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嫁蒋介石，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开始连结在一起。中国政坛开始了买办资产阶级统治时代。

蒋介石又开始祭起屠刀，凶神恶煞地扑向中国共产党人。

宋美龄开始站在蒋介石身边，出入风云际会的各种政治场合。

蒋介石影响了宋美龄。

宋美龄也开始影响蒋介石。

军阀混战，白骨成堆。屠杀共产党人，孤魂遍野。“一将功成万骨枯”。一边是大大小小的将军，一边是流离失所的难民。蒋介石身佩屠刀，忙着亲授“青天白日”勋。宋美龄身着轻礼服，面带笑容地当起了慈善家。

宋美龄的才华和魅力的全面展现，主要在抗战时期。

东北失陷，华北危机，蒋介石在“攘外必先安内”旗号下忙于剿共。“七·七”

事变，蒋介石都稳坐钓鱼船，毫不动容。

日寇从海上进攻，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蒋介石终于站出来，号召“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职责！蒋介石一夜之间变成了守土抗战的统帅。

站在蒋介石身边的宋美龄，终于可以大展才华了。

她，终于可以和亲爱的二姊一起，公开地为民族、为抗战奔走呼号了。

姐妹之间终于有了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政治志向。

1938年5月，宋美龄准备在庐山召开各界知名妇女谈话会，商讨妇女界抗日的问题。作为会议筹备，她先约请教育界的吴贻芳、俞庆棠、雷洁琼，还有陈望道的夫人、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总干事蔡葵和张蔼真、陈纪彝等人一道商量邀请名单。

宋美龄说，谈话会不要太浓的政治派别色彩，国民党方面的不要太多，共产党方面必须邀请两个，最好多请学术、文化界人士。在这一点上，她表现出高于她丈夫的政治气魄和战略眼光。没多久，作为共产党人的邓颖超和孟庆树收到了宋美龄的请柬。

宋美龄在会上致开幕词：“我召集这一次会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妇女界的领袖能够聚集一堂，大家认识。

“在许多方面，我们女子可以影响男子，要是我们女子能够精诚合作，以团结的精神来感应全国，我敢相信全国同胞就一定会和衷共济，为国家利益共同奋斗了。”

她阐述了此次会议的第二个目的是，通过谈话会“制订一个全国性的妇女工作纲要，使全国妇女工作的各方面可以互相联系起来”，“彼此听取报告，共同切磋”，“统一步调，共同前进”。

宋美龄将谈话会的宗旨主要概括为：战时妇女工作问题、妇女动员问题、改善妇女生活问题、妇女团体问题，等等。

宋美龄希望这次会议的精神能够真正付诸实施，并且能够长久地坚持下去。她说，我们中国人有个大毛病，空言和议论的太多，切实的行动太少，妇女尤其如此，以致一切工作往往不能发生持久的效果，我希望我们这一次就不是如此。

最后，她风趣地比喻说：“庐山的浓雾，看上去非常凝重，可是飘忽得很，一转眼间会烟消云散，无影无踪。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我希望我们的一切讨论和决议能够成为一种具体的基础，以制订有价值的工作纲领，而不要像庐山的浓雾一样。”说到这里，她的脸上充满了激情。

经过几天的小组讨论，会议作出了两项重要决定：一是将“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改组、扩大为全国性的动员领导妇女参加抗战建国的总机构”，简称“妇指会”。二是通过了一个《动员妇女参加抗战建国工作大纲》作为今后妇女运动遵循的共同纲领。

历时5天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发表了《告全国女同胞书》，号召全国妇女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宋美龄主持的庐山妇女谈话会，对动员广大妇女团结抗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美龄是“妇指会”的总指挥，全权负责“妇指会”各项日常工作。宋美龄不断出入于保幼院、妇女干训班、伤兵医院、寒衣缝制所和疏散女工的收容所，指导着武汉及大后方的工作。

宋美龄经常悄声无息地来到后方医院的伤兵病房，慢慢地走着，在病床前放下一块毛巾、一个罐头和一包糖，并不时询问伤兵的生活状况，亲自替伤员换药包扎，嘱咐医院院长改进医疗状况。

她是个实干家，她的口头禅是“不尚空谈、唯有苦干”。在抗战中她干得最出色的工作是战地服务、救助孤儿、募捐献金、“工合运动”和国际外交。她主持成立了“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总会”，自任总会长，以娇柔之躯奔赴在战火纷飞的前线阵地。

宋美龄没有生育过孩子，却对孩子特别喜爱。

在上海、南京相继沦陷的时候，人民惨遭杀戮，无数家庭毁于战火中，成千上万的儿童成了孤儿，到处流浪，大批难童沿街乞讨，甚或倒毙路边街头，惨不忍睹。

为了抢救这些难童，宋美龄与邓颖超、李德全、沈钧儒、蔡元培、郭沫若等人一起，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任理事长。保育会先后在全国各地成立了20多个分会、53所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保育了3万多名难童。她还在重庆小龙坎覃家沟办了一所中正学校，自任校长，主要接受难童。

日本飞机对重庆狂轰滥炸，6000多名少年儿童急需疏散，宋美龄将自己的座车让出来，像个交通警察似的，亲自站在路当中，手中挥舞着旗子，要求来往的车辆停下来，转运孩子。

对于敌人的飞机，她鄙夷不屑地称为“银色小毒虫”。

为了抗战，宋美龄利用自己良好的美国背景和灵活的外交手腕，建立了一支“空军飞虎队”。

1941年，她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远赴太平洋彼岸的美利坚合众国，在各大城市巡回演讲，争取美国政府的援助和美国人民的同情，由美国退役飞行员作为龙骨的飞行大队最终成立。就是这支“飞虎队”，投入中国战场后，与麇集而来的日本空中强盗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空中较量，多次创造以少胜多的奇迹，给抗战中的中国军队以极大的保护。填补了中国空中抗战的空白。宋美龄因此被誉为“空军之母”。

宋美龄是个容易晕机的人，但她却意识到中国要整军精武，首先必须拥有高水准的空军。而且深感空军必须由“自己人”来领导，不能假手他人。于是，在没有合适人选的情况下，只受过音乐、文学和社会美德教育的宋美龄，便把许多时间花在了有关航空理论、飞机设计和比较各种飞机零件优劣的技术刊物上。她和外商洽谈，订购了价值2000万美元的产品，用于空军建设。

宋美龄为这支宝贝空军规定了严格的纪律。其中甚至提到，凡在这支精英队伍中行窃者，将被处以极刑。

宋美龄聘请了前美国陆军航空队飞行员霍布鲁克当顾问。她问霍布鲁克，什么人可以在短时期内把中国空军改造成像样的军种，霍马上想到了一个长相酷似“老鹰”而又充满剽悍之气的老飞行员，此人便是陈纳德。

从此，陈纳德开始参与中国空军的训练与作战，指挥上海、南京和武汉的对日空战。直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1938年春，宋美龄因健康原因辞去航委会秘书长职务，由其兄宋子文接任。但宋美龄始终对空军的人事、采购甚至训练和作战都掌握大权，她一生中最喜爱的胸针就是金色与银色的中国空军军徽。她的新闻稿上，总会不时出现这样一个令她骄傲的词句：“我的空军！”

宋美龄还是一位天生出色的演说家。且不说她后来轰动美国朝野的成功表演，抗战初起，她那口流利漂亮的英语，就在各种外交场合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南京，她以中国“总播音员”的身份向全世界揭露日军的暴行，批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纵容政策，展示中国将士英勇抵抗的决心，争取美国朝野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同情。她在其中一段对美广播中讲道：“美国的朋友，祝你们早安。我只用几分钟的时间讲这段话，是要请一切爱好自由的人们知道，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诸位，你们在无线电中，或许可以听到大炮的声音，但是这里还有受伤者苦痛的叫喊，还有垂死者弥留的呻吟，你们听不到，我希望你们能想象得到。”

她还说：“请告诉我，西方各国坐看这样的残杀和破坏，噤无一词，是不是可以算作讲求人道，注重品德，崇尚仁义，信仰耶稣文明的胜利征象呢？再则，现在第一等强国，袖手旁观，好像震慑于日本的暴力，不敢出一语相诋评，是不是可以看作国际道德、耶稣道德或所谓西方优美道德堕落的先声呢？”如此义正辞严，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

南京沦陷，宋美龄在日寇的枪林弹雨中与丈夫一起入川来到陪都重庆。她下车伊始，就应重庆妇女联合会的邀请，到重庆新交会堂发表抗日救国动员演说。

她的语言是那么坚强、那么热烈，犹如狮吼雷鸣，掷地有声。她愤怒地声讨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血腥大屠杀：“那里的天空，充溢着恶魔般的暴怒，地面上喷射着火焰，飞溅着人类的鲜血。”

“千百万的妇女儿童在受苦受难，在无情的战火中死里逃生，遭屠杀遭凌辱，她们都是我们的姐妹，我们的妈妈，我们的儿女。”

宋美龄的演讲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的热烈掌声。

不到一个星期，重庆就组织起了抗敌军人家属服务队、民众教育队、救护队、缝制队和宣传队等5个妇女团体，并立即投入了救亡工作。

宋美龄的讲演，很有鼓动性和战斗性。

宋美龄的广播讲话，蜚声海外，国外友人亲切地称她为“国际播音员”。

她开了中国的现场直播之先河，让国际广播电台的记者将麦克风放在她的身前，直接向全世界听众发表讲话。

她还和德国法西斯的代表对面而坐，对法西斯的强盗逻辑进行了当面抨击。

1939年8月8日，希特勒的密使戈宁来到重庆黄山官邸，要与蒋介石密谈，蒋介石却叫宋美龄接待，说是“凡我夫人的谈话，一概就是我的谈话。”

戈宁说他是代表希特勒前来斡旋中日之战，双方讲和的。

宋美龄问他：“你们取得了日本方面的同意吗？”戈宁说取得了。她问：“怎么个和法？”戈宁说恢复到“七·七事变”之前的状况，中日亲善。

宋美龄义正辞严地说：“敝国领袖蒋中正，我本人，敝国的全国政府官员、全体将军、军官、士兵，以及全体国民万众一心，誓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一定要把侵略者全部赶出中国国土！现在、将来，都绝不和侵略者——日本强盗讲和！

“

戈宁尴尬地说：“你们靠什么打赢这场战争？比如说武器，靠英美？不一定靠得住吧？”“在贵国，还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问题，你们不是同中共打过好几年仗吗？中日战争以来，中共发展迅速，你们不考虑这个心腹之患吗？”

宋美龄说：“我们中国有句奉行了几千年的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说的是两弟兄在家院里斗得很厉害，可是外面来了强盗，弟兄立刻停止斗殴，同心协力，去抵御强盗。今天，日本侵略者乃一江洋大盗，要亡吾人之国家，灭吾人之种族，我中华之全体国民，包括本党与中共，除了弘扬弟兄手足之情同心同德，共御日寇之外，别无选择！”

铿锵的话语，掷地有声！

宋美龄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开展献金救国运动，为抗战向社会各界筹措经费。她成立了联络委员会，发动了4000多名妇女参加。她说：“我们要给世界各国看看，更要给敌人看看，中国妇女是多么热忱地爱着她们的祖国。”

“请大家不要怕劝献难，你们告诉有钱的太太和公务员，前方忍着饥寒的将士在拼命地作战，如果你们在后方依然过着悠闲的生活，有钱不出钱，怎么能希望壮丁自动入营呢？怎么能使抗战得到最后胜利呢？把战士当做我们的父兄子弟，他们就会为祖国的危难献出一切。”

1939年三八节那一天，她组织了8个宣传队，预备了1000多本捐献册。8个宣传队举着献金筒分布各个主要街道。同时她又组织了两部流动献金车，车上站着化了妆的女孩子，一路上高唱抗日救亡歌曲，沿街宣传募捐，引起全城轰动。仅这一天时间就收到爱国献金63万多元。

1940年4月，宋美龄同两个姐姐一起，到成都开展救亡活动。

那时由重庆到成都要两天时间。路烂，汽车颠来簸去，蚊虫追着人叮，苦不堪言。这3位“金枝玉叶”从未受过这样的苦，但是她们都能忍受，还一路发表演说，展开募捐献金活动。路过简阳的时候，宋美龄送了一只美国佐治亚州的努比羊给简阳女子中学，这是一只优良的种羊，简阳人将其与本地的山羊杂交，培育出一种体壮肉肥繁殖快的大耳羊。

简阳后来成为名闻遐迩的山羊之乡，追源究始，当推宋美龄之首功。

她还和两个姐姐一起发动妇女们做手绢和纸花拿到街头去义卖，用义卖所得的钱买布做军衣。妇女们积极响应，3天时间就做了500多条绣花手绢和1000多朵漂亮的纸花，拿到街头高声叫卖：“先生们，太太们，买一条手绢，买一朵花吧，你们多捐一点钱，我们就可以多做一件军衣，让前线战士英勇杀敌，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市民们纷纷解囊，争相购买。

看到那热烈的爱国场面，三姐妹激动得哭了。

在艰苦的抗战年代，宋美龄为国家，为民族奔走呼号。她到底走了多少路？没有人知道。她到底说了多少话？更无法统计。

她的倩影，留在了前线，留在了大江南北；她的声音，响在后方，响彻长城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