操守不错，办事谨慎小心。乾隆留下的老臣王杰因“忠清直劲，老成端谨”被嘉庆十分欣赏，称赞他“直道一身立廊庙，清风两袖返韩城”。刘墉也因向称“清介持躬”而得到重用。另一名重臣董诰也是勤慎持正的人，史书称其“父子历事三朝，未尝增置一亩之田、一椽之屋”。戴衢亨则“性清通，无声色之好，办事谨饬清慎”。

然而，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缺乏杰出的政治才华，少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和创新精神。对于嘉庆一朝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没有一个人能提出略有新意的解决办法。宁用平庸之徒，不用“有才无德”或者“躁进好动”之人，是嘉庆的用人原则。虽然号称法祖，实际上这一用人标准与他的先祖们并不相同。且不说清朝兴起时大量任用“操守有亏”的汉族降臣、叛臣，就是康雍乾时期，皇帝用人，也首重能力，不拘小节，所以才造就了一百多年的辉煌。咸丰年间，大臣张集馨与咸丰皇帝纵谈乾隆年间事，有一段有趣的对话。咸丰说，“老辈督抚要钱厉害”。意思是说，乾隆年间的方面大臣都很腐败。张集馨却认为，乾隆年间，督抚虽不免贪黩，然其才具皆系大开大阖手笔，每遇地方事体，无不举办；今则督抚才具似不如老辈，而操守似亦胜于老辈。这一说法，也适用于嘉庆时期。

教育式的反腐，其实是缘木求鱼。因为大清王朝此时的腐败是典型的制度性腐败。

僵化的财政制度、失灵的监督体系、贪渎文化传统是嘉庆时政治腐败的三大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则是财政制度。如前所述，从雍正时期到嘉庆时期，由于美洲白银大量流入，大清物价上涨了三倍。按道理，物价上涨之后，官员的俸禄起码也应该同步上涨。然而自雍正养廉制制定之后一直到嘉庆年间，乾隆和嘉庆以“守祖制”为由，没有给官员们加过一次薪。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副使英国人斯当东对此看得很清楚，他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大量白银从欧洲流入中国，因此中国物价显著提高。物价提高了，但官员们的薪金仍然是固定的，这就使他们的收入同应有的开支比例失调”，“中国官吏的薪金不高，使他们容易接受礼物的引诱”，“据说大部分衙门里都还有贪污，中国官吏薪俸很低，但许多贪官污吏可以弄到巨大家产”。因此，要解决腐败问题，就要与财政改革结合起来，摆脱祖制“不加赋”的桎梏，大幅增加财政收入，通过给官员加薪，把灰色收入变成白色收入。

然而，嘉庆皇帝坚决反对财政改革。

他害怕增加税收会造成社会不稳定。明代万历皇帝为了战争加派“三饷”，剜肉补疮，动摇了大明帝国的根基。所以，清朝历代皇帝一再强调，明朝不是亡于崇祯，而是亡于万历。这一点，嘉庆印象非常深刻，所以他决心恪守“不加赋”的祖训。不但不加赋，甚至由于经常豁免灾荒地区的税收，嘉庆年间的税收比祖制还有所减少。虽然人口增长了近一倍，但嘉庆十七年（1812年）的田赋、盐课、杂赋收入，只有4004.4万两，同乾隆十八年（1753年）相比，前后60年间只增加6.3%。财政收入严重入不敷出。

治理财政困难，嘉庆皇帝的方针是大力提倡节俭。他在嘉庆十年（1805年）说道：“朕惟厚生之道，在乎节俭。国家重熙累洽，生齿日繁，日用所需，人人取给，而天之所生，地之所长，只有此数。若再性好奢华，不思撙节，势必立见匮乏，何以保生聚而庆盈宁……当自知谨身节用，崇尚简朴。”也就是说，大地上所能出产的物品是有数的。人口比以前增加了，能分到每个人身上的物品就减少了。所以道理很简单，在人口增长的形势下，每个人都必须以节俭为尚，社会才不至于起冲突。他以身作则，希望文武百官能够效仿，使百姓的生存之资不被过分的剥夺，留有一线生机。所以，他的节俭不止是私德，而且是治国大法。

可惜，这种做法后来证明对解决财政困难作用不大。

解决人口问题，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工商业。可是嘉庆皇帝却毫不犹豫地掐断出现在他眼前的任何一根工商业之苗。

其实，为了应对人口问题，康、雍、乾时代几任皇帝除了鼓励垦荒等传统型政策外，已经在东南沿海某些省份采取了一些富有近代性内涵的新政策。

雍正年间，中国人口压力最大的地区之一是东南沿海福建和广东两省。为了解决百姓生计问题，雍正解除了南洋贸易之禁。闽广等沿海省份华商前往巴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当时为荷兰统治）的贸易重新兴旺起来，从而解决了与外贸有关的那部分人口的生计，同时，对南洋贸易又带动了东南沿海地区外向型手工制造业的发展，也吸纳了部分过剩人口。

乾隆则在雍正的基础上，解除了广东的矿禁，让民间力量可以开采铜矿，以吸纳剩余人口。广东解除矿禁标志着清代国家产业政策一次具有某种崭新意义的重大调整，其影响远远超出广东一省。18世纪初期中国闽广地区在人口压力下最先出现的解除海禁和矿禁，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看作农业社会的中国迎来工业文明的一抹熹微曙光。

如果嘉庆能在雍正乾隆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那么这一抹曙光也许会演变成朝晖。然而，嘉庆帝是坚定的禁矿者。稳定是他心中的头等大事。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毫不动摇的。

嘉庆四年（1799年）四月十九日，皇帝下旨说，宛平县人潘世恩和汲县人苏廷禄，向地方官要求在直隶邢台等县开采银矿。这个事可不可办？今天我表个态。

皇帝说，开矿不是小事。开矿需要聚集众人，经年累月。以谋利之事，聚集游手之民，聚众闹事，势在必然。即使是官方经营，也难以约束这么多人。如果听任一二个老百姓集众自行开采，更是非常危险。

皇帝说，朕广开言路，不是要开言利之路。国家经费自有来源，怎么可以穷搜山泽之利呢？

潘世恩、苏廷禄这两个人，以开矿为由，思谋其利，实属不安本分，俱令押送原籍地方，交地方官严行管束，不许出境闹事。给事中明绳官员竟然把这样不合规矩的事上报给朝廷，明显是受了这两个人的请托，希望事成之后，分肥利己，实在卑鄙，必须严加惩处。

凡事以稳定为最高目标，导致嘉庆做出了这个错误决策。这一决定，是对雍正、乾隆时期新政策探索的开倒车。它堵死了大批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加剧了社会动荡。

御极二十多年，除了亲政初期意气风发过一阵外，越到后来，嘉庆就越深陷无奈、愁闷、苦恼之中。他自以为稳妥的“守成之法”，并没有如他所期望的那样使大清帝国慢慢恢复元气，重现荣光，反而越来越积重难返，不可收拾。在他统治的后期，令他尴尬不已，甚至羞愧落泪的事，不止一件。

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十六日黄昏，皇帝正由避暑山庄返回北京，抵达北京城外的白涧时，接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二百多名天理教教徒，兵分两路，于昨天上午攻进了紫禁城。他们与一些信教的太监里应外合，一直攻打到皇后寝宫储秀宫附近。幸好皇子绵宁带领守卫部队全力抵抗，最终全歼起义教徒。

紫禁城之变是大清衰势的一个特殊表征。在它的背后，是大清深层次问题的不断恶化：人口压力没有丝毫减轻，流民越来越多，土匪四起，邪教横行。除了天理教之外，什么静空天主、老佛门、一炷香、红阳教、清茶教、大乘法门等教门，接踵而出，目不暇给。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

二十多年间，虽然经常心灰意懒，但是他从来没有放松过权柄，一直到去世前三天，还在不倦地处理政务。

其实，这种勤奋已经成了一种惯性，成了一种“懒惰”着的勤奋。他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越努力，形势就越遭。他不明白他已经在中国历史上找遍了所有药方，为什么还是不见效。越到后来，皇帝越对扭转社会大势丧失了信心。他做皇帝已经成了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表面上，他一天到晚，一刻也不休息。实际上，他已经习惯于不动脑子，让祖宗为自己动脑子。“体皇考之心为心，本皇考之治为治。”只要祖宗说过或做过的，他都依样画葫芦地执行贯彻。

到了晚年，他的“守成”“法祖”已经升华到如此高度，那就是每天都死按《实录》办事。

嘉庆二十年（1815年），礼亲王昭琏因小事将其属下人等禁押在王府之内，严刑拷打，手段非常残酷。皇帝闻知十分生气，判昭琏革去王爵，圈禁二年。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六月，皇帝早起恭阅康熙《实录》，看到内有平郡王纳尔图打死无罪人又折二人手足一事，当时康熙的处理方案是革去王爵，免其监禁。礼亲王案远较之平郡王案轻，于是皇帝当日下旨，改变前判，“敬承家法”，将昭琏释放。

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十月十九日，宫内文颖馆失火。火势不大，内宫太监鉴于天理教血染紫禁城的教训，怕引来坏人混入宫中，没有开宫门命护兵入内救火，而是由太监们亲自扑灭。按理说这事处理得不能算错，可是嘉庆皇帝在八天之后读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九月《实录》，内载乾隆帝规定，凡宫内园庭遇失火等意外之事，即行开门放外边人等进内扑灭。于是皇帝根据这一记载，以违背乾隆指示为由，下旨处罚有关官员。

正是在这种不论时间地点一律按《实录》办事的原则下，大清朝一天天走向了万劫不复的沉沦，皇帝也在迷茫中一天天老去。

嘉庆二十四年，孔子后人、第七十三代衍圣公进京面圣，回来后把皇帝的谈话一丝不苟地记载下来，使我们得以直击这位皇帝晚年的精神面貌。皇帝一见面就说：“我想到曲阜去，不能，你知道不？山东的水都过了临清了，这个怎么好，真没法。圣庙新修的，我等到七八年去，又残旧了，怎么了？”

过几天辞行，皇帝又旧事重提，絮絮叨叨地说：“我登基已是二十四年，总不能去（祭孔），是个大缺典。我从前虽然随着高宗（乾隆皇帝）去过两回，到底不算。我到你那里去容易，就是路上难，水路罢亦难走，旱路罢亦难走……你看河上水这么大，山东民情亦不好，到底怎么好？弄得真没法，了不得！”

一口一句“真没法”“怎么好”“怎么了”“了不得”，似乎已经成了皇帝的口头语，焦头烂额之态毕显。帝王生涯现在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种刑罚。在撒手而去的时候，他的最后一丝意识也许不是留恋而是轻松。

从亲政初期的伟大，到谢幕时的尴尬，嘉庆的滑落曲线如此令人叹息。在全面盘点嘉庆皇帝的统治时，历史书给出的词汇是“嘉庆中衰”，他二十多年的统治，前面连着“康乾盛世”，紧接其后的，则是“鸦片战争”。镇压白莲教居然成了嘉庆皇帝一生的辉煌顶点，短暂的上升期之后，是漫长的下降曲线，正是在嘉庆皇帝的统治下，大清王朝完成了走向万劫不复的衰败的关键几步：腐败之癌由乾隆晚期侵蚀到国家肌体的几个重要器官，演变成了嘉庆晚期的沦肌浃骨，全面扩散。国困民贫交织在一起，大清帝国已经被掏空了精华，成了风中之烛，彻底丧失了复兴的机会。在嘉庆之后，昔日不可一世的大清帝国沦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这个以英明、仁圣开头的皇帝，后来却作为一个彻底的失败者进入了历史。

外表

皇帝真是一种奇怪的动物，因为他们长得都差不多。从汉代到清代，都是“貌奇伟”“龙睛凤颈”“日角龙颜”“天日之表”，脸上从来不会长麻子、粉刺或者老年斑。

原因是，描写皇帝的外表很难。因为理论上皇帝应该长得很神奇，而实际上绝大多数皇帝长相平庸得掉渣。为了不犯错误，史官们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以“龙颜天表”“凤姿日章”之类搪塞。

《清史稿》关于乾隆皇帝的外表只战战兢兢地写了四个字：隆准颀身。而《清高宗实录》则说他“生而神灵，天挺奇表。殊庭方广，隆准颀身，发音铿洪，举步岳重，规度恢远，嶷然拔萃”。

据考证，乾隆身材并不高大。英国使臣马戛尔尼目测说，乾隆帝身高约五英尺二英寸，约一米六。这是八十三岁时的身高，估计年轻时比这要高一些。根据现存的乾隆夏天所穿的十二章朝袍的长度，可以大致推测乾隆身高在一米六六至一米六八之间。

好在乾隆皇帝酷爱画像，至今留下的画像不下百张。由于西洋画法的引进，那个时代的肖像画纤毫毕现。这让我们对他的外表有了二维的认识。戴逸先生这样描述肖像中的乾隆：“身材匀称，丰腴而略矮，身高约一点六公尺。脸庞呈长方同字型，两腮稍削，皮肤白皙，微带红润，眼睛黑而明亮，炯炯有神，鼻稍下钩，体态文雅，外表和平。青年时代是一位英俊潇洒的翩翩佳公子，老年时代，则显示出尊严、和蔼和慈祥。”

画像虽然传神，毕竟是静态的，无法全面传达一个有血有肉的立体形象。朝中大臣天天陪王伴驾，却不敢留下关于皇帝外表的一个字。好在乾隆时期，机缘巧合，一些外国及中国边远地区的使者都见过皇帝并写过回忆录。这些人大脑的格式化程度远低于朝中大臣，因此留下了一系列相当生动传神的皇帝印象。因此，乾隆皇帝是中国古代史上极为罕见地留下过大量可信的音容笑貌细节记载的帝王。

在外国人中，朝鲜人与中国接触可以说最多。作为最忠实的藩属国，朝鲜每年冬至、正月、圣节、千秋等时节都要派使臣去北京朝贺。

1780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朝鲜人朴趾源随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使团前往承德。他记载当年八月十一日见到乾隆皇帝的情景说：

皇帝出自正门……肃然无哗。先令回子太子进前，未数语而退。次命（朝鲜）使臣及三通事进前，皆进前长跪……皇帝问：“国王平安？”使臣谨对曰：“平安。”皇帝又问：“有能满洲话者乎？”上通事尹宗以满话对曰：“略解。”皇帝顾视左右而喜笑。皇帝方面白皙而微带黄气，须髯半白，貌若六十岁，蔼然有春风和气。

对于乾隆皇帝，朝鲜人的评价总的来讲还是比较高的。乾隆皇帝的和蔼可亲善于交往，使使臣们对他的个人印象都不错。

每次回国后，朝鲜小朝廷君臣都要关起门来，好好聊聊这次中原之行。使臣往往要给国王介绍些小道消息、奇闻逸事。君臣在深宫之内对天朝上国大皇帝可以肆无忌惮地品头论足，因此留下了一些相当真实的评价。比如对继位初年的乾隆，一位使臣做出这样的评论：“政令无大疵，或以柔弱为病”，“政令皆出要誉”。另一位则说：“雍正有苛刻之名，而乾隆行宽大之政。以求言诏观之，不以论寡躬缺失，大臣是非，至于罪台谏，可谓贤君矣。”（《朝鲜李朝实录》）这些史料，显然因其情境的特殊而具有与中国史料不一样的价值。

丹津班珠尔出身于十八世纪西藏最为出名的贵族家庭多仁家族。他身为首席噶伦，由于在1788年至1792年间西藏与廓尔喀的冲突中处理不力，被乾隆召到京城予以处罚。在《多仁家族史》中，他对这次朝见“文殊师利大皇帝”的经历进行了描述。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秋天，他们一行四人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北京。9月22日晚上，理藩院衙门的两位侍卫前来通知明早觐见。

东方发白之时，丹津班珠尔被带到皇宫中门过道上等候。太阳升起时，大皇帝及随从驾到。丹津班珠尔记述道：“皇帝高高坐在外裹黄毡的八人大轿上。抬轿的八人同上述徒步人员的装束一样。皇上身着一件黑貂皮大氅，华丽而珠光宝气。尊容很像普觉寺的上师强巴的样子：长脸，一副威严状，一见就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充满敬意。”

皇帝的轿子到了他们附近时，稍稍停了一会儿，和他们做了简短的谈话。皇帝问丹津班珠尔说：“你是不是班第达之子？”接着问扎西顿珠，“你这胖子是不是班第达之子的同事？当噶伦的？”然后，又问两个汉人是不是四川成都府人氏。最后，皇帝特地招丹津班珠尔到跟前来问道：“你会不会汉话和蒙古话？”他回禀说：“汉话只会几个词，拼成句就不懂意思了，而蒙古话说得不太好。”皇帝在轿上摆摆手，用蒙语说道：“可怜可怜，来来，到这儿来。”于是，他走近轿子跪下。

乾隆皇帝对丹津班珠尔在藏廓冲突中的经历深表同情，表明丹津班珠尔的罪责将会予以赦免，但是他不宜继续担任噶伦之职。皇帝又说，你等藏人可暂时合住黄寺，由朝廷内库拨给薪俸，等新年盛宴之后再回西藏。

对乾隆皇帝的宽宏大量，丹津班珠尔深表谢意。大皇帝面展笑容，点了点头。

这是藏文资料中关于乾隆皇帝音容状貌最详细的一则。

所有关于乾隆皇帝外表的记载中，英国人所作的是最详细传神的。

大约在丹津班珠尔到达北京的同时，马戛尔尼使团也正从英国出发。

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七月底，英国使团抵达承德，在这里觐见了八十三岁的乾隆皇帝。

这一天英国人半夜两点就起床了，梳洗穿衣。在万树园边上的一个小帐篷里，他们等了两个多小时。直到太阳出来，园中响起了音乐声。那位欧洲人心目中非常神秘的东方大君主终于要出现了。“太阳刚刚出来，从远处传来音乐声和人的吆喊声，说明皇帝快要驾到了。不久以后，皇帝从一个周围有树耸立的高山背后，好似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出来。”

英国人描述说：“皇帝坐在一个无盖的肩舆中，由十六个人抬着走，舆后有警卫执事多人手执旗伞和乐器。皇帝衣服系暗色不绣花的丝绸长褂，头戴天鹅绒帽，形状同苏格兰军帽有些相似，帽前缀一巨珠，这是他衣饰上所带的唯一珠宝。”

皇帝所过之处，所有人都纷纷下跪。英国人也没有机会仔细打量这位亚洲的主人。匆忙中扫了一眼，唯一的感觉是皇帝精神矍铄，远远比他的年龄年轻。赫脱南说他只有“五十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

皇帝在万树园中的大幄前下舆，缓步走入大幄。英国使臣随即进入，跪在宝座之侧。借这样近距离接触的机会，英国人终于得以观察这位地球上统治着最多人口的君主。马戛尔尼的回忆录，虽然经刘半农翻译成半文半白，读起来不太畅快，但仍然可以看出乾隆的风貌：“余静观其人，实一老成长者。形状与吾英老年绅士相若，精神亦颇壮健，八十老翁，望之犹如六十许人也。”

巴罗的记述更为传神：“八十三岁的乾隆毫无一丝龙钟老态。有着一个身体健壮、精神矍铄的六十岁人的外表。他的眼睛漆黑，目光锐利，鼻子鹰钩，即使在如此高龄，面色仍相当红润。我估计他身高约五英尺九寸，腰板极其挺拔。虽然八十三岁的他既不算肥胖也不算强壮，但不难看出他曾经有过一副强壮的体魄。他的精力充沛，一生的操劳都没能令其衰弱。像所有的满族鞑靼人一样，他热爱狩猎，从不错过每年夏季举行的操练……他头脑的活力和思维的敏捷也不逊于他的身体。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断，所以似乎无往不胜。”

乾隆皇帝情商很高，善于与人打交道，虽然在为人行政中常有暴烈苛刻之举，但礼仪性接触中极少会给人留下不良的印象。副使斯当东回忆觐见皇帝的一刻说：“自始至终皇帝看来非常愉快自如，绝不像外间描写那样阴郁沉闷。他的态度很开朗，眼睛光亮有神。至少在接见特使的整个时间，他的表现如此。”

礼节性拜会完成后，宴会就开始了。三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英国人注意到，“皇帝进餐时候，意态非常舒适，表现胃口极好”。“皇帝在整个典礼中对英国客人的照顾心情始终未减。在饮宴时，皇帝命执事官从自己桌上取下盛馔数色送至特使桌，宴会完毕，皇帝命人召特使等至御座前，各亲赐温酒一杯，有些近似马德拉的次等酒。皇帝问及英王陛下的岁数，特使据实回答。皇帝说，他今年八十三岁了，身体仍然很健康，希望英王陛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他看上去确是很健康，不像已经统治国事五十七年之久的样子。典礼结束后，皇帝精神矍铄地从宝座上走下，健步走上肩舆，毫无衰老状态”。

虽然这次出使惨败而归，但是奇怪的是，英国使团的成员们无一例外地对乾隆印象良好。通过与中国官员的大量交谈，他们这样总结他的性格：“他头脑的活力和思维的敏捷也不逊于他的身体。他心思缜密，行事果断，所以似乎无往不胜。他善良爱民，就像在所有面对臣民的场合所显示的那样。他在灾荒时期减免赋税，救济饥民，同时对他的敌人睚眦必报，残酷无情。急躁而固执，有时候使他断事偏颇，处罚过严。”

这一总结，考诸中国史料，应该说相当准确而深刻。

乾隆时代，宫中仍然生活着许多万里远来的传教士。除了对红毛人的体味有点讨厌外，皇帝对西洋人的诚实、认真、不慕名利十分欣赏。和康熙皇帝一样，他对那些身怀异能的西洋人总是很尊重，教士王致诚回忆说：在给皇帝画像的时候，“天气很热。他（皇帝）发了慈悲，让王致诚脱了帽子坐着作画”。不要以为这是不值一提的细节，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在皇上面前只能跪着或者站着，即使工作也不例外”。

传教士们对皇帝的印象也大抵很好。汪宏达说：“皇上高大英俊，而且和善，又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他对臣民很严肃，我认为那不是他的性格所致，那是因为对于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帝国，他无法以其他方式来维持他的统治，尽他的责任。因此大官们在他面前都要发抖。而每次他和我说话都态度和蔼，使我产生一种信任感……他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他亲自过问一切，不管冬夏，天一亮，他就上朝，开始处理政务。我不明白为什么他怎么能够做得那么细致……从他的性格来看，他无所不为而且都能成功。他无所畏惧，思路敏捷，能随机应变处理突发事件。”（《传教士眼中的中国朝廷》）

总体来讲，乾隆皇帝是一个外表精彩，风度翩翩，充满自信，富于精神活力的人。他擅长与人相处，知道怎么样恰到好处地表现他的威严和善意。对于接触不多，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人，他是迷人的，富于魅力的。但是，那些常伴身边的大臣近侍们却清楚地知道，这不过是皇帝性格的冰山一角，水下的部分远比这复杂。

性格

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生活在浓重的历史感中。相对于生命的短暂，中国人更重视的是声名的久远。所谓“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当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重视身后名甚于生前乐的价值观。

可是，似乎也没有哪个民族像中国人这样不尊重历史。很多时候，历史人物的身后声名与他的真实面貌相差甚远。比如那个雄才大略的曹操，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白脸奸臣的形象。六战六败的二流军事家诸葛亮，却成了战无不胜的战神。

乾隆皇帝肯定是历史上自我评价最高的皇帝，他自称为“千古第一全人”。也就是说，全人类历史上，他是最伟大的帝王。

乾隆皇帝虽然自我评价甚高，然而和他那位不幸的父亲一样，民间野史中的乾隆皇帝与历史真实同样离题万里。在老百姓眼中，乾隆是一个出身不正、热衷享受、沉迷酒色、糊里糊涂的皇帝。

老百姓解读历史，自有他们的一套价值标准。第一条原则是离奇。所以，乾隆的出身就被乐于捕风捉影的老百姓毫无来由地蒙上了层层迷雾。

一个流传极广的传说是说乾隆乃是汉人的后代。据说康熙年间，海宁陈氏一家连续出了许多大官。陈元龙、陈世倌、陈诜、陈论父子叔侄，多人位极人臣，因此与雍亲王府过往甚密。有一年，陈氏之妻与雍正之妃同时生育，陈氏产男，雍正之妃产女。抱子心切的雍正遂以女易男，换来了日后的乾隆作为自己的儿子。

这个传说有鼻子有眼，还有许多旁证。据说，乾隆当了皇帝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于是借六次南巡之机四次临幸海宁陈家，并以孩子对父母的口气为陈家写了爱日堂、春晖堂等匾额。

这个传说当然不值一驳。雍正的生育能力早有证明，乾隆帝出生之时，他正在壮年，且已经连得四子，绝对没有必要采取这个做法。再说，即使万般无奈，满汉分界极严的雍正也不会要一个汉族孩子。乾隆四次临幸陈家是事实，不过为陈家书写宅匾的是康熙皇帝，而并非乾隆。陈氏的极盛，在康熙一朝，而并非乾隆时期。

事实上，乾隆皇帝是清代皇帝中满族血统较占优势的帝王。清代第一、第二代皇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都是血统纯正的满族人，第三代皇帝顺治的生母是蒙古人，博尔济吉特氏，也就是史上著名的庄妃。所以顺治身上，满蒙血统各半。康熙的母亲佟佳氏本是汉军旗人，姓佟，贵为太后之后才被抬入满洲镶黄旗，并改姓佟佳。经史学家考证，其祖佟氏一族确系汉族。这样，清代皇帝血统中就羼入了汉族血统，满族血统降为25%。及至雍正、乾隆的生母皆为纯正的满族人，满族血统才连续上升。乾隆皇帝身上有81.25%的满族血统，6.25%的蒙古族血统和12.5%的汉族血统。

老百姓编撰历史的第二条规律是投射原理。在物质享受极为贫乏的老百姓印象中，“皇帝”这两个字主要意味着可以无节制地享受，无节制地吃“猪肉炖粉条”。所以，太平天子乾隆，成了老百姓投射他们对享受的想象力的主要方向。他们羡慕他阅尽人间春色，享尽了人间之福。小说家、戏曲家极尽演绎编撰之能事，将他塑造成一个处处留情的风流天子形象。

传说中，乾隆皇帝日日笙歌宴饮，十分好酒，到处私访，处处题诗。人们传说，乾隆的皇后富察氏，就是因为皇帝南巡途中到处留情，甚至与皇后的嫂子私通，一气之下，投河自尽。

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说乾隆的妃子香妃是在乾隆平定回部之乱的时候俘虏来的。香妃与乾隆既是敌人，誓死不从，怀揣利刃要刺杀乾隆。皇太后察觉之后，命香妃自尽，才免了乾隆的横祸。

其实，乾隆皇帝性格中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自制力强。他一生生活都特别有节制，不喜饮酒。他一生写了几万首诗，从不以“酒”字入诗，也从不暴饮暴食。即使举行庆节贺宴，也日落而止，从不举行夜宴，“凡曲宴廷臣，率不过未申时”。他处事很有条理，不躁不乱，很有涵养。他自己说：“事烦心不乱，食少病无侵，此二语为予养心养身良方，原别无求养生之术也。”朝鲜人这样描述乾隆皇帝的生活起居：“皇帝寝食起居，自御极后，无论四时，卯时而起，进早膳后，先览中外庶政，次引见公卿大臣与之议决，至午而罢，晚膳后，更理未了公事，间或看书、制诗、书字，夜分乃寝。平生不饮酒，不嗜异味，朝夕进食，不过数匙，体力康旺不衰。”

乾隆是一个相当重礼法，感情也比较专一的皇帝。乾隆时代的后宫，管理非常严格，没有任何妃子敢于恃宠而骄，胡作非为。事实上，香妃是归顺朝廷的回族贵族之女，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被选入宫，初封贵人，病逝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享年54岁，正史记载得明明白白。

当然，关于乾隆的传说中，最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当然是刘墉刘罗锅的故事。据说刘墉是皇太后的干儿子，乾隆的干兄弟。所以他连皇帝都敢捉弄。在老百姓的设计下，乾隆皇帝对这个精明狡黠又一身正气的刘罗锅又爱又恨，被他耍得团团转却又无可奈何。这些传说，寄托了老百姓反抗政治权威、消解政治威严的心理需要。然而，把这个传说安排在乾隆时期，特别不合理。因为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最为精明、苛刻的皇帝之一，他极力推崇皇权的威严，乾隆朝纪纲至为严肃，君臣相隔如天地。乾隆朝的大臣，即使贵为宰相，见了皇帝也如同老鼠见了猫，大气都不敢出，谁还敢起意戏弄皇帝！

乾隆皇帝拥有多重角色。他既是卓越的政治家，高明的军事家，又是资深收藏家，涉猎广泛的学者，同时还是作品最多水平不高的诗人，平庸却自负的书法家，伟大的旅行家，出色的射手和猎人。他的真实形象，与野史传说实在风马牛不相及。

他的性格非常复杂。他情商很高，风度翩翩，很善于讨取别人的欢心，常使人感觉“蔼然有春风和气”；他又高己卑人，内心深处很少有瞧得起的人物，施政过程中经常峻烈严酷，刻薄寡恩。他为人节制，平生饮酒不过数杯；他又穷奢极欲，花起钱来如沙似海。他富于同情心，常常因民生困苦而潸然落泪；他有时又像野兽一样野蛮，制造了一起起惨绝人寰的文字狱，甚至在战争中进行种族灭绝。他早年富于自知之明，谦虚谨慎，把盛世推上了顶峰；晚年却刚愎自用，自我膨胀，听不进任何意见，亲手毁了这个盛世……

历史上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有如此多的侧面。

对母亲，他是一个极为孝顺的儿子。戴逸先生在《乾隆帝及其时代》中说：“乾隆对他的母亲，感情深挚，发自天性。故礼敬有加，始终不渝。”

对嫡妻，他是一个深情而专一的丈夫。他17岁与出身名门的富察氏结为夫妇，两人感情极好。皇后不幸于乾隆十三年（1748年）去世后，他悲痛欲绝，追念终生，写下百十首感情真挚的悼亡之诗，见证了他是一个深情重义的男人。

对女儿，他慈祥可亲，甚至俯首甘为孺子牛。

对儿子，他却一直板着面孔。为防止历代争储故事重演，乾隆对皇子们管束极为严厉。限制之严，待遇之低，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他的长子因为在嫡母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而受到他的严厉斥责，并因此惊惧而死。

对大臣，他早年彬彬有礼，宽大仁慈。乾隆十三年后，他却一反常态，颐指气使，任意挫辱，比雍正还要残忍苛刻。乾隆时期是清代诛杀大臣最多的时期。

对“顺民”，他“爱民如子”，经常为民间疾苦而动容落泪。他慷慨地普免天下钱粮，豁免穷困百姓的税赋，在灾荒之时，不遗余力放赈救灾。

对敢于反抗的“刁民”，他却蛮不讲理。老百姓无论被贪官污吏如何压榨剥削，走投无路，也只能听天由命，不得“越级上访”。对于群众聚众抗议，维护自己的权利，他总是视如大敌，一再强调要“严加处置”，甚至“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对知识分子，他前期宽容大度，为雍正时期的几起文字狱翻案，增开特科、恩科，增加入学名额，一时让人感觉春风拂面。后期他却成了中国历史上最残忍、最疯狂的文字狱制造者。许多精神病患者在发病之际随手乱画几个不知所云的字，也会被乾隆定性为大逆不道，本人凌迟，亲人连坐……

当然，不管乾隆的性格多么复杂，不离两个背景：一个，他是在尊荣至极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天潢贵胄，一生顺遂，在天资和智力上很少遇到对手，因此自视极高，高己卑人是他注定无法避免的缺陷。另一个，虽然身份多重，乾隆的本质却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他一生为人行事，一举一动，都是围绕着“政治利益最大化”，围绕着“建立大清王朝万代永固之基”这个大局出发。为了这个大局，他可以柔如丝，也可以坚如钢；可以最仁慈，也可以最残忍。他是一个高明的演员，许多时候，他的性格变化，完全是基于政治需要。

最有福气的统治者

乾隆皇帝晚年精选和田玉，镌“十全老人”之宝。在归政时，他说自己“今明足授受，为千古第一全人，不特三代以下所未有，以视尧舜，不啻过之”。也就是说，全人类历史上，他是最伟大的帝王。

确实，乾隆统治下的中国，纵向比，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中人口最多、国力最盛的时期。横向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最富庶的国家。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盛世，毫不为过。乾隆朝人自己评价说：“觐光扬烈，继祖宗未经之宏规；轹古凌今，觐史册罕逢之盛世。”（《素余堂集》）《清史稿》这样评价乾隆：“运际郅隆，励精图治，开疆拓宇，四征不庭，揆文奋武，于斯为盛。享祚之久，同符圣祖，而寿考则逾之。自三代以后，未尝有也。惟耄期倦勤，蔽于权倖，上累日月之明，为之叹息焉。”戴逸先生说：“传统观点认为汉、唐是真正的盛世，无论国力还是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达到极盛，而清朝已经开始衰落，不如汉唐。我则以为，康雍乾盛世是中国历史上发展程度最高、最兴旺繁荣的盛世。”

在把国家推向历史最高点的同时，他个人也创造了许多纪录：

第一，他是世界上统治时间最长的君王。

乾隆皇帝25岁登基，86岁禅位后又做了3年掌握实际权力的太上皇，在位时间64年，其长度居世界统治者之首。

有人说，统治纪录的创造者应该归为法国“太阳王”路易十四，因为此人在位72年之久。然而众所周知，太阳王5岁登基，一介童蒙并不懂得什么叫作“统治”。事实上，他22岁才对统治国家产生兴趣。他的实际掌权时间不过50年。

伊朗国王沙普尔二世与此相似。沙普尔二世是霍尔米兹德二世的遗腹子。他还未出生时，贵族们在他的母亲肚子上放上王冠。他统治时间虽然长达70年，亲自理政年限不超过60年。

维多利亚女王是英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在位时间长达63年，与乾隆皇帝相当，不过那时的英国已经进入虚君时代，君主的权力与中国帝王根本无法同日而语。

第二，他是世界上最长寿的君王之一。

从公元前22世纪到1911年，从夏禹开始到末代皇帝溥仪为止，中国历代君王近500名，其中活到70岁以上的仅有9人，分别是汉武帝、梁武帝、唐高祖、武则天、唐明皇、宋高宗、元世祖忽必烈、朱元璋和乾隆皇帝。其中，又只有梁武帝、武则天、宋高宗、乾隆活到了80岁，乾隆以89岁高龄在这4个人中又拔得头筹。更何况梁武帝被饿死，武则天被逼退位，宋高宗也被迫提早20多年禅位给宋孝宗，唯有乾隆直到最后一刻仍然有力地掌握着权力。不过，要是放到全世界来说的话，他就要排第二了，因为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二世活了整整90岁。

第三，他是世界上运气最好的君王之一。

乾隆天赋极好。他天生身体底子就好，加上娴于骑射，武功高强，一生没有遇到大灾大病。他智商奇高，读书过目不忘。他不但是中国帝王中传统文化素养最高的帝王之一，而且是唯一懂得5种语言的皇帝。他具有超一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素质，为人理智，反应敏捷，处理问题果断迅速，自制力在历代帝王中更是无与伦比。

由于雍正成功的秘密立储及英年早逝，乾隆得以在25岁——最年富力强的时候继位。与他的祖先们不同，他获得最高权力的过程既无血腥，也无阴谋，毫无波折。在统治60年之后，他又成功地举行了禅位大典，既博得了禅让的美名，又做到了终生保持权力。古今中外，权力交接如乾隆这样平稳顺利的专制者并不多见。

他在一个恰到好处的历史节点登上帝位，顺理成章地把大清盛世推上了顶峰。在此之前，两位伟大的皇帝——康熙和雍正经过70多年的统治，已经给他打下了史上最好的统治基础。他即位之时，政治安定，经济平稳，既无内忧，又无外患，舞台的所有布景都布置妥当，只等他上演最辉煌的统治之剧。

中国人的人生最高境界是“多福多寿多子孙”，乾隆皇帝在多子孙这一点上也是独占鳌头。乾隆一生育有27个子女，孙辈100多人，重孙玄孙不计其数。特别是历代帝王之中，身亲7代，得见玄孙者，他是独一无二者，即以全体中国人来看，历代有文字记载者也只有唐朝钱朗到明代文徵明等6人见到过玄孙。

第四，他是世界上最会享受的君王之一。

在专注政治的同时，他也从来没有忘了犒劳自己。他不但拥有世界上最大的权势和最丰厚的财富，更还拥有世界上最敏感的味蕾和最挑剔的眼睛。他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专门派人测量了天下诸泉的轻重优劣，喝水非“天下第一泉”玉泉山玉泉之水不饮。就连他的餐具，也是历代皇帝中最讲究的。他的穷奢极欲，在古今帝王中，罕有其比。

从文的方面来说，他兼具学者、诗人、艺术家气质，诗词曲赋书法绘画音乐都有很深的造诣。他还是古往今来搜罗最富的收藏家和鉴赏家，几乎所有中国历代古画古帖的极品都经他寓目，盖有他的鉴赏印和题跋。他精通音律，可以设计唱腔、戏中串戏；他对园林艺术的热爱，更直接导致了集天下建筑大成的圆明园的完成。

从武的方面来说，他继承了先祖们终生征战锻炼出来的良好身体素质和武勇精神，爱好骑马、射箭、围猎、冰嬉、摔跤，乐而不疲。他还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旅行家之一，生性好动，被称为马上朝廷，6次南巡，4次东巡，还有无数其他巡幸，领略了中华大地各处奇景。他这一生，可谓每一分钟都没有虚度。

因此，称他是世界上最有福气的千古一帝，确实名副其实。

只不过，他的福气在生前都已经被透支净尽，没有丝毫存留，在创造了一个个历史纪录的同时，他也埋下了太多隐患。他绝对不会想到，在他的时代之后，大清王朝就滑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落后挨打，其惨状也创了历史之冠。他自己，也在百年之后遭遇坟墓被炸、尸骨无存的惨剧，给后人留下“十全天子骨难全”的慨叹。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