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衣室里，我盯着奖杯上自己扭曲的影子。我冲着奖杯和奖杯上那个扭曲的人形说：“一切的痛苦和折磨，都是为了你。”

自从上次温迪来“形象就是一切”的广告片场探班后，我和她就成了男女朋友。她和我一起旅行，照顾我。我们两个真的很合拍，因为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并且发现现在的我们也可以继续一起成长。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有着共同的追求。我们疯狂地爱着对方，尽管我们彼此都同意应该保持开放式的关系——这是她的原话。她说：“我们还太年轻，承诺对于我们来说还太复杂。”她不知道她是谁。她在一个摩门教家庭长大，然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认同摩门教的教义；她上了大学，然后又发现自己完全选错了学校。她说，在她知道自己是谁之前，她不能把自己完全地交给我。

1991年，我、温迪还有吉尔一起在亚特兰大一家破旧肮脏的酒吧里庆祝我21岁的生日。酒吧的台球桌上满是被烟头烧焦的痕迹，喝啤酒用的是塑料大杯。我们三个人一起大笑，一起喝酒，即使是从来不碰这些东西的吉尔今日也放纵地喝到微醺。为了留住那晚的美好回忆，温迪把她的摄像机带来了。她把摄像机递给我，让我拍摄她在拱廊玩投篮游戏的情景。她说她要训练我。我只拍摄了3秒钟她投篮的情景，然后就将镜头慢慢下移到她的身体。

“安德烈，”她说，“把摄像机从我的屁股移开。”

然后一群吵吵闹闹的人进来了。他们跟我的年龄差不多，我想他们可能是当地的美式或英式橄榄球队的队员。他们对我说了很多粗鲁的话，然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温迪身上。他们就是一群酒鬼，非常无礼，想要在温迪面前使我难堪。我想到了纳斯塔斯，在14年前他也做过相同的事情。

那个橄榄球队的一群人扔了一堆硬币在我们的台球桌上，其中一个人说：“下一场轮到我们了。”说完，他们邪恶地笑着离开了。

吉尔放下了他的塑料啤酒杯，拿起那些硬币，缓缓地走到了一个自动售货机旁边。他买了一包花生，然后又走了回来。他慢慢地吃着花生，眼睛从来没有离开过那帮家伙。最后，他们做出了明智的决定，去了另外一个酒吧。

温迪咯咯地笑了起来。她建议说：“吉尔除了这么多职能和义务之外，还应该扮演保镖的角色。”

“他已经是了。”我对她说。但是“保镖”这个词并不能真正体现吉尔的作用，这个词不足以描述他。吉尔保护我的身体、我的头脑、我的女朋友。他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是我的守护神。

每当记者、球迷、怪人们问吉尔是不是我的保镖时，我都很享受那个过程。吉尔总是微微一笑，说：“要是谁敢碰他，你们就知道了。”

1991年法网公开赛时，我在前六轮中一路过关斩将，杀入了决赛。这是我第三次进入大满贯赛事的决赛，对手是库里埃。两人当中我明显更被看好，每个人都说我一定会击败他，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我需要击败他。我不能想象连续三次进入大满贯赛事的决赛，又都以惨败收场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好消息是，我知道怎样才能打败库里埃，去年也是在法网中我曾击败过他；坏消息是，这场比赛夹杂着私人恩怨，这使我很紧张。我们从同一个地方起步，都在波利泰尼网球学校学习，我们的床铺挨得很近。我比库里埃强很多，比他更受尼克的偏爱，如果我在大满贯的决赛中输给他的话，我就成了在龟兔赛跑中输给乌龟的兔子。先是张德培在我之前赢得了大满贯冠军，这令我感觉很糟。然后是皮特。现在是库里埃，他也要赢我？不，我绝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参加这次比赛，就是为了取得最终的胜利。从上两次大满贯赛事的惨败中，我吸取了很多的教训。我以6:3轻取第一盘。在第二盘中，我很快就以3:1建立起领先优势。我获得了一个破发点。如果我赢了这一分，我就会在这盘比赛甚至是整场比赛中占据绝对优势。突然，天下起了雨，球迷们纷纷用手遮着头跑到了避雨处。库里埃和我回到了更衣室，在那里，我们俩表现得就像两头困在笼子里的狮子。尼克走了进来，我注视着他，希望他能给我些意见，但是他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没说！我继续跟着尼克是出于忠诚和习惯，而不是为了得到什么真正的指导，这一点我早就意识到了。那么，在这个时刻，我需要的不是指导，而是关怀和鼓励，这是每个教练的职责。在这个特殊而关键的时刻，我需要别人的认可来增强自己的信心，这个要求很过分吗？

雨停了，库里埃的底线站位明显更加靠后，希望借此削弱我击球的力量。在下雨期间，他有足够的时间休息、放松和调整状态，从而挽救了破发点，赢了第二盘。现在我很愤怒，怒不可遏。我赢了第三盘，6:2。我想要让他明白，也让自己相信，第二盘他不过是侥幸获胜而已。盘分2:1的领先优势让我找回了自信，我仿佛已感到胜利正在向我招手——我距我的第一个大满贯冠军头衔只有短短的六局比赛之遥了。

但第四盘一开始我就连续失分，最初13分里输掉了12分。是我没有用尽全力，还是库里埃打得更好了？我不知道，我永远不会知道，但是我知道这种感觉很熟悉。这种感觉我永远不会忘记——无能为力的感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势头慢慢减弱。库里埃赢了这盘比赛，6:1。

在第五盘的时候，在比分战成4:4平时，他获得了破发点。现在，突然间，我放弃了获胜的希望。

我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在第四盘时，我丧失了斗志，而现在我则彻底丧失了希望。就像比赛刚开始我确信我会赢一样，现在我几乎已经确定我必输无疑了。而且，我想输，我渴望输。我默默地祈祷：让比赛赶快结束吧。既然这一结局不可避免，我只希望它来得快一点儿。

我已经听不清观众的呼喊声，脑袋里一片空白，只能听到耳边的嗡嗡声。我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只剩下对输的渴望。我输了这场紧张的、至关重要的第五盘比赛，然后祝贺库里埃取得了胜利。朋友们跟我说，当时我脸上的表情悲凉得让人心碎。

赛后，我并没有自责。我冷静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你不具备最终冲过终点线的那种素质，你放弃了自己——你需要退出这项运动。

这次失败留下了一道伤疤，温迪说她几乎都能看到那道伤疤，就像被闪电劈过后留下的印记。这句话是她在同我一起飞回拉斯维加斯的长途航班上说的。

当我们从前门走进我父母的房子时，父亲正在门厅等着我们。他对我的教训马上开始了。“在下雨之后，你为什么没有好好调整？”“你为什么不攻击他的反手？”我没有回答，一动不动。在过去的24个小时内我都在想象他会怎样教训我，现在我已经麻木了。但是温迪却没有，她做了以前没有人做过的事，做了以前我一直希望我母亲会做的事——她站在了我和父亲中间。她说：“我们在两个小时内能不能不谈网球？两个小时——不谈网球？”

父亲停了下来，目瞪口呆。当时我很担心他会给她一巴掌，但他只是怒气冲冲地穿过门厅，回到他的卧室去了。

我凝视着温迪。那一刻，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爱她。

我碰都不碰我的球拍，也不打开我的网球包。我不同吉尔一起训练。我只是同温迪一起躺着看恐怖电影，只有恐怖电影能够转移我的注意力，因为看恐怖电影时的感觉同与库里埃比赛时的某种感觉很相似。

尼克不断地劝我去参加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我只冲着他晒黑的脸大笑了一声。

“重新回到赛场上，”他说，“这是唯一的方法，我的孩子。”

去他妈的那个赛场。

“去吧，”温迪说，“说实话，反正也不会比这更糟了，不是吗？”

我已经没有力气跟他们争论了，任凭尼克和温迪将我推上了飞往伦敦的飞机。我们租了一栋两层的楼房，远离繁华的主路。这个地方离全英草地网球俱乐部很近，房子后院有一个大花园，遍植着粉色的玫瑰，各种鸟儿在这里尽情歌唱。这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避难所，我住在这里，远离尘嚣，几乎忘记了这次来英国的目的。温迪将这座房子收拾得就像家一样，她用蜡烛、杂物还有她的香水填满了整个屋子。每天晚上她会做美味丰盛的晚餐，早上也会准备我可以带到练习场地去的美味的午餐。

比赛因雨延迟了五天。第五天的时候，尽管房子很舒适，但我们都快要憋疯了。我想到赛场上去，我想洗刷自己在法网公开赛上所遭受的耻辱，或者是直接输了，这样我便可以回家了。最后终于雨过天晴了。我的第一个对手是格兰特·康奈尔，他是一个发球上网型球员，在快速场地上拥有一席之地。对于我的第一场草场比赛来说，他真的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对手。他本应该打败我的，但是我却笑到了最后，经过五盘战斗赢得了比赛。

我最终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和戴维·惠顿对决。我们当时的比分为2:1，在第四盘中，我获得了两个破发点，但是突然我的臀部屈肌——能带动关节弯曲的那块肌肉抻了一下，我只能一瘸一拐地打完比赛。惠顿轻松获胜。

我跟温迪说，我本能获得这项赛事的冠军的。我终于开始从法网公开赛的失败中恢复过来了。见鬼的臀部。

但是我想，我想要取胜本身就是一个好消息。我可能很快就能找回自己获胜的欲望，然后朝着一个正确的方向前进。

我恢复得很快，几天后我的臀部就没事了，然而我的情绪却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我参加了美网公开赛，在第一轮比赛中就被淘汰出局了——但是最可怕之处在于我输的方式。我的对手是克里克斯坦，一个很棒的老将，然而我就是不想与他进行这场比赛。我知道我可以战胜他，但是觉得为了获胜而这么麻烦并不值得，我不想消耗自身的体力。我很清楚自己缺乏努力——很简单，我就是对胜利缺乏兴趣。我对此毫不怀疑，也没有必要费心去摆脱这种消极的状态。当克里克斯坦气喘吁吁地跑来跑去、跳来跳去的时候，我就像个旁观者那样冷静、温和地看着他。只有在比赛之后，我才为此感到羞愧。

我需要做一些激进的事情，一些能够让我打破失败诅咒的事情。我决定从家里搬出去自己住。我在拉斯维加斯西南部住宅区买了一套三室的房子，将其改造成了一间彻头彻尾的单身公寓，几乎是单身公寓的样板。我将其中一间房间改造成了游戏室，里面有各种经典的游戏——《太空陨石歼灭战》《太空侵略者、卫士》——这些游戏我玩得很烂，但是我想提高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技能；我将主卧室改造成了一间电影放映室，在长沙发间安装了最先进的音响设备和低音扩音器；我将餐厅改造成了台球室。整套房子里，摆了很多形状怪异、颜色鲜艳的豪华真皮椅。我在主客厅摆放了一套绿色精纺的双毛绒软垫组合沙发，在厨房里放了一台苏打水机，里面装有我最爱的私酿威士忌酒，还设有啤酒龙头。在房子后面，我装了一个热浴盆，还修了一个黑底的环礁湖。

最棒的是，我将我的卧室装修成了一个山洞，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深黑色的，就连窗帘也是遮光效果很好的那种黑色，不允许哪怕一丝阳光侵入。这是一个被监禁的青春期孩子的房间，一个想要与世隔绝的男孩的房间。我在这所新房子里走来走去，在这个豪华的囚所里，我敢于去想自己有多成熟了。

1992年伊始，我又退出了澳网公开赛。我从来没有参加过澳网赛，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好时机。然而，我还是参加了戴维斯杯赛，而且表现得非常好，可能是因为在夏威夷的缘故吧。我们和阿根廷队对决，我的两场比赛都赢了。然后，比赛结束的前一天晚上，我、温迪、麦肯罗还有他的妻子塔特姆·奥尼尔一起喝酒。我们都喝多了，我凌晨4点钟才上床，武断地认为周日肯定会有人代替我去打那场毫无意义、被称作“死橡胶”的比赛。

显然，没有人会替我去打。尽管我宿醉而且严重脱水，我仍要走到赛场和那位发球曾被我用手接住的贾蒂比赛。庆幸的是，贾蒂也是宿醉。这是场名副其实的“死橡胶”比赛，我们看起来都死气沉沉且马马虎虎。为了遮掩我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我戴了一副奥克莉太阳镜。不知怎的，我打得非常好，打得很放松。我作为赢家走出了赛场，并且想着是不是能从这场比赛总结些经验。如果这是一场争夺赛，如果这是一项大满贯赛事，我是不是还能这么放松？我是不是应该每场比赛前都喝得酩酊大醉？

比赛后的第二周，我发现自己登上了《网球》杂志的封面，封面上的我戴着奥克莉太阳镜，正在打出一记制胜球。这期杂志发行数个小时后，一辆运货卡车停在了我的单身公寓门口，于是我和温迪走到外面。“请在这里签名。”一个邮递员说。

“这里面是什么？”

“礼物，来自吉姆·简纳德的礼物，他是奥克莉的创始人。”

卡车的货箱被打开，一辆红色的道奇蟒蛇跑车慢慢地被卸了下来。

即使我丢掉了球技，我仍然可以推销商品，知道这一点感觉还真不错。

我的排名直线下降，已经跌出了前十名。现在唯一能让我觉得自己在球场上还算胜任的就是戴维斯杯赛的赛场了。在迈尔斯堡，我帮助美国队击败了捷克斯洛伐克队，在参加的两场比赛中均取得了胜利。除此之外，我只在太空陨石歼灭战里取得了胜利。

1992年法网公开赛的时候，我击败了皮特，这让我感觉不错。然后，我又遇到了库里埃，这次是在半决赛中。去年的记忆仍清晰可见，我的内心依然隐隐作痛。我又一次输了——被库里埃直落三盘轻取。又一次，库里埃在击败我后，蹬上他的跑鞋去慢跑了——与我比赛仍不能帮助他消耗掉足够的热量。

我跌跌撞撞地来到佛罗里达，瘫倒在尼克的家里。待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我一直都没有碰过我的网球拍。然后，在波利泰尼学校的硬地球场进行了短暂的训练后，我又不情愿地和尼克一起飞往了温布尔登。

1992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可谓名将云集，群星闪烁：有世界排名第一、两届大满贯冠军得主的库里埃，有实力越来越强的皮特，有比赛随心所欲、得心应手的斯蒂芬·埃德伯格。我是第12号种子选手，其实按照我近来的状态，我的排名应该更低的。

在第一轮中，我和俄罗斯的安德雷·切斯诺科夫对决，比赛时我就像一个新手一样。我输掉了第一盘。我深受打击，沮丧中不禁开始咒骂自己，用恶毒的话攻击自己，裁判还因我说粗口而给了我警告。当时我真想冲过去冲他大骂“去你妈的、去你妈的、去你妈的”，但我没有那样做，而只是深吸了一口气，迫使自己平静下来，这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然后我做了让他们更为震惊的事情——我连续赢了三盘比赛。

我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对手是贝克尔。他在过去7年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中曾6次杀进决赛，这里的的确确就像他的主场、他的老巢一样。但是最近我接他的发球特别有心得。在连续两天的比赛中，经过了五盘的激战后，我击败了他——慕尼黑的记忆，终于可以落幕了。

在半决赛中，我的对手是曾获得过三次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的麦肯罗。他已经33岁，快要退役了，而且是非种子选手。鉴于他目前处于劣势地位，而他以前又取得过辉煌的成绩，球迷们都希望他能赢。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也希望他能赢，但是我直落三盘击败了他，杀进了决赛。

我很期待能与皮特对决，但是他在半决赛时输给了来自克罗地亚的戈兰·伊万尼塞维奇，一个强大的发球机器。我以前曾经跟他打过两次比赛，每一次他都是不失一盘将我击垮，因此我明白皮特的感受，而且我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像他一样了。我根本就没有战胜他的可能。这就像一个中量级拳击运动员跟一个重量级拳击运动员比赛一样，唯一的悬念就是后者会将前者一拳击倒还是会凭借点数获胜。

伊万尼塞维奇平时的发球就已经很强大了，而今天他的发球简直就是一种艺术。他对我左右开弓，不断轰出 Ace 球，怪兽才能达到他那样的发球速度——测速仪指针已指到了138英里/时。但是，不仅仅是速度的问题，还有他发球的运动轨迹问题——这些球统统以75度角砸向场地。我尽量不介意，我对自己说：和他比赛，Ace 球总会经常发生。每当他发出的球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都默默告诉自己他不是每次都可以做到这样的，只要走到另一侧场地、做好准备就可以了，安德烈。这场比赛的胜负就系于那关键的几次二发上。

他赢得了第一盘，7:6。这一盘中我一次都没能破发成功。我集中精力，尽量让自己不去在意，深呼吸，保持耐心。这时有一个可怕的想法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是不是要第四次在大满贯的决赛中铩羽而归？我暂时将这个想法放到一边。在第二盘中，伊万尼塞维奇接连失误，这使我有了可乘之机。我破发成功，拿下了第二盘，然后又赢得了第三盘。这反而让我感觉更糟糕了，因为我又一次距大满贯的冠军宝座只有一盘之遥了。

在第四盘中，伊万尼塞维奇重整旗鼓并击败了我。我已经惹怒了这个克罗地亚人，他开始发威了。整个第四盘，他仅失几分。我们又陷入了这种局面。我似乎都知道明天头条新闻会是什么，它们会像我手中的球拍一样给我造成痛苦。第五盘开始的时候，我不停地跑动，以使我浑身的血液沸腾起来。我喃喃自语：你必须拿下，你不想输，起码这场比赛你不想输。你之所以在前三次大满贯决赛失败，是因为你对胜利的渴望还不够强烈。但是这次不一样，这次你非常想赢，所以你要让伊万尼塞维奇和所有人知道你想赢。

3:3，我发球，破发点。这一盘中，从开始到现在我都没能一发成功，但是现在，谢天谢地，我终于成功了。他将球回击到球场中央，我用反手将球击回，他切出了一记高球，我被迫后退两步调整位置。高压球是最好打的球之一。这也是我在大满贯赛事不断挣扎的一个缩影，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不喜欢太简单的事情。它就在那儿等着我去击打它——我要扣杀它吗？我挥了一下球拍，打出了一记教科书般的高压球，得到了这一分，并顺势保住了这个发球局。

现在伊万尼塞维奇以4:5落后。他双发失误，两次，现在以0:30落后。他自己在重压之下崩溃了。我在过去的一个半小时内都没能将他击垮，但是现在他自己垮掉了。他一发又失误了。他的自信心正在瓦解，我知道，我能看得出来。没有人比我更清楚自信心瓦解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那是什么感觉。我确切地知道现在伊万尼塞维奇的体内正发生怎样的变化——他的喉咙发干，腿在打战。但是很快他就平静了下来，二发将球击到了发球区的深区，只见一道黄光飞过，刚好压线，界线处因此扬起了一些粉尘，就好像他是在用步枪射击边线一样。然后，他又发出了完美的一球。突然间，比分战成了30:30平。

他一发失误，二发成功。我大力回击，他则奉上一记半截击球，我跑上前将球击回，球从他身边飞过。然后，我慢慢回到了底线。我对自己说，挥一次拍，你就可以赢得这场比赛了。仅一拍之遥，你从来没有离成功这样近过，而且，错过了这次机会，你可能以后就都没有机会了。

这也正是问题的所在。如果我离成功如此接近，但最后还是功亏一篑，那会怎么样？那些嘲弄，那些指责……不要再想这些了，我试着将注意力重新集中在伊万尼塞维奇身上，我需要猜测他会以何种方式发球。通常说来，一位左撇子球员面临压力在占先区发球时，会发出把对手拉出场外的外角球，但是伊万尼塞维奇并不是一名典型的球员，在关键时刻，他发出的球通常是落在中线处的大力平击球。为什么他喜欢这样的发球，老天才知道。可能他不应该这样发球，但是他的确这样做了。我知道他的这个发球特点，我知道他会将球打到中线。果然，他的球冲着中线飞了过来，但是球触网了——是件好事，因为那个球简直像一颗流星那么快，并且直扑中线而来，即使我猜对了方向，并且向着正确的方向移动，我也不可能将球击回。

现在观众们沸腾起来了，纷纷站了起来。我宣布是时候了。我对自己说，大声地说：赢了这一分，否则我会让你永无安宁之日，安德烈。不要期盼他双发失误，不要妄想他会失误，你只要控制你能控制的就好了。用尽全力将球打回去。如果你已经全力以赴但仍然没有击中，那你也不会有遗憾了。你能够承受那个结局。一次接发球，永不后悔。

用力地回击。

他将球抛出，朝我的反手位发过来。我跳起来，用尽全力回击，但是我太紧张了，以至于朝他反手位击出的这一记球速度很平缓。但不知怎的，他竟然没能完成这次本应很容易的网前截击——球落网了。就这样，22年之后，经过22年上百万次的挥拍之后，我登上了1992年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冠军的宝座。

我双膝跪倒，匍匐在地，我控制不住这倾泻而出的感情。当我跌跌撞撞地爬起来的时候，伊万尼塞维奇出现在我的一侧。他拥抱了我，并用温暖的声音说：“恭喜你，温布尔登的冠军，你今天实至名归。”

“打得很棒，戈兰。”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微笑着走回到了他的座位，并用一块毛巾把头包了起来。我明白他此刻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椅子上试着整理自己的情绪时，我内心的很大一部分是跟他一起的。

一个非常典型的英国人靠近我，让我站起来。他递给我一个巨大的金灿灿的奖杯。我不知道该怎样拿着它，或者该拿着它去哪里。他指了指，让我围着赛场走一圈。“将奖杯举过头顶。”他说。

我高举着奖杯绕场一周。球迷们欢呼着。另外一个男人试图从我手中将奖杯拿走，我拽了回来，他解释说他要拿着奖杯去刻上我的名字。

我向我的包厢望去，朝尼克、温迪和菲利挥手。他们在为我鼓掌、呐喊。菲利拥抱了尼克，尼克拥抱了温迪。我爱你，温迪。我朝王室人员鞠了一躬，然后走出了场地。

在更衣室里，我盯着奖杯上自己扭曲的影子。我冲着奖杯和奖杯上那个扭曲的人形说：“一切的痛苦和折磨，都是为了你。”

我因自己眩晕的状态而感到紧张。对于我来说，这不应该如此重要的，我不应该感觉如此好的。但一波波强烈的情感却不断朝我涌来——宽慰、得意，甚至还有歇斯底里般的安静，因为我终于从那些残酷的批评家口中赢得了短暂的缓刑，尤其是我身体里的那些批评家们。

下午晚一点儿的时候，我们回到了我租的房子。我打电话给吉尔。他没能来跟我一起参加比赛，是因为在漫长的红土赛季后他需要陪陪他的家人。他真的很希望自己能够在比赛的现场亲眼见证我夺冠的那一刻。他跟我谈论这场比赛，比赛的详细情形——他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学到这么多关于网球的知识，真令人震惊。我又打电话给佩里和 J.P.。然后，我颤抖着拨通了父亲在拉斯维加斯的电话。

“爸爸？是我！你能听到我说话吗？你感觉怎么样？”

没有回答。

“爸爸？”

“你没有理由输掉第四盘比赛。”

我惊呆了，沉默着，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我说：“好在不管怎样我赢了第五盘比赛，不是吗？”

他什么也没说，不是因为他不同意我的观点，或是不赞成，而是因为他哭了。隐隐约约中，我听到父亲抽鼻子和擦眼泪的声音。我知道他为我感到骄傲，只是不会表达而已，我不能因为他不善于表达内心的感受而责备他——这是我们家族天生所欠缺的。

决赛当天晚上将举行著名的温布尔登舞会。我很久之前就听说过，而且很渴望能够参加，因为男子冠军将会和女子冠军共舞——而这一年，跟大多数年份一样，这意味着能够和施特菲·格拉芙共舞。我第一次是在法国一家电视台的访问节目中看到了她，自那以后，我就迷恋上了她，就像是遭到了雷击一般，为她闪耀夺目的优雅和不事雕琢的美丽所倾倒。不知为什么，她看起来就像她“闻起来”那么好。而且，仿佛她的好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与生俱来的，她由内而外散发出正直、善良和一种已经不存于世的高贵。有半秒钟的时间，我还以为我在她的头上看到了光环。上次法网公开赛之后，我试着给她留言，但是她没有回复。现在，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带着她在舞池里旋转，尽管我并不知道怎么跳舞。

温迪知道我对施特菲的感情，而且她一点儿也不嫉妒。我们之间是很开放式的恋爱关系，她提醒我说，我们都只有21岁。事实上，决赛的前夜，我们一起到哈罗兹去买礼服，以备不时之需。温迪当时还跟售货员打趣说，我要赢这场比赛的原因就是为了同施特菲·格拉芙共舞。

于是，我第一次戴着黑色的领带、挽着温迪、迈着从容的步伐走进了舞会。我们不时地被白发苍苍的英国夫妇所“攻击”，那些男人耳朵里有耳毛，女人笑起来像是醇香的陈酒。他们似乎对我获胜这件事感到很高兴，但是事实上主要是因为我给这个俱乐部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能够在这些糟糕透顶、枯燥乏味的集会里找个新的人聊天。”有些人如是说。温迪和我背靠背站着，就像一群鲨鱼中间戴着自携式水下呼吸器的潜水员。我尽力去弄懂一些浓重的英国口音。我试图向一位长得很像本尼·希尔的年长的女士表达清楚这一点：我很期待与女子冠军的共舞。

“很不幸，”那位女士说，“今年不会有共舞这个节目。”

“你说什么？”

“过去几年来，选手们对共舞这一传统节目并不是很热衷，因此这一节目已经被取消了。”

她看到我的脸拉了下来。温迪转过身来，也看到了我阴沉的脸色，她大笑了起来。

我没能够跟施特菲共舞，但是将会有一个安慰性的会面：一个正式的自我介绍。我整个晚上都很期待。然后一切发生了。我握了握她的手，跟她说去年法网公开赛的时候我曾试图联系她，希望她不要误会。我说，我真的很想找个时间跟你好好聊聊。

她没有回答，只是微微笑着，很神秘的微笑，我不能确定对于我刚刚说的话她是高兴还是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