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中学之后，我的脸上冒出了青春痘，嘴上滋出了胡子茬，喉咙上长出了肉疙瘩，也算介入成人社会，打架便有了成人色彩。

已经有过无数的诗人作家愤青艺青怒骂成了人的世界、长大了的傻蛋，咱就少凑这个热闹吧，但人长大了，确实不太好玩，特别是在打架这件事儿上。

小学时的架，你说打就打了，中学以后的架，你说着说着就不打了。

一个不大的由头，两个人伸手较量一下也就得了。但，偏不，一句“你等着”，然后就开始到处拉赞助，无论是人头还是武器装备，都够大战规模的了，但越拉人越多，不想打的人也越来越多，相互熟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扭头再一看，原来打架的缘由却是那么微不足道，随便谁的面子一抹就打不起来，于是到最后便不了了之。

这时候，打架的真正魅力便在于约架后的枕戈待旦、打架前的剑拔弩张、劝架时的舌剑唇枪、散架后的觥筹交错、以后再见面时的义薄云天、再打架时的并肩战斗。如此循环往复，和平主义的队伍越来越壮大。

苹果价钱卖得没以前高

或许现在味道变得不好

就像那彩色电视变得更加花哨

能辨别黑白的人越来越少

娘的，打架的成本越来越高，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金钱上，打架的成功率却越来越低，于是只能过过干瘾了，比如在想像中把别人捅个血直冒、在吹牛中把别人打个满地找牙。

这就像我们的梦，提供了生活的无限种可能，而真正付诸实现的就是可怜巴巴的几种。

你说人为什么要做梦？

因为现实实在是太过单调乏味。你努力努力地过啊，最多也只能活出六种花样来，而在想像中，你可以经历至少六十六种。

你深爱却不能相爱的女人，你迈脚却无从下脚的道路，你酿出却释放不出的激情，全跟你会合在梦想中。

上帝就是这么仁慈，让你至少还有梦，不至于在现实中窒死。

打架的成功率越来越低，是因为打架的后果越来越重，谁都承受不起。小时候的架，恨不得断条胳膊都能像壁虎一样再长出来，而长大了的架，手稍稍重点儿可能就是终身印记，大家都感觉越来越玩不起，于是找台阶下就成了一致的心愿。

我经历的一次比较危险的架发生在劝架时。人是一种很贱的动物，许多架友属于那种人来疯，越劝他越来劲，还没完了。我当时劝的那头猪手里拿着刀子，别人越劝他越比划，力气随着拉他的人增多而加大，等看到劝架的人都伸出了手拉他，都张开了嘴求他，再没有后备力量，才善罢甘休，收起了刀子。

大伙正在彼此介绍说些“久仰”之类的话，突然有人冲我高呼一声：“你的脖子！”

我用手一摸，一手血，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挂的彩。

这个伤口后来成了我炫耀的资本，因为离右颈动脉不到五厘米的距离，谁见谁抽凉气。

可当时我就剩下了一个后怕，并从此特别烦那种嚷嚷半天也不打、一见人多就诈唬的人。

打架真正的快感是在丧失理智疯狂出手的时候，红了眼，咬着牙，不知道疼，不知道轻重，全身都兴奋得直哆嗦。我曾经有一回跟哥几个追打一个人，真是越打越过瘾。这时的人，甚至比野兽还野兽，因为那股兽性是憋了许久的陈年佳酿，表现出来的简直就不能叫兽性，叫人性得了。

王朔在他的小说《动物凶猛》中吹牛逼，说一帮小屁孩如何靠自己的勇猛镇住了黑老大，因为老大知道这种下手不知轻重的孩子最不好惹。可谁知道一个孩子面对江湖老大时那种屁滚尿流的恐惧呢？

高中时，我对门宿舍的王小眼去邻近化工厂洗澡，得罪了一帮人，被人家追上门来，纠缠了好几天。我当时正处于对这种不痛快打架就知道粘乎的人的反感中，加之他们宿舍的人都噤若寒蝉，见那帮人来就躲出去把人家王小眼一人扔在那里，就动了蛮性，假装有事儿进了他们宿舍——不过要写成小说，就会变成俺径直推门进去——听了他们一会儿，然后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嘛？是想打他一顿，还是想让他赔钱？”

这几句话其实挺面的，但我确是鼓足一万分勇气才说出来——要写小说的话，俺会构思几句更体面的话。

我已经记不清他们撂下了什么话，反正他们走了之后，我马上就得到一个情报，他们跟“三儿”特熟，而这个三儿，是八街的著名角色。

从那以后好几天，我就没有睡过好觉，总是想着如何被他们折磨摧残，心灵在种种可怖的幻想中颤抖，手心里的汗就没断过，甚至都动过写遗书的念头。

等见到三儿的时候，是经我们班郭子介绍而认识的，而化工厂那桩事儿早就不了了之，这愈发印证了那帮江湖好汉也多是虎头蛇尾。

郭子尽管是学生，但他爸是某集团军空降师师长，指挥得动千军万马，他这个师长之子简称“师子”，没人敢不给师子面子。郭子特崇拜我的学习成绩，尤其是数学，几乎所有考试全是满分。一个民族的崛起靠的是实力，俺也是。知识改变命运，俺就是。

我不知道说这种事儿是荣耀还是耻辱，反正在郭子的隆重推出后，三儿就拿我当兄弟了。

三儿一家兄弟四个，全属于在街面上混的人。他自己开了个饭馆，但二十年前的中国饭馆也就是卖个炒饼蒸饺鸡蛋汤之流，没多大出息。他家二哥就在我们学校食堂当伙夫，经他介绍，从此我都是在二哥的窗口排队买饭，往饭盆里扣得特多，有时候给一毛还找三毛。

很明显，他们家扬名立万靠的不是一手粗糙的做饭手艺，而是全靠刀口舔血打拼出来，以及仗义疏财买来的面子。

认识三儿没多久，他送给我一份礼物，是手抄本的《少女之心》，用六十四开铁灰色封面“工作日记”抄就，扉页用保尔·柯察金那段很著名的“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来掩人耳目，倒也贴切。《少女之心》的内容如今满世界都能找到，但这个小本子意义实在重大，就是它，令五中的几个初中生进行了初次集体性体验（官方用语是集体淫乱），轰动一时。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个小本子流落到三儿的手上，最后又到我手里。我留到现在，算是民间语文的一个标本。

等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三儿举行了盛大的婚礼。这个婚礼对我刺激良深，一是他的新娘无比漂亮，刚引进了一条冰淇淋生产线，日进斗金，等我上大学后看到周晓文拍的《最后的疯狂》，发现刘小宁演的警察特像三儿，而金莉莉演的罪犯情妇特像三儿他媳妇，为什么鲜花都要往最牛的粪上插呢？打死我也想不明白。二是婚宴上有许多有头有脸的人，这些人却又以能参加三儿的婚礼感到有头脸，不少警察还说“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找我”这样的话，我知道了什么叫官匪一家，知道了那些流氓恶势力为什么铲除起来就那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