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编辑部的故事》，有一件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因为《编》是——部以讽刺幽默见长的喜剧，所以该剧从开始就受到了市委领导和广播局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剧本的分寸也是经过了严格的把关。刚刚退居二线的老局长张永经更是逐字逐句进行推敲，生怕稍有不慎授人以柄。中心主任李牧、郑小龙也是斟酌再三，认为播出后不至引起不良社会效果，才下发了生产令。

片子完成后，经审查通过，中心在“新华社”的礼堂举行了记者专家看片会。

消息不胫而走，马上引起有关方面的很大不快。有些居然认为这是艺术中心精心炮制的一部毒草。——些人甚至给张永经老局长写信，说他糊涂，不注意晚节；一时间《编辑部的故事》陷入了被封杀禁播，甚至要追查创作动机的险境。

一天下午，作为该剧的主要创作人员之一，我随中心领导应招来到市委副书记王光同志的办公室。当时在场的有市委宣传部的李志坚部长。还有广播局李庭之局长，当然也少不了作为这部片子艺术顾问的老局长张永经。气氛是非常严肃的，王光同志首先听取了电视剧播出后群众的反映，同时也了解到“一些方面”欲对此剧大加挞伐的情况。然后，他对《编辑部的故事》这部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和充分地肯定；认为这是一部“善意地针砭时弊，反映人民群众喜怒哀乐，颂扬真善美”的喜剧作品。并指出，这是中心应该坚持的创作方向。

最后，王光同志说：我是市委分管这一领域的书记，《编辑部的故事》如果在政治上有任何问题，我负全部责任。

市委宣传部李志坚部长说：我是宣传部长，宣传方面出了问题应该由我负责。

广播局的李局长也马上说：这是广播局主管的事情，电视剧也是局里批准通过的。出了事情，应该由我负责，与市委领导无关。

“中心”领导也马上表态：电视剧是“中心”拍的，我们也是始作俑者。因此应该“中心”负全责。

老局长张永经很激动，也很动情地说：谁都不要争了，我非常喜欢这部戏，也为它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一些意见也是冲着我来的，就让我为它负责吧。说到哪去，我也认为这件事情没有错。这个责任我担得起。我已经退休了，还能有什么后果呢？

听了这些话，我非常地感动。老听说出了事，领导之间互相推诿，但出了事，争先恐后承担责任，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说实话，那时各位领导在我的心目中既高大又亲切。

这时，我哆哆嗦嗦地说：追根寻源，这剧本是我们写的。最应该负责任的就是编剧。要打棍子就打我们吧。

当时所有的领导，几乎同时对我说：跟你没关系。

哪就轮上你了。

我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九二年的春节前夕，我们得到通知，李瑞环、李铁映、王丙乾等中央领导要来北京市的文艺单位团拜，慰问文艺工作者。选中的单位有北京人艺和我们“中心”。

“中心”上下欢欣鼓舞，闻讯即刻展开大扫除。那时“中心”只是租借在“四季青公社”的两排平房里办公，条件相当简陋。却连年推出好作品。在《编辑部的故事》之前，已有《四世同堂》、《凯旋在子夜》、《便衣警察》、《渴望》享誉全国。有幸能接待中央领导，机会不容错过。有两件大事要办：一是希望上面拨钱改善恶劣的办公环境；二是希望中央领导对《编辑部的故事》有一个评价。

因为“中心”的院子十分狭小，冬天烧锅炉的煤块都堆放在两排破平房之间的过道上。我们正准备把那些煤临时遮盖起来，忽然有人建议，不如就这么晾着好，让中央领导看看咱们的狼狈像，说不定心一软拨钱给咱们盖一大楼。大家纷纷说这主意好。所以领导来访时，煤就一直晾在外面。事后，果然见效。领导觉得“中心”

的条件实在太差，为表彰“中心”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当即决定拨下一笔经费以资鼓励。“中心”没有用这笔钱改善办公环境，把钱花在了更新机器设备上。

李瑞环同志来的那天，市委领导也都陪同在场。

“中心”的大会议室里挤满了人。“中心”的领导简要地汇报了“中心”的发展情况后，我适时地站起来向李瑞环同志抛出了关键的提问。虽然市委、广播局和“中心”的各级领导都在，但提这样的问题还是创作人员最适合，提错了，或是中央领导不想回答也不会有什么不妥当。

我问：瑞环同志，您看了我们的《编辑部的故事》了吗？

瑞环同志笑。点了点头。

我心里踏实了一块，又问：您觉得怎么样？

在场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会议室变得非常的安静。

李瑞环同志想了想，说：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件事的，既然你问了，我就说两句。

艺术上我不懂，是外行。政治上我认为没有问题。内容上，我认为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是一个反映社会生活的窗口。铁映同志你有什么看法？

李铁映同志笑着说：题材应该更丰富一些，比如说，教育、计划生育方面也都应该有所表现。

我说：谢谢领导的指示。

所有人心里的—块石头部落了地，心里就觉得热。一段时间以来埋在心里的阴霾一扫而光。作为当时中央分管意识形态的常委，李瑞环同志对《编辑部的故事》给予的评价，无疑是对那些欲加之罪的人是一种最好的回击。

那一年的大年初一，“北京日报”头版登出的李瑞环同志的讲话。标题是：李瑞环同志给予《编辑部的故事》充分旨定。

这标题据说是巾委副书记王光同志亲定的。

这可能是我这本书里读者读起来最枯燥的一篇文章，但只要想起这件事我就感到欣慰，就看到厂文艺创作的繁荣还有希望。

原谅我正经一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