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22 在雨中燃起火堆
你没有跑动，你没在击球。你可能认为你跑动了、击球了，但相信我，你只是傻站在球场上而已。如果你要倒下了，好的，倒下吧，但是你要双手握枪，抗争到最后一刻。永远、永远、永远都要抗争到最后一刻！
我全新的、没有波姬的生活中的第一项赛事就是圣何塞站。J.P.驾车从奥兰治县过来，对我进行了几天紧急状态下的心理辅导。他鼓励我、建议我、安抚我，并向我许诺未来的日子会更加美好。他知道我的情绪时好时坏——这一刻我会说让她见鬼去吧，而下一刻我又开始思念她。
他说这种情况很正常。他说在过去的几年中，我的思想就如同沼泽一样——停滞不动、恶臭难耐，而且杂乱无章地四处渗溢；现在我的思想应该转变成一条河——汹涌奔流、有着固定水道，因此清澈纯净。我喜欢他的这个比喻。我对他说我将尽力记住这一形象。他不停地说啊、说啊，只要他说话，我的感觉就还不错。对我而言，他的建议就像扣在我嘴上的氧气罩。
然后他离开了，开车回奥兰治县了，而我的世界又成了一团糟。在一场比赛中，我站在球场上，脑子里想这想那，但就是没去想我的对手。我扪心自问：“如果你在上帝和你的家人面前起誓要一辈子长相厮守，而现在你又做不到了，那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一场失败。”
我转着圈地来回走着，并不停地咒骂自己。司线员听到了我用污秽的语言咒骂自己，于是他从我身边走过，穿过球场，走到裁判椅旁边，把我说脏话的事报告给了裁判。
裁判给了我一个警告。
现在这位司线员正朝这边走来，他穿过球场，从我身边走过，重新归位。我怒气冲冲地瞅着他。卑鄙小人！可怜的告密者！我知道我不应该，我知道我要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但我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你是个混蛋！”
他停下来，转过身，再度朝裁判那里走去，又告发了我一次。
这一次我被扣掉了一分。
司线员转身返回他的位置时，再次从我的身边经过。
我说：“你就是个混蛋。”
他停下来，转身，回到裁判那里。裁判叹息了一声，从椅子上探出身子，叫了赛事裁判长过来。裁判长也叹了一口气，然后示意让我过去。
“安德烈，你是叫司线员混蛋了吗？”
“你是想让我撒谎呢，还是想让我说实话？”
“我需要知道你是否那样说了。”
“我说了。我跟你说，他就是一个混蛋。”
他们直接取消了我的比赛资格。
我回到了拉斯维加斯。布拉德给我打电话。印第安韦尔斯赛要开始了，他说。我告诉布拉德目前我正在经历一些事情，但我不能告诉他是什么，我不可能参加印第安韦尔斯赛了。
我要愈合伤口，我要恢复正常，这意味着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要与吉尔一起度过。每天晚上我们都会买一大袋汉堡，然后开车在城里瞎逛。我正在破坏训练的成果，真是欢乐时光啊，但吉尔再一次认识到我需要食品的安慰。他也知道如果他试图从我的手中抢走汉堡的话，他会失去一根手指的。
我们听着吉尔的特别 CD，或者是驾车在群山之中穿行，或者沿着长街来回兜风。他称那张 CD 为“腹部绞痛”（Belly Cramps）。吉尔的人生哲学是寻求痛苦、追求痛苦，以及承认生活即意味着痛苦。如果你心碎了，吉尔说，不要逃避痛苦，而要纵情于其中。我们痛苦，那就让我们尽情地痛苦吧。《腹部绞痛》集合了所有的他认为最为悲伤的情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张 CD，后来我们都能把歌词背出来了。一首歌放完，吉尔就会说出歌词，在我看来，吉尔说得比任何人唱得都好，他使所有唱片艺术家都自惭形秽。较之听辛纳特拉柔情的歌唱，我倒是更愿意听这些歌从吉尔的口中说出。
随着年龄的推移，吉尔的声音变得愈加深沉、浑厚，也愈加温柔。当他轻吐出悲伤恋歌的主要歌词时，他就像是摩西和猫王的共同化身。他把巴里·马尼洛的《请不要害怕》演绎得如此完美，他真应该被授予格莱美奖：
因为痛苦虽然令你倍感艰辛，
但你却因此深知自己仍然活着。
每次他轻轻说出洛伊·克拉克的《我们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的歌词时，我都会被深深震撼。其中的一句歌词在我俩的心中都产生了深深的共鸣：
只想要体验假装的感觉，
假装还有剩下的东西可供我们获取。
当我不和吉尔在一起时，我就把自己锁在我的新房子里。它是我和波姬一起购置的，以便我们偶尔回拉斯维加斯时居住。现在我觉得它是我的二号单身公寓。我喜欢这座房子，较之我和波姬在太平洋帕利塞德的法国乡村风情的住所，它更符合我的风格。但是这座房子里没有壁炉，没有壁炉，我就无法思考，我必须要面对着燃烧的炉火。于是我雇了一个人为我建造壁炉。
当壁炉还在建造的过程中，我的房子就是一个重灾区——巨大的塑料片从墙上垂下来，防水布覆盖着家具，每个角落都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一天早上，当我凝视着尚未完工的壁炉时，我想到了曼德拉，想到了我对自己和他人做出的承诺。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布拉德的电话。
“到拉斯维加斯来吧，我已做好参赛的准备了。”
他说他马上起程。
真令人难以置信，他本可以弃我于不顾——没有人会因此责怪他，但相反，他一接到我的电话便扔下了手头的一切事情。我喜欢这个家伙。现在，当他尚在赶来的路上时，我不禁担心起他会因我屋内的“工程”而感到不舒服，不过我旋即就笑了。我把两张低背安乐皮椅放在大屏幕电视和装满百威冰啤的调酒柜前，这样，布拉德全部的基本需求就得到了满足。
5个小时后，他穿过我家的大门，重重地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打开一瓶冰啤，仿佛是在一瞬间，他看起来就像偎依在母亲的臂弯中那么怡然自得。我也开了一瓶啤酒。时钟的指针转到了6点。我们又喝起了冰镇的玛格丽特酒。不知不觉已经到了8点钟，我们仍然坐在安乐椅上，布拉德不停地调着台，寻找着精彩的体育节目。
我说：“听我说，布拉德，我想告诉你一件事。这件事我本来早就该告诉你的。”
他盯着电视，我则凝视着那个尚未完工的壁炉，想象着炉火正在熊熊燃烧。
“你前几天看那场比赛了吗？”他问道，“今年没有人能够战胜杜克队。”
“布拉德，这件事很重要，这件事你需要知道。波姬和我——我们结束了，我们无法再一起生活下去了。”
他转过头，直直地盯着我的眼睛，然后他把胳膊肘放在膝盖上，垂下了头。我不知道他对此事的反应。他的这个姿势保持了整整3秒钟。终于，他咧开嘴，给了我一个灿烂的笑容。
他说：“今年将是美妙的一年。”
“什么？”
“我们将拥有美妙的一年。”
“但是……”
“到目前为止，这是你的网球生涯里发生的最好的一件事。”
“我很不幸。你在说什么呢？”
“不幸？那么你就错看了这一切。你们没有孩子，你现在就像鸟儿一样自由了。如果你们有孩子，嗯，那确实会有问题，但是现在，你无债一身轻了。”
“倒也是。”
“现在你的世界里只有网球。你现在独自一人，再也不用纠缠于那些戏剧了。”
他看起来疯疯癫癫的，已经有些精神错乱了。他对我说比斯坎湾站就要开打了，然后是红土赛季，然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你的负担现在已经消失了，”他说，“别再躺在拉斯维加斯、沉浸在痛苦中了，让我们把痛苦施加到你对手的身上。”
“你知道吗？你是对的。让我们再喝些玛格丽特酒来庆祝重生！”
9点钟的时候，我说：“我们应该想想吃什么了。”
但是布拉德正安静地、心满意足地舔着杯沿处的盐，而且他在电视上找到了网球比赛：施特菲·格拉芙和塞雷娜·威廉姆斯在印第安韦尔斯打的一场夜间比赛。
他转过身来，又冲我咧嘴一笑。“你的绝配就在那里！”
他指一指电视。
他说：“施特菲·格拉芙！那才是你的绝配。”
“是啊，但她对我一点儿都不感冒。”
我已经把那段经历告诉过他。1991年的法网，1992年的温网冠军舞会。我努力又努力。没门儿。施特菲·格拉芙就像法网，我就是越不过那条终点线。
“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布拉德说，“再说，你那时套近乎的方式也太不‘安德烈’了。询问一次便退缩，完全是业余选手的做法。自那以后你什么时候让别人操纵过你的比赛了？你什么时候接受过‘不’这一答案了？”
我点点头：“或许吧。”
“你只是需要对方看你一眼。”布拉德说，“一线曙光，一扇窗户，一次机会。”
我和施特菲都将参加的下一项赛事是比斯坎湾站。布拉德让我放松心情，他将助我一臂之力，使我得以接近施特菲。他认识施特菲的教练海因茨·冈特哈德，他将和海因茨谈一谈关于我俩一起练球的事。
我们一到达比斯坎湾，布拉德就给海因茨打了电话，而海因茨对他的提议颇感意外。他说不行，他说施特菲不会同意因为与一个陌生人进行一场练习赛而打断她赛前固定的准备活动时间表的。“她太规律了，而且，她也很羞涩，因此她会觉得很不舒服的。”但是布拉德一再坚持，而海因茨肯定对布拉德有些好感。他建议布拉德和我预订施特菲练球的那个球场，而且恰好要在施特菲之后使用那个球场。我们可以去得早一点儿，海因茨会假装只是随意地建议施特菲和我对打几个球。
“全部搞定，”布拉德说，“正午时分，你、我、施特菲以及海因茨。让我们开始狂欢吧！”
要事第一。我给 J.P.打了电话，让他快点儿来佛罗里达，马上。我需要建议，我需要一个咨询人，我需要一位边锋。然后我来到球场，为我的那场“练习”练习。
在约定好的那一天，布拉德和我提前40分钟就到了球场。我从来没有如此紧张过，紧张得几乎喘不过气来。我7次杀入大满贯赛事的决赛，但从未有过这种感觉。我们发现海因茨和施特菲正全神贯注地进行练习。我们站在一边，注视着他们。几分钟后，海因茨把施特菲叫到网前，然后对她说了些什么，并指了指我们。
她向我们这边看过来。
我对她微笑。
她则面无表情。
她对海因茨说了些什么，海因茨又对她说了些什么，然后她摇摇头。但当她慢跑回到底线处时，海因茨朝我挥了挥手，让我上场。
我快速地系好鞋带，从网球包里抽出一把球拍，走到了场地上。然后，我一时冲动，迅速脱下了网球衫——这的确有些不体面，我意识到，但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施特菲看了我一眼，然后又偷偷地瞥了一眼。我心中默念道：“谢谢你，吉尔。”
我们开始击球，她表现得几近完美，而我只是挣扎着将球击过网。球网是你最大的敌人，放松，我对自己说，别想了。得了吧，安德烈，这只是一场练习而已。
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女人，她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我是她的追求者，同时也是她的球迷。一直以来，我就很想知道施特菲的正手是什么样子。我在电视上和现场都观看过她的比赛，我一直都想知道当球飞离施特菲的球拍时，那个网球会是什么感觉。球从每个选手的球拍飞离时，感觉各不相同——在力量和旋转方式上，确实有着极小的、具体的细微差别。现在，在和她对练的过程中，我察觉到了这种细微的差别——我觉得自己在触摸她，尽管我和她之间的距离有40英尺远。每次正手击球对我而言都是一种挑逗。
她打出一连串的反手球，用她那著名的削球将场地“切开”。我需要接住那些削球，我需要随心所欲地应付那些球，这样她才会对我印象深刻。但这可比想象的要难多了。我打飞了一个球。我对她喊道：“我不会再让你侥幸得手了！”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送出又一记反手削球。我用反手断然回击，并且尽可能用力地把球打了回去。
她回球时，球落网了。
我喊道：“这一招可为我付了不少账单啊！”
她还是什么也不说，只是又打出了一记更深、更旋的削球。
通常情况下，在我进行练习时，布拉德都喜欢忙前忙后。他会四处追球，给我提供一些建议，不停地说这说那。而这次他却一反常态，只是安静地坐在裁判椅上，就像守卫在鲨鱼出没的海滩上的救生员一样，密切注意着事态的进展。
我无论什么时候朝他那个方向看去，他都会咕哝道：“漂亮！”
人们开始聚集在球场的周围，瞠目结舌地看着我们，有几位摄影师还在拍照。我暗自思忖着原因：是因为一位女子网球运动员和一位男运动员在一起练习很罕见吗？还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每三个球就会失掉一个？从远处看，施特菲仿佛正在给一个没穿网球衫的、只会咧着嘴傻笑的哑巴上课。
在我们对打了1个小时10分钟后，她向我挥一挥手，并且走到了网前。
“非常感谢你。”她说。
我小步跑到网前，说：“很愿意为你效劳。”
在她开始把腿放在网柱上压腿之前，我尚能设法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但她一开始压腿后，我感觉所有的血都往头上涌来。我的身体必须动起来，要不然我会失去意识的。我以前从未压过腿，但现在似乎是一个开始的好时机。我也把腿放在网柱上，然后装出后背很灵活的样子。我们一边压着腿，一边谈论着即将开始的这项赛事，抱怨着旅途的奔波，交流着对彼此曾经去过的城市的看法。
我问：“你最喜欢哪个城市？当网球生涯结束时，你想过要居住在哪里吗？”
“哦，我还没决定好，纽约或者旧金山。”
我心里想：这两个城市不分高下，不过，你曾经想过要住在拉斯维加斯吗？
我说：“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两个城市。”
她笑了起来。“好吧，”她说，“再次感谢你。”
“愿意随时为你效劳。”
我们行完欧洲的贴面礼后，便各自离去了。
布拉德和我乘坐渡船回到了渔人岛，J.P.正在那里等着我们。在那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三个一直在讨论施特菲，就好像她是我即将面对的一位对手似的——从某种角度讲，她确实是，布拉德像对待拉夫特和皮特那样对待她。她有优点，也有弱点。他分析她的打法，然后以此指导我。时不时地，J.P.会给琼尼打电话，并把电话设为免提形式，我们想听一听女性的观点。
接下来的两天里，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话题。在晚餐时、在蒸汽房里、在酒店的酒吧间，我们三个除了施特菲什么也不谈。我们积极筹谋，使用像“侦查”和“情报”这样的军事术语，我感觉我们仿佛正在策划着从陆地和海上入侵德国。
我说：“她似乎对我很冷淡。”
布拉德说：“她不知道你已经和你的那位分手了。现在报纸上还没报道这件事呢，没有人知道。你得让她知道你的现状，并且向她表达你对她的感觉。”
“我会给她送花。”
“对，”J.P.说，“送花是个好主意，但你不能以你的名义送花给她，这可能会让媒体察觉到。我们让琼尼替你送花吧，当然在卡片上要签上你的名字。”
“好主意。”
琼尼进了迈阿密南滩的一家店，在我的指示下，买下了那里所有的红玫瑰。实际上，她是要把一座花园移栽到房间里。在卡片上，我再次就我练球一事向施特菲表示了感谢，并邀请她共进晚餐。然后我呆呆地坐着，等待着她的电话。
没有电话，一整天都没有。
第二天也没有。
无论我多么使劲地盯着电话，或者多么大声地对它喊叫，电话都拒绝响起来。我来回踱步，不停地抠着我指甲根部的外皮，直到抠得流出了血。布拉德来到我的房间，甚至在考虑是否应该给我吃点儿镇静药。
我喊道：“这真是胡扯。好啊，她不感兴趣，我知道了，但怎么连声谢谢都不说？如果她今晚再不给我打电话，我就给她打。”
我们转移到露台。布拉德调转视线，并发出了“噢喔”的声音。
“怎么了？”
J.P.说：“我想我看到了你送的花了。”
他们指了指路对面房间的露台。那显然是施特菲的房间，因为在露天的桌子上摆着我送给她的一束巨大的长梗红玫瑰。
“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一个好兆头。”J.P.说。
“不是，”布拉德说，“绝对不好。”
我们决定要等到施特菲赢得第一场比赛——这肯定没什么问题——我再给她打电话。J.P.则帮我做些事前的准备，他扮演施特菲，我们排练每一种可能的电影脚本，他向我抛出了施特菲可能会说的每一句台词。
施特菲在42分钟内就将她那倒霉的对手淘汰出局。我给了渡船的船长一些小费，叫他一看到她上船就给我打电话。比赛50分钟后，我接到了电话：她登船了。
我估计她大概15分钟就能到达小岛，然后再过10分钟就能从码头回到酒店。所以25分钟后，我打电话给接线员，要求转接到她的房间。我知道她房间的号码，因为我看到那些该死的花仍然垂头丧气地待在露台的桌子上。
在电话铃响到第二声时，她接起了电话。
“嗨，我是安德烈。”
“噢。”
“我只是想打电话确认一下你是否收到了花。”
“我收到了。”
“噢。”
沉默。
她说：“我不想我们之间有什么误解，我的男朋友在这里。”
“我明白了。嗯，好的，我理解。”
沉默。
“祝你本次赛事顺利。”
“谢谢你，你也是。”
长时间的沉默。
“好吧，再见。”
“再见。”
我跌坐在沙发上，低着头盯着地板。
“我有一个问题问你，”J.P.说，“她到底说了什么会让你有那种表情？我们漏演了哪一出戏？”
“她的男朋友在那里。”
“噢。”
然后我笑了起来。我学会了布拉德的积极思考法，说：“也许她是想向我暗示些什么。很明显她的男朋友就坐在那里。”
“所以呢？”
“所以她不能和我说太多。她并没有说我有男朋友，或者事情已经结束了，或者不要再打扰我了，她只是说——我的男朋友在这里。”
“所以呢？”
“我认为她是在说我还有机会。”
J.P.说他去给我拿点儿喝的。
这项赛事稍微分散了我的注意力。但可悲的是，这仅持续了几个小时。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斯洛伐克的多米尼克·赫巴蒂对决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施特菲和她的男朋友或欣赏或有些尴尬地忽视我送的玫瑰的情景。结果，赫巴蒂以2:1战胜了我。
我已经被淘汰出局了，所以我应该离开渔人岛了。但我仍逗留于此，在周围闲荡，坐在海滩上和布拉德以及 J.P.密谋着。
“施特菲的男朋友可能出乎意料地出现了。”布拉德说，“而且，她不知道你已经离婚了，她仍然认为你和波姬是夫妻。再等等吧，等你们离婚的消息被媒体曝光之后，你再采取行动。”
“你说得对，说得对。”
布拉德向我提起香港。鉴于我和赫巴蒂比赛时的表现，在红土赛季来临之前，我明显需要参加另一项赛事。“让我们去香港吧，”他说，“我们别再闲坐着，只是谈论施特菲了。”
当我回过神时，我已经坐在了飞往中国的飞机上。我看到在机舱最前方的屏幕上显示的预计飞行时间：15小时37分钟。
我看看布拉德。15小时37分钟？这段时间里干什么啊？沉湎于施特菲吗？我可不想这样。
我解开安全带，然后站了起来。
“你要去哪里？”
“我要下飞机。”
“别傻了，坐下，放松。我们已经在这里了，我们已经整装待发了。让我们去比赛吧。”
我轻轻坐回椅子上，点了两杯雪树伏特加，吞下一片安眠药。似乎过了一个月，我终于降落在了地球的另一边。我坐在飞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的一辆车里，仰望着这一日益崛起的国际金融中心。
我打电话给佩里。
“我离婚的消息什么时候对外公布？”
“律师们正在讨论细节问题，”他说，“与此同时，你和波姬需要共同起草声明。”
我们来回地发传真。她的团队，我的团队。律师和公关人员们繁忙地运作着。波姬添一个词，我删一个词，一份传真接着一份传真。以传真始，以传真终。
“声明就要发表了，”佩里说，“从现在开始，它随时就会刊登在报纸上。”
布拉德和我每天早上都会跑到楼下的休息室，买下当天所有的报纸，然后整个早餐期间，我们会把每一份报纸的大标题都浏览一遍。我如此焦急地盼望着报纸报道我的私生活，这在我记忆中还是第一次。每天我都会祈祷：让今天成为施特菲得知我已自由的一天吧。
日复一日，声明都没有出现，对我而言，这就像又一次等待施特菲的电话。要是我有头发的话，我肯定会把它们全都拔光的。终于，《人物》杂志的封面登出了我和波姬的一张照片，并以“出乎意料的分手”作为封面文章的标题。那一天是1999年4月26日，3天后就是我29岁的生日，而几天之后则本应是我和波姬结婚两周年的日子。
重获新生、焕然一新的我赢得了香港的赛事，但是在回去的航班上，我的胳膊抬不起来了。我从机场直接奔到吉尔家。他检查了我的肩膀，然后皱起了眉头。他不喜欢目前我肩膀的状况。
“我们可能要放下一切事情，然后缺席整个红土赛季的比赛。”
“不行，不行，不行。”布拉德说，“我们必须得去罗马参加意大利公开赛。”
“求你了，我从来没在意大利赢过。我们忘了它吧。”
“不，”布拉德说，“让我们去罗马吧，看你的肩膀到底如何。你本来不想去香港的，对吧？但你赢了，对吧？我觉得这是一种正在形成的趋势。”
我让他把我拖到了飞机上，然后在罗马站的第三轮我以1:2输给了刚刚在印第安韦尔斯负于我的拉夫特。现在我真的必须闭门休养一段时间了，但布拉德又劝我去德国参加世界团体锦标赛。我已经没有力气和他争论了。
德国的天气寒冷、阴郁，这意味着球在这里打起来很沉。我瞅着布拉德，眼神里透着凶光。我无法相信他竟然把一个肩膀疼痛难忍的我拖到了杜塞尔多夫。在第一盘比赛进行到一半时，我再也挥不动球拍了，当时我以3:4落后。我退出了比赛。“到此为止，我们回家。”我对布拉德说，“我得使我的肩膀恢复正常，而且我必须得弄明白施特菲的事。”
当我们登上从法兰克福飞往旧金山的飞机时，我一句话也没跟布拉德说。我狂怒不已。我们要肩并肩地一起坐12个小时的飞机，我对他说：“接下来的事情这么安排，布拉德。我整夜都没有睡觉，就因为我的肩膀。我现在要吞下两粒安眠药，在接下来的12个小时里，我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了，这对我而言，就是天堂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当我们着陆时，我想要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我退出法国网球公开赛。”
他弓着身子，喋喋不休地在我耳边说了两个小时。“你不能回拉斯维加斯。你不会退赛的，你要和我一起去我旧金山的家里，我已经在客房里备足了木柴，你肯定会喜欢的。然后我们会飞回巴黎，参加法网。四大满贯中，你唯一没有在法网折桂，你不是一直都想得到它吗？但如果你连比赛都不参加，你又怎么能赢呢？”
“法国网球公开赛？算了吧，你肯定是在开玩笑。那艘船已经起航了。”
“你怎么知道？谁又能说今年不是阿加西之年？”
“相信我，1999年绝对不会属于我。”
“听着，你只是刚刚开始重拾你过去的风采。我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一些久违的东西，我们此时不能有丝毫懈怠。”
我一眼就看穿了他的心思。他并非不认为我赢得法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旦我缺席法网，我也会很轻易地就退出温网，然后整个1999年我都会如此。再见，重塑辉煌！你好，退役！
抵达旧金山后，我太累了，甚至没力气和布拉德争论了。我钻进布拉德的汽车，他载我到了他家，并把我安置在那间客房里。我睡了12个小时。当我醒来时，布拉德已经请来了一位按摩师准备为我治疗。
“不会起什么作用的。”我说。
“会有用的。”布拉德说。
我一天接受两次按摩。剩下的时间里，我要么凝视着窗外的大雾，要么向壁炉里添木柴。星期五的时候，我确实感觉好些了，布拉德为此欣然一笑。我们在后院的球场上打了大概20分钟的球，然后我又发了几个球。
“给吉尔打电话，”我说，“我们去巴黎。”
在我们在巴黎住的酒店里，布拉德正在仔细地看着我的签表。
我问：“怎么样？”
他什么也没说。
“布拉德？”
“再糟糕不过了。”
“真的吗？”
“简直就是噩梦。你第一轮比赛的对手就是佛朗哥·斯奎拉里，左撇子，阿根廷人。他可能是非种子选手中最难对付的一个家伙了，绝对是红土场上的野兽。”
“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劝我来参赛。”
周六和周日，我们进行了练习。周一，比赛正式开始。当我正在更衣室里用绷带包扎我的脚时，我突然意识到我忘记把内裤装到网球包里了。比赛5分钟后就要开始了。我要不穿内裤打这场比赛？我甚至不知道从身体的角度讲，这是否可行。
布拉德则调侃说他可以把他的借给我。
我想赢的念头从未如此强烈过。
然后我想：这很完美啊，反正我也不想继续待在这儿了，我不应该待在这儿。我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要在中心球场与典型的泥耗子决一死战。我为什么不能不穿内裤？
看台上的观众多达1.6万人，他们就像当年要攻占凡尔赛宫的农民那般卖力地叫喊着。此时的我已经落后了一盘和一个破发局，而且我已汗如雨下，全身都湿透了。我朝我的包厢看去，盯着吉尔和布拉德。帮帮我。布拉德则目不转睛、面无表情地盯着我：您自己来吧！
我向上拉了拉我的短裤，尽可能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慢慢地将这口气呼出。我心里想事情已经不可能再糟了。我对自己说：就赢一盘，赢这个家伙一盘就功德圆满了。一盘——朝这个目标努力。当你把目标降低后，任务似乎就不那么难以完成了，而且自身也感觉轻松了。我开始利落地击出反手球，打出精准的落点。观众们开始活跃起来，因为在此地，我已很长时间没有打过一场漂亮的比赛了。我内心的某种东西也被唤醒了。
第二盘演变成了一场街战、一场摔跤赛和一场在50步以内的手枪对射。斯奎拉里寸土不让，我不得不对他强攻，最后我以7:5夺得了这盘的胜利。然后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我赢得了第三盘。我开始感觉到希望，实实在在的希望，从我的脚趾升起。我的身体兴奋起来了。我瞥了一眼斯奎拉里，他很绝望，面无表情。作为巡回赛中体能最好的家伙，他却只能止步于此了。他已经完了。在第四盘中，我迫使他在球场上四处奔跑，而几乎是突然间，我走下了球场，心中充满了刚刚斩获了职业生涯中最不可能的一场胜利的喜悦之情。
回到酒店后，满身红土的我对吉尔说：“你看到他了吗？你看到那个泥耗子的腿抽筋了吗？我们使他抽筋了，吉尔！”
“我看到了。”
酒店的电梯极小，仅容得下5个正常身形的人，或者我和吉尔两人而已。布拉德让我们先上，他等下一班。我按了按钮。电梯在上行的过程中，吉尔斜靠在电梯的一角，我靠着另一个角落。我觉得他在盯着我。
“怎么了？”
“没什么。”
“到底怎么了，吉尔？”
“没什么。”他微笑着说，又说了一遍，“没什么。”
在第二轮比赛中，我继续不穿内裤（我再也不会在比赛中穿内裤了。某些事情起了作用，你就不会再改变它了）。我的对手是来自法国的阿诺·克莱门特。我以6:2赢得了第一盘后，在第二盘中的比分也领先于他。我在红土场上从未发挥得这样好过，我不停地“摇晃”着他，他马上就要睡过去了。但克莱门特却醒过来了，他赢得了第二盘——和第三盘。事情怎么就这样了呢？比赛进行到第四盘，我以4:5落后。现在是我的发球局，0:30。如果再失两分，我就会被淘汰出局。
我想：两分。两分。
他打出了一记正手反斜线的直接得分球。我走过去查看网球落地时留下的痕迹，并用球拍在那处痕迹周围画了一个圈。主裁跑过来证实，他分外仔细地核查，然后举起了手。出界！
如果那个球压到线，他就会获得三个赛点，而现在，我们的比分变成了15:30。真是天壤之别啊！如果……
但我乞求自己不要再想“如果”了。别再想了，安德烈，关掉你的思维。在接下来的两分钟里，我发挥出了最佳水平，保住了这个发球局，这一盘战至5:5平。
克莱门特的发球局。如果我是另外一个选手，他可能会占有优势，但我是我父亲的儿子，我是一个接发球高手，任何一个球都无法从我身边溜走。然后，我迫使他从一边跑到另一边，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跑。他开始不停地吐舌头了。当他和观众都认为我已江郎才尽、无法再令他疲于奔命时，我又让他继续奔命了一会儿。他像一个节拍器，机械呆板地不断重复，他完蛋了。仿佛被枪击中了头部，他一头栽倒在地。他已经麻木到腿抽筋了。他要求进行伤停治疗。
我破了他的发球局，然后又轻松地保住了我的发球局，并赢得了第四盘。
我以6:0赢得了第五盘。
在更衣室里，布拉德一直在同自己、同我、同任何愿意听他说话的人说着下面的话。
“他的后胎爆了，你们看见了吗？太神了！他的后胎——发出了砰的一声。”
记者问我是否觉得很幸运，因为克莱门特抽筋了。
幸运？这可是我努力的结果。
在酒店里，当我和吉尔乘坐那部小电梯时，我的脸上覆满了红土，眼睛和耳朵里也满是红土，衣服上也溅满了泥点子。我俯身看了看。我从未注意到当罗兰·加洛斯的红土干了之后，看起来会像血迹。我正尽力将它们掸掉，这时我感觉吉尔又在盯着我看。
“怎么了？”
“没什么。”他笑着说。
在第三轮中，我的对手是克里斯·伍德拉夫。我以前曾和他打过一场比赛，也是在这里，在1996年，我遭遇了失败，一场惨烈的失败。那一年，我心里暗暗地期待冠军；这一次，我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会赢。我对自己将一雪前耻这一点毫不怀疑。我异常冷静地发球。我在这里，在他曾经击败我的球场，以6:3、6:4、6:4战胜了他。在我和伍德拉夫比赛前，布拉德申请了使用这个球场，因为他想让我永远铭记这一刻，想使这场比赛对我个人更具报私仇的意味。
自1995年以来，我首次杀入了法网男单十六强。我获得的“奖励”是卫冕冠军卡洛斯·莫亚。
“别担心，”布拉德说，“即使莫亚是冠军，而且在红土场上实力超群，你也可以跟他耗时间。你可以令他满球场地奔跑，而你则可以站在底线之内，早早击球，把压力施加给对方。迫使他频用反手，当你不得不对付他的正手时，你要有目的、主动地调动他的正手，充满激情地调动。别只是到那里转转而已——要在‘主街’上狂奔一番，要使他感觉到你的力量。”
在第一盘中，我的确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莫亚的力量——他迅速击败了我。在第二盘中，我已经落后两个破发局了。我没有打出自己的球路。我丝毫没有按照布拉德的建议去做。我不禁抬头看看我的包厢，布拉德大喊道：快点儿，加油啊！
做好最基本的那些方面！我迫使莫亚四处跑动，不断地跑动。我建立起了一种施虐节奏，并且不断地对自己唱道：跑起来，莫亚，跑起来。我要让他一圈接着一圈地跑，我要让他跑波士顿马拉松赛。我拿下了第二盘比赛，观众们不断为我喝彩加油。在第三盘中，在我的调动下，莫亚比我的前三个对手加起来跑的路程还要多，而突然间，突然间，他完蛋了，他不想再忍受了。他从未有过这种经历。
第四盘一开局，我就自信满满。我跳来跳去，想让莫亚看到我依然精力充沛。他看到了，并且只能叹气。我淘汰了他，然后就飞奔回更衣室。布拉德和我击了一下拳——这一拳差点儿没把我的手弄断。
在酒店的电梯里，我觉得吉尔又在盯着我。
“吉尔，怎么了？”
“我有种感觉。”
“什么感觉？”
“我觉得你正处于对抗中。”
“和什么？”
“命运。”
“我不确定我是否相信命运。”
“我们将拭目以待。我们不能在雨中燃起火堆……”
我们有两天没有比赛安排，可以放松一下，想一想网球之外的事情。布拉德发现斯普林斯廷也住在我们酒店，他正在巴黎开演唱会。布拉德建议我们一起去听，他为我们搞到了三张前排座位的票。
起初我并不是十分想去，我不知道出去闲逛并吸引巴黎人的注意是不是个好主意。但电视上几乎全都是关于这项赛事的报道，这些报道对我的情绪毫无益处。我记得一位网球官员在我参加挑战赛时，曾对我大加嘲弄，并把我参加挑战赛一事与斯普林斯廷在酒吧表演相比。“好吧，”我说，“让我们休息一晚，让我们去见‘老板’（斯普林斯廷的绰号）。”
布拉德、吉尔和我在斯普林斯廷登台前几秒钟才进入演唱会现场。当我们在过道上往下跑的时候，几个人认出了我，并用手指我。一个男人喊出了我的名字：“安德烈！加油，安德烈！”又有几个男人也这样喊了起来。我们迅速地坐在了座位上。聚光灯扫描着全场，然后突然间灯光落到了我们身上，舞台上巨大的屏幕中出现了我们的脸。全场沸腾了，他们开始有节奏地喊道：“加油，阿加西！加油，阿加西！”全场大概1.6万观众——和罗兰·加洛斯的观众数目大致相同——都在一边用脚踩着节拍，一边高喊着。他们在为我欢呼喝彩：加油，阿加西！他们以一种轻松活泼的调子反复呼喊着，呼喊声中跳动着一种童谣般生气勃勃的韵律：滴——滴，哒、哒、哒。布拉德也随着他们一起喊了起来。我站起来，朝他们挥了挥手。我感到非常荣幸，备受鼓舞。我真希望我的下一场比赛即刻开始，在这里。加油，阿加西！
我又站起来一次，心里无比地激动。然后，终于，“老板”上场了。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与来自乌拉圭的马塞洛·菲利皮尼对决。我很轻松地就赢了第一盘，第二盘也很轻松。我迫使他在全场不停地跑动，他崩溃了。我就像享受胜利一样享受着这一过程——“斩断”我对手的双腿，见证我与吉尔共同付出的努力在一两周的时间里得到了集中回报。第三盘，菲利皮尼几乎毫无反抗便缴械投降了，0:6。
“你真是残害生灵的家伙！”布拉德喊道，“哦，天哪，安德烈，你真他妈的是在残害他们！”
我正在半决赛中奋力拼杀，对手是刚刚在比斯坎湾击败过我的赫巴蒂，那时我正因施特菲而神情恍惚。我以6:4赢得了第一盘，然后又以7:6将下一盘胜利收入囊中。乌云滚滚而来，蒙蒙细雨开始飘落。球变得越来越重，这抑制了我的主动攻击。赫巴蒂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以6:3赢得了第三盘。在第四盘中，他以2:1领先。我本应该获得的一场胜利正从我身边溜走。他目前尚落后一盘，但显然他牢牢地抓住了这一良好的势头，而我觉得自己只是在勉强维持。
我不禁又朝布拉德望去。他指了指天，示意我停止这场比赛。
我向赛事总监和裁判示意。我指了指现在已是一片泥浆的红土场，告诉他们我不想在这种状况下继续比赛，这很危险。他们像矿工淘金般仔细地检查了场地的状况，又商量了一小会儿，然后中止了比赛。
在与吉尔和布拉德共进晚餐时，我情绪极为糟糕，因为我知道在刚才那场比赛中，我已经处于不利的地位了。雨挽救了我，要不然现在我们可能已经在机场了。而现在我不愿相信我整夜都要因这场比赛而惴惴不安，都要为明天而烦恼忧虑。
我垂着头，目不转睛地盯着地板，一言不发。
布拉德和吉尔则无视我的存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着我。
“他身体上没问题，”吉尔说，“他身体状况很好。所以跟他好好谈谈，布拉德，使他振作起来。”
“你想让我说什么？”
“好好想想。”
布拉德喝了一大口啤酒然后转向我：“好吧，安德烈，听着，这是笔交易——我需要你明天的28分钟。”
“什么？”
“28分钟，这只相当于终点前的冲刺。你能做到的。再拿下五局便可以赢得比赛，仅此而已，那应该不会超过28分钟的。”
“天气，还有球。”
“天气会变好的。”
“他们说会下雨。”
“不会，天气会变好的。拿出极棒的28分钟就行了。”
布拉德知道我的想法，知道我大脑运转的方式。他知道命令、特殊性以及一个清晰而精确的目标，对我而言就像一颗糖果。但是他真的知道天气吗？我的头脑中第一次闪现出了一个想法：布拉德不是一位教练，而是一位预言家。
回到酒店后，吉尔和我挤在电梯里。
“一切都会很顺利的。”吉尔说。
“对。”
在我上床睡觉前，他强迫我喝下了吉尔水。
“我不想喝。”
“喝了它。”
当我体内的水分格外充足、我的尿液变得像棉花那么白时，吉尔才让我睡觉。
第二天比赛刚开始时，我还是很紧张。在第四盘中，我以1:2落后。现在是我的发球局，我已经落后了两个破发点。不，不，不。我追平了比分，保住了我的发球局。现在，我们在这一盘中比分持平。成功避免了灾难的发生，我突然间轻松了，高兴了。这在体育比赛中是如此典型。你命悬一线，下面是无底的深渊。你直面死亡，然后你的敌人或者生命赦免了你，你感到如此幸运和喜悦，你终于可以挥洒自如、无拘无束地发挥了。我赢得了第四盘，从而也赢得了这场比赛。我进入了决赛。
在取得胜利后，我首先抬头看了看布拉德，他正兴奋不已地指着他的表和球场上的数字时钟。
28分钟。一秒不差。
我决赛中的对手是来自乌克兰的安德雷·梅德韦杰夫。这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几个月前，在蒙特卡洛，布拉德和我在一家夜总会偶然碰到了梅德韦杰夫。他那天遭遇了一场惨败，正在借酒消愁。我们邀请他和我们坐在一起，他一下子就坐在了我们桌子旁的一个座位上，并宣称他要退役了。
“我他妈的再也不能继续打下去了，”他说，“我老了，网球已经与我擦肩而过了。”
我劝他不要放弃。
“你怎么敢这样？”我说，“你看我，29岁了，饱受伤痛折磨，而且刚刚离婚。你刚刚24岁，却在抱怨自己完蛋了？你有着光明的未来啊！”
“我打球打得烂极了。”
“那又怎样？你可以改进啊。”
他叫我给他一些提示和建议。他让我分析一下他的球技，就像我当年要求布拉德帮我分析一样。而我则同布拉德一样，诚实得令人难以接受。我告诉梅德韦杰夫他的发球很出色，回球也很不错，而且有着世界一流的反手技术。他的正手当然不是他的长处，那不是什么秘密，但他完全可以把它隐藏起来，因为他个头足够高，能够把对手差来遣去。
“你是一个优秀的行动者。”我喊道，“回归基本，不断地移动，用力地发出你的一发，然后利落地用反手直线球将分数收入囊中。”
自从那天晚上以后，他就开始严格按照我的建议行事，也是从那一晚起，他的状态越来越好。在那之后的各项赛事中，他所向披靡。在这次法网中，他也是一路过关斩将。每次我们在更衣室里偶遇时，我们都会交换会意的眼神并挥手示意。
我做梦都不会想到我们最终会兵戎相见。
所以吉尔错了，我不是在与命运对抗，而是在与一个在我的帮助下成长起来的喷火巨龙对抗。
无论我去哪里，巴黎人都会冲过来祝我好运。现在整个城市都在谈论这次比赛。无论是在餐厅和咖啡馆里，还是在街道上，他们都会大叫我的名字，亲吻我的脸颊，并且鼓励我继续前进。我在斯普林斯廷演唱会上所受到的礼遇已经见诸报端，观众和媒体都为我此次不可思议的法网之旅深深着迷，每个人都很认同我的回归。他们在我的归来中、在我的重生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决赛前一天的晚上，我坐在酒店的房间里看电视，之后又关掉了电视，走到窗户旁。我感觉很难受。我回忆起过去的一年，过去的18个月，过去的18年。数百万个球，数百万个决定。我知道这是我法网夺冠的最后一次机会，是我获得全部四大满贯冠军头衔并成就完美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这也是我自我救赎的最后一击。一想到我可能会失败，我就恐慌不已，而取胜的可能性也使我几乎同样恐慌。我应该心怀感激吗？我有资格获此殊荣吗？我应该更上一层楼——还是对其大肆挥霍？
而梅德韦杰夫的身影在我脑海中总是挥之不去。他的竞技风格与我的无异，我亲手将自己的风格赠与了他。他的名字和我的名字也极为相似：安德雷。安德烈对抗安德雷。我对抗我的复制品。
这时，我听到了布拉德和吉尔的敲门声。
“准备好去吃饭了吗？”
我扶住门，让他们进来待一小会儿。
他们就背靠着门站着，看着我打开了迷你吧，把一大瓶伏特加酒灌到了肚子里。当布拉德看着我一口气就把整瓶酒喝完时，他惊得目瞪口呆。
“你到底想……”
“我紧张死了，布拉德，我一整天都没吃一口饭了。我必须得吃点儿什么，而我只有使自己变得迟钝了，才能吃下饭去。”
“别担心，”吉尔对布拉德说，“他没事。”
“至少再喝一大杯水。”布拉德说道。
晚饭后，我回到了房间。在吃了一粒安眠药后，我瘫倒在床上。我给 J.P.打了电话，他说他那里刚刚过了中午。
“你那里是什么时间了？”
“已经是晚上了，很晚了。”
“你感觉如何？”
“求你，求你别再提网球了，说些什么都好，跟我聊几分钟。”
“你还好吧？”
“什么都行，除了网球。”
“嗯，好吧，我给你读一首诗怎么样？我最近读了很多诗。”
“行，很好。什么都行。”
他走到他的书架处，从上面抽出了一本书。他轻轻地读着：
尽管已达到的多，未知的也多啊，
虽然我们的力量已不如当初，
已远非昔日惊天动地的雄姿，
但我们仍是我们，
英雄的心尽管被时间消磨，
被命运削弱，
我们的意志坚强如故，
坚持着奋斗、探索、寻求，
而不屈服。
我没有挂电话就睡着了。
吉尔敲开了我的门，他穿得仿佛要去见戴高乐一般——高档黑色运动衫、烫得笔挺的宽松长裤、黑色的帽子。而且他还戴着我送给他的项链。我戴着和那条项链相配的耳钉。圣父、圣子、圣灵。
在电梯里，他说：“一切都会很顺利的。”
“嗯。”
但事情并不顺利，我在赛前热身时就意识到这一点了。我当时全身都湿透了，就像那次在婚礼上一样汗流不止。我太紧张了，以至于我的牙齿都在不停地打战。今天阳光明媚，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球就不易吸水，因而会轻一些，然而暖洋洋的天气也让我流汗更多。
当比赛开始时，我已经流汗流得不成样子了。我不断地犯愚蠢的错误，犯新手才会犯的错误，在网球场上能犯的各种各样错误，大笨蛋才会犯的错误。仅仅用了19分钟，我就以1:6输掉了第一盘。而梅德韦杰夫却冷静得不能再冷静了。话又说回来，为什么不呢？他正在做他应该做的任何事情，同时也是我在蒙特卡洛教他去做的那些事情——他控制着节奏，敏捷地跑动，在他选择的任何时机，他都能够通过反手直线球得分。在比赛中，他表现得冷静，拿捏得精确，而且对对手——我——毫不留情。如果我向前推进，如果我试图通过偷袭拿下一分，他就会以一记毁灭性的反手终结我的企图。
他穿着格子短裤，就仿佛他不是在赛场而是在沙滩上。他正精神饱满、活力四射地度假，他可以一天天地在这儿待着而不感到厌倦。
在第二盘开始时，乌云渐渐地聚拢起来。突然间，小雨从天而降，看台上撑起了数百把伞。比赛暂停。梅德韦杰夫跑进了更衣室，我随后也跑了进去。
一个人都没有。水龙头滴答滴答地滴着水，金属储物柜的门咣当咣当地响。我坐在长凳上，汗流不止，呆呆地凝视着一个空的储物柜。
布拉德和吉尔冲了进来。布拉德身穿白色夹克，头戴白色帽子，与吉尔的全黑装束形成了鲜明对照。他狠狠地摔上门，然后对我大吼道：到底怎么了？
“他打得太好了，布拉德，他就是打得太好了，我战胜不了他。这个家伙高达6英尺5英寸，像发射炮弹一样发着球，而且从来都不会打丢。他用他的发球痛击我，他用他的反手伤害我，我在他的发球局里无法收复失地，我没这本事。”
布拉德一言不发。我想到了尼克，8年前，在我与库里埃的比赛因雨暂停期间，他几乎与此时的布拉德站在同样的位置上，也是一言不发，而最终我输掉了那场比赛。有些事情从未改变。同样难以捉摸的比赛，同样心神不定的感觉，教练的反应也是同样冷酷。
我对布拉德大喊道：“你开什么玩笑？唯独此刻，你竟然选择沉默不语？这么长时间以来，你终于闭上你的臭嘴了？”
他瞪着我，然后开始咆哮。从未对任何人如此大声说过话的布拉德爆发了。
“你想让我说什么，安德烈？你到底想让我说些什么？你说他打得很好，你又是怎么知道的？你现在根本判断不出他的水平如何了。你现在已经头脑不清，被恐惧蒙蔽双眼了。我很奇怪你竟然还能看到对方。打得太棒了？是你自己使他显得很强大。”
“但是……”
“不要畏首畏尾了。即使输的话，也要输出自己的风格。用力回击啊！”
“但是……”
“如果你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回击，我有一个办法——他怎么打过来，你就怎么打回去。如果他打给你一记反手斜线球，那你就回他一记反手斜线球。这一记球，你只要比他打得稍微好一点儿就行。你没有必要做得比整个世界都好，记得吗？你只要比一个人做得好就行了。他有的你都有。去他的发球。当你真正开始以自己的方式击球时，他的发球就会变得不堪一击。用力击球吧，你他妈的只要用力击球就行了。如果我们今天真的输了，没关系，我可以接受，但即使输，我们也要保持我们的风格。在过去的13天里，你曾多次命悬一线，但你最终都能顶住压力，在使对手精疲力竭甚至几近崩溃的情况下杀出重围、收获胜利，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所以请不要自怨自艾，也不要再对我说他的球打得太好了之类的话，而且看在仁慈的上帝的份上，不要再徒劳地追求完美了，只是看清楚球，然后击球就可以了。你听到我说的话了吗，安德烈？看球！击球！使那个家伙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对付你，使他真真切切地感觉到你的存在。你没有跑动，你没在击球。你可能认为你跑动了、击球了，但相信我，你只是傻站在球场上而已。如果你要倒下了，好的，倒下吧，但是你要双手握枪，抗争到最后一刻。永远、永远、永远都要抗争到最后一刻！”
他打开一个储物柜，然后又“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储物柜的门“咣当咣当”地响着。
裁判员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该上场了，先生们。”
布拉德和吉尔走出了更衣室。当他们迅速地闪出门外时，我注意到吉尔貌似诡秘地拍了一下布拉德的后背。
我慢慢地走上球场。在我们进行了短暂的热身之后，比赛重新开始。我已经忘记双方的比分了，所以不得不通过记分牌使自己恢复记忆。噢，对，在第二盘中，我以1:0领先，但目前是梅德韦杰夫的发球局。我又再次回想起1991年的法网决赛——我和库里埃对决，雨打乱了我的节奏，也许这一次我该得到补偿了。网球的宿命。也许，8年前，那次由雨导致的比赛延迟使我昏了头，而这次同样是由雨导致的延迟则使我重拾了自信。
但梅德韦杰夫也在指望着他自己的乌克兰宿命。他立刻就进入了状态，继续采取施压战术，迫使我一再地撤退，一味防守，而这不是我的比赛风格。现在天气十分阴沉、潮湿，这似乎增添了梅德韦杰夫的力量。他喜欢这种缓慢的节奏。他是一头愤怒的大象，正在尽情地享受将我置于脚底并且慢慢碾碎的快感。在比赛重新开始后的第一局中，他发球的速度达到了120英里/时。在几秒钟内，我们的比分就变为了1:1。
然后他破了我的发球局，并随后保住了他的发球局。接下来他再次成功破发，这样他以6:2轻松地赢得了第二盘。
在第三盘前五局中，我们都各自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突然间，我不可思议地破了他的发球局，这在这场比赛中还是头一次。我以4:2领先了。我听到了观众席上开始出现齐声惊呼和窃窃私语的声音。
但梅德韦杰夫立即就以牙还牙，破了我的发球局。他随后保住了自己的发球局，从而使比分胶着于4:4平。
太阳重现天空。现在阳光灿烂，红土也渐渐变干了，比赛的节奏明显快了起来。现在是我的发球局，我们的比分战成了15:15平，所以我们都在疯狂地夺取至关重要的下一分，最终我以一记漂亮的反手截击球夺下了这一分。现在比分是30:15了。我听到布拉德在不停地对我说：看球！击球！我尽情挥洒着。伴随着一声怒吼，我全力发出了一发。出界。我又很快地发出了二发。再次出界。双发失误，30:30。
那么，你知道了吧，我仍然会输——梅德韦杰夫现在距冠军只有六分之遥，而我则会以布拉德的风格而不是自己的风格输掉比赛。
我再次发球。出界。我执拗地、不作任何减速地发出了第二个球。再次出界。连续两个双发失误。
现在是30:40。破发点。我来回踱着步，用力地挤着眼睛，眼泪几乎就要决堤而出。我需要振作起来。我踮着脚走到底线处，把球抛到空中，然后又一次发球失误。现在，我已经连续五次发球失误了。我已接近崩溃的边缘。我最终将因发球失误而成为梅德韦杰夫的手下败将。
他倾身向前，已准备好将我即将发出的第二记球彻底毁灭。作为一名接发球球员，你总是在揣摩对手的心理。梅德韦杰夫知道我在连续五次发球失误后，精神肯定处在崩溃的边缘，因此他十分肯定地认为，我没有胆量表现出进攻性。他认为我会发出一记漂亮的、轻飘飘的上旋球，他认为我别无选择。他站位前移，明显走进了底线之内，这无异于向我发出了一个信号：他预计我将发出一记软球，而当他接到这一记球并强力回击时，我则只能被动承受，甚至面临绝境。他脸上的表情明明白白地写着：来吧，混蛋。主动进攻？我打赌你没这个胆。
这一刻对我和他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这一刻是这场比赛的转折点，也可能是我们生活的转折点。这是一次对意志、心灵和勇气的考验。我把球抛向空中，并且拒绝退缩。与梅德韦杰夫预料的正相反，我猛力并凶狠地将球发向其反手位，发出去的球在与地面短暂地“亲密接触”后，顽皮地弹了起来。梅德韦杰夫伸展身体，勉强把球回过网。我用正手将球向其身后空当猛击过去，他成功回追，用反手将球打至我的脚下，我则弓身奉还了一记别扭的反手截击压线球。他再一次勉强将球回过网，我则进行了极为轻柔的回击，球飞过了网，并旋即落地——对于如此轻柔的一击来说，这不啻为一记漂亮的直接得分球。
我保住了我的发球局。
当我朝自己的座位走过去时，我不禁跳了一下。观众们沸腾了。现在赛场的形势尚未彻底转变，但躁动不安的情绪显然已弥漫开来。那本应是梅德韦杰夫的时刻，但他却错失了它，而我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也深知这一点。
“加油，阿加西！加油！”
打好下一局，我想。如果你打好了下一局，你就能赢得这盘比赛，这样当你走出球场时，你至少能抬起头。
乌云已经散尽。在阳光的照射下，红土场已经重新变得又干又硬，因而比赛的节奏也轻快起来。我注意到当我们重新上场时，梅德韦杰夫担忧地瞥了一眼天空。他想要那些乌云重新聚集起来，他一点儿都不喜欢这炙热的阳光；他的鼻孔在冒火；他看起来像一匹马——或者像一条龙。你可以战胜“大龙”。他落后了，0:40。我破了他的发球局，并赢得了这一盘。
现在比赛终于按照我的方式推进了。我迫使梅德韦杰夫从球场的一边跑到另一边，我用力地击球，严格遵守着布拉德的指示。梅德韦杰夫总是慢一拍，而且注意力明显不集中——他无法从胜利的迷梦中苏醒。他曾经距冠军宝座只有5分之遥，5分而已，这使他久久不能忘怀，他一遍又一遍地想着这一点。他不断地对自己说：我曾如此接近，我曾马上就要到那里了，终点线！他沉沦于过去，而我则拼搏在当下。他在思索，我在感觉。什么也不要想，安德烈，用力地打。
在第四盘中，我再次破发成功，然后我们开始了一场混战。双方打得都很稳健，也少有失误。我们积极跑动，在需要时会全力奔跑；我们喃喃自语，为自己鼓劲加油；我们全力以赴，不断将对方的发挥水平推至更高。谁都可能赢得这盘比赛，但我有一个很显著的优势：无论何时我想要得分，我都可以拿出这一秘密武器——我的网前技术。我在网前从未失手，而这显然使梅德韦杰夫大受困扰，而且使他颇为沮丧。他变得躁动不安，疑神疑鬼。如果我做出一副要冲到网前的样子，他就会情不自禁地退缩；而我一跳起来，他就会猛扑过来。
我赢得了第四盘。
我在第五盘早早地就破了他的发球局，并以3:2领先。有些事情正在变为现实。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在1990年或是1991年或是1995年就应该属于我的东西，这一次又朝我款款走来。我以5:3领先了。他在发球，这一局是我40:15领先，因此我获得了两个赛点。我必须现在就赢得这场比赛，否则我就得再战一局，我不想那样。如果我不能现在就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也许我最终也会以失败而告终；如果我不能现在就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我就会陷于梅德韦杰夫的境地，不断地思索自己曾经是多么接近成功；如果我不能现在就取得这场比赛的胜利，那么当迟暮之年的我坐在摇椅上、腿上盖着一条格子毛毯时，仍然会不断咕哝着梅德韦杰夫的名字。10年来，这项赛事一直令我魂牵梦萦，我不想在未来的80年中仍然为其所扰。在付出了所有的努力和汗水之后，在经历了这一不可思议的回归和这项神奇的赛事之后，如果我不能现在就赢得这场比赛，从此以后，我绝对不会感到快乐，真正的快乐，布拉德也将不得不遭受池鱼之灾。终点线近在咫尺，我能感觉到它正在拽着我。
我最终失去了这两个赛点，他延迟了死亡。我们重新回到平分。但是，我夺得了下一分。又一个赛点。
我对自己大喊道：现在，现在，现在就赢得这场比赛！
但他赢了下一分，进而又赢得了这一局。
换边休息的这段时间似乎漫漫无期。我用毛巾擦去脸上的汗水，然后看了看布拉德，期望他跟我一样郁郁寡欢。但他的表情坚毅无比。他举起4个手指——再得4分！4分意味着全满贯。“加油，冲！”
如果我最终输掉了这场比赛，如果我注定要带着巨大的遗憾度过余生，那并不是因为我没有按照布拉德说的去做。他的声音回荡在我的耳畔：“攻其弱点。”
梅德韦杰夫的“弱点”就是正手，我将尽全力攻击他的正手位，而他也知道我会这样做。在争夺第一分时，他就有些紧张，所以当他回击一记直线穿越球时有些迟疑不决。这一球落网了。
但是，他赢了下一分，因为我跑动中的正手球落网了。
突然间，我又找回了发球的绝佳状态。我的第一记一发简直就是神来之笔，力量十足、凶狠异常，他防不胜防。他正手勉强回球，球出界了。我轰出了又一记一发，更加凶狠、更加致命，他正手击球落网。
冠军点。半数观众大声呼喊着我的名字，另一半则发出“嘘”的声音，示意全场安静。我又轰出一记“毒辣的”一发，当梅德韦杰夫闪身并胳膊僵硬地挥拍时，我是第二个知道我已成为法网冠军的人——布拉德是第一个，梅德韦杰夫是第三个。球远远地飞出了底线——注视着它降落是我人生最快乐的事情之一。
我举起双臂，任球拍掉落在红土上。我喜极而泣。我不断摩挲着头。我从未有过如此幸福的感觉，这种感觉甚至使我感到害怕。胜利绝不应该带来如此幸福的感觉，胜利绝不应该如此重要。但它就是，就是！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欣喜若狂，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我感谢布拉德，感谢吉尔，感谢巴黎——甚至感谢波姬和尼克。没有尼克，我不会站在这里。如果我和波姬没有经历那么多起起伏伏，甚至如果没有最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这就不可能成为现实。我甚至还感谢了自己，感谢自己所做的一切好的和坏的决定，正是这些决定最终把我引向了这里。
我走下球场，向四方送以飞吻致意，这是我能想出表达我体内涌动的感激之情——我的其他一切情感的源泉——的最诚挚的动作。我发誓从今以后我都会这样做。当我离开球场时，无论是输还是赢，我都会向大地的四方抛出飞吻，以表达我对每个人的感激之情。
我们在巴黎市中心的意大利餐厅 Stressa 举办了一次小型聚会。Stressa 毗邻塞纳河，距我送给波姬那条手链的地点不远。我喝着奖杯里的香槟，吉尔则喝着可乐，并且在不停地笑，不停地笑——他已经抑制不住自己了。他时不时地把他的一只手放在我的手上——他的手像字典一样重——然后说：“你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吉尔。”
麦肯罗也在场。他把电话递给我，说：“有人想向你问好。”
“安德烈？安德烈！祝贺你。今晚看了你的比赛，我真的很高兴，我羡慕你。”
是博格。
“羡慕？为什么？”
“你做到了我们中极少有人能够做到的事。”
当布拉德和我走回酒店时，太阳已经冉冉升起了。他伸出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说：“这段旅程终以正确的方式结束了。”
“为什么？”
他说：“在人生旅途中，某段旅程总会以该死的错误方式结束，但就这一次，它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我也伸出胳膊搂住了他的肩膀。这是近一个月来他预言错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因为这段旅程其实才刚刚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