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了数百只黑斑羚，还有至少75只斑马；我们看到数十只有两层楼那么高的长颈鹿在我们的周围跳来跳去……眼前的情景仿佛在对我说：所有这些动物身处危险的世界，却在每一天开始时都表现得如此从容和平静，毫无怨言地等待命运的赐予——你为什么不能呢？

改变。

是时候改变了，安德烈，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改变、改变、改变——我每天对自己说好几遍这个词，每一天都如此。无论是早上我把黄油涂到吐司上时，还是刷牙时，我都会喃喃自语：“改变，改变！”这与其说是一种警告，不如说是一种安慰。必须从头到脚、彻底地改变，这一想法没有使我沮丧，也没有使我羞愧，相反，它使我找到了那个无畏的自我。仅此一次，在我做出决定后，喋喋不休的自我怀疑不再接踵而至。我这次不会再失败，不能再失败了，因为要么现在改变，要么永不再变。我发现如果我从此消沉下去，不思进取，如果我在余生中都一直做现在的安德烈，我才真正会感到沮丧和羞愧。

但是，我们初衷很好，却往往会被外部的力量所阻挠，而这往往是我们咎由自取的结果。你的决定，尤其是糟糕的决定，有其自身的惯性，而每个运动员都知道，当你想要停下来时，惯性会给你带来多大的麻烦。即使当我们发誓要改变时，即使我们为我们的错误后悔不已并想尽力弥补时，我们过去所作所为的惯性会使我们在错误的路上渐行渐远。惯性统治着这个世界。惯性说：慢着，不要变得这么快，现在这里还归我管呢。就像一个朋友总是引用的那句古老的希腊诗所说的那样：永恒的上帝是不会突然改变其思想的。

在斯图加特比赛的几周后，当我走过拉瓜迪亚机场时，我接到了一个男人的电话。他说他是为 ATP 工作的医生（我不禁在想 ATP 代表着什么：国际职业网球联合会）。他的声音低沉沙哑，并透着一种不祥的语气，仿佛他要告诉我的是我将不久于世的消息——而那正是他所告诉我的。

测试我最近一次比赛中的尿液样本是他的工作之一。他说：“我有义务通知你，你没能达到 ATP 的相关药检标准，你提供的尿液样本被检测出含有微量的冰毒。”

我瘫坐在行李提取区的椅子上，背包也从肩上滑落下来，掉到了地上。

“阿加西先生？”

“是，我在听。那么，现在怎么办？”

“嗯，按照程序，你需要给 ATP 写一封信，承认你服过冰毒或声明你没服过。”

“嗯哼？”

“你知道你的体内有可能有这种毒品吗？”

“是的，是的，我知道。”

“既然这样的话，你必须要写一封信解释你是如何摄入这些毒品的。”

“然后呢？”

“一个专门小组会审核你的信。”

“然后呢？”

“如果你是有意摄取毒品——如果你，可以说，承认罪责的话——你当然会受到惩罚。”

“怎么惩罚？”

他提醒我，在网球比赛中，触犯违禁药品规定的行为分为三个等级。服用旨在提高比赛表现的药品，当然是第一等级，他说，这会被施以禁赛两年的处罚。但是，他补充道，冰毒很明显属于第二等级——消遣性违禁药品。

我想：消遣，消……遣？

我说：“那意味着什么呢？”

“禁赛三个月。”

“我写好这封信后要寄到哪里呢？”

“我给你一个地址，你方便记下来吗？”

我从背包里摸出了笔记本。他告诉了我城市街道名和邮政编码，恍惚中，我草草地记下了地址，但并不打算真的写这封信。

医生又说了几件事，但我根本没有听进去。待他说完，我谢过了他，然后挂断了电话。我踉跄地走出机场，搭上了一辆出租车。当出租车开进曼哈顿时，我凝视着污渍斑斑的车窗，对着出租车司机的后脑勺说：“改变恐怕只能到此为止了。”

我直接到了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幸运的是，她现在不在洛杉矶。我无法在她面前隐藏自己的感情，从来都如此。我不得不将这些事情和盘托出，但此时此刻我还应付不来。我一头扎在床上，立即昏睡了过去。一个小时后，当我醒过来时，我意识到那只是个噩梦。如释重负。

但几分钟后，我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那个电话是真实存在的。那位医生确有其人。冰毒，也真真切切地存在着。

现在，我的名声、我的事业以及所有的一切都岌岌可危。它们仿佛都被压在了一张双骰子赌台上，在这张赌台上，没人能赢。无论我取得过何种成就，无论我的目标是什么，都不再有意义了，因为所有的这一切旋即就会烟消云散。我之所以会对网球反感，部分是由于我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感觉——我觉得网球毫无意义。而现在我马上就会品味到毫无意义的真正意义了。

我活该。

直到黎明，我还无法入睡。我不停地在想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把这件事情告诉谁。我试图想象：不是因为我的衣服或比赛、不是因为某人强加于我的营销口号，而完全是因为我愚蠢至极、因为我自身的原因，而当众受到羞辱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将被世人所抛弃，而我的所作所为则将成为一则绝佳的警示故事。

但是尽管我处在痛苦中，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并未惶恐不安。也并不完全是还没来得及惶恐，还因为我不能，因为其他更令人忧心的事情纷至沓来。我周围的人，我爱的人，他们在遭受痛苦。

医生说小凯茜的脖子要接受第二次手术，第一次手术显然搞砸了。我为她安排了一架去洛杉矶的飞机，这样她就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但在术后恢复期，她无法动弹，只能一动不动地躺在医院的床上，痛苦至极。由于她的头部无法动弹，她说她的头皮和皮肤都要烧着了，火辣辣地疼。她的房间说不出有多热，而她同她的父亲一样，无法忍受炎热。我亲亲她的脸颊，然后对她说：“别担心，我们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我看看吉尔。他在我眼前变小了。

我跑到最近的电器商店，买了一台他们那里最大个、最时髦的空调，吉尔和我把它装在凯茜房间的窗户上。在我们把温度调到最低并按下电源后，阵阵凉风将凯茜的刘海从她那张圆嘟嘟的脸上吹了起来，吉尔和我不禁击掌祝贺，而凯茜也开心地笑了起来。

然后我又跑到了玩具店游泳用品部，买了一个供学步的儿童使用的内胎。我把内胎慢慢地塞到凯茜的头下并把她的头摆正，然后慢慢地给轮胎充气，直到轮胎能够轻轻地抬起她的头却不会改变她脖子的角度为止。她的脸上闪过了如释重负、感激和愉悦的神情。在这一神情里，在这个勇敢的小女孩身上，我找到了我一直所寻找的东西——能够把过去几年所有的经历，无论好的还是坏的，统一起来的点金石。她的痛苦、她面对痛苦时露出的坚忍的微笑以及我为缓解这种痛苦所做出的努力——这，这就是所有一切的原因之所在。还要有多少事实摆在我面前？这就是我们存在的原因——面对痛苦时勇于抗争，当有可能的时候，尽量减轻别人的痛苦。如此简单，却如此难以被认识到。

我转身面向吉尔，他目睹了我所做的一切，而我看到了他双颊的泪痕。

一会儿，凯茜睡着了，吉尔在一个角落里也昏昏欲睡。我坐在床边的一张硬靠背的椅子上，把信纸放在大腿上，开始给 ATP 写信。这是一封夹杂着零星真话，但绝对满纸谎言的信。

我承认毒品确实在我的体内，但是我坚称我绝不是有意摄入的。我说斯利姆（自此他就被开除了）是一个瘾君子，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他经常悄悄地把冰毒掺在自己的苏打水里——这倒是真的。然后我编造了这封信中最大的谎言。我说我最近不小心喝了斯利姆的掺了冰毒的苏打水，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他的毒品。我说我觉察到自己中毒了，但认为毒品很快就会从我的体内消失，但显然它们没有。

我希望获得他们的理解和宽容，并且匆匆地签上了：你真诚的朋友。

信放在我的大腿上，我注视着凯茜的脸。我当然感到羞愧不已。我一直都是一个诚实的人，几乎只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或面对自己时才撒谎。当凯茜获悉她的安德烈叔叔是个瘾君子并被禁赛三个月时会是什么样的表情，而这种表情还会在数百万人脸上浮现，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知道除了撒谎还能怎么办。

至少这是最后的谎言，我暗暗发誓。我会寄出这封信，但我不会再做任何事情，之后的事情我会让我的律师去处理。我不会出现在调查小组成员的面前，不会在任何人面前撒谎。我不会在公开场合就此问题说谎。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情将由命运和那些官员来决定。如果这件事情能够私下解决，平静地过去，那很好，但如果没有，我也将坦然承担一切后果。

吉尔醒了。我折好信，和他一起离开病房，走到走廊上。

在荧光灯下，吉尔看起来憔悴、苍白，而且——我甚至无法相信——很虚弱。我忘记了一点：在医院的走廊里，我们才知道生活意味着什么。我拥抱吉尔，对他说：“吉尔，我爱你，让我们一起渡过难关。”

他点点头，感谢了我，并咕哝了几句语无伦次的话。我们站在那里，默默无语，很久，很久。在他的眼神里，我能看到他的思想正在深渊徘徊。他试图转移注意力。他需要说些什么，什么都行，只要不是恐惧和担忧。于是他问我怎么样了。

我说我已决定重新全身心地投入网球，从较低级别的赛事开始，争取找回原来的状态。我说是凯茜激励了我，给我指明了前方的路。

吉尔说他想助我一臂之力。

“不，你的事情已经够多了。”

“嘿，站在我的肩膀上，记得吗？达到……”

我不敢相信他仍然满怀信心——他有足够的理由质疑我的未来。我已经27岁了，对于网球运动员来说，已经到了开始走下坡路的年龄。而我讨论的是第二次机会，吉尔却毫不迟疑，眉头都不皱一下。

“让我们大干一场，”他说，“开始了。”

我们真的从头开始，就仿佛我是一个十来岁的少年，仿佛我从来没有接受过训练。不过我看起来确实如此，我动作缓慢，身体发福，虚弱得像只小猫。一年来，我都没举过哑铃了，这期间我举过的最重的东西就是凯茜的空调。我必须重新开发我的身体，小心翼翼地、循序渐进地恢复体力。

首先，我们来到吉尔的健身房里。我坐在一条训练凳上，他则斜靠着一架腿部伸展机。我对他坦白了我对自己身体的所作所为——毒品，我告诉他我有可能会被禁赛。我只有告诉他我已堕落得有多深，才能请求他将我带出深渊。他看起来如同置身于他女儿的病房里那般痛心不已。在我心中，吉尔一直就是那座阿特拉斯雕像，但现在的他看起来如同肩负着整个世界的重担，如同推举着60亿个问题。他的声音哽咽了。

我从来没有如此厌恶过自己。

我要告诉他我已经彻底远离毒品，再也不会碰它们了，但这无须说出口，他和我一样深知这一点。他清了清喉咙说：“感谢你的坦诚。”然后他便将此事放在了一边。“你去过哪里并不重要，从现在开始，我们关注的是我们将去往何方。”

“我们去往何方。”我重复道。

“对。”

他制订了一项计划，并为我草拟了一份合理的饮食表。“不会再有好心先生了，”他说，“不允许再有什么不当行为，不许再吃快餐，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

“你甚至不得不限制饮酒。”他说。

首要的一点是，我将在他的督促下严格按照时间表行事——吃饭、运动、举重、打球，每一环节都要在精确的时间内完成。

作为我新的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我与波姬相聚的时间将减少。她是否会注意到这一点呢，我不知道。

吉尔对我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高强度、极为残酷的训练，其残酷程度丝毫不亚于1995年初的那次迷你新兵训练。然后我去参加了一项挑战赛——职业网球的最低级别赛事，胜利者将获得一张3500美元的支票，而观众比一般高中橄榄球比赛的观众还要少。

场地在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一个熟悉的区域，即将面临的却是一个如此不熟悉的时刻。当吉尔和我把车停在停车场时，我在想我的生命旅程已经走过了多长的路，而如今又回到了原点。我7岁时就在这些球场打球了。在吉尔辞职并与我合作的那一天，我也曾来过这里。我就站在那边，站在他的办公室外，为我和吉尔将要走的路感到兴奋不已，甚至高兴地跳起来。而现在，就在距那个地点也就几百米远的地方，我将与那些有韧劲但水平有限或过气的选手们战斗。

换句话说，同道之人。

挑战赛就是三流比赛的同义词，这在选手们的休息室表现得最为明显。赛前的食物与飞机上的食物无异——毫无味道的鸡肉、不新鲜的蔬菜、跑了气的苏打水。很久以前，在大满贯赛事上，我会在一眼看不到头的自助餐餐台边走来走去，与正在为我做轻而薄的煎蛋饼和家制意大利面食的头戴厨师帽的大厨聊天。那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怠慢和轻侮还不止于此。在挑战赛上，球童也少很多。这倒是说得通，因为球场上几乎就没有球。每场比赛中，你只有三个网球可以用。你的场地两边都是成排的场地，而且都在同时进行着比赛。当你抛出球准备发球时，你会看到你左边或右边的选手，你会听到他们在争吵，他们不会在意是否分散了你的注意力。不时还会有来自另一个场地的球滚到你的脚下，然后你会听到：帮个忙！这时无论你在做什么，你都要停下来然后把球扔回去。现在你就是球童——你又成了球童。

你也得自己操作记分卡，手动操作。在换边时，我会快速翻动那些塑料数字板，感觉有点儿像孩子们在玩游戏。球迷们狂笑着，尖叫着。“那个强人怎么沦落到这种地步啦！”“形象就是一切，不是吗，老兄？”一位官员公开表示，看安德烈·阿加西打挑战赛就像看布鲁斯·斯普林斯廷在街角酒吧表演一样。

斯普林斯廷在酒吧表演又怎么了？我倒认为，如果斯普林斯廷真能时不时地在酒吧表演一次，那一定很酷。

我现在的世界排名是第141位，这是我在成年后的最差名次，我甚至从未想过自己会沦落至此。体育记者说我已经彻底被击败了。他们喜欢这样说，但他们大错特错了。当我在酒店与布拉德交谈时，我确实彻底被击败了；当我和斯利姆一起吸毒时，我确实被彻底击败了。而现在，我很乐于在这里。

布拉德和我有同感，他一点儿都不认为参加挑战赛有什么丢脸的。他现在精力充沛，跃跃欲试，我非常喜欢他这一点。他为这些挑战赛兴奋不已，满怀激情地训练我，仿佛我们参加的是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他从不怀疑这是回归世界第一的漫漫征程的第一步。像往常一样，他的信念立即就受到了考验。现在的我只是旧有自我的一个翻版。我的腿和胳膊可能正在变得强健，但我的精神却依然孱弱。我进入了决赛，然而随后我的精神却疲惫了，在压力面前、在陌生感面前、在看台上观众的嘲弄面前动摇了。我输了。

布拉德并没有气馁。“一些技巧需要重新学习，”他说，“比如，击球时机的选择。你需要控制那块肌肉，当比赛进行到激烈时刻，网球选手就是用那块肌肉判定何时击球是正确的。你要记住，你是否完成了世界上最漂亮的一击并不重要，记住了吗？如果时机不对，就是糟糕的一击。”

每一次击球，你都要根据一定的经验做出猜测，而现在我似乎已经验全无。我就像青少年选手一样生疏。我用了22年时间才发现自己的天赋，赢得了我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头衔，而仅用了两年时间就将其丧失殆尽。

在拉斯维加斯参加比赛一周后，我在伯班克参加了另一场挑战赛，赛场是在一个公园。中央球场一侧有一棵大树，投下的阴影足足有20英尺长。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在成千上万个球场打过比赛，这一个是最蹩脚的。我能听到远方孩子们玩儿童足球和躲球游戏的声音和汽车的噪音。

比赛贯穿感恩节周末，我在感恩节那天打入了第三轮。此时此刻，我并没有在家吃火鸡，而是混战在伯班克的公园中，排名也比两年前感恩节时的排名低了120位。与此同时，戴维斯杯正在哥德堡进行，张德培和桑普拉斯正与瑞典队对决。我没有出现在那里，这很令人伤感，但却是合乎情理的。我不属于那里。我属于这里——球场边这棵荒唐可笑的树下。除非我接受我应该置身此地这一点，否则我永远都不会再属于那里。

在赛前的热身活动中，我意识到我离波姬拍摄《出乎意料的苏珊》（佩里是这部电影的制片人）的摄影棚只有4分钟的车程。这部电视剧非常成功，广受欢迎，所以波姬现在很忙，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而且，奇怪的是，她现在也不会在赛场现身，然后观看几分钟的比赛了。当我回家时，她甚至问都不问我关于比赛的事。

当然，我也没问她关于《出乎意料的苏珊》的事情。

我们会谈话，但其实我们什么也没有谈。

在此期间我只有一次中断了训练——我去与佩里会面，同他商量我的慈善基金会成立的事宜。15年前，当我们还是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嘴里常常塞满冰激凌三明治的少年时，我们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想要在我们的人生达到一定高度并趋于平稳的状态下回馈社会，现在我们终于达到了这种状态。我已经与耐克达成了一项长期代言协议，在未来的10年我将获得数千万美金的报酬。我已经为父母买了一座房子，已经能照顾到我的团队中的每个人。现在，我在经济上有能力拓宽视野，在1997年，尽管我处于人生的最低谷，或者说正是因为我处于人生最低谷，我在这件事情上已经准备就绪。

我们最先考虑的是身处险境中的孩子们。成人们总是可以寻求帮助，但孩子们没有发言权，力量薄弱，因此我的基金会的首个项目就是为正处于法庭保护性监护、受到虐待或未被妥善照管的孩子建立一个庇护中心。庇护中心拥有一处为从医学意义上讲比较脆弱的孩子们准备的单幢住宅和一所临时的学校。我们接下来将启动一个每年为3000个市中心贫民区的孩子提供衣服的项目，然后我们会为内华达州立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提供一系列奖学金，然后是男孩和女孩俱乐部。我的基金会买下了一栋面积为2200平方英尺的破旧不堪的建筑，然后把它改造成一个面积达2.5万平方英尺的活动中心，内有一间计算机房、一个自助餐厅、一座图书馆以及几个网球场，前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将在落成典礼上致辞。

我在新的男孩和女孩俱乐部度过了许多轻松愉快的时光。我与孩子们见面，听他们的故事。我把他们带到网球场，教他们正确的握拍方法，然后我看到他们眼里竟然闪着光，因为以前他们从没有握过球拍。我与他们一起坐在计算机房里。由于上网在孩子们中很流行，而资源却有限，所以他们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学习意志如此坚定，让我十分震惊，也心痛不已。其他时候，我就待在男孩和女孩俱乐部的娱乐中心里，和孩子们打乒乓球。我每次走进这里都会想到波利泰尼学校的娱乐中心。在我到达波利泰尼的第一天晚上，就是在那里，我背靠着墙，心中充满了恐惧。那一段记忆使我有一种想要收养进入我视野的每一个惊恐不安的孩子的冲动。

一天，我和斯坦坐在娱乐中心，斯坦负责管理男孩和女孩俱乐部。我问他：“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我们怎样才能使他们的生活有更大的改变？”

斯坦说：“你得想出一种能够占据他们更多时间的法子，否则的话，即使前进一步，也会后退两步。你真的想改变他们的生活吗？你想要产生持久的影响？你需要他们更多的时间。事实上，你需要他们全部的时间。”

因此在1997年，我和佩里又聚在一起，并想到了把教育因素糅合到我们的慈善工作中。然后我们决定要把教育作为我们的工作。但是怎样做呢？我们想到了开办一所私立学校，但各种繁杂的手续和经济上的障碍太大了。我偶然在《60分钟》上看到了一则关于特许学校的报道，看完后，我心里就萌生出了一个主意。特许学校的资金一部分来自政府，一部分来自私人，这种学校面临的挑战是筹集资金，优点则在于其完全的自主性。开办一所特许学校，我们能够以我们想要的方式做事情，可以放手做一些与众不同的事情。而如果这些与众不同之处起作用了，它就可以像星星之火一样蔓延开来，而我们的特许学校也会成为全美国特许学校的一个成功范例，从而可以改变我们对教育的看法。

我不能相信人生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60分钟》的一则报道导致我被父亲送走，从而使我痛彻心扉，而现在《60分钟》的另一则报道则为我点亮了回家的路，为我描绘出了找寻生命意义和使命的图谱。佩里和我决意要建成美国最好的特许学校。当你设定极高的标准并投入大量资金时，你会取得什么成果呢？我们决意要向全世界展示这一点。我们握手为誓。

我自己将投入数百万美元来创办这所学校，但我们还需要筹集更多的款项。我们将发行4000万美元的债券，然后利用，或者说压上我的名声偿还这笔欠款。我的名气终于有所价值了。我在派对上认识的和通过波姬认识的所有名人——我将请求他们为这所学校奉献出自己的一些时间和才能，探望这些孩子，并在每年我们称之为“孩子们的大满贯”的筹款会上表演。

当佩里和我正为学校选址时，我接到了加里·穆勒的电话。穆勒来自南非，过去曾参加过网球巡回赛，也曾担任过教练。他正在开普敦组织一场网球赛，为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筹款，问我是否愿意参加。

“我们不知道曼德拉是否会到场。”他说。

“只要他有可能出现，即使那种概率微乎其微，我也会参加的。”

加里不久又给我打了电话。“好消息，”他说，“你会见到他的！”

“你在开玩笑吧？”

“他已经确认了这一点：他将到场。”

我不禁握紧了话筒。我已经崇拜曼德拉好多年了，他的斗争、他的牢狱之灾、他奇迹般的获释经历以及他壮丽的政治生涯无不让我对他充满了敬畏之情。想到能够与他见面，与他交谈，我突然感到一阵眩晕。

我兴奋地将此事告诉了波姬，很长时间以来，我都没有如此高兴了。波姬感受到了我的喜悦并因此也高兴起来，她想和我一起去。这场赛事的地点距1993年她拍摄非洲电影的地方不远，就是在那时、在那个地方她第一次和我传真联系，如果乘飞机的话一会儿就能到。

她立即开始为她的非洲之旅采购全套服装。

J.P.和我一样也非常崇敬曼德拉，于是我邀请他同我们一起前往南非，并要求他带上他的妻子琼尼，波姬和我都非常喜欢她。我们四人首先飞到南美，然后搭乘另一架飞机飞往约翰内斯堡。到达约翰内斯堡后，我们登上了一架破旧的螺旋桨飞机，前往非洲内陆。

由于遭遇了暴风雨，我们不得不临时着陆，躲在茫茫蛮荒中的一间稻草顶的小屋里。屋外雷声隆隆，成百上千的动物奔跑着寻找庇身之地的声音不绝于耳。朝窗外望去，大草原广袤无垠，天边乌云翻滚，J.P.和我一致认为这就是“那些时刻”。我们两个都在读曼德拉的《漫漫自由路》（Long Walk to Freedom），虽然这是一部自传，但我们却在其中感受到了海明威小说式的英雄情怀。我想到了曼德拉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说的话：“无论你到达生命中的哪一站，前方总有更长的征途。”我想到了《不可征服》中的一句诗：“我是我命运的主宰，我是我灵魂的统帅。”这是曼德拉最爱的一句诗，在他认为自己的人生征程已被阻断的时刻，这句诗赋予了他无穷的力量。

暴风雨过后，我们钻回螺旋桨飞机，最终降落在了一个禁猎区。我们花了三天时间在此地游览。每个清晨天未亮我们就会钻进一辆吉普车，然后开啊，开啊，随意停在某处。我们坐在车里，发动机空转着，周围一片漆黑。大概是20分钟后吧，曙光渐显，我们会发现我们正停在雾气缭绕的巨大沼泽的岸边，被数十种动物环绕着。我们看到了数百只黑斑羚，还有至少75只斑马；我们看到数十只有两层楼那么高的长颈鹿在我们的周围跳来跳去，在树丛中轻快地穿梭，啃着最高的树枝上的树叶，发出一种咯吱咯吱嚼芹菜的声音。眼前的情景仿佛在对我说：所有这些动物身处危险的世界，却在每一天开始时都表现得如此从容和平静，毫无怨言地等待命运的赐予——你为什么不能呢？

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司机和一个射手。射手的名字叫约翰逊，我们非常喜欢他，他就是我们的非洲吉尔。他为我们站岗放哨。他知道我们喜欢他，所以他的微笑中常常流露出身为神枪手的那种自豪感。

他比黑斑羚更了解这里的风景。他站在某处，朝着树挥挥手，无数只小猴子就会像接到了信号一样，像秋天的树叶般落在地上。

一天早上，我们把车开进了灌木丛深处，这时吉普车颤动了一下，突然转了向，我们冲向了右方。

“怎么了？”

我们几乎碾到了一头睡在路中央的狮子。

狮子坐了起来，满脸怒容地瞪着我们，仿佛在说：你们把我吵醒了。

它拥有一个硕大无比的头和一双柠檬酸橙汁色的眼睛，身上散发出的麝香气味如此浓郁，我们都有些头晕眼花了。

它的毛发跟我过去的发型颇为相似。

“不要发出声音。”司机低声说。

“无论你做什么，”约翰逊小声说，“都不要站起来。”

“为什么？”

“狮子现在将我们视为一只大型食肉动物，所以它怕我们。如果你站起来，它将看出来我们只不过是几个小人。”

有道理。

几分钟后，狮子退却了，钻入了灌木丛。我们则继续开车。

不久之后，我们回到了营地。我俯身向前，在 J.P.耳边轻声说道：“我必须得告诉你一些事。”

“说吧。”

“我现在正经历着……嗯，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我正试图将一些坏的事情抛诸脑后。”

“出什么问题了？”

“我不能深入谈这个问题，但如果我看起来有什么——不同的话，我想为此道歉。”

“好吧，既然你提到了这一点，你确实与之前有些不同，但是到底怎么了？”

“当我更加了解你的时候，我再告诉你。”

他哑然失笑。

然后他看出来我并不是在开玩笑，于是问道：“你没事吧？”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要告诉他我的消沉、我的困惑、我与斯利姆共同度过的那段时期，以及我可能面临的来自 ATP 的禁赛处罚。但我不能，现在不能。在这一切尚未远离我之前，我不能。此时此刻，这些问题就像那头咫尺之外的狮子，依然对我虎视眈眈。我不想声张我的问题，生怕会惊醒它们，会使它们猛扑过来。我只是想提醒 J.P.问题是存在的。

“我已经加倍投入于网球。如果我能挺过这段艰难的时期，如果我能卷土重来，一切的一切都将不同，我也将大大不同于以往。但即使我不能，即使我完蛋了，即使我失去了一切，我仍然会与以往不同。”

他问：“就这些了吗？”

“我只是想让你知道。”

这像一份忏悔，一份证词。 J.P.心疼地看着我，紧紧抓住我的胳膊斩钉截铁地对我说：“你是你命运的统帅。”

我们来到了开普敦。在这里，我焦躁不安地打着比赛，焦躁得就像周六早上做家务的孩子。然后，终于，那一刻来临了。我们乘坐直升机抵达一座大院，曼德拉亲自到直升机停机坪迎接我们。他被摄影师、众多要人、记者和助手们簇拥着，但他比他们都要高大。他看起来不仅比我想象的要高，而且比我想象的要强壮、健康，就像他以前曾经还是运动员一样。考虑到他多年的繁重劳动和经受的折磨，我对此甚为吃惊。当然，他确实曾经是一位运动员，年轻时他是个拳击手。他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在狱中，他会适时地在牢房里跑步，或者偶尔在一个简陋的临时球场打网球。虽然他显示出了强大的力量，但他的微笑是那么和善和纯净，有如天使一般。

我对 J.P.说，对我来说，曼德拉就像圣人一般。他就像甘地那样，已将个人荣辱和恩怨置之度外。被囚禁的那段岁月中，由于长年在石灰采集场做苦工，他的眼睛已被那里的强光刺伤了，但眼神里依然充满了智慧。他的眼神显示他已经领会到了一些事情，一些本质性的事情。

当他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并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他很欣赏我的球技时，我甚至都不知自己说了些什么。

我们跟随他进入了举行正式晚宴的大厅。波姬和我被安排与曼德拉同桌就餐，波姬坐在我的右边，曼德拉坐在她的右边。整个晚餐期间，他都在讲故事。我有很多问题想问他，但我不敢打断他。他谈起了罗本岛，在那里他度过了他28年牢狱生涯中的17年。他谈到他争取到几个看守的同情。作为一种特殊待遇，他们有时会让他带着钓鱼竿走到一个小湖边，自己解决自己的晚餐。他面带微笑地回忆着过往，我甚至在他的神色中看到了怀恋之情。

晚餐后，曼德拉站起来，发表了振奋人心的讲话。他的主题是：我们所有人必须彼此照顾，这是我们生命的使命。但我们也必须照顾好自己，即在做出决定时，我们必须三思而后行；在与别人相处时，我们必须小心维护与他人的关系；在发表言论前，我们必须审慎思索。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经营我们的生活，这样才不致成为受害者。我觉得他的这些话仿佛就是针对我而言的，好像他已知道了我是如何挥霍自己的天赋和健康的。

他谈论着南非以及全世界范围内的种族主义。这只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表现，他说，而只有教育可以改变。在监狱里，曼德拉用他仅有的可自由利用的几个小时自学。他创建了某种形式的大学，他和他的室友就是彼此的教授。他通过读书排遣他漫漫监禁生涯中的孤独寂寥，他尤其喜欢托尔斯泰。看守想出的对他最严酷的惩罚之一就是剥夺了他4年学习的权利。他的话似乎再一次闪烁着对我个人的暗示。我想到了佩里和我在拉斯维加斯已经着手推进的工作——我们的特许学校，我感到精神振奋，但同时也感到局促不安。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强烈意识到我所受教育的缺乏，感受到了这种缺乏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和不幸。我视它为一种罪行，而我则是犯下这一罪行的共犯之一。我想到此时此刻，在我的家乡有多少这种罪行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却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多少。

最后，曼德拉谈到了他走过的路。他谈到了所有人的人生旅途中的艰难险阻。但是，他说，只是作为一个旅行者，我们就能彰显明晰和高贵。当他讲完话坐在椅子上时，我知道我的旅途和他的相比是那么不足挂齿，但那不是重点。曼德拉想要告诉我们的是，每个人的旅途都是重要的，而且没有任何一种旅途是不可能的。

在向曼德拉道别时，我陷入了沉思。他为我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后来，一个朋友给我看了普利策获奖小说《失亲记》（A Death in the Family）中的一段，在这段中，一个陷入巨大悲痛中的女人这样想着：

现在我更加接近于成熟的人类一员了……

她认为她以前从未有机会去感受人类所拥有的力量，去承受痛苦；她热爱并敬畏曾经遭受痛苦的人们，甚至那些没能经受住痛苦的人。

这大概最能表达我离开曼德拉时的心情，这就是当直升机载我们离开他的大院时我的所思所想。我热爱并敬畏那些正在承受痛苦或是曾经遭受痛苦的人们，现在我已几乎成为成熟人类的一员了。

上帝想要我们成长。

新年前夜，1997年这一糟糕年份的最后几个小时，波姬和我又举办了一场新年派对。第二天早上，我很早就醒了。我把被子蒙在头上，而后突然记起按计划我要和参加巡回赛的一个孩子文斯·斯帕迪亚打一场练习赛。我决定将其取消。不，我对自己咆哮道，你不能取消，你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人了。你不能以睡大觉和取消一场练习赛开始新的一年——1998年。

我强迫自己从床上爬了起来，然后与斯帕迪亚碰了面。即使这只是一场练习赛，但我们都严肃地对待。他把它变成了一场战斗，我非常珍惜这场战斗，更何况我最终赢得了这场比赛。走出球场时，我气喘吁吁，但浑身都是力量——久违的那种力量。

这一年将是阿加西年，我对斯帕迪亚说，1998年将是属于我的。

我参加了1998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波姬也前来观战，并看着我淘汰了前三位对手。随后她却不幸地见证了我在与来自西班牙的阿尔贝托·贝拉萨特吉对阵时的失败。我本以2:0领先，但在第三盘中，不知何故，出乎意料地，似乎不可能地，我输掉了比赛。贝拉萨特吉是一个难对付的对手，但我原来已胜券在握。这是一场不可思议的失败。以2:0领先，却最终输掉比赛，这种情况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屈指可数。这只是我回归之路上的一个小小迂回，还是意味着我已走进了死胡同？

我去了圣何塞，并且表现得不错。我与皮特在决赛中狭路相逢。看到我回来，看到我再一次站在球场的另一边，他似乎很高兴，仿佛他之前对我很是想念一般。我不得不承认，我也很想念他。我以6:2、6:4赢了这场比赛。在比赛行将结束时，他似乎一定程度上都在为我鼓气。他知道我正在试图征服什么，他知道我还要走多远。

当我和皮特在更衣室时，我打趣说战胜他真是容易。

“输给排在100名之外的人是什么感觉？”

“我倒不怎么担心，”他说，“这种事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然后我又拿有关他私生活的报道调侃他。他和那个法学院的学生分手了，据说他现在正和一位女演员约会。

“糟糕的一步。”我对他说。

这些话打消了我们对彼此的戒备心理。

在赛后新闻发布会上，记者询问我对于皮特和马赛洛·里奥斯（他们正在争夺世界第一）的看法：“你认为他们中谁会最终成为世界第一？”

“两人都不会。”

神经质的大笑。

“我认为我将成为世界第一。”

声嘶力竭的笑声。

“不，真的，我是认真的。”

他们盯着我，然后尽职地在他们的笔记本上记下了我这一疯狂的预言。

3月，我去了斯科茨代尔，赢得了连续第二项赛事的冠军。我击败了来自澳大利亚的贾森·斯托尔滕贝格。他是一个典型的澳大利亚人，沉着稳健，拥有令人羡慕的全面技术，总是迫使对手主动犯错。和他比赛是对我勇气、决心以及我的神经的一次很好的考验，我最终通过了这次考验。现在，任何和我交手的人都不得不应对一些他们不想应对的情形。

我去了印第安韦尔斯并且战胜了拉夫特，但是输给了一个名叫简－迈克尔·甘比尔的球技高超的年轻人。他们说他是目前为止最出色的年轻选手之一。我看着他，思索着他是否知道前方等待着他的是什么，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有人可能准备好吗？

我去了比斯坎湾。我很想赢，想赢想得都要疯了。如此想赢一场比赛似乎不是我的风格。通常情况下，我拥有的只是不想输的欲望而已，但在第一轮比赛前做热身运动时，我对自己说我想赢，而且我也确切地认识到原因何在。这与我的回归无关，而是关乎我的团队——我的新团队，我真正的团队。我是在为了给我的学校筹集资金并提高它的受关注度而比赛。这么多年后，我终于得到了我一直想要得到的——为一些比自身的成败重要得多，但却与自身紧密相关的事情打比赛，一项有我的名字但不仅仅与我有关的事业——安德烈·阿加西大学预备学校。

起初我并不想让我的名字出现在学校的名字里，但朋友们说我的名字可以带来威望和声誉，也可能会使筹钱更容易些。学校（Academy）这个词是佩里选择的，这个单词把我的学校和我的过去——布雷登顿学校和波利泰尼学校这两座我童年的监狱永远联系在了一起，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一点。

我在洛杉矶没有多少朋友，但波姬的朋友则数不胜数，所以大多数晚上她都会出去参加社交活动，而我则一个人待在家里。

感谢上帝还有 J.P.。他住在洛杉矶南部的奥兰治县，因此，他时不时地就会开车过来，和我坐在壁炉旁，抽上一根雪茄，探讨生命的话题。他做牧师的那段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但当我们在炉边谈话时，我觉得他就像站在一个无形的布道坛上那样对我讲着话。我倒是不介意这一点。我愿意成为他唯一的会众，他独一无二的教徒。在1998年年初，他几乎谈到了所有的话题：动机、灵感、遗产、命运以及重生。他促使我得以继续保持我在曼德拉演讲中所感受到的那份使命感。

一天晚上，我对 J.P.说我在比赛时信心十足，我觉得我的比赛有了新的价值。“为什么我还是会感觉到恐惧？难道恐惧不应该就此消失吗？”

“我希望不会，”他说，“恐惧是你的‘火’，安德烈。如果你的‘火’完全熄灭了，我就不想再见到你了。”

然后 J.P.环顾四周，抽了一口雪茄说，他不得不注意到我的妻子总是不在。他无论什么时候过来，无论什么日子、什么时间，波姬似乎总是出去见朋友了。

他问我是否为此而烦心。

“我根本都没注意到这一点。”

我在1998年4月去了蒙特卡洛，并输给了皮特。他重拳出击。他不会再为我鼓劲打气了——较量重新开始了。

我去了罗马。我刚刚打过一场比赛，正躺在床上休息。

连续两个电话。

首先是菲利的电话。他带着哭腔，似乎马上就要哭出声来了。他告诉我他的妻子玛蒂刚刚生了一个女孩，他们给她起名卡特·贝利。在电话中，哥哥的声音听起来很不同——声音中荡漾着喜悦之情，当然还有骄傲。而且，菲利似乎觉得自己正在享受天国之福。他觉得自己幸运至极。

我说我为他和玛蒂感到无比的高兴，并允诺尽快回家。“波姬和我会直接去你那里，去看我刚来到人世的侄女。”说这句话时，我的声音哽咽了。

电话铃又响了。已经过去一个小时了？还是3个小时？在我的记忆中，我总是觉得这两个电话几乎是在同一时刻打来的，尽管它们可能相隔几天。是我的律师们，他们把电话设成了免提状态。“安德烈？你能听到我们说话吗？安德烈？”

“是的，我能听到，说吧。”

“嗯，ATP 已经看了你的信，并就你坚称自己清白这一点展开了审慎的调查。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他们已经认可了你的解释。你那份不合格的药检报告将被抛弃，从此以后这件事情将永不再提。”

“我不会被禁赛了？”

“不会。”

“我可以无拘无束地继续我的事业、我的生活了？”

“对。”

我又重复了这个问题：“你确定吗？你的意思是，这一切真的都结束了吗？”

“从 ATP 的角度来讲，确实如此，他们已经相信并欣然认可了你的解释。我认为大家现在都渴望抛开这件事而继续前进。”

我挂断了电话，茫然地凝视着远方，一遍又一遍地想着：新生活。

我去参加了1998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在与俄罗斯选手马拉特·萨芬的对决中，我的肩膀受伤了。我总是忘记在这片特殊的红土上球是多么的重——你击中的仿佛不是网球而是铅球。肩膀剧痛无比，但我还是对这次受伤抱有一种感激之情。我再也不会把在球场上受伤视为理所当然的了。

医生说我患有肩部撞击症，并压迫了神经。我闭关了两周，没有练习赛，没有小战斗，什么也没有。我缺席比赛。更重要的是，我允许自己缺席比赛。我享受缺席并且为此而庆幸。

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德国的托米·哈斯。在第三盘的抢七局中，我和他正在进行激烈的角逐。司线员犯了一个极为恶劣的错误。哈斯打出了一个明显出界的球，但司线员却判定该球为界内球，从而使哈斯得到了关键的一分，并以小分6:3领先于我。这是我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最糟糕的判决。我知道球出界了，非常确定地知道这一点，但我所有的争论都无济于事。另一位司线员还有裁判都维持原判。我输掉了这个抢七局。现在我以盘分1:2落后于他，形势对我大为不利。

由于天黑了，赛事官员暂停了这场比赛，结局因而也被推迟了。回到酒店后，我在新闻上看到那个球不仅出界了，而且距离边线有好几英寸远。我只能无奈地大笑。

第二天走上球场时，我仍在开心地笑着。我已经不在乎那个判决了，我只是为我能待在这里而高兴。也许我还不知道如何在高兴的同时打好球：哈斯赢了第四盘。赛后他对记者说，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一直以我为偶像。“我过去非常崇拜他。”他说，“这一次胜利对我来说非常特别，因为他在1992年摘得了温网的冠军头衔，而我能说我战胜了曾经排名世界第一并赢得过两个大满贯冠军头衔的安德烈·阿加西。”

这听起来像一篇悼词。难道这个家伙认为自己不是击败了我而是埋葬了我？

而且，难道新闻发布会现场就没有一个人能告诉他我实际上赢得过三个大满贯冠军吗？

波姬获得了电影《黑与白》中的一个角色。她为此兴奋不已，因为该剧的导演是一个天才而该剧的主题是有关种族关系的。另外，她可以即兴发挥她的台词并且可以梳着湿发纠结成辫、四下散垂的“骇人”发型。她还要在丛林中待上一个月，与其他演员合住在一起。当我们通电话时，她说他们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演戏。“听起来是不是很酷？”

“酷！”我一边翻了翻白眼，一边说道。

她回到家后的第一天早上，我们在厨房里吃着早饭。她滔滔不绝地讲着小罗伯特·唐尼、迈克·泰森、玛拉·梅普尔斯以及这部电影中其他明星的逸事。我尽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她也问了问我关于网球的事，并尽力表现出感兴趣的样子。我们试探性地交谈着，像陌生人那样。我们不像共用一个厨房的夫妻，反而更像共同住在青年旅社里的少年。我们表现得非常客气、彬彬有礼，甚至体贴有加，但当时的气氛中透着紧张，所有的一切仿佛都有可能在瞬间破碎。

我向壁炉里添了一块木头。

“那么我有件事要告诉你，”波姬说，“我在离开的这段时间纹了一个文身。”

我脑袋嗡了一下。“你肯定是在开玩笑吧？”

我们去了盥洗室，那里的灯光要好一些。她把牛仔裤褪到腰部以下，然后向我展示了她的文身。在她的屁股上，有一只狗。

“你文身时有没有想过要先问问我？”

完全说错了话。控制欲强——她这样形容我。什么时候她装饰她的身体还要获得我的许可了？我回到厨房，又冲上一杯咖啡，然后狠狠地盯着炉火。狠狠地盯着。

由于我们两人在日程安排上有冲突，波姬和我在结婚后没有马上去度蜜月。但是现在，她的电影已完成了拍摄，而我的事业也几乎完蛋，所以现在似乎是度蜜月的最佳时间。我们决定前往位于印第哥岛东南部的英属维尔京群岛的内克岛度蜜月。这个岛归亿万富翁理查德·布兰森所有，他对我们说我们一定会喜欢那里。

他说：“那里简直就是一座小岛天堂！”

从我们着陆的那一刻开始，我和波姬就难以步调一致。我们无法惬意地待在一起，无法就我们怎么度过这段时光而达成一致。我想要放松，但波姬想要尝试斯库巴潜水，而且她想让我陪她一起去，这意味着我得先上一堂斯库巴潜水课。我对她说在蜜月旅行中上课，就像接受结肠镜检查一样不堪忍受。

哦，而且是边看《老友记》，边接受检查。

但她一再坚持。

我们在泳池里待了几个小时。一个教员教我们如何使用紧身潜水衣、潜水面罩以及氧气瓶。我有络腮胡子，短而粗的胡子茬使面罩无法紧贴我的皮肤，因此水不断地渗入我的面罩，于是我回房间刮胡子。

当我回来时，教员正在说此次训练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水下纸牌游戏。如果你能在池底从容自若地玩纸牌，如果你无须浮出水面就可以打一整把牌，你就是一名斯库巴潜水员了。于是我在这里，穿着全套斯库巴潜水服，在加勒比海中央，坐在游泳池的池底玩“钓鱼”。我觉得自己不是斯库巴潜水员，而是《毕业生》中的达斯汀·霍夫曼。我爬出游泳池，然后对波姬说：“我玩不了这个。”

“你从来都不想尝试新的东西。”

“好好玩，到你想去的大洋中央，对那些小美人鱼说‘嗨’。我要待在房间里。”

我走进厨房，点了一大份法式炸薯条。然后我回到了我的房间，踢掉鞋子，伸展着身子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直到这一天结束。

我们提前三天离开了这座天堂岛。蜜月结束。

1998年，我前往华盛顿参加莱格梅森精英赛。又一轮7月的热浪，另一项在华盛顿进行的令人不安的赛事。其他选手都在抱怨这里的炎热，要是往常我也会抱怨，但这次我只有冷静的感激和坚定的决心。每天早上我都会早早醒来，然后在纸上写出我的目标。在把它们写在纸上后，我会大声地说出它们，我也会大声说：不走捷径！

在比赛开始前，在与布拉德打最后一场练习赛时，我有些心不在焉，并没有全力以赴。佩里开车载我回酒店时，我默默地盯着窗外。

“把车停在路边。”我说。

“干什么呀？”

“你照做就行。”

他把车拐到了路边的紧急停车道。

“你开出2英里，然后等着我。”

“你说什么？你疯了吗？”

“我的力气还没用完呢，我今天没有尽全力。”

我跑步穿过罗克·克里克公园，跑了足足有2英里。1987年，也是在这个公园，我把球拍赠送了出去。每跑一步，我都觉得自己要晕过去了，但我不在乎；我会因为这次跑步而中暑，但我却会在今晚入睡前那至关重要的10分钟内享有平静——我现在就是为那10分钟而活，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那10分钟。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为我喝彩，也曾经有成千上万的人对我报以嘘声，但没有任何事情比睡前那10分钟里你感到自己的头脑中嘘声不断更糟糕了。

当我终于到达停车处时，我的脸已经变成了亮紫色。我钻进车里，打开空调，然后给了佩里一个微笑。

“我们这样一定会成功的。”他说完，边递给了我一块毛巾，边发动了车子。

我成功晋级决赛。在决赛中，我再一次与德拉帕对决。我记得我曾怀疑自己在并非很久之前是如何战胜他的，我记得我曾因不相信自己过去竟然击败过他而连连摇头。那是我人生的最低点之一。现在我在50分钟内就将他淘汰出局，以6:2、6:0轻松获胜。我第四次赢得了该赛事的冠军。

在梅赛德斯·奔驰杯比赛中，我未失一盘就杀入了半决赛，并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在多伦多举行的加拿大公开赛中，我再一次与皮特狭路相逢。他在第一盘中表现极为出色，但在第二盘中他有些体力不支，我最终战胜了他。这样，皮特丢掉了世界第一的排名，我的排名则因此上升到了第九位。

我在半决赛中遭遇了克拉吉赛克。他仍然为摘得1996年的温网冠军而洋洋自得，他是唯一一位荷兰籍温网冠军。那场比赛，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击败了皮特，那也是皮特多年来第一次在温网失手。但我不是皮特，我也已经不再是我了。克拉吉赛克先失一盘。第二盘中，他暂时以3:4落后。现在是他的发球局，0:40。三个破发点。我打出了我成年之后最出色的一记接发球，球恰好飞过了球网——大概只高出球网一厘米，划出了一道完美的弧线。克拉吉赛克闭上眼睛，猛推球拍，狠狠地来了个空中截击。这个球可以落到任何地方，因为他也不知道球会飞到哪里，但最终却是一个直接得分球。如果他的拍面哪怕再多打开半度，球可能就已击中前排的某个人，而我则可能已经破发成功，并在这场比赛中占据了主动。但他却拿下了这一分，保住了发球局，并最终以2:1战胜了我，终结了我14场不败的纪录。如果是在以往，我可能需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走出这次失败的阴影，但是现在我对布拉德说：“这就是网球，对吧？”

我以世界第八的身份参加了1998年的美网公开赛。众多观众在我身后为我呐喊助威，他们鼓舞了我的斗志，使我脚步轻盈。在第四轮中，我遭遇库切拉。他似乎想要用他的发球扰乱我的心智。他抛起球，然后停下，把球抓在手里，然后再抛一次。我现在以0:2落后，对这个家伙的此种举动很是不快，但我马上记起：在和库切拉比赛时，你打得越好，他打得也越好；你向他打烂球，他也会回给你烂球。就是这么回事——我打得太好了，我发球也发得太好了。所以轮到我发球时，我模仿库切拉，看台上爆发出了笑声。然后我打出了一记傻乎乎的“月亮球”，我要使库切拉心烦意乱，通过激怒他争取主动。

天下起了雨，因此这场比赛被延期到第二天。

波姬、我同她的朋友——演员们，永远都是演员——一起出去吃了顿夜宵。天已经放晴了，因此我们在闹市区的一家餐厅屋顶的露天座位上吃的饭。饭后，我们站在大街上，挥手告别。

“祝你明天好运！”那些演员大声说道，然后跳进出租车，准备再去喝些什么。

波姬看着他们，然后又看看我。她内心正在进行激烈的挣扎。她咬住下嘴唇，看起来就像一个在应做之事和想做之事之间举棋不定的小孩。

我喝了一大口吉尔水。“去吧。”我说。

“真的？你不介意？”

“不介意，”我言不由衷地说，“好好玩。”

我乘出租车回到了波姬的公寓。她卖掉了她那栋褐色沙石房子，买了位于曼哈顿上东区的这座公寓。我想念那栋褐色沙石房子，我想念它的前廊，吉尔就是站在那里为我们站岗放哨的；我甚至想念那些无眼无发的非洲面具，即使仅仅因为当波姬和我未以假面具对待彼此时，它们在那里。我喝完吉尔水，倒在了床上，渐渐入睡。但几个小时后，当波姬回来时，我突然间醒了。

“继续睡吧。”她轻声说。

我试过了，但我睡不着。我起床吃了一粒安眠药。

第二天我和库切拉进行了一场生死搏斗。我设法将比分追平，但他精力更为旺盛，耐力也更为持久。在五盘激烈的角逐后，他最终战胜了我。

我坐在洛杉矶家里浴室的一角，看着波姬为出门做着准备。我会待在家里——又一次。我们探讨着为什么总是这样。

她指责我拒绝融入她的世界，说我不乐于接受新鲜事、新鲜人。我对与她的朋友见面不感兴趣。我本可以每天晚上都和那些天才们——作家、艺术家、演员、音乐家以及导演交往，我本可以出席艺术馆的落成典礼、影片的全球首映礼、新剧的发布会以及私人放映会。但我想做的只是待在家里看电视，或者也许——只是也许，如果我想要社交的话，我会邀请 J.P.和琼尼过来共进晚餐。

“我不想撒谎。对我来说，那就是完美的夜晚。”

“安德烈，”她说，“他们对你都很坏，佩里、J.P.、菲利、布拉德——他们都骄纵你、迎合你、顺着你，他们中没有一个是真正为你着想的。”

“你认为我所有的朋友对我都很坏？”

“除了吉尔。”

“所有的？”

“所有的，尤其是佩里。”

我知道她最近和佩里产生了争执，佩里放弃了《出乎意料的苏珊》中制片人一职。我知道她为我在这场争执中没有自动站在她这一边而大为恼火，但我不知道她已准备把我团队中的其他所有人都“勾销”掉了。

她站在镜子前，转过身说：“安德烈，我认为你就像荆棘丛中的一株玫瑰。”

“一株玫瑰？”

“一株单纯的玫瑰，被一群正试图吸干你的血的人所环绕着。”

“我并没有那么单纯，而自从我孩提时代起，那些荆棘就开始帮助我了。那些荆棘拯救了我的生命。”

“他们使你裹足不前。他们阻止你成长，阻止你发展。你一直在原地踏步，安德烈。”

佩里和我决定在西拉斯维加斯最混乱的街区建立我们的学校，因为这所学校建在这里能起到指路明灯的作用。我们苦苦搜寻合适的校址，试图找到一块正在出售中、价格适中并能允许校园不断发展扩大的土地。经过数月的搜寻，我们终于在城市荒地的中心找到了一块占地8英亩、符合我们所有要求的土地。它位于拉斯维加斯的旧址所在地，一片早期开拓者最先到达、后来却被他们抛弃的、早已被人遗忘的边远居民点，周围全都是要被拆毁的当铺和住宅。我喜欢把我们的学校建在一块有着被遗弃的历史的土地上——又有哪个地方比这里更适合见证我们所预想的将在孩子们的生活中发生的那种改变呢？

数十位政治家及社区领导都出席了学校的动工仪式。记者、电视摄像机、讲话。我们把金铲插进满是垃圾的土中，铲起了第一锹土。我环顾四周，我甚至能听到未来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他们的笑声、嬉戏声还有问问题的声音。我能感觉到众多的生命跨越了这一点，并从这一点踏上了新的征程。想到那些将在这里形成的梦想，那些将在这里得到重塑或拯救的生命，我眩晕了。我一直在想几年后，以及在我去世数十年后这里行将发生的事，我想得如此着迷，以至于我完全没有听清那些讲话的内容。未来的声音淹没了现在的声音。

然后有人打断了我的冥想——他叫我站起来拍一张合照。闪光灯一闪，快乐的一刻，但也是令人心生畏惧的一刻。我们前方的路依然漫长，无论是使学校最终落成，还是使其获得官方认可和足够的资金，我们都有一场艰苦的战斗要打。如果不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我成长了，如果我没有为重新点燃自己的网球事业而奋力拼搏，如果没有为重获健康和平衡而努力斗争，我真不知道我是否能够有勇气坚持下去。

有人问我波姬在哪里，她为什么没有和我一起参加这次动工仪式。我告诉了他们实情：我不知道。

新年前夜，1998年的尾声。按惯例，波姬和我又举办了迎新派对。无论我们已变得多么生疏，她坚决要求我们在假期中不要在朋友和家人面前表现出任何不和的迹象。这就仿佛我们是演员，而我们的客人们是观众一样；而且，即使当观众们不在的时候，她也会继续演，而我则尽力配合。从我们的客人到来前的几个小时，我们就装出很幸福的样子，这大概可以理解为某种形式的彩排吧。而在他们离开后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继续假装着。这俨然成了一个表演派对？

今晚的观众中，波姬的朋友和家人占了大多数，其中包括波姬新养的一条名叫萨姆的白色斗牛犬。它朝我的朋友们吼叫着，就仿佛它知道波姬对我所有朋友的看法似的。

J.P.和我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注视着那条狗，它正躺在波姬的脚边，也盯着我们看。

“如果那条狗蹲在这里，”J.P.说，“那就酷极了。”他指指我脚边。

我笑了笑。

“不，真的。那不是一条‘酷’狗，那不是你的狗。这不是你的家，这不是你的生活。”

“……”

“安德烈，这张椅子上有红花。”

我呆呆地看着他坐的那张椅子，就仿佛头一次看见它一样。

“安德烈，红花，红花。”

当我收拾行李准备前去参加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时，波姬皱着眉噔噔地在房间走来走去。她对我重返网坛的努力感到不悦。鉴于我们之间紧张的关系，她不大可能对我的起程闷闷不乐，所以我只能猜想她认为我是在浪费时间。肯定不是只有她一个人这么想。

我和她吻别。她祝我好运。

我进入了十六强。在我进行这场比赛前，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这很难。”她说。

“什么？”

“我们，这个。”

“是的，是很难。”

“我们之间的距离这么遥远。”她说。

“澳大利亚很远。”

“不是，即使我们共处一室……距离。”

我心里想：你说我所有的朋友都很糟糕，那怎么会没有距离呢？

我却说：“我知道。”

“等你回家后，我们得谈谈。”

“谈什么？”

她重复道：“等你回家再说。”她的声音里透着疲惫，甚至无助。她在哭吗？她试图改变话题：“你将和谁对阵？”

我把对手的名字告诉了她。她从来都不知道这些名字，也不知道他们意味着什么。

她问：“电视会直播吗？”

“我不知道，很有可能吧。”

“我会看的。”

“好的。”

“好的。”

“晚安。”

几个小时后，我和斯帕迪亚（我去年新年时的训练伙伴）对打。他的水平甚至都不及我的一半，在我的全盛时期，我甚至用抹刀就能战胜他。但在过去的52个星期中，我有32个星期都在旅途中奔波着，更别提与吉尔在一起进行的训练、为学校筹建所进行的艰辛努力以及与波姬之间的种种不快了。我的心思还停留在和波姬的那通电话上。斯帕迪亚四盘淘汰了我。

报纸是苛刻，甚至残酷的。他们指出在我参加的最近6次大满贯赛事中，我都是早早就被淘汰出局了。这倒也没错。但他们说我正在羞辱自己。我待在“展会”上的时间太长了，他们说。阿加西似乎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罢手，他已经赢了三个大满贯冠军头衔了，他已经快29岁了。他真的认为自己还能再干出点儿什么成绩吗？

每篇文章都会包含一个用滥了的短语——在一个他的同辈选手都在考虑退役的年龄。

我一进门就大喊波姬的名字，没有人答应。现在是上午10点左右，她一定在摄影棚里。那一天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在等她回家。我试图休息，但当有一只白色斗牛犬死死地盯着你时，想休息真的很难。

当波姬回家时，天已经黑了，天气也变得很糟。一个下雨的、寒冷的夜晚。她提议出去吃饭。

“寿司？”

“不错。”

我们开车到了我们最喜欢的一个地方—— Masuhisa 店，然后坐在了柜台旁边。她点了清酒。我很饿，于是我点了所有我喜欢吃的：蓝鳍生鱼片、手工黄瓜鳄梨鲹鱼蟹肉卷。波姬叹了一口气。

“你总是点一样的东西。”

我太饿了，所以尽力不去理会她的异议。

她又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我现在甚至都无法直视你的眼睛。”

她的眼睛湿润了。

“波姬？”

“不，真的，我都无法看着你。”

“放轻松，深吸一口气。求你，求你，求你尽力别哭出来。我们结账，离开这里。我们回家讨论这一问题。”

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在之前几天报纸对我的“那些”报道之后，明天的报纸不会再登出我和我的妻子吵架的新闻对我来说很重要。

在车里，波姬仍在哭泣。“我不快乐，”她说，“我们不快乐，我们这么长时间以来都不快乐。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继续待在一起是否还会快乐。”

那么，这才是关键。这才是她想说的话。

我犹如行尸走肉一般走进家门。我从壁橱里拽出一个衣箱。壁橱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极为干净利索，整洁得令人不安。我意识到和我一起承受失败、经历高峰和低谷并忍受我的沉默，这对波姬来说是多么不易，但我也注意到在这个衣橱里我能够使用的空间是多么狭小。真是颇具象征意味。我想到了 J.P.的那句话——“这不是你的家。”

我从衣橱里抓起我仅有的几件衣服，连衣架一起拿到了楼下。

波姬在厨房里抽泣着，并没有像在餐厅和车里那样大哭，只是小声抽泣着。她坐在肉砧台（butcher block island）旁边的凳子上——又是一座岛（island），我们总是以各种方式在岛上共度时光。我们就是岛，是两座岛屿。我回忆不起我们不是两座岛的那段时光了。

她问：“你在做什么？怎么了？”

“你什么意思？我要离开这里。”

“下雨呢，等到早上吧。”

“为什么等？现在正是时候。”

我把生活必需品堆成一堆：衣服、搅拌器、牙买加咖啡豆、压滤式咖啡壶，还有波姬最近送给我的一件礼物——菲利和我多年前在卢浮宫看到的那幅令人生畏的画，她委托一个艺术家制作了一件高仿真的复制品。我看着挂在悬崖上的那个男人，现在他竟然还没跌下悬崖？我把所有的东西都扔进了我那辆崭新的1976年产的凯迪拉克黄金国（Eldorado）敞篷车（1976年也是该公司生产该系列车的最后一年）的后座上。车的颜色为纯亮白色，百合花的白，于是我叫它“百合”。我转动了“百合”的车钥匙，仪表板发出了旧电视才会发出的那种光，里程表上显示着2.3万英里这一数字。我突然意识到“百合”和我是那么不同，简直是截然相反——它年事已高，但行驶的里程数却很低。

我驶离车道。

开出一英里后，我开始失声痛哭。我泪流不止，雾则越来越浓，我几乎看不到发动机罩上的铬黄色环状标志了。但我仍然继续向前开，不停地开，一直开到了圣贝纳迪诺市。现在雾已经变成了雪，山的通道因而被关闭了。我给佩里打电话，问他是否还有别的路可以到达拉斯维加斯。

“怎么了？”

我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试验性分居，”我说，“我们再也不了解对方了。”

我不禁想起我和温迪分手的那一天，想起我把车停在路边给佩里打电话的那一刻。我回想着自那以后所发生的一切。而此时此刻，历史重演，我再一次把车停在了路边，伤心欲绝地给佩里打电话。

他说没有其他的路可以到达拉斯维加斯，因此我需要调转车头，朝沿岸地区开，在第一家有房间的汽车旅馆停下。我慢慢地开着车，在积雪的路面上小心翼翼地前进着。路很滑，车不时地会打滑。每遇到汽车旅馆，我都会停下来，但都客满了。我终于在加利福尼亚州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家廉价旅馆里找到了最后一个床铺。我躺在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床上，质问自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事情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反应？你的婚姻远非完美，你甚至一开始就不确定为什么要结婚，或者你是否想结婚——那么当你认为它可能会结束时，你又为什么如此受伤？

因为你憎恨失败。离婚是一场惨重的失败。

但以前经历过如此多的惨重失败，为什么这次感觉不同？

因为这次失败让你看不到任何可以改进的办法。

两天后，我给波姬打了电话。我很后悔，而她的态度却更坚决了。

“我们都需要时间思考，”她说，“在一段时间里，我们不应该彼此交谈。我们需要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彼此互不干涉。”

“我们自己的内心？那又是什么意思——要多久？”

“三周。”

“三周？你是怎么想出这个数字的？”

她没有回答。

她建议我用这段时间去见一位心理治疗师。

在拉斯维加斯一间狭小阴暗的办公室里，我与一位身材瘦小、寡言少语的女治疗师见了面。我坐在一张鸳鸯椅上——多么绝妙的讽刺。她坐在离我3英尺远的椅子上，只是静静地听着，从不打断我。我宁愿她打断我。我想要答案。我说得越多，就越是强烈地意识到我只是在自言自语，一如既往的自言自语。这不是挽救婚姻的方式。一个人的自言自语不可能挽救婚姻，也无法解决婚姻中存在的问题。

那天晚上，我躺在地板上久久不能入睡。我的后背僵直。我走到客厅，坐在沙发上，手中拿着纸和笔，开始给波姬写信，写了一页又一页。又一封手写的申诉信，但这次是完全真实的。清晨，我把它们用传真传到了波姬的家里。看着传真机慢慢吞噬了那几页纸，我不禁想起所有的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5年前，我把纸塞进菲利的传真机里，屏住呼吸，等待着从非洲某处的一个小屋里发来的诙谐、暧昧的回复。

这次没有回复。

我又给她传了一次，还是没有回音。

她现在身处比非洲还要遥远得多的地方。

我打了电话。

“我知道你说过要三周，但我必须得和你谈谈。我想我们应该见一面，我想我们应该一起解决这些问题。”

“哦，安德烈。”她说。

我等待着下文。

“哦，安德烈，”她又说了一遍，“你不明白，你就是不明白。这不是关于我们，这是关于你和我。”

我对她说她是对的，我确实不明白。我对她说我不知道我们怎么走到了这一步。我对她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有多么不快乐。我对她说我很抱歉我们变得生疏，而我则变得冷漠了。我告诉她我心里的混乱，持续不断的混乱，一塌糊涂的网球生活不断烦扰着我，撕扯着我。我对她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不清楚自己是谁了，也许我从来就不清楚。我向她讲述了我的漫漫寻找自我之旅、我头脑中永无止境的独白以及我的消沉沮丧。我把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但表达得却如此吞吞吐吐、蹩脚拙劣、含糊不清。这很令人尴尬，但却是必要的，因为我不想失去她。我已经失去了太多，而且我知道如果我诚实的话，她会再给我一次机会的。

她说她为我正在承受痛苦而感到难过，但她也解决不了，她修复不了我。我需要自己修复自己——独自一人。

听到电话那头的嘟嘟声，我顿时平静了下来，不再挣扎。现在看来，刚才那通电话就像两个实力悬殊的对手在球网边的简短、草率的握手。

我吃了一些东西，看看电视，然后早早地上床睡觉。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佩里，告诉他我想要以离婚史上最快的速度离婚。

我把我的白金婚戒交给了一个朋友，然后用手指了指最近的典当行。我对他说，无论他们出什么价都接受。当他把现金拿回来时，我以波姬·克里斯塔·小丝的名义把它捐给了我的学校。无论是祸是福，无论是健康还是患病，她永远都是最初的捐助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