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到农村去上阶级斗争主课

“四清”运动是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之后,贯彻抓阶级斗争理论的一个重要举措。它的正式名称是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因其包括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等四项内容,故称“四清”运动。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提出在农村搞“四清”运动的同时,还决定要在城市进行“五反”运动,——后来又规定,无论农村和城市,通称为“四清运动”。有些工厂、街道已经动起来了,文教系统则在北京大学进行试点,还从复旦抽调了一些干部去参加工作组。上面的意思,本来是准备在北大试点取得经验之后,再在全国各高校全面推开的,复旦唯恐落后,也唯恐将来处于被动,就预先在物理系和生物系搞了两个小试点,审查了一大批教师和干部,排摸情况,以便工作组来时有所应对。后来之所以没有搞下去,是由于还来不及将“四清”运动全面推开,更加激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已经发动起来了。

至于农村,则从1963年开始,就分期分批地进行“四清”运动。复旦师生,也分期分批地参加“四清”工作队,深入到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就我们中文系而言,一共参加了三期运动:一期小“四清”,1963年底至1964年初,在宝山县顾村、刘行等几个公社,为期50天;两期大“四清”,第一期从1964年月11月份至1965年5月份,在奉贤县胡桥、盛桥等几个公社,为期约7个月,第二期从1965年7月份至1966年6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为期将近一年,在宝山县罗店、罗泾等几个公社。当然,各人参加的期数并不一样,有些人参加一期,有些人参加两期,有些人则接连参加三期。当我参加过一期小“四清”、一期大“四清”之后,中文系一位总支副书记胖大姐在通知我参加第二期大“四清”时,很坦率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人,就应该多下乡去接受改造。”她的直白话语,捅破了那些美丽言辞组成的包装纸,说出了问题的实质:参加“四清”工作队,本身还带有思想改造的性质,也公开表示出领导上对我的歧视。

从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大学师生下乡劳动虽然已是家常便饭,但除干部下放劳动的时间较长之外,一般参加三夏、三秋劳动,都是两周左右,最长不超过三周,而且,下放干部限于教职员工,学生是不算在内的,现在三、四、五年级的学生都要长期下乡,思想问题当然也就很多。最主要的是觉得下乡的时间长了,耽误了学业,许多人都有些顾虑。这一点,领导上很明确地回答道:“我们到农村搞‘四清’,是去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这是最重要的学习!书本知识则是次要的。”虽然大家思想上未必真通,但是这样一来,谁也不敢再说三道四了,否则,就要犯政治性的错误。

大概因为有这种思想动态的缘故,所以下乡之后,对读书一事防范得很严。刚到奉贤参加第一期大“四清”时,先是分片集中住宿,因为农村习惯早睡,工作队员必须随俗,我觉得时光可惜,就在大家睡下之后,点起蜡烛来看书,那时不敢带业务书籍,看的当然是马列著作,但不料此举却撞在枪口上,被带队的总支书记作为典型事例,在大会上提了出来,进行严厉的批评,说是有人下乡来搞“四清”,还是念念不忘他的业务,秉烛夜读,坚持走白专道路。他的目的是要抓个典型事例,教育群众,而典型创造则常常要进行艺术加工的,所以他不肯如实说出我读的是马列著作,以免削弱批评力量,也可避免别人反抓辫子,这是非常老到的做法。但因为这批评没有点名,我也不好站出来申辩。而不点名批评,也表示他是对事不对人,目的只是教育大家,下了乡,就不要再抱着书本不放了。这批评果然有效,从此大家有空时宁可打扑克、吹牛皮,再也不敢拿起书本来读了,这倒反而成为正常生活,——当然,分散住宿之后,偷着读书的人还是有的,但别人不易知晓,而只要不汇报上去,也就相安无事。

访贫问苦,扎根串连

为什么第一期大“四清”时,工作队不直接进村住到农民家里去,而要先分片集中住宿呢?

这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有关。

我们下乡之前,先学习了两个中央文件:《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草案)》,前一个文件叫《前十条》,后一个文件叫《后十条》,合称《双十条》,同时还听了王光美《桃园经验》讲话记录稿的宣读。给人总的印象,是农村阶级斗争的形势非常严峻,农村干部有很大一批烂掉了,而且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基层政权已经不在共产党手中。这样一来,进村之后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就成为一个大问题了,而敌我友的界线,历来被看作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按照王光美在河北省桃园大队的做法,则需要进行访贫问苦、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我们分片集中住宿,就是为了避免住错人家,造成被动也。

那时,“四清”工作队有如握有尚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凌驾在地方干部之上,对公社和生产队的干部完全采取对立的态度,一上来就把他们撇在一边,用秘密工作的方法扎根串连,重新组织阶级队伍。其作派,很有点像小说、电影中所写的敌后武工队和土改工作组。我们每天上下午到定点生产队去参加劳动,晚上则到贫下中农家中去串连,在劳动和串连中打探情况,然后再回到住处加以分析研究。这样排摸了几个星期,终于确定了依靠对象,组织起贫下中农协会,我们也就搬到生产队中去住,——自然是住在依靠对象家中。

但依靠对象似乎也并不纯正。后来才知道,我们生产队中一对贫协积极分子兄弟,他们的父亲原是盐警,因为喜欢赌博,家道早就败落下来,而且也死得早,到土改时,兄弟俩早就没有了家产,所以成为贫农。哥哥显得很无能,不善营生,弟弟则喜欢喝酒,好吹牛,带点流气,在揭发队长时,表现得非常积极,但做起正经事来却有点靠不住。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将他们选作依靠对象,大概选择余地不大之故罢。其实,社会是不断变动的,古人云“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可见社会各色人等,浮浮沉沉是常态,截取一段时间的生存状态,将它凝固下来,以此为据,不可变易,倒是有点形而上学。后来又提出要三代贫农,才算根正苗红,大概是为了弥补这方面的缺失,然而却更走向极端。而且,要找这样的人,就更加难了。

我说我不知道选择依靠对象的情况,因为我们复旦师生虽然也做了“四清”工作队员,但其实不过是实习生,真正有决定权的是从党政机关中抽调出来的干部。隔壁大队就有原安徽省委书记、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曾希圣在蹭点;我们龙王大队的“四清”工作队骨干,大都来自公安局和高级人民法院,掌舵的是上海高级人民法院院长,一位长征干部;与我同在一个生产队的工作队小组长,则是一位公安预审员。不过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开始时,连工作队员的原来身份也要保密,所以我们师生间也是老吴、小王这样相称,不准再叫老师。我的房东就判断我是初中文化程度的小干事,我问他何以说我是初中生呢?他说:“我是从你‘戆’的程度来猜的。我有一个亲戚,是高中生,戆头戆脑,你也有点戆,不过比他戆得好一点,所以大概只有初中程度。”这倒是衡量知识水平的新标准,十分有趣。但农民也在打听我们的情况,后来知道工作队中有很多人是大学生,觉得很新奇。有一次,有一位本系学生来找我,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叫我“吴老师”,使得我的房东大吃一惊,说:“原来你是大学老师,勿象勿象。”在他看来,大学老师还要戆些才是。

工作队进村之初,着重在清经济,首当其冲的是生产队长和会计。但我们这个队在查账之后,却并没有发现什么大问题,只是在队长的误工补贴上有些疑点,还有一笔账目不大清楚,工作组长特地派我到浙江省一个叫金丝娘桥的小镇上去调查,却也查不出什么名堂来。我很犯愁,账目上查不出问题,“四清”怎么进展?工作组长叫我找生产队长谈话,动员他自己坦白。我用谈心的方式,先说明大道理,后晓之以政策,但生产队长一口咬定自己没有经济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谈话结束之后,组长从隔壁房间走了出来,说:“你这样文质彬彬,哪里能敲得出东西来!”过了两天,他亲自出马找生产队长训话,那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一上来就声色俱厉地将生产队长训了一顿,以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队长是犯有四不清错误的,而且仿佛已经掌握了确实的材料,就看对方是否肯主动坦白交代了。这样一来二去,果然把他吓得面孔变了色,吞吞吐吐地交代出一些问题。但进一步去查核这些问题,却又落实不下来。我本以为这是因为我们的工作组长做预审员做得久了,习惯于对罪犯以审问的方式对话,所以会得这样凶,后来私下里问其他队的同学,说对待干部都是这样严厉的。那么,问题也许不在于职业习惯,而在于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因为在学习文件阶段,已先入为主,认为农村干部大部分已经烂掉了,所以一上来就进行有罪推定,认为他们肯定有四不清的问题,于是千方百计地进行逼供。我也学着演空手道,虚虚实实,故布疑阵。只是学得不像,收效甚微。谈话下来,自己也觉得很滑稽,仿佛在演戏。但有此一番经历,日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己成为审查对象,当别人也用这种方法来对付我时,我立刻看出,他们玩的也是空手道,不足惧也。

但靠空手道来逼供,毕竟难以定案。交代问题的高潮过去之后,就处于胶着状态。正在为难之际,工作队突然召集我们学习新的中央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俗称《二十三条》。这个文件有一新的提法,说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时我们还搞不清楚这个提法的真实含义,直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才揭开谜底。但文件中认为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说是对他们要采取严肃、积极、热情的态度,防止简单粗暴的做法,严禁逼供信,并说对那些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代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这些,却对“四清”运动起了纠偏的作用,政策显得宽松得多了。不久,大多数干部都洗手洗澡,下得楼来,重新领导生产。我们工作队员则一面整理结案材料,一面参加农村的日常劳动。

整理材料之类的文字工作,当然要偏劳大学师生。这工作并不像挖掘材料那么难弄,本身并不复杂,但在某些政策界限上,却也很难把握。我们所在的大队,原先办有一家小工厂,颇有效益。做工当然属于体力劳动,这不成问题,但办工厂还得有采购和销售这两头,属于流通领域,难免就有走资本主义道路之嫌了。再加上负责采购和销售的人,是富农家庭出身,这就牵涉到阶级路线的问题了。大队干部的理由是:这个人出身成分虽然不好,搞营销却很有路道,能帮队里赚钱,这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做得好的。但在当时是阶级路线高于一切,这理由当然不能成立。好在大队干部还够不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档次,只能算是阶级路线不清的错误,至于队办企业,也就早早收摊了。此外,将自留地上的产品上市销售,多养家畜家禽变卖等等,是否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都很讨论了一阵子。可见,社办企业、商品经济,在上海郊区早就出现了,只是在历次运动中被硬压下去罢了。

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生活上随之遇到新的麻烦。奉贤地处辟野,农村多蛇,我们在冬天平整坟地时,就常常挖出一团一团纠结在一起的白花蛇,当时天冷,蛇类不大能活动,几铁搭下来,都被农民打死了,等到惊蛰之后,这些爬虫就出动了。有些同学在埋头整理材料时,蛇会游到他的身边来,有位女同学放下笔站起身来,一脚踩在蛇身上,吓得大叫。我自己有一次在农民的饭桌上整理材料,抬起头来想对窗远视,调节一下眼神,却看见一条花蛇从窗框上倒挂下来,正昂着头在对视我。我忙闪身躲开,想找把铁搭来打,它却很快游走,转眼间就游到宅边水浜里去了。

家里都有蛇,田野里的蛇就更多了。平时走在路上,走在水渠边,经常有蛇出没其间。有时与农民一起撑船到镇上去,水边的树梢上都会有蛇倒挂下来,很是可怕。好在有农民在一起,他们习惯了,也有办法对付。但晚上单独出来开会或串门时,就有点危险了。我们许多人都买了季德胜蛇药带在身边,以防万一。

蛇,还有药可防,而血吸虫就防不胜防了。

奉贤当时还是血吸虫害地区,而农民的生活习惯却又很不讲卫生。那里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打井应是容易之事,但农村里水井却很少,即使有几口井,也不大去用,而一律用水浜里的水。他们每家都搭有一个水埠,洗菜、淘米、洗衣、刷马桶,都在这个埠头里,烧饭、洗碗的水也在这里打,一不留心,就会把水底的脏东西翻上来,其污染情况可想而知。而为了节省柴禾,他们经常食用的咸菜,并不烧熟,只在水浜里洗一下,切出来就生吃,更是令人疑心。但根据下乡“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原则,我们只能跟着吃,不能提出改进的意见,更不能另起炉灶,所以一直是硬着头皮坚持下来。开春之后,市里要在这里开展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除了调动人力消灭钉螺之外,还动员各村各户打扫卫生,规定在每个自然村都要有水井,要求食用井水,与浜里的洗用水分开。既然是领导要求,我们就可积极贯彻了。但农民们长期形成的习惯,要改也难,总是嫌打井水麻烦。我们在时,还可督促一下,听说我们走后,很快就恢复原状了。

我们的大队离海边很近,我到金丝娘桥外调时,汽车是沿着海边开的,一路风景着实令人陶醉。但平时我们谁也不敢到海边去欣赏美景,生怕被批为小资情调,在当时,那正是需要改造和克服的东西。但临结束的前两天,我们实在经不住诱惑,几个师生还是相约到海边去玩了一次,开始是在海边散步,后来大家索性脱了鞋袜,赤脚走到海水里,放松地玩了半天,觉得颇为尽兴。看来这半年多的农村阶级斗争教育,并没有把我们原来的生活情调改掉,可见思想改造之难。好在马上就要开拔回校,领导上也来不及对我们进行批评帮助。回校之后,略事休事,许多人又奔赴新的地方进行第二期“四清”运动了。

不称职的秘书

第二期大“四清”,我被派到宝山县罗店公社金星大队。因为有了第一期“四清”的经验,而且《二十三条》下达后,在政策上也有所调整,所以就不搞得那么神秘兮兮的了,与公社和生产队干部也不处于对立地位,我与一位学生还被安排到一个会计家吃饭。

不过这次我没有下生产队,而是留在大队部做秘书,与一位本系学生一起,负责整理材料、写汇报、写总结。金星大队是复旦党委副书记郑子文蹲点的地方,工作组长又是复旦校长办公室主任,他本人就是秘书出身,所以对材料工作要求特别高,有用的、没用的材料搞了一大堆,说是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等到领导要时来不及准备。

我与那位同学搞了几个星期下来,觉得这些材料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并不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我们所做的都是无用功,于是就向组长建议,写材料也要精兵简政。但组长很不以为然,仍旧坚持他的烦琐哲学。那时正在提倡学习毛主席著作,我们倒是学得很认真,而且联系实际,觉得他写的那些战争总结和作战方针,很是简洁明了,没有废话套话,非常实在。我们也学着他的方法写,把诸如“在毛主席、党中央和上海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二十三条》精神的指引下”之类的套话,以及从《人民日报》社论上抄下来的那些泛论,一概弃之不用,只写几条实在的东西,倒是颇能说明本大队的实际情况。但组长看了,皱皱眉头,把它给否定掉了,他还是相信那种充满废话套话的程式化的总结报告。我们实在无法忍受,于是就摘抄了《毛选》第四卷《关于建立报告制度》中的一段语录,作为抗争的武器。这段语录说的是:

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内容包括该区军事、政治、土地改革、整党、经济、宣传和文化等各项活动的动态,活动中发生的问题和倾向,对于这些问题和倾向的解决方法。报告文字每次一千字左右为限,除特殊情况外,至多不要超过两千字。一次不能写完全部问题时,分两次写。或一次着重写几个问题,对其余问题则不着重写,只略带几笔;另一次,则着重写其余问题,而对上次着重写过的只略带几笔。综合报告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

我极为欣赏这段语录所表达的几层意思:一是写报告要由书记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二是报告中要写出本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和倾向,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不要言不及义;三是写报告必须内容扼要,文字简练,而且还规定了字数,以千字为限,这就可以杜绝许多套话、空话。我们把这段语录放在工作组长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哪怕有一场争论也好。但这个期待却落空了。虽然当时已把学习毛主席著作提到各项工作的首位,但领导人其实并不认真对待,只是把这种号召当作套话来讲,口头上是每会必讲学习毛主席著作,实际上做的是表面文章。他们所看重的还是顶头上司的要求,所遵循的则是官场上习惯性的工作程序。我们的组长修养极好,看了这张语录,只是对我们笑笑,表示知道了,既不接受意见,也不反驳,还是照老样子布置我们做些他认为要做、而其实是无用的文字工作,使你简直无可奈何。

不久,郑子文来抓阶段总结报告了。为此,我查阅了本大队所有下属生产队的材料,而且还到各生产队去实地调查,非常认真地写出一份报告。可是郑子文看后,却全盘加以否定,因为不合上面的精神。我说,我是经过调查研究,根据本大队的实际情况写的;他说,写总结报告要按照上面的精神来写,不能自己看到什么就写什么。于是,他按照他所理解的上级精神,口授了一个提纲,叫我重写。但等到我按照他的提纲,重新写成总结报告之后,却又被他否定掉。不过郑子文总还算是讲道理的,不像搞小“四清”时那位总支委员那样蛮横,自己不通知我编写材料的要求有所改变,却指责我为什么不按照改变了的要求去编写材料。郑子文则说:“照我上次所提的要求看,你这个总结报告是写得可以的。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西光同志在西渡蹲点的总结出来了,我们得按照西光同志总结的几个问题来写。”我说:“杨西光同志蹲点的西渡公社在奉贤,情况与我们罗店并不一样,我们怎么可以拿来套用呢?”郑子文很不耐烦地说:“西光同志是我们全市“四清”工作队的负责人,不照他的精神办怎么行!”随手将一张上海社教运动简报丢给我,上面登有西渡公社的总结报告。我自然只有照办。依样画葫芦其实是很简单的工作,但这样画出来的总结报告有什么用呢,从中能看到当地的实际情况吗?原来各地的情况汇报和总结报告,都是这样套用领导蹲点地方的经验写的,也就是说,是迎合上意写出来的,上级领导怎么能看到全面的实际的情况呢?

大概我这个秘书实在太不称职,领导上要求的东西写不好,却常常要自作主张,写些不合要求的东西,所以几个月之后,就免去我的秘书职务(正式名称似乎叫做材料员),把我下放到一个边远的生产队去。而我自己,则觉得与这种“官场学”实在有点格格不入,难以适应秘书工作,也乐得一走了之。

我所去的这个生产队叫做艾家宅,但居民大多不姓艾,大概是经过历史变迁的结果。罗店地区是当初日本兵登陆后进攻之地,烧杀甚多,所以人口变动很大。我先是吃住在贫协主席老朱家,他家吃得倒不坏,只是住房紧张,我的床铺搭在厨房兼客厅里,显得十分拥挤,对我、对主人家都很不方便。不久,老朱对我说:“我看侬夜里喜欢看书,给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住好不好?”我当然很高兴。他说:“倪宅上有个老太婆住到外村儿子家去了,要好几个月才回来,侬可以住到伊的屋里,也好帮伊照看房子。”这老太太住的倒很宽敞,两间房子分前后两进,前间是一个大客厅,但厅里放着一口空棺材,是她本人的寿材,后间是卧室,中央夹着一个小天井,卧室却没有门,冬天很冷,怪不得别人不肯去住,留给我住。我明知这是一口空棺材,心想,如果当初打造时改变一下形状,不就是一只大木箱吗?但每晚开会或家访之后回来,经过这口棺材旁边时,总有点吓丝丝的。那时,刚读过果戈理的小说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其中有一篇小说里描写一口棺材会绕着墙壁飞,我也觉得这口空棺材仿佛要在我面前飞起来了,很是怕人。不过进到卧室之后,立刻又感到独居的好处,在这里可以自由地阅读,读到半夜肚子饿了,还可以吃些点心,不怕被人看见,亦是一乐。第二期大“四清”比第一期的时间拖得还长,真是旷日持久,其实并无多少事情可做,正可以躲在这里读书。但读了几个月之后,又被调到其他地方去了。不知是领导上发现了我在艾家宅大读其书,还是真的工作上的需要,我也只好服从命令听指挥。

在生活上,罗店要比奉贤那边好得多了。下乡后,常听农民们说,上海附近有四大名镇,叫做:金罗店,银南翔,铜江湾,铁大场。罗店居四大名镇之首,商业发达,居民富庶,是金字招牌。我们的生活也方便得多了。这里农村用的是井水,镇上还有自来水,不会有严重的污染,河浜里也没有血吸虫,夏天可以下浜洗澡。我在艾家宅过冬时,贫协主席老朱就每星期到镇上澡堂里去洗一次澡,我也跟着照做,自然不能算是脱离群众,而在奉贤时,因为附近镇上没有澡堂,农民冬天都不洗澡,我们也只好等到每月一次休假时回复旦再洗。

不准买东西吃的规定虽然还有,但已执行得不是那么严格了,很多人都在违规,只要不是大吃大喝,农民也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只是学校的有些干部却还要盯着管。刚下来时,有一次我到镇上办事,天热难当,就买了一块一毛二分钱的小冰砖,躲在僻巷中吃,不巧恰好被路过的一位本系总支委员看见了,就在会议上提出批评,我一怒之下,每次上街就要买东西,而且偏要走在大街上吃,但别人看得习惯了,或者觉得此人已不可教,倒也不再批评。那时蒋孔阳先生也在金星大队,不大有人与他交往,很是寂寞,我们就常常在一起抽烟,聊天,有时还一起上街下馆子,——当然也不敢叫酒叫菜,只是吃碗菜汤面或肉丝面,但觉得味道特别好。

山雨欲来风满楼

我们还在农村上阶级斗争这门主课时,阶级斗争的主战场却早已转移。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形势随之大变。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篇文章的背景,但听杨西光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这篇文章发表时,他是通宵坐镇在《文汇报》编辑部,亲自看大样的,就知道此文的重要。那时,杨西光已是中共上海市委候补书记,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以一个文教书记之尊,去做报社夜班编辑之事,可见这篇文章来头着实不小。

不久,上海就组织教授学者们讨论姚文元的文章。这些学者倒是很有正义感,他们死守住学术规范,对姚文元在文章中乱用史料的做法进行指责,特别是对他的影射史学更表示反感。谁知上面组织这场讨论,并非真是为了学术争鸣,而是预设计谋,撒下诱饵,意在引诱这些学者上钩,希图钓出大鱼。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人不知就里,还真从学术的角度对姚文元文章提出批评,一下子就被钓钩卡住了。这些学者上钩之后,组织者兴高采烈,立即把他们的发言公诸报端,立此存照,以供批判。

其实,即使不是研究历史的人,对姚文元文中将海瑞的“退田”、“平冤狱”之举,与现实中的什么“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也觉得非常牵强。但这类意见,也只有在信得过的朋友间私下里谈谈,而在公开场合,则再也没有人敢讲的了,算是做到了舆论一律。何况,对我们这些人的监视也更严了,所以需要十分小心。那时的心态,颇有点像鲁迅笔下的迫害狂患者,时时保持着高度的警觉,——“不然,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

这时,“四清”运动实际上已经停顿下来了,只是做一些例行公事的工作,我们也全副精力注意着形势的发展,而且学会了从字缝里看文章,从报刊文章的措辞中,猜测上层政治风云的变化。前几年看到北京大学王瑶教授的一位博士生所写的悼念导师的文章,说到王瑶在“文革”结束之后的七八十年代里,还经常花大量时间分析政治形势,表示对此颇不以为然,那是因为这些年轻人没有经过历次运动的磨难,不能理解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的心态之故。

那时,我们有几个教师还能私下里在一起谈谈,常常议论形势的变化,比如,从点名批判田汉、夏衍的文章里,我们感到周扬快要被揪出来了;从姚文元《评“三家村”》文章的语气和《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同一日发表的高炬、何明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吴晗和“三家村”背后的人物,看来,彭真要倒台了。虽然这些大人物离我们很远,但政治风云的变幻又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不能不全力注意形势的发展,而形势的发展,又使我们感到惘然。今后学校怎么办?文艺界向何处去?文艺课程又怎么教?都直接牵连着我们的生活,不能不使人忧虑。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有一本新的文学作品隆重推出,这就是金敬迈描写英雄人物的小说《欧阳海之歌》。主管文教的副总理陈毅元帅,还特地为此发表谈话,对此书倍加推荐,把它奉为革命文学的新方向。我认真拜读了一遍,实在看不出好在何处,新在何处,问问其他教师的意见,他们也说看不出好处来。在回校的车子上,有一位青年教师还发牢骚说,以后下乡办学,倒也轻松,只要带两套书就好了,一是《毛选》,一是《欧阳海之歌》。金敬迈因写了这本书,一时飞黄腾达,“文革”初期做了中央文革小组文艺组的组长,但不久又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入监狱,真是变幻莫测,命运弄人也。

而这时,在办学方向和办学方式上,也正在进行新的试验。复旦一向是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前面的,还在早两年,就在理科树立了一个工人专家蔡祖泉为模范;到得1966年初,文科又在青浦搞了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蔡祖泉原是一家工厂制造玻璃器皿的技工,因帮周同庆教授制造电真空管,深受周同庆的赏识,周同庆从交大调到复旦时,就把他从工厂里调了过来。作为一名技工,蔡祖泉的确有较高的技术水平,而且也有钻研精神,但毕竟缺乏科学理论上的修养,在电光源的创造上,受到许多限制。把他树为理科教师的榜样,实在无法令人信服。但复旦党委大树特树蔡祖泉,提倡全校师生向老蔡学习,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他来打压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出一条工人阶级自己的科研和办学道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来一点弄虚作假的东西了。比如,有一种水银汞灯,其材料和制造法都是物理系一位教师帮他从俄文资料里翻译过来的,但却被说成是老蔡的创造。好在那时知识产权的意识不强,而且中苏交恶,不相来往,苏联人也不知道我们的研究情况,否则打起产权官司来,倒也麻烦。但在我们这里,此类事件是不足为奇的,就像后来种种工人注释小组,实际上都是知识分子在后面操作、把关,却必得由工人挂牌一样。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与老蔡有过一定接触,觉得这个人虽然很走红,待人接物倒还平和,他其实也是一个被政治所利用的角色,所以有一段时期搞得很被动。“文革”初期,他被党委推出来做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实际上是以他的工人身份来给党委做挡箭牌;党委靠边之后,又被造反派抬出来挂上一个什么头衔,随着运动的变化而翻来覆去。好在老蔡的人缘较好,别人也不愿为难他,又是工人阶级的模范人物,军宣队和工宣队也不好找他麻烦。而且,他毕竟有技在身,改革开放之后,还能成立一家蔡氏电光源照明公司,仍旧搞得相当红火。

在我们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候,中文系未参加“四清”运动的一、二年级同学,已开赴青浦县,在农村建立教学基地了。

不久,我与别的几位教师也奉命从罗店提早回校,马上转到青浦去参加这个下乡办学的试点。

山湾办学

我们下乡办学的地方叫做山湾大队,属于朱家角公社。现在的朱家角,已经是旅游胜地。那高耸的石头拱桥,那古旧的青石板街,还有当年开风气之先的中西合璧的花园洋房,都吸引着许多游人,每当节假日,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但在当时,却是一个寂寞的小镇。复旦之所以选在那附近办学,大概就因其偏僻之故。

1966年初的下乡办学,为的是要落实刘少奇关于两种教育制度的指示,打算于传统的常规学制之外,另外开创一条开门办学的路子,突出教学的实践性与应用性,强调教育的政治性与阶级性,——这也就是1958年提出来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与劳动生产相结合方针的落实。

大凡有此类新举措时,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照例是试点单位。北大是历史系在京郊搞了个教学点,复旦则抽调中文系一、二年级学生在沪郊进行办学。后来又增加了南京大学一个农村教学点,也不知是高教部主动增设的,还是南大自己争取的,但学生们似乎并不情愿,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学生们为了要求回校,就给匡亚明校长大贴大字报,那是后话。

复旦中文系一、二年级同学是1966年春节之后下去的,此时,复旦党委派副书记郑子文来兼任中文系总支书记,直接督阵,又从机关总支调来干员孙保太担任中文系总支常务副书记,下乡坐镇,而且还从哲学系、国政系、外文系和本系抽调了好些教师下去,计有李继宗、余源培、陈玉清、郁明亮、章培恒、翁世荣、吴欢章等,具有相当实力。

我从罗店“四清”工作队中调过去时,已经是五月初了。我在下乡搞“四清”之前,曾经教过现在这班二年级学生的课,——那时他们还是一年级新生,与我关系相当不错,但此次重见,却显得相当隔阂了。略住几天,我就悟到,这并非时间的暌隔使然,乃是形势变化之故。教师之中,仍有处于指导地位的,如政治指导员之类,而另一些,则处于被指导的地位,我自然是其中之一,而且还被列入另册,四周都是警惕的眼光,令人很不舒服。所以当时的心态是力求避祸,岂敢教人。

既然要开创办学新路,原来的教材当然是不适用的了,课程体系也要改变。基础课程大量压缩,教学方法也有所不同。比如写作课,写作的基础知识自然不宜于多讲,写作教师就带着学生到农家采访,准备编写社史、村史、家史,写的文章也要请农民一起来评阅,将农民请到课堂上来;文艺理论课也不讲文学的基础理论和基本常识了,而是根据上面布置下来的“战斗任务”,写“战斗文章”,如批判“中间人物论”和“现实主义深化论”之类;现代文学课则批判电影《林家铺子》、《不夜城》、《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等;连外语教学也不能用原来的教材,而要强调政治性、应用性。

听说在我调去之前,他们还上过一些课,虽然不多;但自我去后,除了政治课之外,就不见他们再上别的课了。一则农忙时节已到,劳动时间加多,同时又开始建造校舍了,也得自己动手;再则,“战斗任务”也日见其多,劳动之外,大家就忙着按上面布置下来的批判专题,来写一些鼓噪式的小文章,或为上面拟订的批判计划,准备一些资料。当时正处于批判高潮之中,“战斗任务”自然很多,有时还要保密,弄得神秘兮兮的。但因为大家都住在农民家里,农家的习惯,大白天是不作兴关门的,决没有朱永嘉为姚文元准备批判《海瑞罢官》资料的那种保密条件,所以他们在搞些什么,一望便知。记得有一次,看见有几位同学忽然看起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来了,这自然是为了批判朱老作准备。果然,“文革”初期复旦党委抛出来批判的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中,就有朱东润先生在内,而撰写《张居正大传》,即是他的罪状之一。

这种学习方式,对于提高学生的文化水平来说,自然会造成很大的缺陷,但那时领导上认为,文化知识是次要的,主要是应提高学生的战斗能力,说这样做是培养战士的方法。而且说,培养战士还是培养院士,应提高到两种教育路线斗争的高度来看,这就使人无话可说了。

但即使要培养文化战士,在农村里也极其不便。信息闭塞,尚在其次,因为所有的战斗任务都是上面布置下来的,用不到自己去寻找和发现;而资料的欠缺,却使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不过领导上却有自己的说法:资料愈少,束缚也愈少,可以在生产劳动中找立场,应该向贫下中农寻观点。这类政治性很强的话语,还要教师出来附和,实在是很使人为难,虽然学生心里未必信服,却也不敢公然反对。同时,四周的环境不利于学习,也是眼前的事实。当时大家都还住在农民的客厅里,白天农民下地干活,家里虽然比较安静,但学生也不能老是上课看书,总得安排相当的时间来劳动,晚上是休息时间,农民们热情好客,常抱着孩子来串门,如果不理不睬,只顾自己学习,则不但有脱离群众之嫌,而且也很得罪人。但没有相当的时间,是完不成战斗任务的,这很使学生们苦恼。我因为去得迟,住房条件就更差了,被安顿在村边的一间仓库里,隔壁是屠宰房,每天凌晨都要在这里杀一两口猪,那种凄厉的尖叫声实在刺耳,每次都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好在我那时睡眠状况极佳,在被猪的尖叫声吵醒之后不久,当四周复归于宁静时,仍能迅速入睡,还不至于影响白天的工作。大概同学们因这种苦恼而反映得太多了,领导上就安慰他们说,等我们自己的房子造好之后,就可以隔开一些了。可见他们自己也在无形中承认:在生活上与农民太打成一片了,是不利于学习的。

的确,我到山湾时,中文系就已经开始在离村不远处动工造房子了。当时系里没有安排我的教学任务,领导上大概想多用劳动来改造我这个“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所以我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建筑工地上度过。那时正在提倡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大庆的房子因陋就简,是干打垒式的,我们领导上说,下乡办学,物质条件不宜太好,要学习大庆精神,所以也准备用干打垒的方式来造房。所谓干打垒者,即造房不用烧砖,全用干土打垒而成。这种方式在北方还可以行得通,因为那边雨水稀少,而且土质坚硬,打得结实一些,自然可以支持很久。但是江南多雨,土质松软,要靠干打垒来造房,怕是支持不了多久。这一点,中文系领导和基建处的工程师自然心里明白,但学不学大庆,是个原则问题、方向问题,这就令人十分为难了。好在孙保太极其聪明,他脑子一动,终于想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即用砖头和干打垒相间而成,向上汇报时可以说是学习了大庆经验,用的是干打垒方法,实际上则在紧要处嵌了砖头,又不至于很快倒塌。也真难为他想出这条妙计。记得当年有些地方上的领导人,为了积极响应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在没有现实必要性的地方,硬要到处开荒,到处垒梯田,其智商与保太同志就差得远甚了。

但是,房子还未及封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2日,又发表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评论文章《欢呼一张革命大字报》,气氛一下子就异常紧张起来。开始,孙保太还算沉得住气,一面鼓动学生贴教师的大字报,一面还高姿态地表示,欢迎对系总支和他本人提意见。但当6月20日学生贴出了《向党委开火》的大字报,他就有点慌了手脚。开始还想利用手中的权力来控制局面,压住学生,后来很快就处于被动状态。

同学们还利用大字报的形式,纷纷要求回校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并把这种要求说得非常重要。校系领导试图劝说同学留在农村闹革命,当然不能为同学所接受,到得6月下旬,实在顶不住了,只好全部撤回学校参加运动。可见学生们对于这种下乡办学的方式,其实也并不热情,而且心有抵触,只是迫于形势,不敢公然反对罢了。现在是有了更大的政治题目,可以借此来进行反驳,别人这才无话可说,而他们自己也就撑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这是一种极其巧妙地借助于政治形势来达到自己目的的做法,虽然当事人也未必有非常清晰的谋略意识,但此种做法其实倒是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情。明乎此,才不至于看事过于懵懂。

那批尚未完工的房子,起先还留人看守着,准备运动结束之后回来续建。后来运动的发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愈来愈猛烈,而且愈拖愈长久,复旦校方和中文系的领导知道不可能再回去办学了,就把这些房子送给当地公社。听说朱家角公社曾在此办过一家社办工厂,后来就不知派何用场了。

我每到朱家角游览时,总想要到山湾去看看这些房子,这里毕竟流过我们的汗水,消磨过我们的岁月,但因为都是集体行动,终于未能如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