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市民颤抖着将我叫醒，告诉我阿卜杜勒·卡德尔正在搞暴乱。于是我派人去找努里·赛义德，也暗自窃喜那个阿尔及利亚傻子在自掘坟墓。阿卜杜勒·卡德尔召集他的手下，告诉他们，那些族长都是英国的走狗，并呼吁他们趁现在还来得及挺身为伊斯兰教及哈里发而战。他们都是思想单纯的随扈人员，一向习惯唯命是从，他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于是在他的煽动下对我们宣战。

我昨晚在论功行赏时，因为德鲁兹族作战时拖泥带水而坚拒犒赏他们，结果他们经阿卜杜勒·卡德尔一怂恿，决定倒戈相向。他们有强烈的派系观念，一向独善其身，根本不在乎什么伊斯兰教、哈里发、土耳其、阿卜杜勒·卡德尔。不过反基督徒的暴乱却意味着可以趁火打劫，或许还有马龙教派的教徒可杀。所以他们决定举兵，并开始打家劫舍。

我们按兵不动直到天亮，因为我们的兵力尚不足，必须借助火力上的优势，而摸黑作战会使傻瓜与正常人势均力敌。待曙光乍露，我们即刻率人马到城北的郊外，将暴民赶往市中心的河边，街道与桥梁在此交叉，局势比较好控制。

这时我们才发现这场暴动的规模真是微不足道。努里·赛义德的机枪队在一番扫射后，吓得德鲁兹族人抛下战利品，往各巷道中逃窜。穆罕默德·赛义德没他哥哥勇敢，在家中被捕，监禁在市政厅中。我忍不住想枪毙他，但还是决定等抓到另一个再说。

然而，阿卜杜勒·卡德尔逃回乡间了。到中午，动乱已敉平。我在动乱刚发生时，曾与肖韦尔联络，他立刻调派他的部队支援。我向他致谢，并要求另外派一连骑兵到土耳其营房中（最近的哨站）待命，不过战事规模太小，他们没派上用场。

这次暴动受惠最大的是住在一家旅馆内的记者，这家旅馆的一面墙壁在机枪进行掩护射击时挨了不少子弹。他们在起义的战役期间很少有机会出生入死，因为我们的推进速度比他们的车子还快。这次动乱则是可遇不可求的天赐良机，他们从房间窗户就可以看到战事的进行，所以拼命写稿、发稿，直到惊动正在拉姆拉的艾伦比，他送来一份报纸的特稿，那位记者在稿中回忆他曾参与巴尔干的两场战役，以及五场亚美尼亚人的大屠杀，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今天这种杀戮战场：街道中死尸遍地，排水沟内流的都是血水，城内的喷泉喷出血红色的液体！我以寄上一份死伤名册当作回答，只有五人遇害，受伤者十名。死亡者中有三人是柯克布莱德用左轮手枪击毙的。

德鲁兹族人被赶出城，马匹与步枪全被大马士革的市民没收，那是我们为因应危机而组成的民兵。这些民兵一直四处巡逻，使全城看起来如临大敌，到下午一切恢复平静，街道交通也恢复正常，卖糖果、冰水、花朵、汉志旗帜等的小贩，也如往昔般沿街叫卖。

我们继续筹划城内的公共事务体系。我个人遇上一件趣事：西班牙的领事来正式拜访，他英文说得很流利，自称曾在十七个国家当过大使（包括所有参战国，土耳其除外），还说想找本城的合法当局，但却找不到。

午餐时，一个澳洲医师前来恳请我基于人道，留意一下土耳其医院的情况。我脑中闪过我们的三座医院：军用、民用及传教士医院，然后告诉他，我们已尽力照顾病患。阿拉伯人药品缺乏，巧妇难为无米炊，肖韦尔也不能提供。他进一步描述一处脏乱不堪的建筑物，连一个军医或看护兵都没有，堆满死者及奄奄一息的病患，主要是赤痢，但至少有几例是伤寒，也只能希望没有斑疹伤寒或是霍乱。

我依他的描述，知道是土耳其的一座营房，目前有两连澳洲部队住在其间。大门有卫兵吗？有，他说，就是那个地方，但里面全是土耳其病人。于是我前去与卫兵交涉，卫兵不相信我会独自走路前来。他们奉命不得让任何当地居民进去，以免他们去残杀病人——那是对阿拉伯作战方式的误解。最后我的英语让我得以经过那间小警卫室，营区内有两百名极为狼狈的战俘，疲惫又绝望。

我到那座营房门前朝满布尘埃的走廊叫喊。没有人回答。偌大的庭院中脏乱不堪。那名卫兵告诉我，此地有数千名战俘昨天被送到城外的另一个营区。之后便没有任何人进出。我走到走廊的另一端，左手侧有一间大厅，窗板关着，外面虽然阳光普照，里面却一片阴暗。

我走进去，闻到一股令人作呕的恶臭，也看到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石材地板上全是尸体，一个个并排着，有些穿着整齐的制服，有些只穿内衣，有些一丝不挂。总共大约三十人，他们身上爬满老鼠，将他们咬得尸骨不全。有几具或许只死了一两天，其他的必已陈尸多日了。有些肌肉已腐烂，呈黄色、蓝色与黑色。有许多肿得比常人大两三倍，他们的头颅肥大，黑嘴咧开像在笑，下巴还有粗硬的胡楂子，其他在肌肉松软的部分都已凹陷。有几具已胀裂，腐烂得呈液化，血水横流。

更里面还有一个大房间，我觉得似乎听到房内传来呻吟声。我跨过软垫般的尸体，他们的衣服因粪便而泛黄，被我踩到后劈啪作响。另一个房间空气阴寒浊滞，宁静得令我以为躺在病床上的人都死了。他们僵硬地躺在发出恶臭的床褥上，排泄物渗过床褥，滴落在水泥地面，凝固变硬。

我沿着病床往前走，撩起长袍下摆，以免赤脚沾到污泞的排泄物，这时我忽然听到一声叹息，一转身望见一个摊开四肢的人圆亮的眼珠，他扭曲的双唇叫着︰“Aman, Aman（可怜可怜我）。”有几个人试着举起手，房内出现褐色的晃动影像，以及他们躺回去时，发出像枯叶拍动的声音。

他们完全没力气说话，只能有气无力地细语，像有人在下令般，整齐划一。显然这两天来每当有人好奇地探视，然后离去时，他们便会一起发出这种低声的哀求。

我经过拱门进入花园，澳洲部队就驻扎在花园的另一头，我向他们要求提供一队工役。他们拒绝了。工具呢？他们没有。医生？正在忙。柯克布莱德来了，我们听说土耳其医生就在楼上，上楼后破门而入，有七个人穿着睡袍坐在大房间内凌乱的床铺上，正在熬煮太妃糖。我们很快就让他们明白，最好放聪明点，立刻去将生者与死者分开，并在半小时内将数目汇报给我。柯克布莱德人高马大，又穿长靴，很适合监督他们进行这项工作。我则去找阿里·勒扎，要求他将四名阿拉伯军医中的一名调给我们。

军医来时，我们由战俘中挑出五十名充当工役。我们买饼干让他们吃，接着拿土耳其人的工具给他们，要他们在后院挖一座公墓。澳洲军官抗议，说那地点不适合，因为臭味会使他们住不下去。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天有眼，希望如此。

那些悲惨的土耳其战俘又累又病，找他们来劳动实在太残忍，但时间急迫，我们也别无选择。他们在监督的士官拳打脚踢后，总算乖乖听话了。我们开始在花园一侧挖一个六英尺深的坑。本想再挖深一点，但再往下是水泥地。所以我说只要能将边缘再挖宽一些就行了。附近有很多生石灰，很适合盖在尸体上。

医生告诉我们，共有五十六人死亡，两百人奄奄一息，七百人病况不严重。我们组了个担架队去抬尸体，有些轻易就可抬起，有些则必须用铲子一点一点地挖起来。担架队的体能其实也无力负荷这种工作，事实上，在结束前我们又多了两具尸体。

这墓坑太小了，但这些尸体都已柔软液化，所以每投入一具尸体，底下的被压后便形成胶状往旁边滑动。到午夜仍未完工，我精疲力竭，先告退上床就寝，因为自从四天前我们由德拉出发以来，我睡不到三小时。柯克布莱德（一个大孩子，这阵子常要一个人当两个人用）留下来完成埋尸工作，并将泥土混合石灰后回埋到墓中。

旅馆内有许多急事待办：有些死刑犯要行刑，还要遴聘新法官，如果明天火车没来，大麦就要断粮。还有肖韦尔抱怨，有些阿拉伯士兵纪律散漫，没有向澳洲军官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