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指挥攻占南昌的战役时，第十一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就收到了一份发自参谋本部的情报，正是这份情报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

情报上说，武汉会战时曾打得金泽第九师团和第二十七师团无法前进的汤恩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长江南岸调到北岸去了，目前正在湖北随县和枣阳一带布防。

北岸当然不只有汤恩伯，那是整个第五战区的地盘，几十万大军云集在那里，但从参谋本部到冈村，眼里都只有一个汤恩伯，认为这才是对他们威胁最大的劲敌。

从武汉会战到南昌会战，冈村对中国军队已经有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中国军队看起来很多，但占绝对优势的仍然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

冈村也想到过，那么多地方军队，比如东北军、西北军、川军、桂军、粤军加起来会怎么样？能不能用以前“以华制华”的办法，鼓动它们联合起来与中央军展开内斗？但思考的结论让他自己都很丧气，且不说如今根本就没这可能，就算能成功，这些联合起来的军队也不是中央军的对手。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让冈村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汤恩伯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冈村曾如此评价汤恩伯：蒋介石手下最骁勇善战的将领，其部队是蒋嫡系中的精锐。

可想而知，这么一个勇将中的勇将，一支精锐中的精锐，一直虎视眈眈地趴在武汉附近，其用意不言自明，而假如能成功地将其削掉或者驱逐，又无疑会对蒋介石及中国政府造成沉重打击。

冈村决定集中第十一军的主力，对随枣地区（随县到枣阳）展开一次大进攻，这就是随枣会战。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进攻的目的不再是占城夺地，而是攻而不占，主要以打击第五战区部队为主，其中关键就是包围并消灭汤恩伯。

然而冈村并不知道，他的这一侵略计划已经提前飞到了汤恩伯的桌上。

无名英雄

在武汉会战后期，李宗仁已经病愈返回原任。不过等他上阵时，首先需要面对的不是怎样指挥作战，而是如何部署“转进”。

自从经历徐州大撤退后，李宗仁就培养出了一种神秘的第六感。当时第五战区长官部距离前线还很远，可他老是觉得这里那里不对劲，经常耳鸣眼跳，以至于绕室彷徨，辗转反侧，半夜三更都睡不着觉。

时为午夜，众人都睡得正香呢，他就披着衣服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并且把一干随从卫士都弄醒，嚷嚷着要转移。

参谋长徐祖贻揉着眼睛跑过来，看李宗仁那心神不宁的样子，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没什么，就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凶险，早走早好。

徐祖贻并没有收到任何敌情通报，但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不听他的又听谁的，遂安排长官部人员连夜西撤。

很多人嘴里不说，心里没准都在骂老爷子发神经，这么晚了都不让大伙睡个囫囵觉，穷折腾个啥。可说来也怪，李宗仁的第六感就是奇准，在他走后仅仅两个小时，日军骑兵就窜进了他睡觉的那个村庄。

“发神经的”现在精神了：看看，我没让你们大伙白跑吧。

第六感虽然灵，但是不科学，李宗仁大部分时间依赖的实际还是情报网。

要打好仗，情报十分重要。当年马占山在东北跟日本人兜圈子，兜到本庄繁都无可奈何，就缘于建立了效率奇强的情报网，而说起老李的情报网，就不能不提到一个他安插在日军后方的神秘线人。

当年西南诸省反蒋，包括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这些人，都是日本人实行“以华制华”的重要目标。那段时间，到广西来做说客的“中国通”们有如过江之鲫，数也数不过来，这里面就有和萧振瀛进行过香港谈判的和知鹰二。

在与和知打交道的过程中，李宗仁发现和知的翻译官像是个“好人”。这种感觉，就如同他第一次见到张自忠时一样，仿佛善良就清清楚楚地写在对方脸上。

于是私下里，李宗仁便让人把翻译官秘密约到家里。

这是个年轻的东北人，热情、健谈，有什么说什么，但是当李宗仁试探着提到“你的家乡已被日本人侵占，你怎么还甘心为敌人服务”时，他忽然语塞，随之，两行热泪无声地从脸上滑落下来。

夏文运，辽宁省大连市人，家里世代务农，自小就读于日本人所办的中小学。据说他的一口日语说得比一般日本人都好，根本听不出是中国人说的，后因成绩优异，受“满铁”资助去日本留学，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法科。

“九一八”事变前，夏文运在东北的大学教书，之后书自然没得教了，只能随逃难人群进入关内。他原来并不想给日本人做事，可是以他那样跟敌国沾边的文凭学历，显见得到哪都不受欢迎，找工作时处处碰壁。他又干不了别的，给日本人充当翻译官，借此养家糊口就成了唯一出路。

灯火阑珊处的夏文运看上去有说有笑，其实那不过是戴着一副面具在表演而已。

他虽然为日本人做事，却良知未泯，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可也正是这样的人，却不得不以为侵略者服务来维持个人生计。

可以想见，当听到或看到“汉奸”“走狗”这些词语时，这个年轻人会多么难过，内心又会处于怎样的煎熬和挣扎之中。

有时候，活着远比死亡更残酷，特别是当你面前没有出路，没有希望，甚至连解脱都不可能，只有在清醒中一味痛苦的时候。

因为怕熟人或家乡的人知道自己的底细，夏文运甚至把名字都改掉了，因“夏”与“何”字在日语中发音相似，他对外一直称自己叫“何益之”（益之是他的字）。

李宗仁的突然一问，瞬间击穿了“何益之”的心理防线，后者泪如雨下。

李宗仁马上意识到，有门了，便紧跟着又问了一句：何先生，假如中日之战爆发，你愿不愿意替祖国尽点力？

夏文运听后，一边擦拭眼泪，一边连连点头：如有机会报效祖国，当万死不辞！

从那时候开始，夏文运便正式成为李宗仁的高级情报人员，两人通过秘密电台和专用密码进行单线联系。

在台儿庄战役的初期阶段，五战区要防津浦线那么狭长的一个区域，而能调动的兵马又那么少，可以说每时每刻都惊险之至，但是李宗仁左右腾挪，依靠一群杂牌部队，硬是兜住了日军的南北合击，看起来如有神助。

其实这个“神”就是夏文运，有了夏文运，李宗仁也就拥有了自己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夏文运从上海租界发来的第一份绝密情报是：日军南动而北不动。于是李宗仁就把张自忠从北面调到南面，在淮河挡住了第十三师团。

第二份绝密情报是：板垣师团将从胶济线南下。李宗仁急忙将庞炳勋调往临沂，以阻止板垣南下，可是后来眼看庞老爷子也吃不消，而当时南北又都很吃紧，怎么办？

就在此时，第三份绝密情报及时送到：日军北动而南不动。正是这份关键情报，促使李宗仁下定了从淮北前线抽调张自忠北援的决心。

可以这么说，没有夏文运作为超级耳目，李宗仁要想在前台当掌柜都颇难，更不用说取得台儿庄大捷了。

到了徐州会战后期，由于参谋本部对情报封锁得很紧，连和知鹰二这样的军部高级官佐都没听到一丝风声，这才导致夏文运的情报工作暂时失灵了一段时间，也因此造成了李宗仁的多次判断失误。

武汉会战结束后，一连串的“胜利”使日本放松了对情报工作的控制，夏文运在上海的情报站重新恢复运转。

李宗仁的这条情报线索，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才被迫中断，那时日本人终于发现了这个藏在自己中间的超级间谍，立即在上海展开满城搜捕。夏文运东躲西藏，侥幸得脱。

在那些与魔鬼打交道的日子里，在没有正式的政府名义，也不接受任何报酬的情况下，这个人始终冒着生命危险为抗战搜集绝密情报，是一个真正的无名英雄。

唯一应该走的路

通过夏文运从上海及时发来的情报，李宗仁第一时间掌握了冈村的兵力分配及作战计划。

随枣之战，冈村准备动用三个主力师团，其战术明确为“分进合击，锥形突贯，两翼包围”，即从东西两路出发，最终将第五战区包括汤恩伯在内的主力包围起来并予以消灭。

由于事先知道了冈村的用兵目的，所以李宗仁的重点也不在据守城池，而是利用地形对日军进行持久消耗，然后再伺机实施反击。概而言之，大家都是朝着对方的兵去的，你要消灭我，我也想消耗你。

对于李宗仁来说，时间拖得越久，对日军杀伤越多，仗自然就打得越好，丢掉点地方尚在其次。

在五战区，汤恩伯虽属于不得不倚重的主力，但李宗仁最喜欢也最看中的还是张自忠。武汉会战结束，李宗仁便任命张自忠为右翼兵团总司令，授上将军衔。

仅仅一年前，张自忠身上还背着“撤职查办”的处分，之后不仅取消了处分，而且几乎是在以闪电的速度往上晋升。先是由军长升为军团长，再由军团长升为集团军总司令，现在又由集团军总司令升到了右翼兵团总司令，在五战区成了超过汤恩伯，仅次于李宗仁的一方统帅，直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在接到任命后，张自忠曾向李宗仁去电请辞：任重才轻，万难胜任。

李宗仁不准——“任”是很重，但你的“才”可不轻，相信一定能够胜任。

张自忠不光是客气，他也确实有难言之隐。正所谓权力越大，能力越大，这副担子挑在身上是明显能感觉得出分量的。

右翼兵团看上去人很多，有十五万兵力，但实际上五战区的破烂家当都在这里面。其中，人数最多的为王缵绪第二十九集团军，这是一支川军。

当初刘湘首次出川时，包括唐式遵集团军等能战之师就被抽光了。再抽，抽了一个王陵基集团军，由地方保安团改编而成，不仅不如唐式遵，还不及邓锡侯。最后一个抽的就是王缵绪集团军，属于把刘湘留川的仅存一点部队都捆捆打包了。

王缵绪集团军足足有四万之众，可是论战斗力只能垫底。

显然，张自忠指靠不上这些部队，他能依赖也必须依赖的还是老二十九军的那点底子，即新编成的第三十三集团军。他深知，只有第三十三集团军勇挑重担，才能把整个右翼兵团带动出来。

可是仗打到这个样子，在第三十三集团军内部，从军长到师长，作战决心和勇气都大不如前，有的是被打怕了，有的则是想保存部队的实力。

这个世界每一天都会变化，而变化的结果又常常会令我们大吃一惊：今不如昔的名单中，就有时任第七十七军军长的冯治安。

在老二十九军的将领中，刘汝明和冯治安的部队军纪都不好，但因为失守张家口，刘汝明每战都要拼出老命，就算这样，还担心别人再在背后给他扣上“汉奸”的帽子。冯治安与他们都不一样，由于“七七事变”时第一个拔剑而起，所以他先前的声誉最好，渐渐地就开始躺在功劳簿上居高自傲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宋哲元都不放在眼里，想骂就骂，想走就走。

大敌当前，冯治安仍然在敷衍，不断地敷衍，敷衍张自忠，也敷衍部下，反正就是不肯使出全力。

随枣之战打响之前，张自忠给冯治安写亲笔信，说我们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继续敷衍，你敷衍我，我敷衍你。日军没来，我们敷衍着布置，日军来了，我们敷衍着防守。这样看起来似乎很聪明，其实最笨了，看起来似乎很占便宜，其实更吃亏！因为这条路走到尽头，只会是身败名裂，不但国家会葬送在你我之手，就连我们自己的生命也要被我们自己断送，所以这是一条死路。

第二条就是拼到底。今天不拼，明天还是要拼，在前面不拼，退到任何地方仍然得拼，不如现在就拼一下。万一不幸而拼完了，我们也对得起国家，不愧做一世的军人。所以，这条路是光明大道，是我们唯一应该走的路。

张自忠最后告诉冯治安，随枣之战必须拼——我们今后算人还是算鬼，就在这一仗中见出分晓。

如同当年“七七事变”时的宋哲元之于张自忠，张自忠如今也是在以兄弟骨肉之恩托付冯治安，然而是好是坏，他同样没有把握。

做英雄还是做狗熊

5月1日，随枣会战开始。

5月6日，右翼防线被攻破。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配属于襄河以东的两个主力师均被日军冲乱，两个师长也不知所踪。

5月8日，立于第二防线的桂军难以支持，日本第十三师团占领枣阳，第十一军因此对五战区部队形成了第一层迂回包围——说是以消耗日军为主，可问题是人家根本还没怎么被消耗，自己却已经陷入了包围圈，且军心涣散。

张自忠虽对随枣会战有过最坏估计，但也想不到会如此恶劣，如今必须有一个高级指挥官到河东去督战，否则战局不堪设想。

师长之上便是军长，第一个该去督阵的应是冯治安，但是冯治安不见踪影，于是张自忠决定亲自出马。

5月8日，张自忠到达襄河岸边，却在这里意外地碰见了一个人：吉星文。

吉星文是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的部下，他也同样曾经是“七七事变”时的英雄。

提到卢沟桥，一般人都只知道吉星文，但“七七事变”发生时，吉星文其实还在南京受训，死守宛平并发起卢沟桥之战的是金振中。等吉星文赶回华北时，战场上最激烈的一段已经过去了。

但是吉星文的运气特别好，他回来的时候，正巧新闻记者来采访，遂以为卢沟桥前后战事皆系其一人指挥，报纸上翻来翻去也就只剩下了吉星文一个人的名字。

第三十七师就是河东溃散的两个师之一。看到吉星文，张自忠马上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厉声问道：你来这里干什么？

吉星文没想到会在岸边碰到张自忠，一时也有些蒙了，只得乱找借口：我是来向总司令报告，请调援兵的……

张自忠一听，怒不可遏。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部队还在河东不知死活，身为长官你竟然一个人跑回了西岸，还说要向我报告。你是卢沟桥抗战的英雄吗？我看你是狗熊!赶紧给我过河，再退就杀你的头。

吉星文一缩脑袋，赶紧掉头奔向岸边。

其实岸边不只吉星文，还有另外一个溜号师长——第一八〇师师长刘振三。

刘振三听说张自忠来了，吓得赶紧躲进了防空洞，连头都不敢露出来。

吉星文是冯治安的直属部下，所以张自忠尚算留情，如果撞到自己，很可能毫不客气，兜头给上一刀。

刘振三在进防空洞前，特意关照卫士：你就跟总司令说我已经过河东去了，千万不能让他知道我在这里。

随张自忠一道渡河的，是他最得力的基干部队——黄维纲第三十八师，该师在张自忠的指挥下，立即对日军发动了猛烈反击。

张自忠直接坐镇第三十八师指挥所，黄维纲则靠前到第一线进行指挥。随张自忠过河的还有苏联顾问，跟其他老外顾问不同，苏联顾问向来以不怕死著称，可是连他也提出异议，说自从一战之后，还没听说过哪位总司令离前线这么近，已经进入对方山炮射程了。作为战场的最高指挥官，这样做太冒险，也太不珍惜自己的生命了。

张自忠不为所动：我们在物质方面没法和日军相比，除了必死的决心，请问还有什么讨巧的方法可以战胜他们？

战斗打得最苦的时候，第三十八师指挥部到处响彻着求援的电话铃声。

一个电话打过来：顶不住了。

张自忠手握耳机，大声问：你说清楚，到底谁顶不住？

当官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官的。当兵的顶不住，就枪毙当兵的。你顶不住，就枪毙你！

电话里再无声音。

又来一个电话：都打光了，没有人了，怎么办啊？

张自忠连电话都没去接，直接撂过话去：打电话的是谁？给我问问。他不是人吗，打到他不能打电话为止。

电话也哑了。

随后的求援声已经带上了哭腔：不行啊，伤亡实在受不了，让我们退后一点，喘口气吧。

张自忠大怒：阵地就是坟墓，有进无退，后退者死！

最后一个是第三十八师师长黄维纲本人的电话，他没敢再说往后退，而是报告有一处阵地被突破了，请求增援。

张自忠镇定地告诉他：你再坚持两个小时，等待大反攻。

随即传令下去，对表。

5月10日，以第三十八师为主，右翼兵团发起全线反击，对第十一军侧后部队造成重大杀伤，其中还包括一支拖运军马和运输艇的辎重部队。

据俘虏交代，第十一军也有过偷渡襄河的计划，不过随着辎重部队的覆灭，这个计划当然只能泡汤了。

这就是“鄂北大捷”。

武将爱武将

随枣会战开始之初，李宗仁狼狈极了。在右翼防线被攻破之后，处于第二防线的桂军也仅抵挡了两天，就把枣阳给交待了，而枣阳是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一时间战区司令长官连到哪里指挥都成了问题。

随后，张自忠的渡河截击却又让李宗仁变得乐观起来，后者兴致勃勃地拟了一个计划，准备让汤恩伯集团军从左翼出击，说是要像台儿庄战役那样，将日军装进他的袋子里去。

汤恩伯本在重庆述职，见战况不佳，才刚刚赶到前线。他虽然一直在后方，但对战局的进展非常清楚。

张自忠东渡襄河后，截击的仅是一部分侧后日军，改变的也只是右翼战局。实际上，左翼战局不是好转，而是在继续恶化。

继第一层迂回包围后，冈村又派出骑兵旅团进行第二层包围，位于桐柏山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如今处境十分危险。

台儿庄大捷时面对的不过是半个师团，现在是三师一旅团，加上两层包围，这个时候出击等于是投怀送抱，自投罗网。

因此汤恩伯不同意李宗仁的计划。

五战区司令长官还不甘心，仍然坚持说，枣阳已经失守，桐柏山也就此变成了后方，你从后方出击，会有什么危险？

这么一说，却把汤恩伯给惹火了。

你究竟懂不懂战术，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

话不投机，壮汤来了性子，愤然拂袖而去。

说我不懂战术，不懂战术会有台儿庄大捷？被汤恩伯当众甩过脸子之后，李宗仁气得脸红脖子粗。在他眼里，汤恩伯几乎就是第二个韩复榘，骄傲自满，目无长官，真恨不得到蒋介石那里去告他一个御状，让这家伙得到和韩复榘一样的下场，心里才算解气。

不过静下心来一想，老李又叹了口气，算了。

汤恩伯毕竟不是韩复榘，那是所谓的中央军嫡系将领，蒋介石的心腹。弄得不好，汤恩伯的不服从命令，可能正是那位“委员长”所高兴的呢。

理由嘛，很简单，我以前反过蒋，如果汤恩伯认真执行我的命令，可能倒要失去“天眷”了，所以他哪会把我这个战区司令长官放在眼里。

李宗仁甚至还想到，如果自己傻乎乎地真去蒋介石那里递了状纸，蒋介石可能非但不会处分汤恩伯，反而还会将状纸交给汤恩伯本人看，说你看你看，你的那个李长官正在告你呢！

哈哈，这样一来，汤恩伯当然会感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也会对蒋某更加服从。可他对我不是就更加记恨在心了吗？现在不过偶尔发发牛脾气，以后没准就要天天拍着桌子朝我大叫了，何苦来哉。

所以算了，咱大人有大量，能忍还是姑且忍一下吧。

汤恩伯这样不拘小节的牛人，恐怕不仅是李宗仁，任何一个直接上级都会感到头疼，一句话，这人能耐是有，但脾气太大，谁都管不住，大概就除了蒋介石。

不过在这件事上，汤恩伯倒不完全是有意犯上，而是他的第三十一集团军当时确实很困难，因为冈村发动随枣战役，主要矛头就是冲着他来的，假如你再自己跳出来，岂不正好被其生擒活拿？

5月10日，汤恩伯开始组织撤退。他命令张轸第十三军在桐柏山区继续进行游击，其余集团军主力则以相互交替掩护的方式，向北转移。

冈村在发起进攻后，一直在寻找汤恩伯及其主力的准确位置，但汤恩伯打仗跟其他人不一样，每次临阵，他的指挥所并不固定，也从不停留于某一地点。

他这样做，其实并不是怕死，而是求学陆士的经历以及与日多次作战的经验都告诉他，日本人侦讯手段很高超，一个不留神，你的行踪就会完全暴露。

打运动战的，要是让对方准确掌握你的行止动向，那你就没得玩了。

正是由于汤恩伯飘忽不定，所以冈村始终无法将之真正锁定，在汤恩伯及其主力北撤后，他还误认为桐柏山的张轸第十三军就是第三十一集团军的全部主力。

5月12日，第十一军在枣阳以北完成了双重合围，冈村当天就向三师一旅团下达了收缩包围圈的命令。

就在冈村快要收网的时候，汤恩伯却突然率第三十一集团军主力南下，从外围进行猛烈冲击。第十一军猝不及防，包围圈也被击了个千疮百孔。

冈村费了牛劲，只换来一场空，连张轸第十三军都没能奈何得了，反而自身损兵折将。

5月14日，他不得不宣布结束战役，让各军全部退回原驻地，以免遭到更大的损失。

让冈村感到格外恼火的是，这个时候，参谋本部却发来了一份由参谋总长亲自签署的命令，让第十一军返回原作战地区，继续进攻汤恩伯。

冈村此时的心情就犹如汤恩伯对李宗仁：你们懂不懂战术啊，这不是胡乱拿部队去牺牲吗？如果全都由你们这些坐在家里的老大来指挥，还要我们这些前线军司令官干什么？

冈村气得要命，他也不管什么命令不命令，仍维持原议。

5月15日，冈村乘飞机视察战场，从半空中看到负责断后的骑兵旅团已经在用门板抬着死伤者同行了，深感自己决策的明智。

虽然两国交兵，各为其主，但冈村认为“战争是战争，武将爱武将”，所以对汤恩伯一直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意。同时，他对汤恩伯的性格和作战特点也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那就是此人其实非常勇敢，只要你围住他的一部人马，那他必然要亲率主力予以援救。

等着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们还有重新见面、再次较量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