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堂”是从我记事起就熟悉的一个词汇。也是从我出生的那个年代起，礼堂如雨后春笋般地兴建于北京各大机关院校的生活社区里。礼堂成为了新中国社区文化的核心活动场所。

这一点和教堂在西方国家的社区文化中起到的作用有点类似。

现在提倡建设社区文化，却不建礼堂，我在想它以什么为核心呢？总不能以家乐福超市和街道组织的盲人按摩作为传播精神文明的枢纽吧。

我们的礼堂在位于北京西郊的市委党校的大院里。

礼堂的前面是一个小广场，对着礼堂有一座影壁，上面写着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书法。许多年后回到那里，影壁上的“为人民服务”

已经被“实事求是”取而代之，但也已经是油漆斑驳，看上去“实”不是“实”，“是”也不是“是”了。影壁的后面是一片森林，林中有一座欧洲庭院式的墓地，里面安息着意大利的神父“利马窦”。这个意大利天主教神父于1582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传播西方的精神文明，后长眠于此。

礼堂的南面是一座美国教堂，还有一座教会留下的口字形校舍，那时已被改作机关的食堂和幼儿园，我就寄读在那所幼儿园里。它的高大浑厚，复杂的结构，还有那座透过窗户可以看到的钟楼，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日后当我成为一名导演时，我回到那里拍下了《一地鸡毛》和《情殇》两部电视剧。

礼堂的北面是党校的学员楼，它是苏联建筑师的杰作，楼体非常地敦实，令人心生敬畏。文革中我曾亲眼目睹，有人从那座楼的五层纵身跃下，重重地摔在水泥地面上。直到今天我都在想，自杀者从楼上一跃而下时，他们的内心是怎样的绝望，在坠地前的几秒钟，会不会后悔。我如果自杀是不会选择跳楼的，我特别怕疼。

礼堂的后面是一片五七年栽种的果园，果园里有一座很大的暖房，里面培育着数不尽的花草植物。负责管理果园的叔叔姓史，史叔叔住在我们家的楼上，人很厚道，也非常耿直。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是，在我的父亲成为右派后，他们家依然和我们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我母亲最爱养的植物是吊兰，无论生活陷于何等窘境，母亲的吊兰永远在窗台上繁茂地生长，这一点是和史叔叔的努力分不开的。

礼堂的样子大致是这样一个面目：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根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党校的历届学员毕业，都会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留影。我的影集里有一幅幼儿园时的合影，也是站在礼堂前的台阶上，一群孩子没心没肺地迎着镜头傻笑。每次看到这幅照片都让我想起当时的情景，那是在一次党校幼儿园的“六一”演出结束后拍照的。我们演的节目是表演唱《浏阳河》。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湾？

五十里水路到了湘讧，江边有个湘潭县呀，出了个毛主席领导人民得解放啊，依呀依子哟……

我记得我们每人手里拿着一个盘子，一根筷子，唱一句敲一下，领唱的女孩叫高丽萍，印象中长得特别漂亮。现在想起来，在我的少年时代，很长时间她都是我心中的偶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