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把奖杯递到我手中时，我对观众说：“对我们而言，每一天都是不确定的。当然，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更是弥足珍贵。”后来有人说，那天我的发言似乎透露出我曾有过濒死的经历。应该说更像是一种“濒生”的经历。当一个人几乎从未活过时，他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我慢慢地睁开眼，发现自己正躺在床旁边的地板上，于是我坐起来想要对施特芬妮道早安。然后我意识到她在拉斯维加斯，而我在圣彼得堡。不对，等等——圣彼得堡是上星期的事了。

我在巴黎。

不对，巴黎在圣彼得堡之后。

我在上海。是的，这回对了，我在中国。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举目望去，高楼林立，看起来就像科幻版的拉斯维加斯。在湛蓝但略显单调的天空的映衬下，每座建筑物呈现出了迥异的风格。严格来讲，我在哪里并不重要，因为我的一部分还在俄罗斯、法国及最近我为了比赛而去过的其他地方。而跟往常一样，我身体的最大部分是在家里，与施特芬妮和杰登在一起。

但是无论我在哪里，网球场都是相同的，而目标也只有一个——我想成为2002年年终第一。如果我能在上海赢得一场胜利，一场小小的胜利，我就可以打破康纳斯的纪录，成为网球史上年龄最大的年终第一。

“他就是个废物，而你是个传奇。”

我想要这个，我对自己说。尽管我已不需要，但我还是想要。

我叫客房服务员给我送来了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桌子旁写起了日记。写日记似乎不符合我的风格，但是最近一动笔，很快就成了习惯。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迫使着我这样做。我一心想留下记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我最近常常被一种恐惧感折磨着，我害怕在杰登还未完全了解我时，我就离他而去了。我害怕我不能把自己的所见所学全部告诉杰登。所以每天晚上，无论我在哪里，我都会匆匆地给他写上几行字——随想、一些观感、得到的教训。现在，在前往上海的体育场之前，我写道：

嘿，小家伙，你现在和妈妈待在拉斯维加斯，而我在上海，想念你们。在这次比赛后，我有机会成为年终第一。但我向你保证，我现在只想着快点儿回家和你待在一块儿。由于网球，我承担了巨大的压力，但不可思议的是，在不知什么东西的驱使下，我仍然继续着这一事业。我也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弄明白其中的缘由。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一直在为之奋斗。现在我只是在尽可能努力地工作着，至于结果，就顺其自然吧。在大多数时候，你依然无法“感觉好极了”，但我会坚持到底，因为这会带来如此多的益处——对比赛有益、对你的未来有益、对学校里的许多孩子都有益。坚持到底。一定要珍视他人，杰登。通过关照别人，你会获得无尽的平静。我爱你，并且会永远陪伴在你左右。

我合上了日记本，走出房间，然后遭到了来自捷克共和国的杰里·诺瓦克的痛击。真丢脸。更糟的是，我不能马上离开这个国家，回到家里。我不得不在这里再逗留一天，打一场安慰性质的比赛。

回到酒店，满腔感慨的我又拿起了笔写道：

我刚刚输掉了比赛，感觉很糟糕。明天，我真的不想再回到那里。我甚至希望自己受伤。想想看，你是如此不想做某事，以至于你竟然希望自己受伤。杰登，如果哪一天，你也如我今晚这般为某事所深深困扰，那么你就低下头，继续努力并且不断地尝试。你要勇于面对最不利的境遇，这样你会发现事情并没有那么糟糕，这样你才有可能获得内心的平静。我想退出，想离开这里，想回去见你。留下来并继续比赛很艰难，而回家陪着你则很容易。而这正是我为什么要继续待在这里的原因，坚持到底。

在这一年的年终，休伊特不负众望成为世界第一。我对吉尔说，我们需要更上一层楼。吉尔为年纪渐长的我草拟了一份新的体能训练计划，他把想法都写在了他的达·芬奇笔记本上，然后我们开始集中训练我那日益无力的下肢。在吉尔的密切注意下，我的双腿日渐强健起来，我怒吼道：“安德烈！澳大利亚正在呼唤着你！”

“无力的双腿对你颐指气使，”吉尔说，“强壮的双腿则对你俯首称臣。”

到我们要登上拉斯维加斯到墨尔本的飞机时，我觉得我甚至能跑到或游到那里去。在2003年的澳网公开赛中，我是以2号种子选手的身份参加的，并且一出场就气势汹汹，凶猛骇人。我一路杀入半决赛，并在90分钟内就斩杀了费雷拉，而且六场比赛，我仅失一盘。

在决赛中，我与来自德国的雷纳·舒特勒对决。我直落三盘击败了他。整场比赛，我只丢了五局，取得了澳网历史上最一边倒的胜利。在这场比赛中，我夺得了我的第八个大满贯冠军头衔，也奉献了我最出色的表现。赛后，我对施特芬妮开玩笑说：这场比赛很像是她的一场比赛，这一次，我终于有一点儿体验到她的那种所向披靡的感觉了。

当他们把奖杯递到我手中时，我对观众说：“对我们而言，每一天都是不确定的。当然，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更是弥足珍贵。”

后来有人说，那天我的发言似乎透露出我曾有过濒死的经历。

应该说更像是一种“濒生”的经历。当一个人几乎从未活过时，他才会说出那样的话。

我是31年来夺得大满贯冠军头衔的年龄最大的选手，而那些记者们却不让我静静聆听完这次胜利的旋律。在我离开澳大利亚前，记者们一次又一次地追问我是否有退役的打算。我对他们说，我的网球生涯与其说快要结束，不如说刚刚开始。我是上一代选手中的最后一位，他们说，莫西干头风行的20世纪80年代的那一代人中的最后一位。张德培已宣布退役，库里埃已经退役3年了。人们把我视为异类，因为施特芬妮又怀孕了，而众所周知，我们喜欢驾着一辆小型货车在拉斯维加斯四处闲逛。尽管那样，我心依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缺乏灵活性的做法似乎提升了我的耐力，从而延长了我的职业生命。因为我无法充分地转身，我就总是让球拍靠近我的身体，总是使球在我的面前被击出，这样，我就不会承受不必要的压力，燃烧过多的激情。凭借这种身体状态，吉尔说，我的身体也许可以再战3年。

在回到拉斯维加斯作短暂休息后，我们飞到了比斯坎湾。我曾经在这里夺得过5次冠军，最近两年更是两连冠，因此没有什么能阻止我。我进入了决赛，并直落两盘击败了我在法网中的老对手、目前世界排名第五的莫亚。这是我在这里的第6次胜利，我因而超越了施特芬妮（5次夺冠）的纪录。赛后我又揶揄并调侃了施特芬妮一番，我说：“我终于在这一点上比你强了。”但她是一个好胜心如此强的人，所以我知道不能过分揶揄她。

我在休斯敦参加美国男子红土锦标赛。我只要进入决赛，就会再度成为世界第一。我成功做到了这一点——以6:4、6:1击败了梅尔泽，然后我同吉尔、达伦一块去庆祝。我一连喝了几瓶伏特加，对于明天将在决赛中与罗迪克对阵这一点，我则毫不介意——我的排名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决赛中战胜了他的原因。在意与不在意的完美融合，才是最好的准备。

在距我33岁生日还有几天之时，我成了网球史上年龄最大的世界第一。我飞到罗马，感觉好似墨西哥拳王庞塞·德莱昂，但一下飞机，我就像老年人那样感到肩部一阵刺痛。在第一轮中，我就打得很糟糕，但我没有老是想着这次失败，而是很快将其抛至脑后。几周后，在2003年的法网公开赛中，我的肩仍然很痛，但在赛前训练时，我的球打得干脆利落，达伦说我仍是不可忽视的夺冠热门。

法网第二轮，我在苏珊·朗格伦球场比赛。这个球场充满了令我不快的回忆——1996年输给伍德拉夫，1998年输给萨芬。这一次，我是与来自克罗地亚的一个小伙子马里奥·安西奇对决。我输掉了前两盘，并在第三盘中落后于他。他只有19岁，6英尺5英寸高，在我面前，无论是发球还是网前截击都毫无惧色。在朗格伦球场上，你打出去的球本应该会厚重些、缓慢些，但今天球却飞速地移动着。我费了好大劲才能将球置于掌控中，不过我还是打起精神，赢得了接下来的两盘。在第五盘中，我筋疲力尽，觉得自己的肩膀似乎已经脱离了身体，我四获赛点，但却挥霍一空，因为我三次双发失误。我最终战胜了那个小伙子，但仅仅是因为他比我还要害怕输掉这场比赛。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阿根廷的吉列尔莫·科里亚，又一个小伙子。他公开宣称我是他的偶像。“听着，”我对记者说，“我宁肯不做他的偶像，而与他在硬地上进行比赛，也不愿做他的偶像，却与他在红土上进行比赛。”我是多么恨这红土！在前五局中，我丢掉了四局。然而我还是赢得了这一盘。我是多么爱这红土！

科里亚却不为所扰，在第二盘中，他转而以5:1领先。他几乎从不失误。他动作很快，而且越来越快。我曾经也那么快吗？我冲到网前，试图扰乱他的心绪，但毫无效果。他今天就是比我强。他把我踢出了比赛，也把我踢下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在英国，在温网之前的一项热身赛中，我击败了来自澳大利亚的彼得·卢扎克。这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1000场比赛。当有人告诉我这一点时，我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想要坐下来的冲动。我和施特芬妮喝了一杯，然后把那1000场比赛在脑子里匆匆地过一遍。“每一场我都记得。”我对她说。

“当然。”她说。

在施特芬妮生日时，我带她去听了安妮·伦诺克斯在伦敦的演唱会。她是施特芬妮最喜欢的歌手之一，但今晚她是我的女神。今晚她无论是唱歌还是说话，都直击我的内心。事实上，我总是对吉尔说我们需要把伦诺克斯的几首歌曲收录在《腹部绞痛2》里，这样，我也许在每场比赛前都会听到她的声音：

这是一条我绝不会踏上的路，

这些梦想却让我魂牵梦绕……

我是2003年温网的大热门。这怎么会呢？因为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还没有已成为父亲的球手在温布尔登夺过冠，“爸爸球员”们通常都赢不了大满贯。在第三轮中，我与来自摩洛哥的尤尼斯·阿诺伊对决，他也刚刚成为父亲，于是我和记者打趣道：我很期待和一位同我一样几乎睡不成觉的男人进行比赛。

达伦在赛前指导中对我说：“在比赛的初期，当你将这个家伙压制在反手位，当你看到他击出削球时，一定要把球狠狠地快速击回，这样他就会意识到他无法以防守姿态通过保守打法得逞，他需要运用一些特殊的打法。通过这种方式，你就可以在比赛前期给他施加压力，并在随后的比赛中迫使他犯错。”

很好的建议。我迅速地攫取了领先地位，盘分2:1，但阿诺伊没有屈服。在第四盘中，他奋力搏击，获得了三个盘点。我不想被拖入第五盘。我拒绝被拖入第五盘。第四盘比赛的最后几分争夺得异常激烈，而我做了一切需要做的事情，做了达伦建议我去做的一切事情。当这一切结束时，当我赢得了这盘比赛进而也赢得了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时，我已疲惫不堪。我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但我知道这完全不够。

在第四轮中，我遭遇了澳大利亚年轻选手马克·菲利普西斯。他有着过人的天赋，但却肆意挥霍。他的发球很强大，可谓强大得“声名狼藉”，而今天则比以往都要强大。他发球的最高时速达到了140英里。他发出了46次 Ace 球，但比赛仍向着我们两人都知道的方向发展——第五盘。现在是他在决胜盘中以3:4落后，正在发球。不知何故，我获得了破发点。他一发失误，我尝到了胜利的滋味。然后他轰出了一记时速达138英里的二发，球直奔球场的中央。骇人的速度，但我事先猜到了他回球的落点，我大力挥拍，把球击回，而他只能傻站着，看着球从他身边飞过。他几乎崩溃了。但是球落在了底线外半英寸的地方，出界了。

如果它落在了界内，我就可以破发成功，从而获得前进的动力，接下来也就将是我的发球制胜局——但事情并没有这样发生。现在他坚信自己能够取胜，他更加昂首挺胸，然后破了我的发球局。一瞬间，一切都烟消云散。前一分钟，我几乎就要为比赛的最终胜利而发球了，而下一分钟，他却举起双臂，欢呼胜利。但这就是网球。

在更衣室里，我感到我的身体发生了变化。草地赛场对我而言变成了一种磨难，一场在草地上进行的五盘比赛使我的体力消耗殆尽。而且，对我而言，这一年在温布尔登球场进行的比赛更加“真实”，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连续对打、更频繁的跑动、更多的猛扑和屈身。我的背突然间就成了一个问题，它从来没有好过，但现在它开始更活跃地制造麻烦，制造的麻烦也更加棘手。疼痛从背部开始，向下流窜到臀部，绕行过膝盖，然后和小腿“接通”，最后击伤我的脚踝。我真庆幸自己没有击败菲利普西斯，庆幸自己没有继续晋级，因为即使我晋级了，我也将不得不退出下一场比赛。

在2003年美网开始后，皮特正式宣布退役。在新闻发布会上，他不得不数次停顿，以平复自己的心情。我发现自己也被深深感染了。我们之间的竞争是我职业生涯中不变的主题之一。一次又一次地输在皮特的手下，我承受了极大的痛苦，但从长远来看，这也使我更加坚韧。如果我能更加经常地击败皮特，或者如果他不和我同属一个时代，我本可能会创下更好的战绩，并可能作为一个更出色的选手被人们记住，但我却不会如今日这般优秀。

在皮特召开新闻发布会4个小时后，我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我是我们那一代最后一位还在坚持着的人，我是最后一位仍活跃在赛场上的获得过大满贯冠军头衔的美国人。我对记者说：你们就试着想一想你们将要同那些和你一块来的人离开舞会时的感觉。随后我意识到这是个错误的比喻，因为我还不会离开舞会——是他们要离开，我仍然在跳舞。

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科里亚，正是他把我踢出了法网。我渴望整装上阵，与科里亚一决高下，但比赛因大雨而被延期了数天。我窝在酒店里，除了等待和读书外，几乎无事可做。我注视着像我的胡子茬那么阴沉的雨点不断地打在窗玻璃上并缓缓地滑下，每一滴都好似一分钟，滑落后便一去不复返了。

吉尔强迫我喝下吉尔水并逼着我去休息。他说事情会顺利的，但是他知道，时间行将耗尽。终于，乌云散尽，我们来到了球场上，科里亚却已不再是我在巴黎见到的那个家伙了。他的腿部有伤，我则利用了他的这一弱点，近乎残忍地不断调动他，最终把他磨成了灰，赢得了前两盘。

在第三盘中，我有四个赛点，却全都未能抓住。我看了看坐在包厢里的吉尔，他明显有些局促不安。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从未在我的比赛期间上过卫生间——从来没有。一次也没有。他说他不想冒这个险，因为我会抬头看包厢，而如果我看不到他，我会感到惶恐不安。他理应得到比这更好的回报。我重新振作了精神。我把攻击的焦距“咔嗒”一声调到左边，然后再调到右边，最终在自己的发球局赢得了胜利。

没有休息的时间，大雨已经缩短了这次比赛的日程。第二天，我就不得不在半决赛中与刚刚赢得法网冠军的费雷罗对决。他信心十足，每个毛孔都透出自信。他比我年轻100岁，而这一点得到了印证。经过四盘的挣扎，我被他淘汰出局。

我向球场四方的观众鞠躬并致以飞吻，我知道我已经尽力了。当我看到杰登和施特芬妮（她此时已经有8个月身孕了）正在更衣室外等着我，失望的情绪立即就像雨点那样消逝了。

我们的女儿于2003年10月3日出生了，又一个漂亮的入侵者，我们叫她杰姬·埃拉。而且，我们私下里发誓，她不会走上网球这条职业道路，对杰登，我们也做出过相同的承诺。我们家的后院里根本就没有网球场。但还有一件事情杰姬·阿加西不愿做——睡觉。和她比起来，她哥哥简直就是个嗜睡症患者。因此，当我离家参加2004年澳网公开赛时，我看起来就像个吸血鬼。而与此同时，其他所有选手似乎都睡足了12个小时，他们的眼睛全都亮晶晶的，而且看起来都很强壮。他们的肌肉似乎都比以往发达了，仿佛他们都拥有自己的吉尔。

在半决赛之前，我的双腿都很灵活矫健。但是在半决赛中，我遇到了萨芬，他打起球来就像澳洲野犬。由于腕伤，他错过了上一年的大部分比赛。现在，身体痊愈并且休息充足的他势不可挡。你来我往，你左我右，你进我退，我们的对打似乎永无止境。我们两个都拒绝失球，拒绝出现非受迫性失误。比赛进行了4个小时，我们俩还是那么想获得胜利——事实上，我们想获得胜利的愿望都更加强烈了。不同之处是，萨芬的发球更加强大。他夺得了第五盘的胜利，我则想知道我是不是刚刚享用完我在澳大利亚的最后一次喝彩声。

要结束了吗？几个月来，不，应该是几年来，我每隔一天就会听到这个问题，但这是我第一次这样问自己。

“休息是你的朋友，”吉尔说，“在两项赛事之间，你需要更多的休息。你需要更加仔细地选择你的战斗。罗马和汉堡？放弃。戴维斯杯？对不起，打不了。你需要为更重要的赛事积蓄元气，而你要参加的下一项赛事就是法网。”

因此，当我到达巴黎时，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好几岁。达伦查看了我的签表，然后为我规划出进入半决赛的清晰路径。

在第一轮中，我的对手是来自法国阿尔萨斯地区的23岁选手杰尔姆·黑内尔。他世界排名第271位，甚至连自己的教练都没有。没问题，达伦说。

太有问题了。我一出场就精神不振，每一记反手球都以落网而告终。我对自己吼道：你比这要好！还没有结束呢！不要这样就结束！坐在前排的吉尔撅起了嘴巴。

不只是年龄的问题，也不只是红土的问题。我无法干净利索地把球击出。我获得了足够的休息，却在休息中变迟钝了。

记者称之为我职业生涯中最糟糕的一场失败。黑内尔对记者说，在赛前，他的朋友为了给他鼓劲，便向他保证他一定会赢，因为我最近就输给了一个像他这样的选手。当被问及“像他这样的选手”具体是什么意思时，他说：“水平很糟糕的。”

我们进入了最后阶段，吉尔对记者说：“我唯一希求的就是我们不要一瘸一拐地穿过终点线。”

6月份到来时，我退出了温网。我已经连续输掉了四场比赛，这是我自1997年以来最糟糕的连败纪录。我的骨头则像瓷器一样脆弱。吉尔让我坐下，然后对我说，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的话，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忍心看多久。因此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我需要长远而认真地考虑“终局”之事。

我对他说我会考虑退役这件事的，但首先我得想一想关于施特芬妮的事。她入选了国际网球名人堂，这是理所应当的：她是网球史上获得大满贯冠军头衔第二多的选手，仅次于玛格丽特·考特。她想让我在入选仪式上担任她的介绍人。我们飞到了罗得岛的纽波特。这真是一个大日子。这是我们第一次没有陪孩子们过夜，也是我第一次见到施特芬妮如此紧张——真正的、实实在在的紧张。她对出席仪式心怀恐惧；她不想被别人注意；她担心会说错话或者会忘记感谢某人。她在发抖。

我自己也不是那么镇静。这几个星期来，我一直在为我的引荐词发愁。这是我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评论施特芬妮，对我而言，这就像是在厨房的感谢板上写一些供全世界人读的话语。在 J.P.的帮助下，我写了好几份草稿，准备得极为充分，但走到讲台上时，我紧张得都喘不过气来了。然而，当我一开始讲话，我就放松了下来，因为这个话题是我最喜欢的，而且我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是专家。每个男人都应该享有在自己的妻子入选属于她的名人堂的仪式上把她介绍给众人的机会。

我看着观众、球迷和众多前冠军的脸，我想把施特芬妮的种种告诉他们，想让他们知道我所知道的。我把她和那些建造了中世纪教堂的能工巧匠相比：当他们修建教堂的屋顶或地下室或其他未被看见的部分时，他们都不会克制自己的完美主义，他们是真正的完美主义者，对每一处裂隙和每一个隐匿的角落都力求完美——那就是施特芬妮，而且现在她已经有了一座完美的教堂和丰碑。然后我用5分钟赞美了她的职业情操、她的成就、她的力量、她可敬的品格和她优雅的风度。最后，我大声说出了我说过的有关她的最为中肯的一句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现在要把这位我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引荐给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