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在想：我们真的很合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无法后退，无法向她建议我们应该分开一下，因为我已经使自己远离了网球。没有波姬，没有网球，我将一无所有。我害怕空虚寂寥，害怕阴郁和忧伤。于是我紧紧抓住波姬，波姬也紧紧抓住我。

佩里天天追着我问我到底怎么了，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告诉他。我不知道，更确切地说，我不想知道。我不想向佩里或者自己承认对皮特的一次失利竟然在我心中产生了如此挥之不去的阴影。就这么一次，我不想和佩里坐在一起，不想厘清自己一团乱麻似的潜意识。我已经放弃理解自己，我对自我分析已经毫无兴趣。在与自己进行的这场长期的战斗中，我屡战屡败，而这一次我却主动认输了。

我去了圣何塞，然后被皮特彻底击溃了。当然我并没有遵照医生的嘱咐。在比赛中，有好几次我都大发脾气，咒骂我的球拍，对自己尖声呵斥。皮特看起来颇为茫然，裁判员则因为我的不雅言辞而罚了我的分。

哦，你喜欢那样？这里，接住这个。

我朝上层观众席发了一记球。

我去了印第安韦尔斯，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输给了张德培。我无法面对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于是我逃掉了，因此付了一大笔罚金。我去了蒙特卡洛，在54分钟内就输给了来自西班牙的阿尔贝托·科斯塔。当我走出球场时，我听到了口哨声和嘘声——它们可能也是从我的内心深处发出来的。我想要向观众大喊：“我同意！”

吉尔问我：“到底怎么了？”

我告诉了他，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自从我在美网赛上输给皮特那一刻起，我已经失去了意志力。

“那么我们就别这样，”吉尔说，“我们得想清楚我们该怎么办。”

“我想要退出，”我说，“但是我不知道如何或者何时退出。”

在1996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上，我烦躁不安。第一轮比赛，从头到尾，我不停地大喊大叫，咒骂自己，因此受到了正式的警告。但我却更加声嘶力竭了。我被罚了一分。我是一个满口“他妈的”、差点儿就要被驱逐出这项赛事的混蛋。天下起了雨，比赛推迟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坐在更衣室里，像被催眠了似的直愣愣地盯着前方。在比赛重新开始后，我赢了我的对手雅各布·迪亚兹。其实我根本看不见他，他浑身是水，同单打边线与双打边线之间的雨水坑中的影子一样模糊不清。

战胜迪亚兹只是暂时延缓了那不可避免的失败。在下一轮比赛中，我输给了来自田纳西州的克里斯·伍德拉夫。一看见他，我就会想起西部乡村歌手，他与其说是在打球，不如说是在进行一场竞技表演。他在红土场上看起来更加笨手笨脚，为了弥补这一点，他表现得非常积极主动，极富侵略性，尤其是反手击球。我抗击不住他的猛攻，犯了63次非受迫性失误。他纵情欢呼，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觊觎他的热情而非他的成功。

体育记者们说我并没有认真对待每个球，而是故意输掉了这场比赛。他们从来就没搞明白：当我故意输掉比赛时，他们说我不够优秀；而当我表现得不够好时，他们则说我故意输掉了比赛。我几乎忍不住告诉他们我没有故意输掉比赛，我只是在折磨自己——因为我不够优秀。无论何时当我意识到自己没有资格成为胜利者，知道自己不配获胜，我就会折磨自己。你可以查查我的历史。

但我什么也没说。赛后，我马上离开了体育场，又一次没有出席本应出席的新闻发布会，又一次，我心甘情愿地付了罚金。好在这钱花得很值。

波姬带我去了曼哈顿的一家餐厅。它的前厅比电话亭还小，但主餐厅很大，全厅都笼罩在一种芥末黄的色调中，温馨可人。Campagnola ——我喜欢波姬说这个词的方式；我喜欢它的气味；我喜欢走进这个餐厅时，我和波姬都心生喜悦却心照不宣的那种感觉；我喜欢衣帽间旁边那张爵士歌手辛纳特拉的照片，上面附有其亲笔签名。

“这是在纽约我最喜欢的地方。”波姬说，因此我也将之视为最心爱之地。我们坐在角落里，在朦胧的黄昏时刻吃着清淡的食物，享受着在午饭和晚餐高峰期间这段难得的时光。餐厅在这个时间通常都不提供食物，但经理说鉴于我们的情况，他们会破例为我们准备食物。

Campagnola 很快就成了我们的第二厨房，以及我们关系的全部。波姬和我经常去那里，以向自己表明我们相处得仍然很愉悦。我们在特殊的场合去那里，在工作日也去那里，从而使单调乏味的生活变得特殊。在美网的每场比赛后，我们几乎都会习惯性地去那里。我们如此频繁地光顾，以至于那里的厨师和侍者都根据我们来对表了。在一场五盘大战的决胜盘中，我有时竟然在想 Campagnola 里的那群人。我知道他们一边在准备意大利干酪、土豆和意大利熏火腿，一边会不时地瞟上一眼电视。当我拍拍球，即将发出第一个球时，我就知道不久我就会坐在角落里的桌子旁，吃着配有白葡萄酒汁和柠檬汁的黄油煎虾，外加一盘意大利式小方饺，小方饺如此的柔软和香甜，他们真应该把它算在甜点内。我知道当我和波姬走进那扇门时，无论刚刚打完的比赛是赢还是输，他们都会报以热烈的掌声。

Campagnola 的经理弗朗基总是穿得非常干净利落——吉尔的那种干净利落——意大利西装、印花领带，还有丝帕。他每次跟我们打招呼时，总是咧嘴一笑，微微露出牙齿，而每次见面他都会给我们讲几个有趣的新故事。“他是我的第二父亲。”当波姬把他介绍给我时如是说，而我认为那是非常神奇的说法。第二父亲是我最为敬重的角色，因此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弗朗基。然后他为我们叫了一瓶红酒，向我们娓娓道来那些泡在他的餐厅里的名人、赌徒、银行家，还有歹徒的奇闻逸事。波姬被逗得大笑不已，笑得双颊绯红。一来二去，从我自身来说，我也对他产生了好感。

弗朗基说：“约翰·戈蒂？你想知道关于戈蒂的事？他总是坐在那里，就在那里，角落处的那张桌子旁，脸冲着外面。如果有人要暗杀他，他就能察觉到。”

“我倒是和他想得一样。”我说。

弗朗基发出了坏笑，然后点点头：“我知道，对吧？”

弗朗基很诚实，工作很努力，也很真诚，是我喜欢的那一类人。我发现每次我一踏进餐厅，就会情不自禁地搜寻他的脸。当弗朗基面带微笑和我们拥抱过后，脚步轻快地把我们带到我们的座位旁时，我的感觉会好很多，我的伤痛和焦虑也会黯然失色。有时他会把其他客人赶出去，波姬和我则会佯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皱眉和抱怨。

弗朗基最大的优点，按我个人看法，是他谈论他的孩子们时的语气。他爱他们，总是夸赞他们，随时会把他们的照片拿出来展示。但很明显，他有些担忧他们的未来。一天晚上，他摸着他那张疲惫的脸，对我说他的孩子现在才上小学，但他已经在为他们的大学担心了。他抱怨高等教育的费用是那么的昂贵，他真不知道将来该如何应付。

几天后，我和佩里谈了这件事，并叫他将一些耐克公司的股票作为储蓄存在弗朗基的名下。在我和波姬下一次去 Campagnola 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弗朗基。“这些股票十年后才能自由处置，”我说，“但到那时，它们应该会值一些钱，应该可以大大减轻你的学费负担了。”

弗朗基的下唇在微微抖动。“安德烈，”他说，“我真不敢相信你竟然为我这样做。”

他一脸震惊的表情。我以往并不理解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这给大多数父母和孩子带来的艰辛和压力。我以前从未像这样思考过教育。对我而言，学校一直是一个我设法逃离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应该被珍视的地方。我存这些股票，只是因为弗朗基特别地提到了大学而我则想尽点儿绵薄之力帮帮他。当我看出来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时，我才是那个受到了教育的人。

较之1996年发生的任何其他事，帮助弗朗基使我获得了更多的满足感，使我觉得自己更加有血有肉、更加具有活力，而且更加真实。我对自己说：记住这一点，持之以恒地践行这一点。帮助别人是完美的，这是人生仅有的完美，是我们能够做的唯一具有持久价值和意义的事情。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存在的原因——使彼此感到安全。

当1996年在沉闷中逐渐消逝时，安全则似乎变得越来越珍贵。波姬会定期收到跟踪者的信，信中常常用死亡和不可言说的恐惧威胁她，有时也威胁我。信中的内容很详细，很恐怖，也很恶心。我们把它们交给了 FBI ，并叫吉尔与那些探员合作，密切注意他们的进展情况。好几次，他们查到了信的源头，吉尔则变得非常暴戾。他会搭上飞机，然后拜访那个跟踪者。他通常都会在黎明之后的清晨在跟踪者的房子前或工作场所出现。他手中拿着信，然后非常温柔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住在哪里。现在好好看看我，如果你敢再骚扰波姬和阿加西的话，你就会再次见到我。你肯定不想那样吧，因为到那时你就完蛋了。”

而最吓人的信往往追查不到源头。当这些信恐怖到一定程度，当信里威胁某天将发生某事时，吉尔就会在我们睡觉时站在波姬的褐色沙石房子外面守护着我们。站着，真的是站着。他站在门廊处，双臂交叉在胸前。他自愿在那里驻扎，承担起警卫的角色，看看左边，再看看右边，整个晚上都如此。

夜夜如此。

这种紧张感，这种持续不断的压力给他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负担。他不断地担心他做得还不够，担心漏掉了什么，担心稍不留神，哪怕是眨眨眼睛，某个无赖就会从他眼皮底下溜走。他变得心神不宁，日益憔悴，日益沉郁，而我则随着他的消沉而消沉，因为这一切全都是因为我。我使吉尔承受了这些。我感到深深的愧疚，我被不祥的预兆深深困扰。

我试图劝说自己摆脱这种情绪。我告诉自己：“你在银行里有数目不菲的存款，你有自己的私人飞机，你绝对不应该不高兴。”但我控制不了自己，我觉得百无聊赖、毫无希望；我觉得自己被困在了一种并非出于自己的选择的生活中，被众多我无法看见的人驱赶着。我不能和波姬讨论这些事情，一点儿都不能谈，因为我不想承认我是如此的软弱，如此的不堪一击。在输掉比赛之后感到沮丧是一回事，而无缘由地感到沮丧，或者说对整个生活感到沮丧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我不能有这种感觉。我拒绝承认我现在的感觉正是如此。

这些天来，就算我想和波姬讨论这件事，我们也无法顺畅地沟通。我们的频率不一样，我们的宽带也完全不同。例如，当我试图和她说些关于弗朗基的事，当我试图向她表达因为帮助他而获得的那种满足感时，她就像没听见一样，毫无表情。在最初饶有兴致地把我介绍给弗朗基后，她现在对他非常冷淡，漠不关心，就仿佛他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现在该退出舞台了。这并不是第一次了，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波姬把许多人或地方带入了我的生活——博物馆、美术馆、社会名流、作家、演出、朋友。从这些人、这些事、这些地方中，我总是比她获得的要多。当我刚刚开始享受其中的乐趣、刚刚开始从中得到一些收获时，她却已将它丢到了一边。

我不禁在想：我们真的很合适吗？我并不这么认为。但我无法后退，无法向她建议我们应该分开一下，因为我已经使自己远离了网球。没有波姬，没有网球，我将一无所有。我害怕空虚寂寥，害怕阴郁和忧伤。于是我紧紧抓住波姬，波姬也紧紧抓住我，尽管这看上去是爱情使然，但此种情形或许与卢浮宫中那幅画描述的场景更为相似——牢牢抓住皆因要维持宝贵的生命。

当波姬和我交往快到两周年的时候，我决定我们应该使这种“彼此紧抓”的关系正式化。在我的爱情生活中，两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分界点。在我之前的每段恋爱中，两年都是一个“不成则散”的时刻——而我总是选择后者。每过两年，要么是我厌倦了我的约会对象，要么就是对方厌倦了我，如此准时，仿佛我的心里安了一个定时器，时间到了就会自动响起。我与温迪在一起两年，然后她公开了我们的关系，这也预示着我们的关系行将结束；在温迪之前，我与孟菲斯的一个女孩相处了整整两年，然后我逃掉了。为什么我的爱情生活总是以两年为一周期，我不知道。甚至在佩里向我指出这一点之前，我竟然对此毫无意识。

不管原因是什么，我已决意改变。我26岁了，我坚信我应该打破这一模式，立即打破，否则当我36岁回顾过往时，我只能看到一系列仅维持两年、最终均无疾而终的感情。如果我想有一个家，如果我想要幸福快乐，我必须得打破这一怪圈，必须使自己跨越两年这一界限，必须使自己做出承诺。

当然，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和波姬在一起的时间远远未达到两年。由于我们繁忙的日程安排，由于我的比赛和她的拍摄，实际上，我们一起度过的时间只有几个月。我们仍在熟悉彼此，仍在磨合。一方面，我知道自己不应该急着做决定，另一方面，我就是不想马上结婚。但谁在乎我怎么想？什么时候我想做的恰巧是我应该做的？有多少次我满怀期望地参加比赛，但却只能以早早出局而告终？又有多少次我不情愿地参加一场比赛，比赛时仿佛身处炼狱，最终却载誉而归？也许婚姻——一项终极的配对赛，一项终极的单淘汰赛——也是如此。

此外，我周围的每个人都在准备结婚——佩里、菲利，还有更巧的是，菲利和 J.P.在同一天晚上一起遇到了他们未来的妻子。“复仇之夏”刚刚过去，现在又迎来了“结婚之冬”。

我向佩里征求意见。我们在拉斯维加斯谈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又通过电话商谈。他倾向于结婚。“波姬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他说，“还有比一个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的超级模特更好的人选吗？毕竟，我们很多年前不就想象过你会娶她吗？我那时不就预测她会走进你的生活吗？现在，她就在这里，这是命中注定的，还有什么问题吗？”他的这番话使我不禁想起《影子大地》。直到 C.S.刘易斯敞开心灵去爱时，他的生命才得以完整，他才真正成熟起来。电影中有一句这样的台词：爱就是我们成长的方式。而刘易斯也这样提醒他的学生：上帝想要我们成熟起来。

佩里说他认识洛杉矶的一个非常不错的珠宝商，他订婚时用的就是她家的珠宝。“先别去考虑是否求婚这一问题了，”他说，“暂时先把注意力集中在戒指上吧。”

我知道波姬想要的是哪种戒指——圆的，蒂芙尼切工的——因为她告诉过我，直截了当地告诉了我。她总是毫不迟疑地告诉我她关于珠宝、衣服、汽车、鞋子的看法。事实上，我们之间最热烈的讨论就集中在这件或那件东西上。我们过去常常谈论我们的梦想、我们的童年，以及我们的感情，但现在我们却乐此不疲地谈论着最舒适的沙发、最好的立体声唱机、最可口的干酪汉堡包。尽管我觉得这些谈话很有趣，而且是生活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我总是隐隐有些不安：或许波姬和我太过强调它们了。

我说服了自己，给那个珠宝商打了电话，说我正准备购买一枚订婚戒指。说这句话时，我的嗓音低沉而沙哑，我的心在狂跳。我问自己：此时此刻，在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我难道不应该满怀喜悦吗？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多大尺寸？多少克拉？色度？净度？”她不断地谈论净度，不断地问我关于净度的问题。

我想：女士，问我净度，你可算是问错人了。

我说：“我只知道我想要圆的、蒂芙尼切工的。”

“你什么时候要？”

“这几天？”

“没问题，我想我这里就有一枚戒指，正是你想要的。”

几天后，戒指就送到了，装在一个大盒子里。随后的两周，我一直把这个戒指盒放在口袋里。我觉得这个盒子很沉，很危险，就像我一样。

波姬恰好不在我身边，她正在外地拍摄一部电影。每天晚上我们都打电话聊天，有时我一只手握着电话，另一只手则在抚弄着戒指。她在北卡罗来纳州或是南卡罗来纳州，总之那里非常冷，但剧本中的天气却是温和宜人的，因此导演强迫她和其他演员嘴含冰块，这样他们呼吸时就不会有雾气了。

总比舔手要好。

她对我说了几句他们的台词，听她说完，我们都不禁哑然失笑，因为那些台词听起来太假了。它们听起来就像台词一样。

在挂断电话之后，我出去兜了兜风，车里暖风的温度逐渐升高，长街闪烁的灯光宛若钻石一般。我回忆起我们刚才的谈话，我已经无法将她剧本的台词和我们之间的对话区分开来了。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戒指盒，然后打开了它。戒指在灯光下闪闪发光，我把它放在仪表板上。

净度。

当波姬拍摄完毕时，我也结束了一连串悲惨的网球赛事。这些比赛使体育记者公开地，有时甚至幸灾乐祸地评论道：阿加西已经完蛋了。他们说，三个大满贯冠军头衔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对他的预期。波姬说我们需要离开，离得远远的。这一次我们选择了夏威夷。我把戒指也带上了。

当飞机迅速降落，似乎朝着火山猛冲过去时，我的胃里翻江倒海般难受。窗外的棕榈树、波涛汹涌的海岸以及薄雾笼罩着的热带雨林从我眼前一一闪过，我想：又一个天堂岛，为什么我们每次被迫逃离时，总要逃到天堂似的岛屿？似乎我们已经患上“蓝色珊瑚岛”综合征了。我想象着发动机噼啪作响、飞机旋转着掉进了一个火山口的情景。使我大为懊恼的是，飞机安全降落了。

我在毛纳拉尼度假村租了一座小屋，内有两间卧室、一间厨房、一间餐厅、一个游泳池，还配有一个全职厨师。另外，还有一片很大的白色海滩完全属于我们。

开始的几天里，我们就待在小屋中消磨时间，在游泳池里游游泳，然后就在泳池边上尽情放松。波姬正专心致志地读一本关于30岁的单身男女如何过得高兴的书。她把书举得很高，书几乎挡住了她的脸。她不时哗啦啦地翻着书，认真思考时，还会禁不住咬起手指头。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求婚的事，根本没有想到她这个动作可能也是个暗示。

“安德烈，你似乎有些心不在焉。”

“没有，我……”

“没什么事吧？”

请别管我，我心里想，我正试图决定向你求婚的时间和地点。

我就像一个谋杀犯，正在设计着作案的情节，不断地思考着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但不同的是，谋杀犯都是出于某种动机才犯案的。

第三天晚上，尽管我们打算在小屋里吃晚餐，但我还是建议我们应像要出席一个特殊场合一样精心打扮一番。好主意，波姬说。一个小时后，她穿着一件到脚踝的白色长裙从卧室里翩翩而出，我则穿了一件有衬里的衬衫和一条米色裤子。真不应该穿这一套，因为裤兜很浅，戒指盒却较大。我只能用手盖着鼓鼓的裤兜，这样波姬才不会注意到。

我全身紧绷，似乎即将进行一场激烈的比赛。我抖抖腿，然后对波姬说我们出去走走吧。“好，”波姬说，“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主意。”她喝了一小口酒，漫不经心地笑了笑，对即将发生的事毫无感知。我们大概走了10分钟，走到了一处没有任何现代文明迹象的海滩。我伸长脖子环顾四周以确定没有别人会来——没有游客，没有狗仔队，海岸一片祥和安宁。我想到了《壮志凌云》中的台词：我已筹划好了，而且没有危险，所以我行动了。

我放慢脚步，与波姬错开了几步的距离，然后我单膝跪在了沙滩上。她转过身，低头看着我。落日的余晖越发灿烂夺目，而她的脸色则渐渐苍白。

“波姬·克里斯塔·小丝？”

如果有人想要向她求婚的话，最好要用她法定的全名波姬·克里斯塔·小丝，她在聊天中曾经多次提到过这一点。我从来不知道那是为什么，也从来没想过去探究原因，但现在它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

我又重复了一遍：“波姬·克里斯塔·小丝？”

她把一只手放在了额头上。“等等，”她说，“什么？你……等等，我还没准备好。”

我们都没准备好。

当我从裤兜里拽出戒指盒、打开盒盖、拿出戒指并把它戴在她手上时，她已经泪流满面。

“波姬·克里斯塔·小丝？你愿意……”

她把我扶起。我吻着她，心里却在想：我真希望自己已经认真思考了这件事。安德烈·柯克·阿加西，你真的应该和这个人共同度过今生吗？

“我愿意，”她说，“我愿意，愿意，愿意。”

等等，我心里想。等等，等等。

她说她想再来一次。

一天后，她说在海滩上她已经完全惊呆了，根本听不到我在说什么。她想让我再逐字逐句地重复一次。

“我需要你再说一遍，”她一再要求，“因为我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我也不相信。

在我们离开小岛前，她就开始筹备婚礼了。在我们回到拉斯维加斯后，我又重新开始了我未经筹划的、非正式的网球生涯的终结之旅。我像太空漫步一样一项赛事接着另一项赛事地参加，每次都被早早淘汰出局。不过，这样我待在家里的时间就多了起来，这倒使波姬颇为高兴。我很平和，或者说已经麻木了。我现在有很多时间谈论婚礼蛋糕和请柬的问题。

我们飞到英国参加1996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在赛事即将开打时，波姬坚持要去多切斯特酒店吃下午茶。我恳请以后再去，但她一再坚持。我们的周围全都是穿着花呢服装、扎着蝶形领结的年纪较大的夫妇们，他们中的一半看起来都昏昏欲睡。我们吃着面包皮被剥掉的小三明治，面前堆满了空盘子，这些盘子原本装满了鸡蛋沙拉以及涂有果酱和黄油的烤饼。这些食物味道不错，但显然会阻塞人的动脉。这些食物使我烦躁不安，而这里的氛围也荒唐可笑，坐在这里就像置身于一场在养老院里举办的儿童茶会一般。但就在我要向波姬建议我们该埋单离开这里的时候，我发现她正沉醉于其中，玩得非常开心。她想要更多的果酱。

在第一轮比赛中，我的对手是排名第281位的道格·弗拉赫，一个只是通过资格赛才打入正选赛的球员。但当你观看他与我比赛时，你不会意识到这一点。

他比赛时好像化身为罗德·拉沃，而我则像拉尔夫·纳德，我们正在“坟墓”球场决一死战。到目前为止，你会认为我在这里也将拥有自己的墓碑。我尽可能快地输掉了这场比赛，然后与波姬迅速赶回洛杉矶，进一步讨论关于双色蛋糕饰带和雪纺绸边的帐篷的问题。

当夏季临近时，只有一件盛事使我感兴趣并鼓舞着我——并非我的婚礼，而是亚特兰大奥运会。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是它给了我一种新的感觉；也许这场比赛与我自身无关，我将为我的国家而战，为这个国家三亿成员而战。我也正在完成一项未竟的事业——我父亲曾经参加过奥运会，现在轮到我了。

我与吉尔制定了一个奥运会作息制度，并在训练期内全力以赴。我每天早上花两个小时与吉尔待在一起，再和布拉德打两个小时的球，然后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跑到吉尔山顶，再跑下来。我想品味炎热，品味痛苦。

奥运会开始时，体育记者因我缺席奥运会开幕式而对我口诛笔伐，佩里也因此狠狠地责怪了我。但我绝不是为了参加开幕式才来亚特兰大的，我是为金牌而来，而且在这段日子中，我需要尽可能地集中注意力和精力。网球比赛将在石山公园进行，而开幕式则在城区举行，从前者到后者驾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到达开幕式现场后，还要在佐治亚州潮湿闷热的天气中穿着外套、系着领带站着等上几个小时，才能沿跑道走上一圈。然后驾车回到石山公园，在赛场上发挥出我的最高水平？不，我做不到。我确实很想亲身经历这盛大的庆典，欣赏奥林匹克的壮丽与宏伟，但不应该在我的第一场比赛前。这才是焦点所在，我对自己说，这才是将实质置于表象之上的真谛所在。

在美美地睡了一夜之后，第二天，我在第一轮比赛中战胜了来自瑞典的尤纳斯·比约克曼。在第二轮中，我轻松战胜了来自斯洛伐克的卡罗尔·库切拉。在第三轮中，我面临的考验比前两轮要艰巨些，我的对手是来自意大利的安德烈亚·高登兹。他的球风非常暴烈，喜欢与你针锋相对，如果你敬重他，他就会更加强硬。我对他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敬意，但网球也没有对我致以丝毫的敬意。我犯了各种类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之前，我已经落后一盘和一个破发局了。我抬头看了看布拉德：“我应该怎么办？”他吼道：“别再失误了！”

噢，对，明智的忠告。我不再失误，不再把对手视为胜者，把压力转移到了高登兹的身上。真的就那么简单，我攫取了一场丑陋却也令人心满意足的胜利。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我几乎就要被费雷拉淘汰出局。当时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三盘，他以5:4领先。现在是他的发球局，如果他保住了这个发球局，他就是这场比赛的胜者。他以前从未战胜过我，而且我确切地知道他体内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我突然想起了父亲过去常说的一句话：如果你把一片木炭戳进他的屁股，你拽出来的将是一枚钻石（圆的，蒂芙尼切工）。我知道费雷拉的括约肌已处于收缩状态，而这使我非常自信。我重整旗鼓，破了他的发球局，最后赢得了这场比赛。

在半决赛中我与来自印度的林达·佩斯对决。他简直就是一个会飞的跳豆，运动功能亢进，拥有大把大把的精力，而且双手的动作比巡回赛中其他所有选手都要迅捷。不过，他似乎从未学习过如何中规中矩地击球。他击出慢速球，他劈球、切球、吊高球——这就是孟买的布拉德。除此之外，他还会飞身冲向网前，进行有力有效的回击。比赛进行一个小时之后，你不禁会产生这种感觉——虽然他没有利利索索地打出过一个球，但是他会使你输得痛痛快快。不过我早有准备，我耐心比拼，镇定自若，最终以7:6、6:3战胜了佩斯。

在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来自西班牙的塞尔吉·布鲁格拉。由于有雷暴雨，比赛被推迟了，气象预报员说5个小时后我们才能上场比赛，于是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麻辣鸡肉三明治。安慰食品。在有比赛的日子里，我并不担心卡路里和营养，我担心的是我是否有足够的精力和是否觉得饱了这样的问题。而且，由于紧张情绪作祟，在比赛的日子，我几乎都不会觉得饿，所以一旦我有胃口，我就会大吃特吃，我的胃对什么感兴趣，我就吃什么。但当吞下最后一口麻辣鸡时，乌云却散开了，暴风雨远去了，天气又重新闷热起来。现在我的肚子里塞满了麻辣鸡肉三明治，温度达到了90华氏度（约32摄氏度），空气稠得像肉汁一样。我几乎动都动不了了——我还得为金牌而战？关于安慰食品就谈这么多吧，我现在胃里极其不舒服。

但我不在乎。吉尔问我感觉如何，我告诉他：非常好。我将奋力回击每个球，我将使这个家伙不断地跑来跑去。如果他认为他可以把金牌带回西班牙，那他就大错特错了。

吉尔露出了灿烂的笑容：“这才是我的好小子。”

“以前你走上赛场时，很少像今天这样，”吉尔说，“我在你的眼神里看不到一丁点儿恐惧。”

从首个发球局开始，我就连续重击布鲁格拉，迫使他从一角跑到另一角，他跑动的总面积绝对快赶上巴塞罗那的面积了。我每获得一分，都是对他的致命一击。在第二盘比赛中段时，我们为了一分的争夺进行了长时间的拉锯战，场面堪称壮观。他最终赢得了这漫长而艰难的一分，但也只是追至平分而已。他准备下一个发球的时间已明显超出了规定，我完全可以向裁判申诉了。按理我应该与裁判据理力争，那么布鲁格拉就会受到警告，但我没有。我用这段时间漫步到了球童那里，用毛巾擦了擦汗，然后低声对吉尔说：“我们场上的那位朋友怎么样了？”

吉尔微笑着。要不是吉尔在战斗中从来不会大笑的话，他此时定已开怀大笑了。即便布鲁格拉赢得了刚刚那一分，但吉尔已经预见到了，我也料到了，在赢得这一分后，等待布鲁格拉的只能是下一盘中的完败——连输六局。

吉尔大声叫道：“这才是我的好小子！”

当我登上领奖台时，我在想：站在上面会是什么感觉呢？

我在电视上已经很多次看到这一场面，它不会辜负我的期望吧？

还是像很多事情一样，它最终只会令我大失所望？

我向左看看，又向右看看。获得铜牌的佩斯站在我的一侧，获得银牌的布鲁格拉站在我的另一侧。我的领奖台比他们的要高出1英尺左右，因此我比我的对手高出了一些——这种情况并不多见。但此情此景，无论站在什么地方，我都会觉得自己足足有10英尺那么高。一个男士把金牌戴在了我的脖子上。当国歌奏响的那一刻，我感觉到我的心在膨胀，我分外自豪，但这无关乎网球，也无关乎自我。强烈的情感远远超出了我之前的所有想象。

我朝人群望了望，看到了吉尔、波姬还有布拉德。我试图找到我的父亲，但他藏了起来。他在比赛的前一天晚上对我说：我已经成功地夺回了多年前别人从他那里夺走的东西，但他并不想出现在众人面前，他不想贬损属于我的这一特殊时刻。他却不知道这一时刻之所以如此地特殊，是因为它不仅仅属于我。

几天后，由于连我都无法理解的原因，我在奥运会时表现出的那种状态荡然无存。在辛辛那提的赛场上，我失去了理智，再一次和自己较起了劲，我在一阵狂怒中摔碎了我的球拍。不过最终我还是杀入了决赛，并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很可笑吧。在这之后，我更加觉得这一切都只不过是个笑话而已。

然后8月份的时候，我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参加 RCA 锦标赛。在第一轮比赛中，我与来自加拿大的塞尔维亚人丹尼尔·内斯特对阵。开始时我遥遥领先，但当他破了我的发球局后，不知怎的我竟然怒不可遏。我无法平息这突如其来的怒气。我仰望天空，真想一下子飞走，飞得无影无踪。既然我飞不走，至少我的网球可以飞走。自由飞吧，小球。我狠狠地击出一个球，球高高飞起，高过了看台，飞出了体育场。

理所当然会受到警告。

裁判达纳·莱康托对着麦克风说：“违反规则。警告，用球不当。”

“去你妈的，达纳。”

他把裁判长叫了过来，对裁判长说，阿加西说了“去你妈的，达纳”。

裁判长走近我，问道：“你说过吗？”

“是的。”

比赛结束。

“好吧，去你妈的，还有去你手下的那个裁判。”

球迷开始骚动。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听不到我说的话，他们只知道他们付了钱来看比赛，结果这场比赛却要被取消了。他们不断发出嘘声，纷纷把坐垫和饮料瓶扔到球场上。Spuds MacKenzi 狗是 RCA 锦标赛的吉祥物，现在这只小狗正穿梭在球场上的坐垫和饮料瓶中，它慢跑到球网的中央处，然后抬起后腿，撒了一泡尿。

我再同意不过了。

它快活地跑出了球场，我紧跟其后，低着头，拖着网球包走出了球场。观众们已经愤怒得要发疯了，疯狂程度不亚于电影中角斗场上的观众。垃圾如雨点般落在了球场上。

在更衣室里布拉德问：“到底怎么……”

“他们取消了我的资格。”

“为什么？”

我告诉了他。

他摇摇头。

他7岁的儿子扎克正在哭，因为人们对他的安德烈叔叔太坏了，也因为那只狗在球网边撒了一泡尿。我把他们打发走了，然后一个人低着头在更衣室里坐了一个小时。这就是我们来这儿的原因——创造新的低点。好吧，我能应付。事实上，我会惬意起来的。我能够适应这种新局面。处在最低点，你也可以很悠然自得，因为至少你可以休息了。你知道在一段时间内你哪儿都不用去了。

但我还远未抵达最低点。我去参加了1996年的美网公开赛，我一到那里立刻就引起了争议，是关于确定种子选手的问题。有几位球员抱怨我得到了特殊待遇，我在签表上的位置被特意安排了，因为赛事的官员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想要在决赛中看到我和皮特对决。穆斯特说我受到了特殊照顾，说我目空一切。因此，当我在四分之一决赛中把这个曾弄乱我头发的人踢出局，再次践行了我绝不会再输给他的诺言时，我尤感欣喜。

我杀入了半决赛，与张德培对决。几个月前，我在印第安韦尔斯输给了他，如今我已迫不及待地要让他尝尝失败的滋味。本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他正处于职业生涯中的低潮，布拉德说。我也是，人们这么说。但我获得了奥运会金牌，我甚至想在比赛中戴着这块金牌。但张德培对我的金牌不以为意。他发出了16个 Ace 球，成功地挽救了3个破发点，迫使我出现了45次非受迫性失误。张德培赢得他上一个大满贯冠军已经是7年前了，但今天他似乎不可战胜，无可匹敌。他升起来了，我却沉了下去。

第二天早上，体育记者肆意贬低我，他们说“我认输了”“我满盘皆输”“我满不在乎”，似乎他们就是因为我才如此愤怒。但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输掉了这场比赛，现在他们不得不多应对张德培一天。

我没有在电视上观看决赛——在决赛中，皮特直落三盘，战胜了张德培——但我确实读了很多关于这场比赛的报道。每篇文章都以就事论事的口吻表示，皮特才是他这个时代最好的网球选手。

在1996年接近尾声时，我去了慕尼黑，那里的嘘声震耳欲聋。我输给了马克·伍德福德，而就在两年前我还曾以6:0、6:0轻松战胜过他。布拉德狂怒不已，他求我告诉他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不知道。”

“告诉我，伙计，告诉我。”

“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一定会告诉你的。”

我们一致认为，我应该休息一下，不参加澳网公开赛了。

“回家吧，”他说，“休息一阵，陪你的未婚妻待上一段时间，这样无论你得了什么‘病’，你都会痊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