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这真是一个处处和维也纳不同的德国的城市啊！

当我想到维也纳那种各民族杂难处的情形，心里感到很不快。

慕尼黑的语言，差不多和我的语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时代在下巴维利（Lower Bavaria）的那种情况。

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种亲密之感。

我和这地方的关系的深切，实在远过于世界的其它各地；因为，这地方和我的发展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的缘故。

联盟的赞成者，在奥地利仅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胄以及日耳曼人而已。

因为哈普斯堡的皇胃的赞成，就是出于强迫计划；日耳曼人的赞成，是轻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缘故。

由于轻信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想藉三国联盟（Tripple Alliance）来谋日耳曼帝国的强盛和稳固；由于不明白政治而赞成者，就是因为他们的想像和事实不符，他们的所为，实在不过是日耳曼帝国，附着在一个国家的僵死上而已；所以结果必使他们堕入深渊而不能自拔；况且联盟能够使奥地利慢慢地脱离日耳曼的民族性。

因为哈普斯堡皇胄既是相信和帝国联盟之后，便可不受帝国的干涉——不幸，这一点真是凶到的很对——所以他们不难把日耳曼人在国人的势力逐渐消灭不会发生什么危险。而且也很无须成虑到德国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议，这是因为德国政府的观点，素来以“客观”态度著名的，他们对付奥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赁藉联盟来抑制反对，无论任何坚决的呼吁，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别可耻的祖护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联盟的口实而给予制止。假使我们对于历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过精密的研究，那么，决不会有人能够相信意大利和奥地利会站在同一战线上作共同的奋斗的。

假使不论那一个政府竞能敢为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的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奥为敌，）那么，意大利必定立刻震怒而将如火山的爆发了。

当我在维也纳的时候，常常见到意大利对于奥国有关热烈的轻宙和无限的仇视。

几百年来，哈普斯堡皇室为反对意大利的自由和独立所作的罪孽的重大，意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

即使想忘掉，实在也有所不可能，何况意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无意于忘掉呢！

所以，为意大利的利害计，对付奥地利唯有两条路，便是联盟或是开战。

意大利人是很从容的选择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准备后者了。

德国的联盟政策，是既无意义而又多危险的，况且奥俄的关系，又是正日趋于用武力来解决的时候。

到底为了什么而缔结同盟呢？这不过是趁国家尚能有着自主约的机会的时候，来保障国家的前途而已。

所谓国家的前途，又不过是使日耳曼民族继续生存的问题而已。

德国的人口，每年要增加近九○○。○○○人，来养活这些新增人口的困难，自然是与年俱增的。

除非我们未雨绸缪而先来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么，结果是必定会使其祸殃的。

要替这些繁殖的人口来找工作和面包；不外是两条路，就是开拓领土和采取殖民贸易政策。

这两条了路，都会有过种处的考虑、研究、建议及辩论、。

但是，都被各种理由来推翻了，最后才决定采取第二条路。

这两条路比较起来，当然是第一条比较健全些，因为获得新领土以及容纳过剩的人口，这利益是未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将来为更甚。

现在领土政策唯一的希望，只是限于欧洲一地，不能扩充于喀麦隆（Cameroons）

等的地方去。

我国东际的两处边际及领土的范围，都是由奋斗而来的，所以我们对这为生存百奋斗的决心，那是不得不感谢的。

我们所以能够生存到现在的缘故，也是完全靠着这一个决心而成功的。

这种解决的方法，所以正确而合理。

还有另外的理由：现在欧洲的许多国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为他们在欧洲的基础，比了他们对殖民地才国外贸易的各种负担，真像头重脚轻的样子，简直可笑之至！我们可以说，顶在欧洲，到底则散在世界各地，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的奠基于本济而顶则和地球各处相接触的情形显然相反。

所以美国内部的实力非常雄厚，而欧洲诸殖民地的国家是大都比较起来显示出衰弱来了。

这种时期的例子，就是英国也不能作为反证，因为我们常易忘却那盎格罗撤逊世界和不列颠帝国关系中的真实性。

英国仅因他的语言文化和亚美利加合群国相同，所以英国不能和欧洲的其他各国相提并论。

所以德国要想实一健全的领土政策，唯一希望，就是在欧洲的本部能够获取新的领土，假使殖民地不适宜于移殖大批的欧洲人，那么殖民地也是毫无用处的。

在十九世纪，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获得殖民地，已属是不可能的了。

所以，要想实一这种殖民政策，只有出之于坚苦奋斗的一条路；但是，这种奋斗，是在谋取大陆上和本国邻近的领土，而不是欧洲以外的土地，那便是更为适当的。

这一个政策，想要使它实现，在欧洲唯一可能的联盟只一个英国。

如果我们德国再来实行侵略，只有英国才是能够做我们的后盾的。

我们有权来实行行为，实在不逊于我们的祖先。

我国的和平主义者，坐享着东方的产物而不稍踌躇，不知最初开辟东方的工具，就是刀剑呢？

我们应该惜任何重大的牺牲，去获取英国的好感。

所谓牺牲，便是放弃殖民地和海上霸权，并且再避免因了我们的商业竞争而妨碍到了英国的实业。

英国在有一时期，希望我们能够有这种的表示，因为基国他也很明白德国为丁人口的增殖，必须谋得一个解决，这个解决的方法，或借助于英国而在欧洲谋得解决，或是无须英国的帮助力，在别处地方自己去谋解决。

十九世纪末，基国谋和德国亲善，实在就是了于这种的感情。

但是，德国人大都以为此举是徒供英国的利用，所以均觉不安，像一朝缔结了联盟，不必用互惠来作基础的！

实在，根掠于互惠的原则，德国对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顺利的进行。

我们必须要知道，基国的外交政策很是机巧，假使我们不把实惠来给他，他是决不能加惠于我的。

我们且试想，倘使德国能用灵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了德国联盟，像一九○四年日本的所为，那么，他影响于德国的，我们很难加以估计了。

也许世界大战不致爆发了。

但是，这种政策竟没有被采行。

然而发展工业和世界贸易，扩张海权及殖民地，这些仍是可能的。

如果要实行要欧洲拓地的政策，那唯有联英反俄；反之，要想行殖民地及世界贸易政策，那唯有联俄反英。

德国处在这种情形之下，应该立刻当机立断，决定和奥国的绝交。

百他们采用“在经济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这势必把他们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远的破坏了。

当许多意外的威协，不时从英国来的时候，他们也许还莫名其妙哩！

最后，他们虽然决心建造一个船队，但是，他们的目的不要攻吉英国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经济上的和平征服世界。”。

所以，他们不仅对于战船的数量有所限制，就是各船的吨数及其军备，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们的最后目的，还是在于“和平”

“在经济和平的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国家政策中的唯一的主要原因，这实在是最愚笨不过的事，然而，他们竟援引英国来证明实行这种原则的可能，这实在真是愚不可及了。

我国的大学教授他们所讲授历史的理论所留下的害处是没法可以补救的，这适足证明读历史只读百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这情形是随处都是的，这种理论，就是在英国方面，也已遭受了驳斥，这是他们所不能不承认的。

然而，在世界上的各国，他们预备以武力作经济的后盾，而且在征服之后，再以残酷的手段来之维持这种行为的实使者，实莫过于英国。

英国向来的政策，他不是用政治的势力去获得经济的利益，于是立刻使经济的利益一变百为政治势力吗？所以，如果说基国太怯懦，不敢为了保障他们的经济政策而奉流血，那是完全错误的。

英国没有国民军的事实，这也不足为反证；因为一国的要点，并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国所有势力的意志和决心。

英国时时具有他所必需的军备。

英国在战争的时候，常用一切必需的利器来获得的胜利。

如在役兵有用的时候，英国便以役兵来应；但是，如果不碰到必须有重大的牺牲方能获得的胜利的时候，英国也就不惜用他全国的最优秀的分子来应战；他的在战争时的决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挠的作战行为，那是无处不具备的。

在德国，常把学校，刊物，以及滑稽报纸等来做宣传，宣传着谬误的英国人的生活及其帝国，使德国人养成一种观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竞使德国人对于英国人，加以轻视，这种廖误的观念，探深地印入了人心，于是德国人的心目这中林家都认基国人是一种狡猾诈而怯懦的商人了。

（要知道一个庞大的英国，决不是徒靠诡计卑劣的手段所能目结而维系的，但是我国的那些肖头教授，他们是从不会了解到这—点的。

这种错误的观念，有少数付之纠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对这些少数的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社，便是遭受抑制。

当两对垒于法兰德斯（Flanders）的时候，我们武装同志那种警惶失措的状态，我还是历历在目的十分清楚。

交呀不到数日。国人便立刻觉悟到苏格兰人确实不和国央的滑稽报章及报告中所描写的形态了。

我要这个时候，于是使对宣传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班宣传，对于前面所说的荒谬观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们可以援引实例——不管这例子的错误是怎样——来证明“世界的经济征服”是正当的。

凡是基国人所以能够成功的，我们德国人自然也必能成功的；因为我们的诚实——不像英国人的这样缺乏信义——又可认为是我们的特长。

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人的诚，去使小国归附而大国信赖。

三国联盟的价值，就心理方面来说，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为联盟愈是重在现状的维持，那么，他的维系力也就愈弱之。

反之，假使同盟各国的势力，如果愈能希望达到其确定百真实的扩张目的，那么，这势力也就愈强；因为这种同盟，他的力不在于防卫方面而在于进攻在缘故。

各处的人士，对于这一点，大家都能认识清楚的，而独那班所谓“专家们，”

竟会得不知道。

当时做参谋本部上校的卢登都夫（Ludendorff）会在一九一二年的他的备忘录中，指出了这种的弱点。

自然，对于这事，“政治家”是不肯承认他的价值和重要的。

在一九一四年，欧洲的大战，由奥地利间接爆发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战争，这真是德国的大幸，要是这欧洲首先发难于德国，那么，德意志势必孤立百无援。

德奥间的关系，使德国丧失盟能给予的最好希望。

不但是如此，就是德国和俄国甚至德国和意大利的局势，也反而日趋紧张了。

罗马用了了的情感来袒护德国，这已成为普通的一象，然而反奥的情绪，却又深入各国意大利人的心中，不时会爆发出来。

我在常常叙集的小团体中，明言着我深信我方和一个必遭毁灭的中家来签订不幸的盟约，这种盟约，如果不是及时取消，势必要使德国陷入崩溃。

除非德国设法来及时解除。

当大战正十分势烈而又人心鼎沸的时候，合理和思想已是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静的头脑来考虑事实的人，也不免为势情所激动，但我抱这个信念，坚如金石，不敢有片时的随便。

就是我在前结的时候，只要碰到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必定要发抒我的意见。

我的意思，为日耳曼的民族计，对于盟约的取消，能够愈快愈妙，如果能够因此百减少了敌人的数目，那么把哈普斯堡王朝牺牲了，和德国也并不损失的。

因为数百万戴着钢盔的健儿，他们的目的，就是在救日耳曼的民族，并不是在维持一个衰老的王朝。

在欧战之前的有一时期，至少有一部分的将士，对于这个正在进行的联盟政策的是否妥善，已经多少起了一些怀疑。

而德国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着当局不要地于信赖联盟，但是，终于忠言逆耳，把这警告置之不理。

他们自己相信他们已经走进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有限的，且而又不须作任何的牺牲。

在这时候，一般所谓“专家们”者，恰如哈梅恩（Hameln）地方的捕鼠者，诱导着无辜的民族直趋灭亡，而那班“非专家们”者又复不闻不问，袖手旁观而一无结果。

德国的专门技术以及在工业上很快的进展，还有德国的在贸易上也获得了胜利，逐使他们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这情形的所以，便是国家强盛，才能达此。

但是许多人士，反而进而宣布其信念，以为国家的根本是一种经济组织，所以国家的生命，实在是有赖于工商业的发达的。

必须要用经济学的法则去加以管理，俾使商业成为国家的生存的基础，而且社这产业成为一切条件中的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国家对于任何具体的经济概念或是经济发展，实在是毫不相关的，国家并不是一种产业的代表集团，而是一个社会组织，它在某一时期谋实现各种经济的标的；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和情感的社会组织，藉以增进并保持这特殊的社会，以实现上天为人类所指定的命运。

这就是一个国家的意义和目的。

从空间方面来说，犹太国家是没有界限制的，但是，他的种族观念是有限的，所以这一个民族；常在某一个国家之内自成一国。

这一个国家，以“宗教”信仰作为标榜，借此而获得亚利安人对于一切宗教信仰的宽待，这实在是一种发明出来的最狡猾的手段，西摩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种以保存犹太种族的一种教义。

所以，凡是和该教发生关系的知识，不论其为社会、政治、经济，差不多完全给入这教义中去？

德国每在政治势力有着进展的时候，商业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们只知唯利是图。在道德沦亡的时候，那么，国家必定再陷入山崩溃，商业因此也跟着衰败了。

假使我们自己来问一下自己，建设和维持国家的势力在那里？

干脆的说，就是牺牲个人去为实会谋福利的勇务和决心而已。

这种美德，显然是和经济毫无关系的；因为世人甘心为理想而去牺牲是有的，但是甘心为产业而去牺牲的，那就从来没有听到过。

英吉利人在实现一种民族斗争的理想的时候，最能表现出他们的心灵的过人的地方。

比如，我们只知道为了面包而每天奋斗，但是，英国人便为“自由”而去奋斗。

他们所说的自由，并不是英国人本知的自由，而是为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

这些，德国人大都以为这是可耻的，因而便生出了愤怒。由此，就可以证明在大战之前德国的所谓“政略”者，其轻率愚钝是怎样了。

我国德国人对于使民众甘心为奋斗而肯牺牲的力量，可以说是毫不知悉。

在一九一四年的时候，德国人确实自信他们是为民理想而战争，所以常可立于不败之地；直到他们后来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战争系为面包而战的时候，他们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战争了。

然而，我们的聪明的“政治家，”他们对于民情的转变，也会表示着发的惊异。

在战前，他们以为靠了贸易的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纵世界，或是进而征服世界，这种信仰，已经成为梦想；这很可以见到一个国家所谓以建设而维持的真实的美德，以及其他一切显然易见的意志力和建树事业的决心，都已经丧失无余了。

根据自然法则而直接产生的结果，便是这次世界大战以及跟了大战而来的各种影响。

我现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诸问题，就我对于一九一二——一四年德国联盟政策和经济政策所抱的凶解和立场来加以评论，我觉得这一个谜团的解决，是由一种势力在为之作转移的，而这势力，便是我在维也纳的时候会上另一观点所认识的，便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世界观，以及它的组织的效力。

我在这时候就开始加以考虑，就是究竟采取那一种手段，才能克服了这种世界的流行病。

我曾经把毕士麦特种立法的目的，奋斗和成功加以研过。

这种研究，使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趋坚定，因此，我对于本问题的意见，便不想有所变更了。

然而，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犹太教的关系，也会加以深切的研究过的。

一九一三——一四年，我曾经把这种信念公之于各团体——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现在还是忠心于民族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t）运动的！

我确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发展，必须要把马克思议与以剂除才行。

德国民族内部的衰微，并不是始于现在，不过因为对于危害他们生存的祸首，他们好像是对于人身上的病源，不会知道清楚。

他们虽然也会对这种病源施以治疗。但是因为常常把病微误认为病源。

德国人因为在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这件事，所以，又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就成为等于庸医的把药物乱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