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19日，上午十时，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的卡尔维诺，因为脑溢血而逝世，享年仅六十二岁。

卡尔维诺的逝世，使他成为近代文学的一则传奇。而他的传奇里最主要的乃是那些总是不断创造惊奇的脑细胞。将卡尔维诺的作品引进美国，并成为挚友的美国作家维达尔（Gore Vidal），后来在追念文章里如此写道：

「第一次脑内出血后，曾进行了一次长达好几个小时的手术，他从昏迷中醒来。……当时，那位脑神经外科医师对他的病情十分乐观。他告诉新闻界，从未看过一个人的脑内构造像卡尔维诺那么纤细复杂。……他说他也是卡尔维诺的读者，还曾经为了他的书和子女们辩论。这一颗使他觉得扑朔迷离的头脑，就为了它的稀罕，他也必须让它继续活下来。」

卡尔维诺的头脑是近代文学最大的传奇，这或许正是他的文学生涯彷彿高峰连绵，永远看不见尽头的原因。他的文学风格很少在一个地方停驻，每次都带给人们不可思议的惊喜。他的文学跨越了写实和奇幻的传统边界，将小说拉高到了语言哲学、记号学和人类学的层次。而后期的《看不见的城市》，以及他活着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独白小说《帕洛玛先生》（Mr. Palomar），更将文学提到形上学并驾齐驱的高度。卡尔维诺的不可思议，乃是他几乎开创出直到如今的全部新叙述形式和话题。他的想像奔驰在大到宇宙生成，小到波浪及砂粒的观察之间。他的「烟雾」（Smog）是文学探讨环境的最先驱作品；他以文学探讨记忆、欲望和感觉，也都是先河实验。当然更不能忘了他在诸如《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以及短篇作品「基督山伯爵」等里对后设小说所作的开创了。

卡尔维诺的脑细胞纤细复杂，不可揣度。他是近代文学最大的研究发展部，不断在为文学的知觉范围、文体的类型，甚至语言文字本身，进行着新边界的探索。而六十二岁即告逝世，无疑的是太早了一些，如果他继续活着，不知道他还会创造出多少的惊奇。但也正因他一直看着未来，因而疏忽了过去，当他猝逝，后来的人遂看不到一本差堪安慰的传记。我们只能在他的作品里想像，而不能藉着传记和他接近。

其实，卡尔维诺并非全无传记，多年以来，我就始终将《帕洛玛先生》视为他的心灵传记。这本独白式的小说，帕洛玛是卡尔维诺自己。它叙述他观察事务的方法，观察后的联想，最后则将这两者连结并拉高到理念的层次。心灵的独白和自我诘问，他留下了许多让人得以理解他的轨迹。但心灵传记终究还不是传记。

然而，这个缺憾却在卡尔维诺逝世之后逐渐补齐。他逝世之后，他那位高雅多才、娇小、满头红发的妻子齐姬娇塔（Chichita Calvino）不断整理遗著，不但将尚未集辑的残篇先后出版，更将具有自传、传记、访谈性质的文章汇整。于是，遂有了《圣乔凡尼之路》和《巴黎隐士》这两本具有传记性质的专书。前者是卡尔维诺的早年回忆，而《巴黎隐士》则是他大半生的成长痕迹。尽管这些仍然不是自传或传记，但它毕竟已填补了那一片空白。由他的作品，以及这些有传记义涵的生命纪录，我们已经可以更加靠近卡尔维诺了。

《巴黎隐士》由19篇或长或短的文章辑成，题材有日记、回忆短文、访谈、短评等。尽管体例不统一，但毫无疑问的，乃是其中都充斥着卡尔维诺生命历程的内容。由卡尔维诺的妻子所写的前言，我们可以知道其中有12篇早在卡尔维诺生前就已存放在自己列为「自传」的档案里。对于这些留存的资料，他计划怎么处理，我们并无法知悉。他可能根据这些重写一本自传，也可能只是增补剪辑。但这样的工作在卡尔维诺逝世后已永不可能，我们只好自己跳进这些生命痕迹的海洋里与他共泳，并以他的作品来和这些资料参照，重编出我们自己心目中的他的自传。

《巴黎隐士》由三个主要阶段的文章组成。第一个阶段包括了他青少年时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治下，经过参与地下抗德，加入义共，以迄后来退出的纪录与省思。第二阶段则是1959至60年间他首次访问美国时所写的信札式日记。第三阶段则是后来他多次被访问的纪录。这三个阶段的纪录对理解他的生平及文学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他早年参与政治的那些经验和反省，显示出他不受拘束以及非政治化的天性。他后来在《帕洛玛先生》里有这样的一段话，很可以拿来参证：

「在一个每个人都抢着发表意见和要做出判断的时代与国度，帕洛玛先生养成了一种习惯，每逢想要提出甚么主张时，就先咬舌头三次。当他咬过舌头后仍觉得对自己的主张能够信服，他才说出来。……能够提出正确的见解，并不是甚么特别了不起的事。就统计上的意义而言，当各种疯狂、溷乱和庸俗的观念袭上心来，不可避免的也会伴随着某些精采、甚至还是天才的想法。但他会有这种情形，这种情况也同样发生在别人身上。」

一个对政治事务会有这种看法的人，其实已是对政治最有洞识的人，而有了洞识，也就必然走到了政治的上方，而不可能继续在政治中淌流荡漾。卡尔维诺的这种态度不但显示在作品和评论里，也同样显示在许多次的访谈中。他是那种众生平等，端视万事万物，并能出入自得的人。也正因这样的廓然心境，他遂能很细致的去观察和解读，并赋予事务各种多角度的意义。他一九五九至六○年间第一次到美国，行程上的所见所思，尽管信手拈来，但吉光片羽，多见犀利的锋芒，卡尔维诺的确是那么的不同，所以始能不同的站在当代作家群里而那么的头角峥嵘。卡尔维诺的文学创作固然是一家之言，但他的各种文论与评论也都斐然可观。他早年的《文学之用论文集》，以及逝后结集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都是例证。

不过，卡尔维诺是文学家，一切的讨论最后终究要落实到他的作品和创作世界中。在《巴黎隐士》里，他1978年接受义大利中生代杰出作家朱迪契的访问；1985年接受义大利文论家玛丽亚·寇尔提的访问，这两篇访谈录都是一流的问话，一流的答覆。尤其是他答覆朱迪契的那篇最有文学上的参考价值。朱迪契（Daniele Del Giudice）今年五十岁，他小了卡尔维诺整整两个世代，已被认为是卡尔维诺的文学继承者，因而他的访问最能掌握住卡尔维诺文学作品的核心。其中有一段答覆很可以作为理解卡尔维诺的基本参考点：

「……而追求和谐的欲望来自对内心挣扎的认知。不过偶然事件的和谐幻象是自欺欺人，所以要到其他层面寻找。就这样我走向了宇宙。但这个宇宙是不存在的，纵使就科学角度而言。那只是无关个人意识，超越所有人类本位主义排他性，期望达到非拟人观点的一个境域。

在这升空过程中，我既无惊惶失措的快感，也未曾冥思。反倒兴起一股对宇宙万物的使命感。我们是以亚原子或前银河系为比例的星系中的一环：我深信不移的是，承先启后是我们行动和思想的责任。我希望由那些片段的组合，亦即我的作品，感受到的是这个。」

对于卡尔维诺的文学，在《看不见的城市》（时报）的中译本导读里，我曾对它的分期和时代背景等因素作过扼要的论列。对于这一部分，在此不拟重复。不过，所有的分期都是一种为了记忆的方便而作的权宜设计，而在分期里，真实的卡尔维诺仍是那一个不变的实体，只是可能换上不同的衣服。

也正因此，尽管卡尔维诺的文学，从他《蛛巢小径》里那个在蜘蛛洞口张望的小孤儿开始，虽然历经寓言、法国新小说、波赫士的魔幻隐喻，一直到「后现代」与「后结构」，它只有很少的时候有点玩兴过浓，但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那种表面轻盈的文学里，所承载的其实是另外一种更大的重量。他后期的文学早已与渲染式的叙述诀别，而成为一种文学低限主义表现型态下的自我诘问与辩难。那是一种「独我主义」（Solipsism）式的重新开始，他要透过这样的质问，藉着否定和扬弃而寻找《帕洛玛先生》里不断出现的那个「合一」（The One）。他从早期开始，就有好多故事到最后都让主角去面对大海或草地。他们的背后是一片被解构掉的荒芜，而前面则是未可知的憧憬。这是一种强烈的对比和矛盾，而人在两者之间，很有一种天地悠悠，谓我何求的孤绝况味。

卡尔诺的文学有好多个不同层次的阅读，它的叙述方法彷彿万花筒般的瑰丽。它观察事务或意义，都会将它正读与反读并施，解开它的归属位置，而后重新放在一个与它相对立或相反的关系里，让虚假因此而被抛出，使意义从此而成为一种等待。卡尔维诺毕生的文学事业，即是在于不断的抛出，世界因而变得更加空圹，但空圹的虚，却又是好大的沉重。每当展读卡尔维诺的作品，在尝尽它智巧、锋利、通达、豁然的况味后，我最后总是会在恍惚的太息中掩卷，油然而生古今溷同的苍茫之感，并觉得自己似乎也变成了那个静观万务的巴黎隐士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的著作里，我最喜欢的是那本仍未被译成中文的《帕洛玛先生》，一方面因为那是他的心灵独白与冥思，也是他活着时所出版的最后一本著作。在他赠书给至交时题曰：「这是我对自然的最后思考。」这本薄薄的小书，封面是对比的两个人，一个是伽利略，另一人则是隔着屏风而沉睡或者在冥想的女士。封面的这种对比似乎很有暗指的意义，科学家根据观察而测度世界，而小说家则用想像来描述及捕捉真实。他把自己提到与伽利略等高的地位。而卡尔维诺也以他自己来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因此，让我们来喜欢卡尔维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