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的历史》于一八五一年秋在蒂弗里斯地方开始，一八五二年七月二日在高加索皮亚季戈尔斯克地方完成。这是很奇怪的：在使他陶醉的自然界中，在簇新的生活里，在战争的惊心动魄的危险中，在一意要发现为他所从未认识的热情的世界时，托尔斯泰居然会在这第一部作品中追寻他过去生活的回忆。但当他写《童年时代》时，他正病着，军队中的服务中止了；在长期休养的闲暇中，又是孤独又是痛苦，正有感伤的倾向，过去的回忆便在他温柔的眼前展现了。他那时代写给塔佳娜姑母的信是充满了热泪。他确如他所说的“Ｌｉｏｖａｒｉｏｖａ－”（善哭的列夫）。（一八五二年正月六日书）最近几年的颓废生活，使他感到筋疲力尽般的紧张之后，去重温“无邪的，诗意的，快乐的，美妙的时期”的幼年生活，追寻“温良的，善感的，富于情爱的童心”，于他自另有一番甜蜜的滋味。而且充满了青春的热情，怀着无穷尽的计划，他的循环式的诗情与幻想，难得采用一个孤独的题材，他的长篇小说，实在不过是他从不能实现的巨大的历史的一小系罢了；《一个绅士的早晨》是《一个俄国产业者小说》计划中的断片。《高加索人》是一部关于高加索的大小说之一部分。伟大的《战争与和平》在作者的思想中是一部时代史诗的开端，《十二月党人》应当是小说的中心。这时节，托尔斯泰把他的《童年时代》只当作《一生四部曲》的首章，它原应将他的高加索生活也包括在内，以由自然而获得神的启示一节为终结的。

以后，托尔斯泰对于这部助他成名的著作《童年时代》，表示十分严酷的态度。

——“这是糟透了，”他和比鲁科夫说，“这部书缺少文学的诚实！

它使他憎厌的理由正是使别人爱好的理由。我们的确应当说：除了若干地方人物的记载与极少数的篇幅中含有宗教情操，与感情的现实意味朝山者格里莎，或母亲的死足以动人之外，托尔斯泰的个性在此表露得极少。书中笼罩着一种温柔的感伤情调，为以后的托尔斯泰所表示反感，而在别的小说中所摒除的。这感伤情调，我们是熟识的，我们熟识这些幽默和热泪；它们是从狄更斯那里来的。在他八十一年的最爱的读物中，托尔斯泰在《日记》中说过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巨大的影响。”他在高加索时还在重新浏览这部小说。

他自己所说的还有两种影响：斯特恩 A十八世纪英国作家与特普费尔。“我那时，”他说，“受着他们的感应。”在致比鲁科夫的信中。

谁会想到《日内瓦短篇》竟是《战争与和平》的作者的第一个模型呢？可是一经知道，便不难在《童年时代》中找到它们热情而狡猾的纯朴，移植在一个更为贵族的天性中的痕迹因此，托尔斯泰在初期，对于群众已是一个曾经相识的面目。但他的个性不久便开始肯定了。不及《童年时代》那么纯粹那么完美的《少年时代》（一八五三），指示出一种更特殊的心理，对于自然的强烈的情操，一颗为狄更斯与特普费尔所没有的苦闷的心魂。《一个绅士的早晨》（一八五二年十月）中，《一个绅士的早晨》在一八五五年——五六年间才完成。托尔斯泰的性格，观察的大胆的真诚，对于爱的信心，都显得明白地形成了。这短篇小说中，他所描绘的若干农人的出色的肖像已是《民间故事》中最美的描写的发端；例如他的《养蜂老人》《两个老人》。（一八八五年）在此已可窥见它的轮廓：在桦树下的矮小的老人，张开着手，眼睛望着上面，光秃的头在太阳中发光，成群的蜜蜂在他周围飞舞，不刺他而在他头顶上环成一座冠冕……但这时期的代表作却是直接接灌注着他当时的情感之作，如《高加索纪事》其中第一篇《侵略》（完成於一八五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其中壮丽的景色，尤足动人：在一条河流旁边，在万山丛中的日出；以强烈生动的笔致写出阴影与声音的夜景；而晚上，当积雪的山峰在紫色的雾氛中消失的时候，士兵的美丽的歌声在透明的空气中飘荡。《战争与和平》中的好几个典型人物在此已在尝试着生活了：如赫洛波夫大尉那个真正的英雄，他的打仗，绝非为了他个人的高兴而因为这是他的责任。他是“那些朴实的，镇静的，令人欢喜用眼睛直望着他的俄罗斯人物”中之一员。笨拙的，有些可笑的，从不理会他的周围的一切，在战事中，当大家都改变时，他一个人却不改变；“他，完全如人家一直所见的那样：同样镇静的动作，同样平稳的声调，在天真而阴郁的脸上亦是同样质朴的表情”。在他旁边，一个中尉，扮演着莱蒙托夫的主人翁，他的本性是善良的，却装做似乎粗野蛮横。还有那可怜的少尉，在第一仗上高兴得了不得，可爱又可笑的，准备抱着每个人的颈项亲吻的小家伙，愚蠢地死于非命，如彼佳·罗斯托夫。在这些景色中，显露出托尔斯泰的面目，冷静地观察着而不参与他的同伴们的思想；他已经发出非难战争的呼声：“在这如此美丽的世界上，在这广大无垠、星辰密布的天空之下，人们难道不能安适地生活么？在此他们怎能保留着恶毒、仇恨和毁灭同类的情操？人类心中一切恶的成分，一经和自然接触便应消灭，因为自然是美与善的最直接的表现。”《侵略》（全集卷三）在这时期观察所得的别的高加索纪事，到了一八五四至一八五五年间才写成，例如《伐木》，全集卷三。一种准确的写实手法，稍嫌冷峻，但充满了关于俄罗斯军人心理的奇特的记载——这是预示未来的记录；一八五六年又写成《在别动队中和一个莫斯科的熟人的相遇》，全集卷四。描写一个失意的上流人物，变成一个放浪的下级军官，懦怯，酗酒，说谎，他甚至不能如他所轻视的士兵一般，具有被杀的意念，他们中最渺小的也要胜过他百倍。

在这一切作品之上，矗立着这第一期山脉的最高峰，托尔斯泰最美的抒情小说之一，是他青春的歌曲，亦是高加索的颂诗：《哥萨克》。虽然这些作品在一八六○年时才完成（发刊的时期是一八六三年），但这部著作中的大部分却在此时写成的。白雪连绵的群山，在光亮的天空映射着它们巍峨的线条，它们的诗意充满了全书。在天才的开展上，这部小说是独一无二之作，正如托尔斯泰所说的：“青春的强有力的神威，永远不能复得的天才的飞跃。”春泉的狂流！爱情的洋溢！

“我爱，我那么爱！"

显然他在此不复是一个俄国士绅，莫斯科的社会中人，某人某人的朋友或亲戚，但只是一个生物，如蚊蚋，如雉鸟，如麋鹿，如在他周围生存着徘徊着一切生物一样。

——他将如它们一般生活，一般死亡。“青草在我上面生长。……”而他的心是欢悦的。

在青春的这一个时间，托尔斯泰生活在对于力、对于人生之爱恋的狂热中。他抓扼自然而和自然融化，是对着自然他发泄他的悲愁、他的欢乐和他的爱情。奥列宁说：“也许在爱高加索女郎时，我在她身上爱及自然……在爱她时，我感到自己和自然分离不开。”他时常把他所爱的人与自然作比较。“她和自然一样是平等的，镇静的，沉默的。”此外，他又把远山的景致与“这端丽的女子”相比。但这种浪漫底克的陶醉，从不能淆乱他的清晰的目光。更无别的足以和这首热烈的诗相比，更无别的能有本书中若干篇幅的强有力的描写，和真切的典型人物的刻画。自然与人间的对峙，是本书的中心思想，亦是托尔斯泰一生最爱用的主题之一，他的信条之一，而这种对峙已使他找到《克勒策奏鸣曲》奥列宁在致他的俄罗斯友人们的信中便有此等情调的若干严酷的语调，以指责人间的喜剧。但对于一切他所爱的人，他亦同样的真实；自然界的生物，美丽的高加索女子和他朋友们都受着他明辨的目光烛照，他们的自私、贪婪、狡狯恶习，一一描画无遗。

高加索，尤其使托尔斯泰唤引起他自己生命中所蓄藏的深刻的宗教性。人们对于这真理精神的初次昭示往往不加相当的阐发。他自己亦是以保守秘密为条件才告诉他青春时代的心腹，他的年轻的亚历山德拉·安德烈耶芙娜姑母。在一八五九年五月三日的一封信中，他向她“发表他的信仰”：“儿时，”他说，“我不加思想，只以热情与感伤而信仰。十四岁时，我开始思虑着人生问题；而因为宗教不能和我的理论调和，我把毁灭宗教当作一件值得赞美的事……于我一切是明白的、论理的，一部一部分析得很好的，而宗教，却并没安插它的地位……以后，到了一个时期，人生于我已毫无秘密，但在那时起，人生亦开始丧失了它的意义。那时候——这是在高加索——我是孤独的，苦恼的。我竭尽我所有的精神力量，如一个人一生只能这样地作一次的那样。……这是殉道与幸福的时期。从来（不论在此时之前或后）我没有在思想上达到那样崇高的地位，我不曾有如这两年中的深刻的观察，而那时我所找到的一切便成为我的信念……在这两年的持久的灵智工作中，我发现一条简单的，古老的，但为我是现在才知道而一般人尚未知道的真理；我发现人类有一点不朽性，有一种爱情，为要永久幸福起见，人应当为了别人而生活。这些发现使我非常惊讶，因为它和基督教相似；于是我不复向前探寻而到《圣经》中去求索了。但我找不到什么东西。我既找不到神，亦找不到救主，更找不到圣典，什么都没有……但我竭尽我灵魂的力量寻找，我哭泣，我痛苦，我只是欲求真理……这样，我和我的宗教成为孤独了。”

在信末，他又说：

“明白了解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