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终于把皮特赶下了山顶。在当了82周世界第一之后，他现在要抬头看我了……我对记者说，我对自己的新排名很高兴，能登上我所能达到的制高点，我感觉很好。这是一个谎言，我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这是我想要拥有的想法，这是我期待产生的想法，这是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拥有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什么感觉也没有。

“我认为你不应该再戴假发了，”波姬说，“还有那个马尾辫也应该剪掉。把你的头发剃得很短、很短，来个了结。”

“不可能，那样我会觉得无所遮蔽，光秃秃的。”

“你会觉得获得了解放。”

“我会感到暴露无遗。”

这就好像她在建议我把所有的牙拔光。我对她说还是忘了这件事吧，但离开后，我却为此思索了好几天。我想到我的头发给我带来的痛苦，想到了假发的种种不便之处，想到了虚伪、装腔作势和谎言。也许波姬的建议根本就不疯狂，可能那是迈向清醒理智的第一步。

一天早上，我站在波姬面前说：“我们动手吧。”

“做什么？”

“剪掉，把所有的全剪掉。”

我们把剪发这一仪式设定在了深夜这一通常都会为狂欢聚会预留的时刻。这一仪式将待波姬从剧院归来后，在她的褐色沙石房子的厨房里进行（她得到了《油脂》中的那个角色）。“我们将因此举行一个聚会，”她说，“邀请几个朋友。”

佩里来了。尽管我和温迪已经分手，但她也来了。波姬对温迪的存在显然有些生气，反之亦然，佩里为此很是为难。我向波姬解释：除了我们之前那段无疾而终的感情，我和温迪还是亲密的朋友，这种友谊会持续一生。剪发是我迈出的巨大一步，我需要朋友们在房间里给予我精神上的支持，就像我在接受手腕手术时需要吉尔守在近旁一样。事实上，我觉得接受这一“手术”，我也需要服用镇静剂。作为替代品，我们上了酒。

波姬的发型师马修把我的头摁到水槽里，为我洗了头发，然后又把它们梳理整齐。

“安德烈——你确定要这样做吗？”

“不。”

“你准备好了吗？”

“没有。”

“你想对着镜子吗？”

“不，我可不想看。”

他让我坐在了一把木椅上，然后开始剪起了头发。马尾辫消失了。

每个人都鼓掌祝贺。

他开始贴着头皮剪我两边的头发。我想起了自己留着莫西干头在布雷登顿购物中心闲逛的日子。我闭上双眼，感觉心在剧烈地跳动，仿佛我要面对的将是决赛中的厮杀。这是一个错误，也许是我生命中的致命错误。J.P.曾提醒我不要这么做，他说无论他在现场观看我的哪场比赛，他都会听到人们在谈论我的发型——女人们因为我的发型而喜欢我，男人们则因它而讨厌我。现在 J.P.已经不再当牧师，转而投身于音乐事业了，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涉及广告业，主要是为广播和电视商业广告写广告词，因此他以颇具权威的口吻宣称：以企业界的观点来看，安德烈·阿加西最有价值之处就是他的头发；当阿加西的头发没了的时候，各大公司的赞助也会随之消失。

他还指明让我重读《圣经》中有关“参孙和德莉拉”的那段故事。

在马修的剪刀下，我的头发不断地变短、变短、变短，我意识到自己真应该听 J.P.的话—— J.P.指的路什么时候错过？随着一撮又一撮的头发落在地上，我感觉我身体的一部分也随之飘落。

大概11分钟后，马修拿掉了围在我身上的围布，叫道：“成啦！”

我走到镜子前，看到了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我变了样，镜子里的人根本就不是我了。但，说真的，我究竟失去了什么呢？也许做眼前这个人，我会过得更加轻松。在与布拉德相处的这段时间里，我竭尽所能修正我脑子里的东西，但却从未想到要修理我头上之物。我微笑地看着我的新模样，朝他挥了挥手：“你好，见到你很高兴。”

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穿梭在满地的空酒瓶之间的时候，我的内心十分愉悦，我觉得我真应该好好地谢谢波姬。“你是对的。”我对她说。我的假发对我来说是一种枷锁，而我自己那些已经长得有些滑稽的、被染成三种颜色的头发，也是一种使我倍感压抑的重负。头发这件事似乎无足轻重，但头发已经成为我公共形象和自我形象的症结所在，它是一场骗局。

现在，这场骗局正像干草一样堆在波姬的地板上。摆脱了它们，我感觉极佳。我感觉我变得真实了，我觉得我获得了自由。

而我比赛时感觉也同样如此。在1995年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上，我像绿巨人一样驰骋在赛场上。我未丢一盘便杀入决赛，像极了一场闪电战，只是未俘一兵一卒。这是我第一次在澳大利亚比赛，我真搞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来到这里。我喜欢这里的赛场，还有这里的高温。在拉斯维加斯长大的我对高温有着与其他选手不同的感觉，而澳网公开赛的一个显著特点便是其令人难以忍受的高温。就像在与罗兰·加洛斯比赛后雪茄烟味道会在记忆中挥之不去一样，在你离开墨尔本后的数周里，那种仿佛在巨大的砖窑里比赛的模糊记忆仍会一直伴随着你。

我也很喜欢澳大利亚人，他们似乎也喜欢我，即使我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了。现在的我，秃秃的头上扎着大花头巾，留着山羊胡子，戴着耳环——我已获得了新生。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大肆评论我的新形象，每个人对此都有自己的看法。支持我的球迷们有些不知所措，反对我的球迷们则获得了一个讨厌我的新理由。我读到以及听到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海盗笑话——我从来不知道会有如此多的海盗笑话——但我毫不介意。我心想，当我将奖杯高高举起时，所有的人都得面对这个海盗，进而接受这个海盗。

在决赛中，我又恰好与皮特狭路相逢。双发失误后，我毫无血性地丢掉了这一盘。我本来绝不应该如此。我们又开始了新的较量。

在第二盘比赛前，我整理思绪以期重新振作起来。我瞥了一眼我的包厢。布拉德看起来有些沮丧，他从来都不认为皮特的水平要强于我。他的脸分明在告诉我：你比他要强，安德烈，别太把他当回事。

皮特连珠炮似的发出了一连串大力发球，仿佛在连续投掷未爆炸的手榴弹——典型的皮特式连续“齐射”。但在第二盘进行到一半时，我感觉到他有些疲惫了。他扔出的手榴弹仍然带着保险栓，不过无论是身体上还是精神上，他都已经疲惫不堪，因为在过去的几天中，他经历了非常糟糕的事情。长期担任他教练的蒂姆·古利克森两次中风后，医生在他脑中发现了一个肿瘤，皮特因而创伤难平。当比赛朝着有利于我的发向发展后，我甚至产生了负罪感。我愿意就此停赛，让皮特走进更衣室打一针点滴，然后回来时，他会成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皮特，那个喜欢在大满贯赛事中打得我落荒而逃的皮特。

在我破了他两个发球局后，他垂下了肩膀，这一盘拱手认输。

第三盘最后竟要以令人颇为不安的抢七局一决胜负。我先是以3:0领先，接下来皮特连续赢得了4分。突然间他已以6:4领先于我，只要再拿下一分，他便可以赢得这盘比赛。如同和吉尔在举重室里一样，我发出野人般的号叫，然后用尽全身力气回击他发出的这一球，球擦网，并落在了界内。皮特有些吃惊地看了看球，然后又看了看我。

在争夺下一分的较量中，他的一记正手球飞出了底线。我们的比分战成6:6平。在势均力敌地连续对打数个回合后，我令他吃惊地冲到网前，轻轻地反手放出一记网前小球，这一击也为这一回合画上了句号。这种打法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我随后又运用了一次。这一盘的获胜者，阿加西。比赛的天平已倾向我这一边。

第四盘似乎从一开始就已成定局。我加快步伐，最后以6:4获胜。皮特神色坚定。还有太多的山要攀登。事实上，当他走到网前时，他平静得几乎有些令人无法忍受。

这是我连续赢得的第二个大满贯胜利，也是我职业生涯中的第三个大满贯胜利。所有人都说这是我分量最重的一次大满贯胜利，因为这是我在大满贯赛事的决赛中第一次战胜皮特。但我认为从那时起的20年后，我回忆起它时，首先想到的就是这是我的第一个“秃顶大满贯”。

人们谈论的话题迅速将我和世界第一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我即将成为世界第一。此前的一年半时间里，皮特排名世界第一，此刻我团队里的每个人都说我命中注定会把他从那座自我炫耀之山的山顶踢开。我对他们说网球与命运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命运之神除了计算 ATP 积分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不过，我还是把我的目标定位在世界第一，因为我的团队想让我成为世界第一。

我把自己封闭在吉尔的健身房里疯狂地训练。我告诉了他我的目标，他据此为我制订了作战计划。首先，他设计了一个研究课程。他着手收集世界上口碑最好的运动医生和营养学家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然后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并使他们成为他的私人顾问。他在科罗拉多州斯普林斯市的美国奥林匹克训练中心与专家私下会面。他在东西海岸之间飞来飞去，采访最出色、最具智慧的身心健康研究方面的权威人士，然后把他们说的每一个词都记录在他那个“达·芬奇笔记本”上。他阅读的内容从肌肉杂志到晦涩难懂的医学研究和枯燥的医学报告，几乎无所不包。他甚至还订阅了《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几乎顷刻间他使自己变成了一所移动大学，这所大学只有一位学生和一个课程——我和我的身体。

然后他为我设定了身体极限，并尽力使我达到这一极限。他很快就让我开始了杠铃推举训练，每次要进行5—7组，亦即推举超过300磅，相当于我体重两倍的杠铃。他还为我安排了举哑铃训练，所举总重量达到50磅，几套动作都令人难以忍受，全部是通过三个步骤来完成的，即向后、向后再向后的收缩以燃烧我肩部三块不同的肌肉。然后我们开始操练二头肌和三头肌。我们把我的肌肉烧成了灰。我喜欢吉尔的“燃烧肌肉，把它们点着”的说法，这能够使我心中的“纵火狂”发挥正面的作用，我甚是欢喜。

下一步我们首先借助于吉尔设计和建造的专用器械，专门锻炼我的躯干中段。他把他所有的器械拆开、切割，然后重新焊接（他的达·芬奇笔记本上的设计蓝图精妙得令人目瞪口呆）。“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此类器械，”他说，“因为你利用它既可以锻炼你的腹肌，而又不会损害你脆弱的背部。我们将把重物堆在你的腹肌处，你要坚持此种状态直到你的腹肌燃烧起来为止。然后我们来做俄罗斯式转体运动：你将手举一个45磅重的铁板，一个大的转盘，向左转，向右转，再向左，再向右，那样会燃烧你两肋的肌肉和斜肌。”

最后，我们转向吉尔自制的背阔肌重锤拉力器。与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健身房里的任何一个拉力器都不同，吉尔的这一拉力器不会损伤我的背部和脖子。拉力器重锤的位置靠前，恰好在我的前方，因此我身体的姿势绝不会使我感到别扭。

当我举重时，吉尔每隔20分钟就会为我提供一次食物。他想让我以4:1的比例吸收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并力图使我摄取食物的时间精确到毫微秒。他说：“你何时吃东西，以及你如何吃东西才是关键所在。”每次我转身时，他都会把一碗高蛋白的麦片粥或者一个熏咸肉三明治，或者涂有花生酱和蜂蜜的百吉圈递到我面前。

终于，我的上身和腹部不堪重负，祈求暂时的“宽恕”。于是我们来到室外，在吉尔家后面的山上跑上跑下。吉尔山。爆发力和速度。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我一直跑，直到我的思想乞求我的身体停下来，但我会忽略我思想的请求，继续再跑一段。

当黄昏时分我小心翼翼地钻进车里时，我通常都不确定自己是否还能开车回家。有时我连试都懒得试。如果我连转动钥匙发动引擎的力气都没有了，我就会回到健身房里，蜷缩在吉尔的一条长凳上，酣然入梦。

在与吉尔共同度过在这个迷你新兵训练营的日子后，我看起来像换了一个人一样，仿佛我已经把我的旧身躯折价卖出，升级为最新的。不过还有提升的空间，我可以改善我在健身房之外的饮食结构，但吉尔不会苛求我改掉一些小毛病。他当然不喜欢当他不在我身边时我吃饭的方式——我会吃墨西哥塔克钟肉卷、汉堡王等，但他说我偶尔也需要吃一些安慰食品。我的精神比我的背还要脆弱，他不想使我过度紧张。而且，一个人需要有一两样坏习惯。

吉尔自身便是一个矛盾体，我们全都知道这一点。他可以一边给我上营养课，一边看着我一口一口地抿着奶昔。他不会把奶昔从我手里抢走，相反，他可能也会喝上一小口。我喜欢矛盾的人，这对我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吉尔并不像监工，这一点我很满足。我的监工已经足够多了，多到完全可以监督我的一生。吉尔理解我，溺爱我，而且有时——只是有时——纵容我吃垃圾食品的喜好，或许是因为他会与我分享。

在印第安韦尔斯，我再次与皮特狭路相逢。如果我能战胜他，我离排名榜的最高点就仅有一步之遥了。我的体能处于绝佳状态，但我们的这场比赛打得马马虎虎，充满了不必要的失误。我们两个都无法完全专注于比赛。皮特仍在为他的教练苦恼，而我则在为我的父亲担心——他几天后将接受心脏直视手术。这次，皮特最终战胜了他烦乱的思绪，而我则让我的这种思绪肆意泛滥。我以三盘输掉了这场比赛。

比赛后，我马不停蹄地赶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中心，发现我的父亲全身都插着长长的管子，我不禁回想起我童年时用过的那台发球机。你战胜不了“大龙”的。母亲给了我一个拥抱，然后说：“他昨天看你比赛了，他看着你输给了皮特。”

对不起，爸爸。

他躺在床上，靠药物维持着，看起来是那么无助。他的眼睛睁着，眼皮在颤抖。他看到我后做了个手势，示意我靠近点儿。

我探身贴近了他。他不能说话，因为他嘴里插着一根伸进喉咙的管子。他嘟囔着什么。

“我不明白，爸爸。”

更多的手势。我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对我说什么。他被激怒了，如果他现在还有力气的话，他一定会从床上爬起来，一拳把我打倒在地。

他又示意要纸笔。

“过一段时间再对我说吧，爸爸。”

不，不。他摇摇头，他一定要现在告诉我。

护士递给了他纸和笔。他潦草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做出了一个“刷”的动作——像艺术家那样，轻轻地“刷”。我终于懂了。

反手，他想说，打皮特的反手，你应该让皮特更多地使用他的反手。

网前集结。再用点儿力。

我站在那里，几乎是在一瞬间原谅了他，因为我意识到我父亲控制不了自己，他从来都控制不了自己，也从来不了解自己。父亲一直如此，将来也不会改变。尽管他控制不了自己，尽管他说不出爱我和爱网球之间有什么区别，但那毕竟是爱。我们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自己，而如果我们有幸了解了自己，我们的最佳选择便是坚持。父亲绝对做到了这一点——坚持到底。

我抓住父亲的手，把它轻轻放在床上，然后告诉他我懂了。“好的，好的，打他反手。下周在比斯坎湾我会打他的反手，我会狠狠地打的。别担心，爸爸，我会战胜他的。现在休息吧。”

他点点头，手却仍然轻抖着。他闭上眼睛，进入了梦乡。

接下来的那周，我在比斯坎湾站的决赛中击败了皮特。

在比赛后，我和皮特一起飞往纽约，然后我们会在那里乘飞机前往欧洲参加戴维斯杯。但飞机一落地，我就拉着皮特去了尤金·奥尼尔剧院，观看波姬在其中扮演里索的《油脂》。我认为这是皮特第一次看百老汇的演出，但这却是我第50次观看《油脂》。我能面无表情地背出其中《我们一起走》（We Go Together）的歌词，我就曾经在《大卫·莱特曼深夜秀》节目中表演过这个绝活，并引来一阵哄笑。

我喜欢百老汇，戏剧在我心中产生了共鸣。百老汇演员的工作是个体力活，紧张繁重、要求苛刻，而且每晚的压力都很大。最优秀的百老汇演员使我不禁联想到运动员。如果他们没有发挥出最佳水平，他们会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观众会让他们意识到这一点。但皮特和我并没有同感，从一开始他就哈欠不断，还不停地看表，显得颇为不耐烦。他不喜欢戏剧，而且由于他在生活中从未有所伪装，所以他也无法理解演员。在舞台上脚灯昏暗的灯光下，看到他如此烦躁不安，我不禁微笑起来。不管怎样，迫使他坐在剧院里看完《油脂》比在比斯坎湾战胜他使我更为惬意。

第二天早上，我们搭上了飞往巴黎的协和式飞机，然后转乘一架私人飞机飞往巴勒莫。我刚刚在酒店安顿下来，电话铃就响了。

是佩里。

“我手里有最新的世界排名。”他说。

“说给我听听。”

“你现在是世界第一啦！”

我终于把皮特赶下了山顶。在当了82周世界第一之后，他现在要抬头看我了。自从实行电脑排名以来，我是20多年来第12位世界第一。我接到的下一个电话来自一位记者。我对他说我对自己的新排名很高兴，能登上我所能达到的制高点，我感觉很好。

这是一个谎言，我根本就不是这样想的，而只是我想要拥有的想法而已。这是我期待产生的想法，这是我告诉自己我应该拥有的想法，但事实上，我什么感觉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