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初夏梁氏夫妇发现的他们早就梦寐以求的高级奖赏——一座尚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是他们作为中国建筑史学者的最高成就。

他们到五台山地区的旅行是由他们对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所写的《敦煌石窟》一书中披露的117号洞中两张唐代壁画的研究引起的。这两张壁画描述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的全景并指出了每所寺庙的名字。梁氏夫妇屡次遭遇到有名的或富有的佛教寺庙在漫长岁月中重建或整个改建的失望，使他们改而准备寻找那些无名的建筑。为此梁思成给围绕整个山岳地区的道路绘制了地图。这个决定对他们日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思成、徽困和莫宗江1937年6月坐火车到了山西境内离他们的目标最近的城市太原。从太原往北，头80英里他们坐汽车很舒服，但半路上就换了驮子，一前一后由两匹骡子抬看到了五台山。

顺着这“非常规的”路途只走了几英里，他们就来到了他们的第一个发现的跟前，后来这成了他们最伟大的一个发现。这就是建于公元857年的佛光寺。

思成是这样描述他们的最初印象的（注1.）：

“寺院是建在山边一处很高的台地上，面对着前面的天井，周围有三十棵很老的松树。它是一座很雄伟的建筑物。总共只有一层高，它有巨大、坚固和简洁的斗拱，超长的屋檐，一眼就能看出其年代之久远。但它能比我们前此所发现的最老的木建筑还要老吗？

“那高大的门登时就给我们打开了。里面宽有七跨，在昏暗中显得更加辉煌无比。在一个很大的平台上，有一尊菩萨的坐像，他的侍者们环他而立，有如一座仙林。在平台左端，坐着一个真人大小的着便装的女人，在仙人丛中显得非常渺小猥琐。和尚们告诉我们，她就是篡位的武后。整个塑像群，尽管由于最近的装修而显得色彩鲜艳，无疑是晚唐时期的作品。但如果泥塑像是未经毁坏的原物，那么庇荫它的房屋必定也是原来的唐构。因为重修房子必定会损坏里面的一切。

“第二天开始了仔细的调查。斗拱、梁架、藻井以及雕花的柱础都细看过了。无论是单个或总体，它们都明白无误地显示了晚唐时期的特征。但是我的最大惊喜是当我们爬进藻井上面的黑暗空间时产生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一种屋顶架构，其做法据我所知只有在唐代绘画中才有。使用双‘主椽’（借用现代屋顶架的术语），而不用‘王柱’，这和后世中国建筑的做法全然不同，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这个‘阁楼’里住着好几千只蝙蝠，它们聚集在脊檩上边，就像厚厚的一层鱼子酱一样，这就使我无法找到在上面可能写着的日期。除此之外，木材中又有千千万万吃蝙蝠血的臭虫。我们站着的顶棚上部覆盖着厚厚的一层尘土，可能是几百年来积存的，不时还有蝙蝠的小尸体横陈其间。我们戴着厚厚的口罩掩盖口鼻，在完全的黑暗和难耐的秽气中好几个小时地测量、画图和用闪光灯照相。当我们终于从屋檐下钻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发现在背包里爬满了千百只臭虫。我们自己也被咬得很厉害。可

是我们的发现的重要性和意外收获，使得这些日子成为我多年来寻找古建筑中最快乐的时光。

“原先大厅的墙上一定都有壁画。但是唯一保存下来的建筑的壁画部分是‘中楣’——过梁上边和斗拱之间的膏泥部分。各部分的中楣绘画水平各异、而且显然是不同时期的作品。有一幅带花边的画着一些菩萨，注明的日期相当于公元1122年。旁边还有一幅，画着一个菩萨和他的侍从，在日期上肯定更古老，艺术价值也更高。这一幅和敦煌石窟壁画的相似性是最惊人的。它除了唐朝之外不可能是其它时期的作品。尽管只是一小块墙皮，又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但这是我所知道的在敦煌石窟以外的中国本土唯一现存的唐代壁画。

“我们在大厅里工作的第三天，我妻子在一根粱的根部下面注意到有中国墨的很淡的字迹。这个发现对我们大家的影响有如电击一般。没有比实际写在庙的梁上或刻在石头上的日期更让人欢喜的东西了。那富丽堂皇的唐代建筑已在面前——但我怎样报道它的建造日期呢？唐朝从618年一直延续到906年。现在这带有淡淡字迹的木头即将提供给我盼望已久的答案。当我们大家忙着想办法在佛像群中搭起脚手架以便清洗梁柱和就近审视题字时，我妻子径直去工作了。她把头尽量往后仰，从下边各个不同角度尽力辨识梁上的文字。经过这样的一番艰苦努力，她认出一些隐约的人名，还带有长长的唐朝官职。其中最重要的是最右边的那根梁上，当时依稀可辨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

“施主是个女的！这位年轻的建筑学家，本身是个女人，将成为第一个发现中国最希奇的古庙的人，而该庙的施主竟然也是个女人，显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她生怕会由于生动的幻觉而误识了不易辨识的字。但她记得她在外面台阶前经幢石柱上看到过类似的带官职的人名。她离开大殿，想去核实她在石柱上看到过的刻字。她大喜过望地发现，除了一大串官名以外，石柱上赫然写着同样的句子：’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石柱上刻的年代是’唐大中（注2.）十一年’，相当于公元857年。（注3.）

“于是我们明白了：那个身着便装、谦恭地坐在平合一端的女人，并不是像和尚们说的是‘武后’，而正是施主宁公遇夫人本人。

“假定经幢石柱是在大殿建成后不久就竖起的，整个建筑的日期就可以近似地确定。这比在此以前发现的最古的木结构还要早一百二十七年。这是我们这些年的搜寻中所遇到的唯一唐代木建筑。不仅如此，在这同一座大殿里，我们找到了唐朝的绘画、唐朝的书法、唐朝的雕塑和唐朝的建筑。个别他说，它们是稀世之珍，但加在一起它们就是独一无二的。（注4.）”

梁氏夫妇和莫先生在佛光寺工作了一个星期，他们察看、大量、照相，并且对整个建筑群做了详细的记录。在离开寺院之前，思成把他的发现给山西省当局写了报告。他和徽因向住持告别时情绪很高，答应明年再来，还要带政府的资助来进行大规模的修缮。他们对五台山较开通的地区做了一般性的调查，但没有发现什么值得进一步调查的建筑物。最后他们坐着骡驮子从北麓离开五台山到代县去，这是“一座计划得极好的城市”，他们在巨大发现之后的狂喜心情中在这里暂时住下来。他们需要一段休整时间，以便好好组织和回顾一下他们收集到的大量材料。

“我们在那里，”梁思成写道，“心情愉快地工作了几天。7月15日傍晚，我们在辛苦工作一天之后得到了一捆报纸，那是从太原带过来的，因为公路被水淹延迟了几天。当我们回到帐篷里躺在帆布床上读报的时候，赫然在目的大标题是：‘日军猛烈进攻我平郊据点’，战争爆发已一星期了。经过一些困难和绕道（经由大同），我们回到了北平。”

七·七事变日——1937年7月7日，在北京人的记忆中是苦难的一天。这一天，日本人最后采取了占领北京、并企图征服整个中国的行动。开始是日本军队和当地中国驻军在北京郊外的芦沟桥发生遭遇战。这是和他们在满洲的初次行动相似的日本伪装，意图是想让这种全面侵略和征服在世人面前显得是不可避免的行动。当地军队在接下来的几周内继续抵抗，可得不到蒋介石的接济，他躲在南京，把他经过德国人训练的军队留起来，作为将来一个没有说明的时候进行抵抗之用。7月29日，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战斗停止。

当他们沿北路躲开日本和傀儡军队绕道回家时，梁氏夫妇的情绪从胜利一下子变成了绝望。但他们两人都是活动家。当前的危机要求他们作出规划和决定，使他们很少有时间沮丧。他们的全副精力都用于解决这样一些问题：我们将到哪里去？什么时候走？哪些是我们的必需品，哪些是两个孩子的、哪些是外婆的？我们怎样整理东西了哪些要留下——不仅是东西，还有仆人、亲戚、朋友和责任？从1935年秋天就开始了的整理行装，现在急切地完成了。

思成当然对如何保存营造学社的宝藏极为关心，包括图画、照相底片和照片、模型、研究笔记、档案和图书。由于营造学社的创始人朱老先生仍然没有离开北京的意思，学社的未来，如果有的话，就要靠思成自己了。因此，当徽因忙于家务的时候（搜寻和整理，烧掉一些剩余物品一送掉或卖掉另外一些，而把其余大部分都扔掉），他就和刘敦桢以及其他同事合作，把学社最重要的材料打好包，送到一个地方保存起来。这些材料包括所有的底片，但他把照片和基本数据都带着，希望今后还能用得着。他还把他写的关于他的发现的几篇英文论文寄给我以供发表。

遥远的西南省份云南的昆明是他们首选的避难地。同时，北京地区两个名牌大学——北大和清华的代表和天津的重要的大学南开大学，决定把他们的教职员、学生和能够迁去的设备并在一起，建立一个“流亡的”联合大学。他们有一个庄严的目标，这就是要挫败日本军国主义者想要限制被征服民族智力发展的图谋——这种图谋在他们对朝鲜、台湾和满洲的政策中已暴露无遗。近期计划是在中部的城市湖南长沙建立联合大学。

北京的8月是一个紧张的准备、收拾行装、同亲人商量和等待那适当和可能的时刻离开的月份。但是当思成被日本当局要求组织一个日中友好协会的时候，时间就突然没有了。荒谬绝伦！难道说他们以为他儿时在日本度过十年的时光就会把他变成一个驯服工具吗？显然他必须在他们禁止他离开之前赶快走。

注1. 摘自梁思成：《寻找古建筑》。

注2. 大中为唐宣宗李忱年号。——译者注。

注3. 紧接于公元845～847年大批处决佛教徒之后。

注4. 据作者原注说出自梁思成著《寻找古建筑》，但原文未找到，故译文仅据其它资料核对了一些专门名词。——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