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的结局，刘易斯对他的学生们说：痛苦是上帝唤醒这个常常听而不闻的世界的扩音器。他告诉他们：我们就像一块块石头，上帝拿凿子的重击虽然使我们饱受磨难，但是也使我们臻于完美。

既然我赢得了一个大满贯冠军，我就应该成为一个不同的人，每个人都这样说。没有人再说“形象就是一切”。现在，体育记者声称：对于安德烈·阿加西来说，赢得比赛才是一切。整整两年来，他们一直称我为骗子、“掉链子艺术家”、毫无理由的反叛者，而今天他们则把我捧为了名人。他们宣称我是一个胜利者、一个有实力的选手、真正的高手。他们说我在温布尔登的胜利迫使他们不得不重新对我进行评价，不得不重新考虑我到底是谁。

但是我并不觉得温布尔登改变了我。我觉得，事实上，我只是得知了一个令人生厌的小秘密：胜利什么都不能改变。既然我赢了一个大满贯赛事，我就知道了世界上很少有人能够获知的事情。你从一场胜利中获得的快感根本无法与你在一场失败中承受的痛苦相提并论，而且好的感觉也不会像糟糕的感觉那么持久，相差甚远。

我在1992年的夏天确实要比以往更为幸福、更加充实，但并不是因为温布尔登，而是因为温迪。我们变得更为亲密了，我们私下里对彼此许下了诺言。我已接受了我未必会和施特菲在一起这一点。你执着于那份痴想时，它的确很美好，但此时我已全身心地投入到与温迪的这份感情中，她也如此。她去了好几所大学，但没有一所合适，因此她现在整日和我待在一起。

但1992年，和温迪待在一起突然间变得复杂起来。无论是在电影院还是在餐厅，我们事实上从来都不是单独相处。人们不知从哪里就冒了出来，要求和我拍照，索要我的签名，试图引起我的注意或者寻求我的意见。温布尔登使我出了名。我本来以为我在很久以前就出名了——6岁时，我就第一次为别人签名——但现在我发现我以往其实是声名狼藉。温布尔登为我正了名，拓展并深化了我的吸引力，至少根据那些经纪人、经理还有营销专家们的说辞确实如此，我现在会经常与这些人会面。人们想更加靠近我，他们认为他们有这种权力。我理解在美国任何事情都要交税，现在我发现，每个球迷15秒钟——这就是你要为你在体育运动上的成功所要缴的税。我理智上能接受这一点，只是我希望这不会意味着我从此丧失了和女朋友之间的私人生活。

温迪只是耸耸肩，表现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对生活中的一切侵扰都非常大度。她使我免于太过严肃地对待任何事情，包括我自己。在她的帮助下，我认定身为名人的最佳之道就是忘记自身的名声，我尽力将自己的名望抛诸脑后。

但是名声是一种力量，是不可阻挡的，你关上窗户阻挡名声，它会从门缝中溜进来。某一天，我一转身，竟然发现我已经有了几十位名人朋友，其中有一半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如何认识的。我被邀请到聚会和贵宾室，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和庆典。这些场合名人云集，其中许多人会主动要我的电话号码，或者把他们的号码塞进我的手里。同样，我在温布尔登的胜利使我自动成为全英俱乐部的终身会员，这也意味着我被接纳成为这一鱼龙混杂的名人俱乐部的一员了。现在，我的社交圈子包括肯尼·基、凯文·科斯特纳和芭芭拉·史翠珊。我被邀请到白宫过夜，乔治·布什在与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举行峰会前和我共进了晚餐，我睡在林肯曾经的卧室里。

我开始觉得有点儿像做梦，但是随后就觉得这没什么了，完全正常。我只是对从不可思议到习以为常的转变如此迅速而惊讶。我惊讶原来出名是这么无聊和乏味，惊讶名人是那么平凡甚至庸俗。他们困惑慌乱，摇摆不定，缺乏安全感，而且常常讨厌自己所做的事情，就像我们常常听到的那句格言：金钱买不到幸福。但直到我们亲眼所见，我们才会相信。在1992年，我看到了这一点，从此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衡量自身的信心。

我正航行在温哥华岛附近的海域上，与我的新朋友、音乐制作人戴维·福斯特一起度假。在我和温迪登上福斯特游艇后不久，科斯特纳也登上了这艘游艇，并邀请我们去他的游艇聚一聚，他的游艇就停在离这里大约50码处。我们立刻跟随他来到了他的游艇。尽管科斯特纳有一艘游艇，但他似乎是个非常传统的男人，随和、幽默，并且从容冷静。他热爱体育运动，热切关注着各种体育赛事，而且认为我也如此。我只能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从来都不关注那些运动，告诉他我并不喜欢它们。

“你是什么意思呢？”

“我的意思是，我不喜欢体育运动。”

他失声大笑。“你的意思是除了网球？”

“我最讨厌网球。”

“好吧，好吧，我猜打网球肯定是个苦差事，但你并不是真的讨厌网球。”

“我确实讨厌。”

在游艇上的大部分时间里，温迪和我都在观察科斯特纳的三个孩子。他们很有教养，也很讨人喜欢，而且他们是那么的漂亮，看起来就像是从我母亲的诺曼·罗克韦尔拼图里偶然跌落人间的小人儿。在我们与他们见面后不久，4岁的乔·科斯特纳就抓住我的裤腿，然后用他那大大的蓝眼睛仰视着我，大叫道：我们摔跤吧。我一把抱起他，然后头朝下地“提”着他。他咯咯地笑着，那笑声是我听过的最美妙的声音。温迪和我当时心里想我们无可救药地被这些小科斯特纳们迷住了，但实际上我们是在有意无意地扮演他们父母的角色。我注意到温迪的眼神不时地从我们这些成年人身上溜走，然后转向那些孩子。我能看出她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母亲，我也想象着陪在她身边，与她一起经历这些，与她一起抚养三个绿眼睛的小黄毛。这种想法不禁吓了我一跳，当然也使她为之一惊。我开始和她讨论家庭这一话题，我提到了未来。她没有回避，她也想要。

几周后，科斯特纳邀请我们去他在洛杉矶的家里观看他的新电影《保镖》的预映。温迪和我对这部新电影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但是我们疯狂地迷恋上了它的主题曲《我将永远爱你》（I WiII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属于我们。”温迪说。

“永远。”

我们对彼此唱这首歌，我们引用这首歌表达对彼此的爱。每当电台放这首歌时，无论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都会停下来含情脉脉地看着对方。我们周围的人都不禁连呼肉麻，而我们却毫不在意。

我告诉佩里和菲利我头脑里经常出现和温迪共度余生的情景，所以我可能很快就会向她求婚。菲利表示完全赞同，佩里则只是觉得可以。

“温迪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我对 J.P.说。

“那施特菲·格拉芙呢？”

“是她拒绝我的。别再提她了，就是温迪了。”

我正向 J.P.和温迪炫耀我的新玩物。

J.P.问：“这个东西被称作什么来着？”

“悍马。他们在海湾战争中开的就是这个。”

在美国刚刚开始出售悍马时，我就买了一辆。我们驾驶着这辆车在拉斯维加斯周围的沙漠里四处游荡，直到我们被困在了沙子里。J.P.打趣道：“他们在海湾战争中肯定没碰到过任何沙子。”我们下了车，在沙漠里漫无目的地走。我今天下午还要赶飞机，明天还有一场比赛，如果我不能从这个沙漠里出去，各类人等都会对我发火的。我们不停地走啊走，比赛的问题突然变得那样微不足道，生存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切身之忧。环顾四周，我们如此渺小，而黑暗正在降临。

“我感觉到这似乎可能是我生活的一个转折点，”J.P.说，“而显然这不会是一个好的转折点。”

“谢谢你的正面思维方式。”

终于，我们发现了一个简陋的小屋，一个隐居的老人把他的铁锹租给了我们。我们长途跋涉回到了悍马车旁，然后就赶快着手清除后轮处的沙子。突然间铁锹碰到了一个非常坚硬的东西，那是钙积层，即内华达沙漠下的类似水泥的土层。我觉得手腕里面的某个部位发出了咔嚓一声，我痛得不禁叫出了声。

“怎么了？”温迪问道。

“我不知道。”

我看着手腕。

“在上面擦些土。”J.P.说。

我挖出了悍马，赶上了我的航班，还赢了第二天的比赛，但是几天后，我痛得从睡梦中醒来。我感觉我的手腕已经断掉了，它已经无法弯曲了。我感觉里面已被梳入了许多缝衣针和生锈的剃须刀片。这太糟糕了，这可是个严重的问题。

然后疼痛自行消失了，我舒了一口气，后来它又出现了，我惊恐不已。不久，这种疼痛不再只是偶尔光顾，而是日夜与我相伴。早上还可以忍受，但是晚上这种针扎刀刺的感觉使我几乎不能呼吸，痛不欲生。

医生说我有肌腱炎，手腕外侧的囊炎尤为严重，即在腕部有很多难以愈合的微小裂口。他说这是用腕过度的结果，只有通过休息或手术才有可能痊愈。

我选择休息。我把自己封闭起来，抚慰我的手腕，像呵护一只受伤的鸟儿一样呵护着它。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我仍不能进行锻炼，连一个俯卧撑都完成不了，而且就连开一下门，我的脸都会痛得扭曲。

腕伤带来的一个积极的结果就是我能有更多时间和温迪待在一起了。1993年的开端对我来说，不是硬地赛季而是“温迪季”，我完全沉浸其中。她喜欢这种额外的关注，但同时她也担心她会忽视自己的学业。她又进入了另一所大学，这是她的第五所或者是第六所，我已经不太清楚了。

我正开车行驶在彩虹大道上。为了避免用到我那受伤的右手腕，我用左手握着方向盘。我摇下车窗，打开了收音机。在春风的吹拂下，温迪的头发轻轻扬起。她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并且感叹自从她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以来，又过去这么长的时间了。

我点点头，并且调高了收音机的音量。

她再度调低了音量，并且说她上了这些不同的大学，在不同的州居住过，她一直在寻找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但感觉总是不对。她说她似乎无法认清自己是谁。

我再次点了点头。我非常同意，对那种感觉我再熟悉不过了，而且赢得温布尔登并没有使这种感觉得到缓解。然后我仔细看了看温迪，意识到她并不只是在闲聊，她说这些是为了把话题引到某处，她正在表明一种看法——关于我们关系的看法。她转过身，直视着我的眼睛。“安德烈，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而且我认为我不会快乐，真正地快乐，除非我能认清自己是谁以及我该如何度过我的人生。我也不知道如果我们待在一起的话，我该如何做到这一点。”

她哭了起来。

“我不能只做你的旅伴、你的密友、你的球迷，再也不能。嗯，我会永远是你的球迷，但你知道我的意思吧？”

她需要找到自己，而要做到这一点她需要自由。

“你也是，”她说，“如果我们待在一起，我们就无法实现各自的目标。”

即使是开放式的情侣关系也太过限制双方。

我无法和她争论，如果那就是她的感觉，我则什么也不能说。我想让她快乐。此刻收音机中又开始播放那首属于我们的歌——《我将永远爱你》。我死死地盯着温迪，试图捕捉到她的眼神，但她的脸一直侧向一边。我掉转车头，把车开到了她家，送她到了门口。她给了我一个长长的拥抱，最后一个拥抱。

然后我开着车离开了那里，还没开到那个街区的尽头，我就不得不停下来，给佩里打了个电话。当听到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时，我由于哭得太厉害，甚至说不出话来。他以为这是个恶作剧电话。

“喂，”他不耐烦地喊道，“喂——”

他挂断了电话。

我又打过去，但还是说不出话来。他再次挂断了电话。

我藏了起来，躲在单身公寓里，疯狂地喝酒，没日没夜地睡觉，吃垃圾食品。胸口处剧烈的疼痛不断袭来。我把这种痛感告诉了吉尔，他说那听起来就是典型的心碎的感觉，拒绝愈合的小伤口，过度使用的结果。

然后他问我：“那温布尔登怎么办？该想想我们的海外之行了。是时候放下了，安德烈，我们要继续上路了。”

我此时甚至连电话都拿不住，更别提球拍了。不过我想去，这样可以暂时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我可以在路上耗掉一些时间，与吉尔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努力，而且我将不得不奋起捍卫我的冠军头衔，我别无选择。就在我们的航班起飞前，吉尔安排我在西雅图与一位医生会面，他应该是这一领域最好的医生，他给我打了一针可的松。这一针起作用了，到达欧洲时，我可以毫无痛苦地随意弯曲我的手腕。

我们首先去德国的哈雷参加了一项热身赛事。我在那里碰到了尼克，他立刻就向我提到了钱的问题。他因为欠了债，所以卖掉了波利泰尼学校，而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他以很低的价钱就把它卖掉了，现在他需要现金。他已经面目全非，或者说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他说他并没有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回报。他说投资我是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花掉了大把大把的钱培养我，他有权获得比我已经付给他的报酬多得多的回报。我对他说：“我们回去后再谈论这个问题可以吗？现在我心头已经压着好几件事情了。”

“当然，”他说，“我们回去再谈。”

这次对峙使我心烦不已，以致在第一轮比赛中，斯蒂布以三盘击败了我，使我颜面尽失。热身赛到此为止。

去年我很少参加比赛，即使参加了，也表现得很糟糕，因此我成了温布尔登历史上排名最低的卫冕冠军。我在中心球场第一场比赛的对手是德国人贝恩德·卡巴切尔。他厚厚的头发从比赛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是一个样子，这显然使我十分厌烦。卡巴切尔的种种，都让人无法专注于比赛，这不禁使我怀疑这一切是不是事先设计好的。除了他那令人羡慕的头发，他还是一个罗圈腿，他走路时的样子就好像他不只是整天都坐在马上，而且是刚刚摔下了马，而那肯定是一个漫长的马上旅程，并且摔下时屁股被摔裂了。得益于他的这副样子，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很奇特。他反手很强大，反手技术堪称一流，但他只是靠它来减少跑动。他讨厌跑动，讨厌移动。有些时候，他也不怎么在乎发球。他的一发表现得非常具有进攻性，但二发就要逊色很多。

由于手腕麻木，我也有自己的发球问题。我不得不改变动作，只是小幅度地向后挥拍，并且限制突然的活动。这自然会引起问题，我在第一盘比赛中以2:5落后。我就要成为近几十年来第一个在第一轮就被淘汰出局的卫冕冠军了。但是我打起精神，迫使自己与自己的新发球方式和解，终于熬到了胜利。卡巴切尔跳上他的马，策马而逃。

英国的球迷非常友好，他们为我欢呼喝彩，赞赏我为克服腕伤所作出的努力；但是英国的那些小报却并非如此，它们充满恶意，连篇累牍地报道我最近刚刚刮过毛的胸部，各种奇怪的版本层出不穷。只是无意识地简单修剪了体毛，别人却认为我是切断了一只胳膊或一条腿。我的手腕断掉了，他们却只是谈论我的胸部。我的新闻发布会变成了滑稽剧，几乎每个问题都与我那新近变得光滑的胸部有关。英国记者都对毛发非常着迷——要是他们知道了我头发的真相，还不晓得会写出什么来。还有几个小报说我胖了，记者们恶毒地称我为“汉堡王”，并以此为乐。吉尔试图把我体形的变化归咎于我腕部注射的可的松——可的松会引起浮肿，但没有人相信这种说法。

不过没有什么比芭芭拉·史翠珊更令英国人着迷的了，她到中心球场观看我的比赛，这引起了好一阵骚动。温布尔登从来不乏名流捧场，但芭芭拉的出现引起的骚动如此之大，我以前从未见识过。记者不断地骚扰她，随后又不断地逼问我关于她的种种。小报们煞费苦心地剖析评论进而贬低我们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我们之间只是充满激情的友情。

他们想知道我们是如何相识的，我拒绝告知，因为芭芭拉是我所认识的最害羞、最不爱谈论私事的人。

我和芭芭拉的相识要感谢史蒂夫·温，他是一个赌场的老板，我从孩提时代就认识他了。一天，我和他在打高尔夫球，我提到我喜欢芭芭拉·史翠珊的音乐，他说她是自己的一个好朋友，然后我和芭芭拉就通过一系列的电话开始了联络。我赢得温布尔登后，她发了一封贴心的电报祝贺我并且略带挖苦地对我说：终于把你的样子和声音对上号了，还不错。

几周后她邀请我去她在马里布的牧场参加一次小型聚会。戴维·福斯特也会参加，她说，还有其他几个朋友。我们终于要见面了。

她的牧场各处都建有小屋，其中一间是电影屋。在午餐会后，我们闲逛到那里，观看了《喜福会》的非公开试映版。这是一部典型的女性文艺片，无聊至极，我耐着性子观看，不时担心自己会被闷死。然后我们又漫步到另一间小屋，是一个音乐室，窗户下摆着一架豪华钢琴。我们站在一起，一边吃着东西，一边随意交谈着。戴维坐在钢琴旁弹奏着一曲又一曲感伤的恋歌，他几度要求芭芭拉唱歌，但她不唱，而他紧追不舍，坚持要她唱，后来气氛都变得有些尴尬了，我真希望他能就此罢手。芭芭拉的胳膊肘支在钢琴上，后背正对着我。我看到她绷紧着身体——很明显，她有些害怕在其他人面前表演，这会使她非常不自在。

但是，过了不到5分钟吧，她哼出了几个小音节，从屋顶到地板，屋子的各处都回荡着她的声音。每个人都屏息静听。玻璃颤抖了，餐具颤抖了，我的肋骨和腕骨也为之一颤。有那么一瞬间，我甚至认为是有人在用博世（Bose）音响系统播放芭芭拉的唱片，而且是调足音量之后播放的。我无法相信人类能够发出那么震撼的声音，无法相信人类的声音竟能够弥漫于整个房间，充满每一寸空间。

从那一刻起，我更加为她所吸引。她拥有如此强大、如此摄人心魄的天赋，却不能仅作为消遣自由地使用。一想到这一点，我就对她更加着迷，也觉得她更加亲切，但再一想，沮丧之情又不禁涌上心头，因为这种感觉是如此熟悉。那天之后不久，我们又见面了，她邀请我到她的牧场去。我们一起吃了比萨，然后又聊了几个小时，发现我们有很多方面很相像。她是个极端完美主义者，讨厌做一些她已经做得非常出色的事情。而且，尽管她处于半隐退状态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她内心充满了自我怀疑以及持续不断的恐惧，但她承认她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回到演唱舞台上。我鼓励她那样做，我告诉她剥夺人们听到那种声音——那种令人震撼的声音的机会是不对的。“最重要的是，向恐惧投降是危险的。恐惧就像毒品一样。”我说，“你对它做出一小步让步，它就会让你做出更大的让步。”所以即使她不想表演又能怎么样？她不得不表演。

当然，我每次对芭芭拉说这些话时，都会觉得自己很伪善。在我与恐惧和完美主义进行的斗争中，我一向输多赢少。我以对记者讲话的方式对她讲话，我只是告诉她我知道是正确的或者我希望是正确的事情，但其中大部分我自己都不能完全相信，更别说付诸实施。

那是在春天，在我和芭芭拉打了一整个下午的网球后，我对她讲了关于拉斯维加斯一名新歌手的事。这名新歌手的声音非常洪亮，堪与芭芭拉媲美。我问：“你想听一听她的歌吗？”

“当然。”

我把她带出了网球场，带到了我车里，然后播放了这位轰动一时的加拿大歌手席琳·狄翁的 CD 。芭芭拉咬着她拇指的指甲，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知道此刻她在想什么，她在想：我也能做到。她的脑海中肯定浮现出自己重新在歌坛大有作为的情景。我感觉到我终于帮上了忙，但也觉得自己真是虚伪透顶。

芭芭拉终于重新回到了舞台，而我的虚伪也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我坐在前排，戴着一顶黑色的棒球帽——我的假发又出了问题，而我则担心别人对此会作何感想和评论。那晚我除了是一个伪君子外，还成了恐惧的奴隶。

大多数时候，我和芭芭拉总是会对我们的约会引起的震惊和流言蜚语一笑置之。我们一致认为，既然我们觉得彼此不错，那么纵使她比我大28岁又如何呢？我们的关系很和谐，而公众的反对声只是使我们的关系更加有趣，这种反对使我们的友谊具有某种为社会所不容甚至危险的意味——我整个反抗行为中的又一部分。与芭芭拉·史翠珊约会就像穿“热熔岩色”的球鞋。

不过，如果我疲惫不堪或是情绪低落，就像在温布尔登那次一样，公众的污蔑则会使我痛苦不堪。而芭芭拉对某个记者讲的我是一个禅宗大师的那番话也正中了那些诋毁者的下怀，各类报纸由此获得了一个可以对我大肆嘲笑的机会。我开始不断地听到有人引用“禅宗大师”——这句评语一时间取代了“形象就是一切”。我不理解他们的反应为什么会如此强烈，也许这是由于我不知道何为“禅宗大师”的缘故。既然芭芭拉是我的朋友，我只能认为它是一个好的评价。

暂时抛开芭芭拉的话题，避开报纸和电视，我继续自己在1993年温网的进程。在击败卡巴切尔后，我又战胜了葡萄牙的若昂·库尼亚·席尔瓦、澳大利亚的帕特里克·拉夫特和荷兰的理查德·克拉吉赛克。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与皮特对决。又是皮特。他的发球已然成为一种武器，我怀疑我的手腕是否能承受得住他的发球。但皮特此时也被其自身的伤痛所困扰，他的一个肩膀疼痛难忍，所以他在比赛中的表现比平常稍微差些——或者他们是这样说的。你绝不会知道他是如何对付我的：他迅速地拿下了第一盘，花费的时间比我穿赛服的时间还要短，然后又以同样的速度赢得了第二盘。

又是一场短命的比赛，我心里想。我抬头看了看我的包厢，芭芭拉坐在那里，闪光灯在她周围不停地闪着。我想：这真的就是我的命运吗？

第三盘开始时，皮特连续失误，这给了我喘息的机会。我赢了这一盘，接着又拿下了第四盘。我们战平了，各胜两盘。命运的车轮似乎正在朝我的方向转动，我看到恐惧悄悄爬上了皮特的双颊，怀疑、明显的怀疑之情就像下午时出现在温布尔登草场上那长长的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只有这一次，不是我，而是皮特在声嘶力竭地咒骂自己。

在第五盘中，皮特退缩了，他揉着肩，请出了赛会医生。在比赛中断的这段时间里，皮特接受了治疗，我则暗暗发誓一定要拿下这场比赛。连续两年温网冠军——难道这不是了不起的成绩吗？到时那些小报又会说些什么，或者我将说些什么，我们走着瞧。或者我会说：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的“汉堡王”如何呢？

但当我们重新开始比赛时，皮特完全换了一个人——不是重新恢复了生机或者重新焕发了活力，而是完全不同了。他从头开始，完全丢弃了那个深陷自我怀疑的泥沼中而不能自拔的皮特，就像蛇完成了蜕皮一样。现在他正在一点点甩开我，以5:4领先。在这一盘的第十局一开始，他就连发了三个 Ace 球，但与其他任何 Ace 球都不同，它们甚至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就像内战中加农炮的声音。三个赛点。

突然间他朝球网走来，然后伸出了手，又一次以胜利者的身份。这次握手使我感到了切身的疼痛，但这并不是因为我那一触即痛的手腕。

输给皮特几天后，我回到了我的单身公寓。在这里，我只有一个简单的目标：我不愿再想起任何有关网球的事情，一个星期足矣，我只想短暂休息一下。我的心痛苦不已，我的手腕疼痛难忍，我的骨头要散架了。我只需要一个星期的时间什么也不做，只是安静地坐着，没有痛苦，没有戏剧性，没有发球局，没有小报，没有歌手，没有赛点。我正在小口啜饮着我当日的第一杯咖啡，随意翻看着一份《今日美国》报纸，然后一个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因为我的名字在里面——“波利泰尼与阿加西分道扬镳”。尼克告诉记者他已经和我彻底断绝往来了，他想花更多的时间陪陪家人——10年了，他竟然以这种方式让我获得了这一消息，甚至还不如我在他的椅子上放的那只屁股朝天的大熊猫。

几分钟后，联邦快递送来了尼克的一封信，信上的说辞和报纸上的内容大同小异。我一遍又一遍地看着这封信，看了不下数十遍，最后我把它塞进了一个鞋盒子里。我走到镜子前。我并没有感觉有多糟——我已经什么感觉都没有了，我已经麻木了。仿佛可的松的药力已经蔓延到了我的全身，吞没了我的知觉——我似乎已经不复存在了。

我开车到了吉尔那里，和他坐在健身房里。听我讲完这件事后，他和我一样感觉很糟，并且愤怒不已。

“嗯，”我说，“我猜现在是‘同阿加西决裂’时间，首先是温迪，然后是尼克。”

我身边的人比我的头发减少得还快。

尽管似乎说不通，但我还是想再次踏上球场，我想要“享受”只有网球才能赐予我的那种痛苦。

但也不是这种剧痛。可的松的药力完全消失了，所以我手腕中那种针扎刀刺的感觉再度回归，而且简直令人无法忍受。我又见了一个新医生，他说我的手腕需要手术。然后我又见了另一个医生，他说休息可能会起作用。我赞同第二个医生的看法，所以我选择了休息。但当四周后我踏上球场，只是挥了一下拍后，我就意识到手术可能是我唯一的选择了。

我就是不信任外科医师。我信任的人本来就很少，我尤其不赞同别人说可以信任某个完全陌生的人。把自己交给一个刚刚见过面的人，由他掌控自己的命运，我实在厌恶这样做。一想到要毫无意识地躺在一张台子上，而某个人会切开我赖以为生的手腕，我就想打退堂鼓。如果那天他注意力不集中怎么办？如果失误怎么办？我总是会在球场上看到这一幕，而一半的时候，它就发生在我身上。我排在世界前十名，但某天你会觉得我只是个不折不扣的业余选手而已。如果我的外科医生恰巧就是医学界的安德烈·阿加西怎么办？如果他那天未在最佳状态怎么办？如果他喝醉了或者吸毒了怎么办？

我让吉尔在我手术时待在手术室里，陪在我的身旁。我想让他充当我的警卫、监视器、后盾以及见证人，换句话说，我想让他做他一直在做的事情——为我站岗、守卫着我，只不过这次要穿着一身长袍，戴着一副口罩。

他皱起了眉头。他摇摇头。他不知道。

吉尔有几个可爱的特性，比如说他很恐惧太阳。但是最可爱的就是他那神经质的个性——他见不得针，他一打流感疫苗心里就直发毛。

但是，为了我，他会鼓起勇气。他说：“我会坚持住的。”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我对他说。

“你从来都不欠我的，”他说，“我们之间不存在谁欠谁的问题。”

1993年12月，吉尔和我飞到了圣巴巴拉市，然后我住进了医院。当护士在我周围忙来忙去、为我做手术前的准备时，我对吉尔说我非常紧张，我会晕过去的。

“这样他们就不用给你打麻药了。”

“吉尔，这可能会是我网球生涯的终点。”

“不会的。”

“如果是的话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他们给我戴上了口罩，然后对我说：“深呼吸。”我的眼睑变得很重很重，我挣扎着不让它们合上，挣扎着不让自己失去意识。“别走开，吉尔，别离开我。”我凝视着吉尔。他此时正戴着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只有那双黑眼睛露在外面。他注视着我，眼睛一眨都不眨。吉尔在这里，我心里暗暗想，吉尔做到了这一点，他在守护着我，一切都不会有问题的。我闭上了眼睛，让某种迷雾吞噬了我。而仿佛刚刚过了一瞬间，我就清醒了过来，吉尔则靠在我病床边对我说我手腕的状况比预料的还要糟，事实上要糟得多。“不过，他们已经清理干净了，安德烈，现在让我们心存希望，默默等待最好的结果吧。这是我们现在唯一能够做的事情，对吧？”心存希望，期待最好的结果。

我栖身在绿色鹅绒沙发上，对一只手敬而远之，用另一只手打电话聊天。医生说我必须使我的手腕在几天之内保持抬起状态，于是我用一个大的硬枕头垫着手腕躺在沙发上。尽管我一直在吃强力止痛药，但手腕仍然隐隐作痛，而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担忧之情，我依然很脆弱。不过至少还有事情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一个女人，肯尼·基的妻子琳迪的朋友。

我是通过迈克尔·波顿认识肯尼·基的，而前者则是我在戴维斯杯上结识的，我们全都住在一个酒店里。然后，琳迪突然打电话给我，说她遇见了一个完美的女人。

“嗯，我喜欢完美的女人。”

“我觉得你们真是天生一对。”

“为什么？”

“她漂亮、聪明、雅致，而且幽默。”

“我可不这么认为。我还没忘了温迪呢，而且我不想通过别人介绍寻找心仪对象。”

“你会愿意和这个人联系的，她的名字叫波姬·小丝。”

“我听说过她。”

“再说，你和她联系又不会失去什么。”

“我会失去很多。”

“安德烈。”

“我会考虑的。她的电话号码是多少？”

“你没法给她打电话，她正在南非拍电影。”

“她肯定有电话吧。”

“没有，她此时正在茫茫蛮荒中，住的不过是在灌木丛中临时搭起的帐篷或者小木屋，你只能通过传真和她取得联系。”

我没有传真。在我家里什么小装置都有，但就是没有传真机。

我只好把菲利的传真号码给了她。

就在我手术前，我接到了菲利的电话。

“我这儿有一个你的传真——来自波姬·小丝？”

我们之间就这样开始了。我俩你来我往地不断发着传真，就这样我和一个素未谋面的女人开始了这种远距离的通信联系。以这种方式开始本来就略显奇怪，而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之间的这种联系方式就显得更加奇特。交谈的节奏极其缓慢，而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都再合适不过了——我们都不心急，而且这种空间上的巨大距离使我们迅速放下了对彼此的戒心。发了几次传真后，我们之间就从彼此只是无关痛痒的调情转换到倾诉内心最深的秘密了；而几天之后，我们之间的传真就呈现出一种相互吸引，进而是亲密的语气了。我感觉我正在与这个从未见过面甚至交谈过的女人发展成为关系确定的情侣。

我也不再给芭芭拉打电话了。

此时此刻，我困居于沙发的一角，绑着绷带的手腕架在枕头上，除了焦急地等待波姬的传真，我别无他事可做。吉尔会隔三差五地来看看我，并帮我拟了几份传真的草稿。波姬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拥有法国文学学位，而我则在9年级就辍学了，这一点使我有些胆怯。吉尔则对我的这种想法置之不理，而是不断鼓励我，提升我的信心。

“除此之外，”他说，“别担心她是否喜欢你，而是要好好考虑你是否喜欢她。”

“嗯，”我语带嘲讽地说，“对，你说得很对。”

因此我叫他帮我租来了波姬·小丝的作品集，然后我们开始了两个男人的电影盛宴。我们买来爆米花，把灯光调暗。吉尔播放的第一部电影是《蓝色珊瑚岛》，波姬在其中扮演一个尚未到青春期的美人鱼，她与一个男孩困在了一个风景如画的小岛上，故事情节则与亚当和夏娃的传说大同小异。我们不断地倒回、快进或定格录像带，讨论波姬·小丝是否是我喜欢的类型。

“还不错，”吉尔说，“很不错，你继续给她发传真毫无疑问是值得的。”

这种通过发传真进行的约会维持了几个星期，随后，波姬发给我了一份简短的传真，说电影已经完成拍摄，她即将回到美国，她的飞机两个星期后将在洛杉矶着陆。而我恰巧也得在她到达后的一天抵达那里，因为我要做客吉姆·罗梅主持的节目，接受他的采访。

我们是在她家见的面。在接受完罗梅的采访后，我从演播室一出来就直奔她那里，连脸上的浓妆都没来得及卸掉。她猛地推开了门，看起来星味十足，脖子上戴着一个松垂的围巾似的东西，没有化妆（或者至少妆没有我化得这么浓）。但她的头发剪得很短，这使我颇为吃惊，因为一直以来我都想象着她有着飘逸的长发。

“我扮演的一个角色需要剪短头发。”她说。

“哪部电影？《少棒闯天下》（Bad News Bears）？”

她的母亲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我们握了握手，她表现得很热情，但难掩生硬。我有一种奇怪的直觉——无论发生什么，这个女人绝对不会和我相处得很好。

在开车载着波姬去吃晚餐的路上，我问她：“你和你母亲一起住啊？”

“是啊。嗯，不是，不完全是，这很复杂。”

“涉及父母的问题时的确总是很棘手。”

我们去了位于圣维森特的一家小型意大利餐厅 Pasta Maria。我主动要求在餐厅的一个角落里就座，这样我们才能有一定的私人空间。很快我就忘记了波姬的母亲、她的发型以及其他所有的事情。她举止优雅，魅力非凡，而且极为风趣。一位服务生来到我们桌边问道：“请问两位女士看过菜单了吗，需要什么呢？”听到他这么说，我们都大笑了起来。

“我可能是该剪头了。”我说。

我问了她关于那部刚刚在南非拍摄完毕的电影。我问她喜欢当演员吗，她满怀激情地谈论着拍电影这一激动人心的经历以及与有天赋的演员和导演一起工作的乐趣。她这一点与温迪正好相反，温迪永远都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而波姬则总是十分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这种深刻的反差使我印象尤为深刻。她看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毫不犹豫地把这些梦想描绘出来，即使她也不完全知晓如何将这些梦想变为现实。她比我大5岁，所以更加老于世故，更加具有世俗智慧，但她也流露出一种快乐天真的气质，一种需要别人的神情，这使我不禁想要保护她。她唤醒了我体内的“吉尔”，我以前从未意识到我还有这一面。

我们谈论的大都是在传真里谈过的话题，但现在，在餐桌上，这些话题听起来已然不同，更加私密。现在彼此之间的表达能够更加精确细腻，谈话中也蕴涵着丰富的潜台词，肢体语言也在其中起着作用。她使我不停地大笑，也使她自己笑声不断，而且她笑得很可爱。就同在手腕手术中的感觉一样，3个小时眨眼间就过去了。

她对我的手腕尤其关注，并且表现得呵护有加。她仔细观察着约一英寸长的粉红色伤疤，轻轻地触摸着它，然后关切地问这问那。她也颇有些同病相怜之感，因为她也面临着手术——她的脚趾由于多年的舞蹈训练已经受到了损伤，医生需要把它们弄断然后再重新接上。我告诉她在我手术时，吉尔站在手术室里守护着我，而她则笑着问我是否可以把吉尔借给她。

我们发现，尽管表面上看来我们的生活很不同，但我们有着相同的起点。她深深知道在自以为是、野心勃勃且生硬粗暴的刻板父母的管教下成长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从11岁开始，她的母亲就当起了她的管家，而与我不同的是，她的母亲现在还在管理着她的大小事务。现在她们已濒临破产，因为波姬的事业正江河日下。非洲的这部电影是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她的第一份工作，她在欧洲拍咖啡广告赚的钱只够付房屋按揭款。她对我讲类似这样的事情，惊人地坦白，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几十年，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此前互发传真已经使彼此之间的气氛颇为和缓。她只是生性坦率，我敢说，她一直都如此。如果我能有她一半那么坦率，我就心满意足了。我尚不能毫无顾忌地向她倾吐我内心的痛苦，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我对网球的厌恶。

她不禁笑了起来。“你不是真的痛恨网球。”

“我是真的讨厌。”

“但你并不痛恨它。”

“我确实痛恨它。”

我们谈论我们的旅行、我们最喜欢的食物和电影。我们在最近的一部电影《影子大地》（Shadowlands）上找到了共同话题，这部电影讲述的是英国作家 C.S.刘易斯的故事。我对波姬说这部电影在我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刘易斯和他的兄弟很亲近，他的生活处处受人庇护，与世隔绝；他害怕冒险，也承受着爱的痛苦，但后来他遇到了一个女人，这位异常勇敢的女人使他认识到那种痛苦是生而为人的代价，经历那种痛苦也是非常值得的。

在电影的结局，刘易斯对他的学生们说：痛苦是上帝唤醒这个常常听而不闻的世界的扩音器。他告诉他们：我们就像一块块石头，上帝拿凿子的重击虽然使我们饱受磨难，但是也使我们臻于完美。我对波姬说，佩里和我已经看过这部电影两遍了，而且能够背出半数台词。波姬也很喜欢这部电影，对于这一点我深为感动。而当得知她还读过刘易斯的几部书时，我不禁心生些许敬畏之情。

已经过了午夜，咖啡杯也早已见底，我们不能再无视服务生和餐厅老板不耐烦的目光了。我们得走了。我开车送她回家。在她家外面的人行道上道别时，我有种感觉，觉得波姬的妈妈正透过楼上的窗帘注视着我们。我礼节性地吻了波姬一下，并且问她我是否可以打电话给她。

“请一定要打电话。”

当我转身离开时，她注意到我的牛仔裤在腰背部处有一个洞。她把手指伸了进去，用她的指甲划了一下我的尾骨，然后跑向房门，并在进屋前冲我会心一笑。

我在日落大道上开着租来的车。我之前本打算约会后开回拉斯维加斯的，未曾料到此次约会进展得如此顺利并且持续了这么长时间，而现在乘飞机也来不及了。于是我决定在我经过的第一家旅店过夜，结果我停在了如今已破败不堪的假日酒店门前。10分钟后，我躺在了二楼的一间散发着霉味的房间里，窗外日落大道和405州际高速公路上车辆不时呼啸而过。我试图重温这次约会的种种，更为重要的是得出一些关于这次约会以及它意味着什么的结论，但是我的眼皮很重很重。我挣扎着睁着眼睛，就像任何时候行将失去意识，似乎也将因此失去最终的选择权那样抗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