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如此困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全部实情，没能说清自己的全部动机。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厘清头绪的。我打球并且坚持打球是因为我选择这样做。即使那不是你的理想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它。无论你的生活如何，如果你主动选择它，一切便会随之改变。

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不断地谈论着退役这件事：施特芬妮的退役、皮特的退役、我的退役。与此同时，我却无动于衷，只是继续比赛并瞄准下一项大满贯赛事。在辛辛那提，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我竟然在半决赛中击败了罗迪克，成功晋级，这也是我自2003年11月以来首次杀入一项 ATP 赛事的决赛。然后我战胜了休伊特，成为自康纳斯以来在 ATP 赛事中夺冠的年纪最大的选手。

一个月之后，即2004年美网公开赛揭幕之际，我对记者说我认为我还有机会在这里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笑而不语，似乎认为我已经精神错乱了。

施特芬妮和我在纽约城外的韦斯特切斯特租了一座房子。这里比酒店更宽敞一些，而且我们也不用再为要在曼哈顿拥挤的大街上推婴儿车而发愁了。最重要的是，这座房子有一间地下娱乐室，在比赛前夜，我可以睡在这里。在地下室里，当我因背痛而醒来时，我可以从床上移到地板上，同时也不会打扰到施特芬妮。施特芬妮喜欢说：“既然父亲们无法赢得大满贯，那你就去地下室，尽情品味你所需要的单身感觉吧。”

我觉得我的生活正在给她带来负担。我是一个不够专注的丈夫，也是一个力不从心的父亲。在孩子的事情上，她承担起了更重的责任，但是她却从不抱怨。她理解我。她每天的任务、每天的激情所在就是为我营造一种可以使我只思考网球的氛围，她记得这些对于她的比赛曾是多么关键。例如，当我们开车到体育场时，施特芬妮确切地知道用车里的音响设备播放埃尔莫的哪首歌会使杰登和杰姬安静，从而可以使达伦和我讨论比赛战术。而且，在饮食方面，她和吉尔持有相同的主张：她从不会忘记何时吃和吃什么一样重要这一点。每一场比赛后，在我同达伦以及吉尔驾车回家的路上，我就知道当我打开门时我会看到桌子上摆着卤汁面条，面条上的奶酪还冒着泡泡。

我也知道达伦的孩子、杰登以及杰姬不但已经被喂得饱饱的，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而且在晚上也会乖乖的。

正是有施特芬妮这一坚强后盾，我闯进了四分之一决赛，但却遭遇了世界头号种子选手费德勒。他已经不是我在比斯坎湾击败的那个家伙了，他已在我的眼前成长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网球运动员之一。他有条不紊地建立起自己的领先地位，盘分2:1，我禁不住后退一步，感叹起他那无与伦比的技术和不可思议的从容。他是我曾见过的最有王者风范的选手。但是，在他彻底击败我之前，比赛却由于大雨而暂停了。

开车回韦斯特切斯特的路上，我凝视着窗外并对自己说：不要考虑明天，而且也不要想晚餐了，因为比赛时间被缩短了，我回家会比预料的要早。但当然，施特芬妮能够获得气象服务部门的内幕消息。当暴雨正从奥尔巴尼猛冲过来时，有人就提醒她暴风雨马上要来了，于是她立即跳上车，冲回家并把一切都准备好。现在，当我们一进门，她在和我们亲吻问候的同时就把盘子递给了我们，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如她的发球般优美流畅。我想再邀请一位法官到我这座房子里，重申我们婚礼上的誓言。

第二天，狂风大作，风速达40英里/时。我顶着狂风，在费德勒强飓风般的技术下，将比赛的大比分扳平——2:2。费德勒迅速地瞥了一眼他的脚，这是他表达震惊之情的方式。

然后，他比我更好地适应了当时的情形。我觉得他能迅速地适应任何事情。经过五盘的战斗，他赢得了比赛，我则对任何肯听我讲话的人说他将成为网球史上最杰出的选手。

大风尚未平息，有关退役的话题却再度“飞扬”起来。记者想知道我为什么还在坚持。我解释说这是我谋生的手段：我要养家，还要维持学校的运作；我每打出去一个球，很多人就会因此受益（在美网结束的一个月后，我和施特芬妮共同主持了第九届每年一度的“大满贯儿童慈善音乐会”，筹集资金600万美元。至此，我们已经为我的基金会筹集了多达4000万美元的善款）。

而且，我对记者说：“我还有比赛要参加。我不知道我还要参加多少，但肯定还会有一些。我认为我还能赢。”

他们又一次目瞪口呆。

他们如此困惑，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告诉他们全部实情，没能说清自己的全部动机。我不能，因为我自己也是经过很长时间才厘清头绪的。我打球并且坚持打球是因为我选择这样做。即使那不是你的理想生活，你也可以选择它。无论你的生活如何，如果你主动选择它，一切便会随之改变。

在2005年的澳网公开赛上，我直落三盘击败了泰勒·登特，挺进第四轮。在更衣室之外，我为一位非常具有感染力的电视评论员停下了脚步，他就是库里埃。看到他以电视评论员的身份示人，我还真有些不适应。我无法不把他视为一位伟大的冠军，不过似乎电视这方天地也很适合他，他做得很好，也很享受这一过程。我对他甚为敬重，并希望他对我也能有一些类似的感觉。我们当年的那些种种不同之处，如今看来都已如此久远，而且很有些孩子气。

他把麦克风放到了我嘴边，然后问道：“还要多久杰登·阿加西才能与皮特的儿子对战？”

我看着镜头说：“我对我儿子的最大希望就是他能全心全意地投入某事。”

然后我补充道：“希望他能选择网球，因为我是如此地热爱它。”

说了一遍又一遍的谎言，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更加可耻，因为我把这个谎言和我儿子联系在了一起。这个谎言因此有可能成为我的遗产。施特芬妮和我比以往更加坚决地认为我们不想让杰登和杰姬过上这种疯狂的生活，那么是什么使我说出这样的话？就像以往一样，我猜测人们想要听到这样的话。而且，因刚刚取得了一场胜利而容光焕发的我觉得网球是一项美丽的运动，而且待我不错，因此我想要向它表示敬意。而且也许，在一位我敬重的冠军面前，我为痛恨网球而感到愧疚。这个谎言可能是我隐藏自己的愧疚感，或者进行自我赎罪的一种方式。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吉尔对我的训练计划进行了几项重大的调整。在他的要求下，我像斯巴达角斗士那样摄取食物，而新的饮食方式让我的身体变得更加锐利了。

我还打了一针可的松，这是我在过去一年中的第三针，而医生建议每年至多打四针。“这是有风险的，”他们说，“我们还不知道可的松对人体肝脏和脊柱的长期影响。”但是我不介意，只要我的背部能活动自如。

而它确实活动自如了。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再次遭遇费德勒。我未赢一盘，他就像老师打发笨学生那样把我打发走了。他比其他任何年轻选手都更好地掌控了比赛，这使我觉得自己真是老了。当我看着他，看着他优雅敏捷的动作、高超的击球技艺以及美洲狮般的从容气魄，我突然记起自己与网球的缘分从木拍时代就开始了。毕竟，我的姐夫潘乔·冈萨雷斯是柏林空运时期的冠军，是弗雷德·佩里的竞争对手，而费德勒则出生在我与我的朋友佩里初次见面的那一年。

在罗马站的比赛前，我35岁了。施特芬妮和孩子们还有我一块儿去了意大利。我想和施特芬妮出去转转，看看古罗马圆形剧场和罗马万神殿，但我不能。当我还是一个男孩，甚或是一个年轻人时，我内心充满着隐秘的痛苦和羞涩，以致竟无法离开酒店；现在，虽然我想游览这里的名胜，我的后背却不允许了，医生说在硬路面上的一次较长时间的行走可能就意味着可的松的药效从三个月变为一个月。

我赢得了前四场比赛，然后输给了科里亚。我厌恶自己。观众们依然为我起立欢呼，我为此非常内疚。记者们再一次逼问我有关退役的事。

我说：“一年中，我只思考这个问题14次，因为我一年只参加14项赛事。”

换句话说，那也是我不得不耐着性子开完这些新闻发布会的次数。

在2005年法网赛的第一轮，我和来自芬兰的雅柯·涅米宁对决。只是踏上这个球场，我就已创造了一个纪录——我的第58项大满贯赛事，比张培德、康纳斯、伦德尔和费雷拉多出一项，比公开赛时代的任何人都多。但是，我的后背却全然不想为此庆祝——可的松的药效已经过去了。发球很痛苦，只是站着就很痛苦，甚至连呼吸都困难。我很想走到网前，然后放弃这场比赛，但这里是罗兰·加洛斯，我不能就这样离开这座球场，这座不行。他们将不得不把我抬出这个球场。

我吞了8片雅维镇痛药。8片！在换边期间，我不但脸上盖着一块毛巾，而且嘴里还咬着一块，以此来缓解疼痛。在第三盘中，吉尔知道事情变得极为糟糕了，因为在把球打出去之后，我竟没有迅速回位到球场中央——这是不可想象的，这就相当于他在我比赛期间去了一趟卫生间。赛后，在我和吉尔去餐厅的路上，我像个大虾那样弓着身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对你的身体肆意索取了。”

我退出了温布尔登，尽力为夏天的硬地场比赛做好准备。这是必要的，但我觉得这像一场赌博。现在我要投入所有的时间、尽我所有的努力为更少的赛事而拼搏，这意味着我犯错的余地更小了，压力更大了，失败的痛楚将会更加刻骨铭心。

吉尔则对着他的达·芬奇笔记本埋头苦干。我从未在他的健身房里受过伤，他为此深感自豪，但现在我能看出来，随着我身体的日益老化，他变得越来越紧张。他如履薄冰。

“一些举重训练的项目你就放弃吧？”他说，“其他的举重项目你得双倍完成。”

我们在举重室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小时，不断地讨论我的后背。“从现在开始直到你到达终点线为止，”吉尔说，“一切都与你的后背有关。”

因为我退出了温布尔登，报纸和杂志为我印出了一批新的颂文——“在一个大多数网球选手都退役的年龄……”

我发誓绝不会再看那些报纸和杂志。

夏末，我参加了梅赛德斯－奔驰杯赛并最终夺冠。杰登现在已经可以观看我比赛了。在颁发奖杯的仪式上，他竟然跑到了球场上，因为他以为奖杯是他的。确实是。

我去了蒙特利尔，一路摸爬滚打地进入了决赛，遭遇了一个西班牙少年拉斐尔·纳达尔。每个人都在谈论他。我战胜不了他。我真是捉摸不透他。我从未在网球场上见过一个人能像他那样跑动。

在2005年的美网公开赛中，我是一个新奇品、一个附带节目、一个35岁的大满贯参赛选手。这是我连续20年参加这一赛事，而这一年的许多参赛选手20年前还未出生呢。我不禁想起康纳斯，想起我在他的第20次美网上把他淘汰出局。我不会问：那些年都哪里去了？我确切地知道它们的去向。我能在我的脊柱里感到我打过的每一盘比赛。

在第一轮中，我的对手是来自罗马尼亚的拉兹万·萨巴乌。我已经打了这一年的第四针也是最后一针可的松，因此我的后背已经麻木了。我的击球又可以正常发挥了，这给萨巴乌造成了很大的麻烦。当你最基本的击球就能够伤到对手，当他由于你足以百发百中的击球而落后时，你知道这一天会很顺利。这就仿佛你尚未挥拳猛击，而你的刺拳就已经击中了一个家伙的下巴一般。我69分钟就击败了他。

记者说这像是一场屠杀，他们问我是否会为击败他而感到难过。

我说：“我绝不愿剥夺某人吸取失败教训的权利。”

他们放声大笑。

我是认真的。

在第二轮中，我与来自克罗地亚的伊沃·卡洛维奇对决。他登记的身高为6英尺10英寸，但当他量身高时一定是站在了沟渠里——他就是根图腾柱，一根电线杆，这使他的发球呈现出一种病态的轨迹。当卡洛维奇发球时，从技术上来讲，发球区的面积变成了原来的两倍，球网也比原来低了一英尺。我从来没有和这么高大的选手打过比赛，我不知道当面对像他这么大块头的对手时，该如何做准备。

在更衣室里，我向卡洛维奇作了自我介绍。他很可爱，一脸稚气，对美网有很多美好的憧憬。我叫他尽可能高地举起他发球的那只胳膊，然后我把达伦叫了过来。我们伸长脖子，仰起头，试图看到卡洛维奇的指尖——但我们看不到。

“现在，”我对达伦说，“想象一下某人正准备用那样的手臂挥拍，然后想象一下他跳了起来，然后想象球拍会被举到多高，最后想象一下那记离开球拍呼啸而出的球。他的球仿佛就是从该死的软式飞艇里发出来的。”

达伦笑了，卡洛维奇也笑了，他说：“我愿用我手臂的长度去交换你的接发球技术。”

幸运的是，我知道在比赛中卡洛维奇的身高有时也会成为一种劣势。对他而言，低球就是一大问题，因为降低重心接球对他来说实在不易。而且，达伦说卡洛维奇的跑动很蹩脚。我提醒自己不要费神担忧他会发出多少记 Ace 球，而是待他出现一发失误后（尽管可能只会出现一两次），就将球猛地击回，那些球才能决定比赛的胜负。虽然卡洛维奇也知道这一点，但我需要使他更好地意识到这一点。我需要通过对其二发施加压力使他感觉到这一点，这也意味着我在回击二发时绝不能失手。

我直落三盘击败了他。

在第三轮中，我和托马斯·伯蒂奇——一位网球选手中的选手对决。近两年前，我曾和他在澳网第二轮遭遇过。达伦警告我：“你的对手是一位只有18岁而且球技了得的小伙子，你最好做好心理准备。他正反手都很强大，他发球就像发射炮弹一样。几年后，他的世界排名定会进入前十。”

达伦一点儿都没有夸张，伯蒂奇是我这些年里遭遇的最优秀的对手之一，我在澳大利亚以6:0、6:2、6:4战胜了他，实为一种幸运。我思忖着：幸亏比赛是五盘三胜制。

不过，令人吃惊的是，伯蒂奇自从那时起进步不大。他还要在击球的选择上多花些功夫。他就像遇见布拉德之前的我：认为自己需要拿下每一分。他不知道让对手失分的价值。当我击败他时，当我和他握手时，我想对他说：放松，一些人要比其他人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学会。但我不能，那不是我应该做的。

下一轮，我与来自比利时的泽维尔·马里塞对决。他动作极为敏捷，而且挥拍的那只手臂犹如弹弓一般，强大的正手和 Ace 球是他的杀手锏。但他的状态不稳定，而且他的反手也很一般，不像看起来那么强大。他反手击球时表现出一副非常惬意的样子，但事实上他更加重视击球的姿态而不是出色地完成它。他就是无法成功地用反手击出直线球，而如果你做不到那一点，你就战胜不了我。我很好地控制了比赛的局面。我的对手必须调动我，迫使我失误，并把我逼入一种疲于应付的境况，否则他就得根据我的条件进行比赛。而我的条件是苛刻的——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苛刻。

在比赛前夜，我和库里埃在酒店里喝了一杯，他提醒我马里塞打球打得很不错。“也许吧，”我说，“但事实上我很期待这场比赛。你不会经常听到我这么说，但这场比赛会很有趣的。”

这场比赛确实很有趣，就像一出木偶剧。我觉得自己就像牵着一根绳，每次我一拉它，马里塞就会跳起来。我再次感到震惊，为网球场上两名选手之间的联系而感到震惊。本应该是把两名选手分开的球网却像一张网一样把两个人联系在了一起。经过两小时的激烈搏斗后，你不得不相信你和你的对手已被困在了一个牢笼里。你可以肯定他的汗水已经湿透了你的衣衫，他的呼吸正在模糊你的双眼。

我现在以2:0的压倒性优势领先，马里塞对自己毫无信心，他不相信自己属于这里。但当第三盘开始时，马里塞终于厌倦了任人摆布的境遇。这就是生活。他疯狂了起来，激情四射，不久便做出了一些甚至连他自己都感到吃惊的事情。他瞄准底线，干脆利落、适时地用反手大力击球——直线球！我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他，脸上的表情仿佛在说：我就不信你还能继续。

他成功地击出了第二记、第三记……

我从他的表情和手势中看到了轻松和宽慰。他还是不认为自己会赢，但他确实认为自己能够奉献一出不错的演出，而那就足够了。他赢得了抢七局，进而赢得了第三盘。现在我愤怒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都比站在这里和你再耗上一个小时有意思也有意义得多。就凭这一点，我也要使你跑得腿抽筋。

但是马里塞却不再任我摆布了。一盘，就一盘已经完全改变了他的态度，重建了他的自信。他不再感到畏惧，只想奉上一出精彩的演出，他也确实做到了，因此现在他正在用“庄家的钱”打着比赛。在第四盘中，我们的角色互换了，他控制了节奏。他赢得了这一盘，并将大比分追平。

但是在第五盘中，他的体力已经透支了，而我则刚刚开始动用存在吉尔银行里的长期存款。决胜盘的争夺并不激烈。他微笑着走到网前，向我表达了深深的敬意。我已经老了，而他使我变得更老了，但他知道我使他“运转起来”了，我迫使他激发了自身的潜力并对自身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更衣室里，库里埃找到了我，然后朝我肩膀猛击了一拳。

他说：“你预言了事情的结果。你说你会享受到乐趣——你比赛时似乎确实很享受啊。”

有趣。如果我当时真的很享受，那么现在我为什么会有一种刚刚被卡车撞过的感觉？

我真想在热水浴缸里泡上一个月，但下一场比赛已近在咫尺，而我的对手打球时又超级疯狂——他就是布莱克。我们上一次在华盛顿对决的时候，他通过表现出并维持进攻性而彻底击败了我。每个人都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水平一直在稳步提升。

我仅有的希望就是他这次表现得不要再那么富有进攻性，更何况现在天又凉爽了。在凉爽的天气里，纽约的球场球速会变得稍慢，而这对于像布莱克这样一个跑动迅速的选手来说是有利的。在慢速球场上，布莱克可以救回任何来球，而你却不能，这样他就给你施加了沉重的心理压力。你觉得你需要做一些你通常情况下不会做的事情，而一旦你做了，一切就都变得乱糟糟的了。

自从我们踏上球场的那一刻起，我最恐怖的噩梦就变成了现实。布莱克成为十足的“进攻先生”，他站在底线之内静候我的二发，正反手都可以大力回击，这使我从比赛开始的第一分钟就有一种压迫感。第一盘，我以3:6大败。第二盘，我受到了相同的礼遇，仍然以3:6大败于他。

在第三盘一开始，这场比赛呈现出了与马里塞进行的那场比赛的幻影，只不过这次我是马里塞。我战胜不了这个家伙，我知道我战胜不了，因此我不妨也尽力奉上一出不错的表演。在我将输赢置之度外后，我打得立即就好了起来。我不再用脑去思考，而是开始用心去感觉。我击球的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我的决定出于我的本能而不是逻辑。我看到布莱克退后了一步，内心的起伏变化表露无遗——“怎么了？”在之前的七个回合中，他把我打得头破血流，而在第八个回合的末尾，我打出了刁钻的一拳，恰好在铃声响起时撼动了他。现在他走到场地角落处，无法相信他那一瘸一拐的、意志消沉的对手竟然还有生命力。

布莱克在纽约拥有大量拥趸，今晚他们全都在这里。已经不再赞助我的耐克向布莱克的支持者们分发了T恤，并且鼓动他们为布莱克加油喝彩。在第三盘中，当我的比分超过布莱克时，他们不再喝彩了。在我赢得这盘之后，他们陷入了沉默。

整个第四盘，布莱克都惶恐不安，不再富有进攻性。我能看出来他在思考，我几乎能听到他内心的声音：该死，我怎么什么都做不对。

我赢得了第四盘。

现在布莱克体会到我不思考的益处了，他决定自己也试试。随着第五盘的逐渐展开，他关掉了自己的脑袋。在将近3个小时的战斗后，我们终于平起平坐了。我们全都激情澎湃，而他的激情略胜于我。在第10局中，他拿到了一个发球取胜局。

这时，他又开始思考了——擅长逆向思维的大脑。他打得太急了，我则出色地完成了三次接发球，破了他的发球局。此时，观众们改变了主意，他们有节奏地喊道：安——德烈，安——德烈！

然后我保住了我的发球局。

在换边期间，整个体育场呼声雷动，你仿佛置身于摇滚音乐会的现场。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我的太阳穴突突直跳。声音太大了，我不得不用毛巾把头包了起来。

他也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我们将通过抢七决胜。

我曾听老将们说过，第五盘比赛完全无关网球。确实如此，第五盘只与情绪和身体状况有关。渐渐地，我抽离了我的身体。很高兴认识你，身体。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有过好几次“抽离身体”的经历，但这次是健康的。我信任我的球技，于是我暂时退避一旁。我把自己从这个等式中去除。我以6:5领先，并获得了赛点。我稳妥地发出了球，他回球到我的正手位。我向他的反手位回了一记高质量的球，他立即朝那记球移动，我知道这样做是错误的。如果他追着我这一记球跑，那就意味着他很紧张，他的思路不清晰，他置自己于不当的位置，让球“打”他。他放弃了击出自己所能击出的最漂亮的球的机会。于是我知道事情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他由于被我的球束缚了手脚，因而只能进行无力的回击，或者他将不得已出现失误。

无论是哪种情况，我非常确定球会落到这里，我看了看球注定会落在的那一点。布莱克一转身，飞身跃起将球击出，它落到了离我预计的落点10英尺外的地方。直接得分。

我错得太离谱了。

我做了我唯一能做的事情——走回去，为争夺下一分做准备。

在抢七局打到小分6:6平的时候，我们打出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回合，反手对反手，我陷入了极度紧张的状态。在一次十个回合的反手对打中，你知道你们中的一个人会在任何时刻突然变线，而你总是指望着你的对手会这样做。我等待着，等待着。但又一个回合过去了，布莱克还是没有变线，于是重担落到了我身上。我向前一步，做出仿佛要大力抽球的样子，但我却用反手吊了一记小球。我把所有的赌注都压上了。

在比赛中会有很多时刻，当你只是想挥拍击出一记稳妥的球时，热血沸腾的你却击出了一记大力球。这通常会发生在布莱克身上，不过此时不是因为他的挥拍，而是因为他的速度。他跑得比他自己想象的要快。他觉得情势非常紧迫，于是会全速向球的方向冲去，并到得要比自己预料的早。这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在全速扑向我那一记反手球时，他握拍的方式使他不得不去“挖”球。但多亏了他的飞毛腿，他提前到达了那里，所以不必“挖”球了，这也意味着，由于球在他的上方，他选择了错误的握拍方式。他本该大力扣杀，但相反，由于他当时的握拍方式，他不得不把球挥击出去。然后他坚守在网前，我奉还了一记反手直线球。球从他身边飞过。

现在他以6:7落后，并握有发球权。我再度获得了赛点。他一发失误。我有一毫微秒的时间判断他的二发将如何发出，积极进攻还是求稳？我最后认定他会因求稳而犯错，他会把球“滚”到我的反手位。那么我该表现出多强的进攻性？我该站在场地的哪个位置呢？我应该做出一个孤注一掷的决定吗？即站在一个如果我猜对了便可以大力挥拍击球，而如果猜错了便连球都无法碰到的位置吗？或者我应该选择一个折中方案，站在接发球区的中部，这样无论他发出什么样的球，我基本上都能击出一记不错的回球，但显然无法一击致命？

如果在这场比赛中有所谓的最后决定，如果在今晚的10万个决定中有这样一个最后决定，我希望这个决定是由我做出的。我选择了孤注一掷。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他把球发到了我的反手位。像一个肥皂泡一样，球正悬在我认为它会悬在的位置。我感觉我身体上所有的毛发都立了起来。我感觉到观众们站了起来。我喃喃自语：“高质量地挥拍、利落地击出、利落地击出、利落地击出，他妈的。”在球离开我的球拍后，当它在空中飞行时，我追踪着它的每一寸轨迹，我看到球的影子和球合二为一了。当它们缓慢地成为一体，我大声地说：“球，求你，求你，找到一个洞。”

它确实找到了。

当布莱克和我在网前拥抱时，我们知道我们共同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事情，但我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比他多打过800场比赛。而这场比赛又是那么与众不同。在比赛中，我从来没有如此理智地审时度势，也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需要理智地审时度势，我为“获胜”这一最终产品感到某种理智的自豪。我想署名于上。

在新闻发布会之后，在他们剪断了我脚上的绷带之后，吉尔、佩里、达伦、菲利还有我去了 P.J.的克拉克餐厅吃饭并喝酒庆祝。我回到酒店时已经是凌晨4点了，施特芬妮在睡觉。当我进来时，她从床上坐了起来，并微笑地看着我。

“你太疯狂了。”她说。

我笑而不语。

“那太不可思议了，”她说，“你在那里不断取胜。”

“是的，宝贝，我一次又一次获得了胜利。”

我躺在床边的地板上，但我睡不着，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场比赛，我就是停不下来。

我听见她的声音从上面飘了过来，就像天使一般。

“你觉得怎么样？”

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一个夜晚真是酷极了。

在半决赛中，我的对手是一位颇被看好的年轻人罗比·吉内普利，他来自佐治亚州。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想让我打晚场比赛，于是我去求赛事总监，我对他说：“如果我足够幸运，能打赢这场比赛，我明天还得回到这里。请不要让一个35岁的人比他在决赛中的22岁的对手晚回家。”

他重新安排了我的比赛，从而使我和吉内普利的半决赛先于另一场半决赛进行。

在之前连续两场五盘恶战之后，没有人认为我会击败吉内普利。他跑动迅速，正反手技术都很扎实，竞技状态处于巅峰时期，而且年轻。而在应对吉内普利之前，我知道我首先必须得凿穿一堵墙——疲劳之墙。和布莱克的最后三盘比赛是我打过的最漂亮的比赛，但也是最耗体力的比赛。我命令自己来到球场上对抗吉内普利，大量“制造”肾上腺素，假装自己已经落后了两盘，设法重新找到那种我在对抗布莱克时的无我的状态。

确实见效了。想象自己境况危急，我赢得了第一盘。现在我的目标是为明天的决赛保存体力。我开始采用保守打法，思考着我的下一个对手，当然这使吉内普利得以自由地挥拍并获得了机会。他赢得了第二盘。

我把所有有关决赛的思考和想法统统抛诸脑后，全神贯注地对付吉内利普。在上一盘中，他消耗了大量的体力追平大比分，因此现在他还陶醉其中。我赢得了第三盘。

但是他赢得了第四盘。

我需要带着满腔怒火开始第五盘。我还得承认自己无法赢得每一分，承认自己无法追赶每一记球，承认自己无法猛冲到网前接住每一记吊球和小球，承认自己无法全速行动对抗一个乳臭未干的毛头小伙子。他想让我在球场上鏖战一整夜，但我只剩下45分钟的体力了，我的身体只能再正常运转45分钟了。或者也许只有35分钟。

我赢得了这一盘。这不可能，但我确实以35岁的“高龄”进入了美网决赛。达伦、吉尔以及施特芬妮把我抬出了更衣室，然后开始分头行动：达伦抓起我的网球拍，迅速把它们送到了我的穿线师罗曼那里；吉尔把吉尔水递给了我；施特芬妮扶我上了车。我们赶回四季酒店去观看费德勒和休伊特为争取和我这个拉斯维加斯老跛子比赛的资格而进行的战斗。

观看另一场半决赛，这是你在决赛前能做的最为轻松的事情。你对自己说：无论此刻我感觉如何，都比那些家伙的感觉要好。最终费德勒赢了，当然。我靠在沙发上，满脑子想的都是他。我也知道此时身处球场某处的他脑子里想的也都是我。从现在到明天下午这段时间，一切事情我都得做得比他好一点儿，包括睡觉。

但是我有孩子。以前，在比赛的那一天，我常常会睡到11点半，但现在我睡不过7点半。在施特芬妮的努力下，孩子们很安静，但我体内的某种东西知道他们已经醒了，他们想见他们的父亲。而且，他们的父亲更想要见到他们。

在早餐后，我和他们亲吻告别。在和吉尔驾车前往体育场的路上，我很安静。我知道我没有机会，我太老了，而且已经连续打了三场五盘的比赛。说句实在话，我仅有的希望就是它是一场三盘或四盘的比赛。如果能在较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也就是说体能状况不会成为决定性因素，我也许还能有点儿机会。

费德勒如加里·格兰特那般风度翩翩地走到了网球场上，我几乎怀疑他是要戴着领带、穿着宽松便服打这场比赛。他永远都是那么从容自若，而我则一直惊慌失措，甚至我在自己以40:15领先的情况下发球时都是如此。几乎无论处于球场的哪个位置，他都是个危险人物，我根本无处可藏。而我在无处可藏时，表现得就很糟。费德勒赢得了第一盘。我进入了疯狂状态，做了一切可以做的事情以期使他失去平衡。我领先了一个破发局，然后又一次破发成功。我赢得了这一盘。

我暗暗思忖：格兰特先生今天可能有麻烦了。

在第三盘中，我破发成功，并以4:2领先。一阵清风拂过后背，我发出了球，费德勒大力回球，球却碰到了拍框。我现在就要以5:2领先了，有那么一瞬间，他和我都在想某件非凡之事将在这里发生。我们闭上双眼，共享这一刻。然而，在30:0时，我向他的反手位发出了一记上旋高跳球，他挥拍击球，球离开球拍时发出了异样的声音，这种声音使我不禁想起小时候我故意击球失误——用拍框击球时的那种声音。但就是这一记病态的、丑陋的击球失误不知怎的就摇摇晃晃地越过了球网，并落在了我这一侧的场地上。直接得分。他破发成功。我们重新回到了起点。在抢七局中，他进入了一种我无法辨识的状态。他将自己推上了其他球员所不具备的一个挡位。他以7:1取得了胜利。

现在霉运纷纷滚下了山坡，而且无法停止。我的四头肌在尖声抗议，我的后背打烊歇业了，我的决断力也变得很糟糕。我再次意识到网球场上的回旋余地是多么有限，伟大和平庸、幸福和失望以及声名显赫和默默无闻之间的差距是如此之小。我们的比赛进行得异常激烈，我们也曾势均力敌、胜负难分。现在，由于这一使我惊叹不已的抢七局，我瞬间溃败。

走到网前，我确信自己输给的是一位更为强大的对手，是新一代网球选手中的“珠穆朗玛峰”。我同情那些不得不与他搏斗的年轻选手，我对那个注定要遭遇其生命中的“皮特·桑普拉斯”的又一个“阿加西”深表同情。虽然我没有提起皮特，但当我对记者说“这很简单，大多数人都有弱点，但费德勒没有”时，我脑海里浮现的却是皮特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