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登斯当天傍晚用飞机送我回圭威拉，我当晚一到阿卡巴，便告诉道内，人生很圆满，却不知不觉地就流逝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听到侦察机汇报巴克斯顿的部队在慕达瓦拉的进展。他们决定要在黎明前发动攻势，主要是借助轰炸机，再兵分三路，一路进入车站，另两路攻碉堡。

所以，在半夜前攻击发起线就铺上了白布条当指标。归零的时间定在三点四十五分，但因路太难找，所以他们摸索到天亮才开始攻打南边的碉堡。在一番猛轰之后，他们轻易地攻下这座碉堡——这才发现进攻车站的部队早已高奏凯歌。这使中央的碉堡有所警觉，但也是一战即败，二十分钟后竖旗请降。

北边的碉堡拥有大炮，斗志较旺盛，朝车站及我们的部队猛轰。巴克斯顿在南边碉堡的掩护下，指挥布罗迪的大炮，精准地一枚枚发炮。西登斯驾机加入轰击行列，骆驼部队则由北方、东方、西方，以路易斯机枪扫射胸墙。到清晨七点，最后一名敌军黯然投降。我们有四名阵亡及十名受伤。土耳其有二十一名阵亡，我们获得一百五十名战俘，还有两尊大炮与三挺枪。

巴克斯顿马上叫那些土耳其战俘用水泵汲水，让他的骆驼群饮水，他的手下则四处炸毁水井及两千码的铁轨。到黄昏时，他们连水塔也夷成了平地。巴克斯顿不久后朝他的手下叫道︰“便步前进！”然后四百峰骆驼整齐划一地起身，发出震耳欲聋的鸣声，往杰佛出发。道内开心地到阿巴里森会晤费萨尔。艾伦比派他去向费萨尔通报，他要向费萨尔要求暂时按兵不动，因为英军的进兵有点冒险，如果失败了，阿拉伯部队会被困在约旦的另一侧，束手无策。艾伦比特别要求费萨尔别擅自朝大马士革进军，待时机成熟再伺机而动。

这合理的叮嘱也是因我而起。有天晚上我在总部，忍不住脱口说，对我而言，一九一八年似乎是最后的机会了，无论德拉与拉姆拉的局势如何，我们不妨都先将大马士革攻下再说，因为即使是得而复失，总比没占领过强。

费萨尔亲切又睿智地朝道内笑了笑，回答说即使天塌下来，他也要在秋季设法攻占大马士革，而且，如果英军无法协同进军，他或许就会自行与土耳其和谈，借此拯救他的子民免受战火洗礼。

费萨尔与土耳其暗通款曲已有相当时日了，杰马勒帕夏先来函打开此管道。杰马勒也是穆斯林，他直觉地认定麦加的叛变是一种审判，他也愿意尽可能地居间调解这种信仰上的裂隙。他的信函发人深省。费萨尔将这些信函送到麦加和埃及，希望他们也和我们一样读出字里行间的弦外之音，但他们只解读他论点的表面意义，我们也奉命回答，我们的剑就是我们的审判官。这么回答当然冠冕堂皇，但在战争中如此天赐良机不容错失。

没错，与杰马勒和解是不可能的，他曾处死许多叙利亚德高望重之士，如果与他握手言和，将对不起朋友的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如果能在回函时设法表明这种立场，或许可以使土耳其内部国家与宗教间的罅隙日益严重。

我们的目标对准土耳其参谋总部中反德国的部门，主管是穆斯塔法·凯末尔，他热衷于推动“土耳其化”，不致否决让阿拉伯人在奥斯曼帝国下自治的权利。所以，费萨尔捎了封回函去策反。双方保持密切联系。土耳其军方开始抱怨虔信派教徒，认为他们重宗教而轻战略。国家主义者宣称，费萨尔只是将他们对土耳其公正、无可避免的民族自决的信念，付诸于不成熟又悲惨的行动。

杰马勒知道他们国内已有这种思潮后，也影响了他的决定。一开始他只愿让汉志自治，随后叙利亚也获准，然后是美索不达米亚。费萨尔似乎仍不满足，所以杰马勒的副官（他的上司当时正在君士坦丁堡）擅自将麦加也列入。最后，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认为让伊斯兰教先知的家族担任伊斯兰教的精神领袖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些信函虽然有其可笑的一面，但分化了土耳其的参谋总部却是不争的事实。古板的穆斯林认为费萨尔是不可宽宥的罪人；思想较现代的穆斯林则认为他是个诚恳但没有耐心的国家主义者，被英国空洞不实的承诺误导了，他们渴望能借着辩论将他导回正轨，而不是兵戎相向。

他们的王牌就是《赛克斯—皮科协议》，英国、法国、俄国瓜分土耳其领土的这份过时协议，由俄国公诸于世。杰马勒在贝鲁特的一场晚宴中得悉这龌龊的暗盘交易。这项协议曝光，我们曾因此受到伤害。罪有应得，因为我们与法国都意图借着模棱两可的方式，以便日后可自行解读，来掩饰双方在政策上的分歧。

所幸，我早已向费萨尔透露这条约，也说服他若要解套，便应全力协助英国，使英国在战后因问心有愧，而无法拒绝履行承诺。如果阿拉伯人能依我之计而行，便不致任人宰割瓜分。我要求他不要像他父亲一样，轻信我们的承诺，而应信任自己的杰出表现。

正巧，在这关键时刻英国内阁向阿拉伯人承诺，或是说向由七个开罗的笨蛋组成的未获授权的委员会承诺，阿拉伯人可以保留他们在战争期间从土耳其手中收复的领土。这令人雀跃的消息传遍了叙利亚。

英国为了替垂头丧气的土耳其打打气，也让我们见识一下它做承诺有多容易，所以提出文件A给费萨尔谢里夫，B给他们的盟友，C给阿拉伯委员会，文件D给罗斯柴尔德勋爵，后者是刚蹿起的政坛新贵，英国语焉不详地承诺他的同胞在巴勒斯坦可拥有某些实惠。老努里·沙兰皱着他睿智的鼻子，拿了一叠文件来找我，迷惑地问我该相信哪一份。我照例避重就轻地回答：“日期最近的一份。”他们言出必行，所以认为我是在说笑。他此后便全力支援我们，不过他若对我承诺后食言了，也会告诉我，他日期较近的承诺才算数！

然而，顽固的杰马勒仍未放弃希望。艾伦比在索尔特吃了败仗后，杰马勒派阿卜杜勒·卡德尔的弟弟穆罕默德·赛义德来找我们。穆罕默德和他哥哥一样狡诈，但缺乏胆识，他毕恭毕敬地站在费萨尔面前，替杰马勒前来做说客。

费萨尔告诉他，他来得正是时候。如果土耳其可以从安曼撤兵，将此地交给阿拉伯人管理，他可以向杰马勒保证阿拉伯陆军不会再与他们征战。这个招摇撞骗的阿尔及利亚人以为自己建了大功，于是匆匆赶回大马士革。杰马勒气得差点将他吊死。

穆斯塔法·凯末尔闻讯，赶忙要求费萨尔不要与杰马勒协商，他承诺若阿拉伯人能进占他们的首都，他们这些不满政府的土耳其异议人士会加以配合，并以此为基地攻打恩维尔帕夏与他位于安纳托利亚的德国盟军。穆斯塔法希望托罗斯山以东所有土耳其部队闻风而归后，他可以直接进军君士坦丁堡。

后来事情的演变使这些复杂的谈判终告流产，这期间埃及与麦加都被蒙在鼓里，因为我们对他们没有信心。我担心英国会因为费萨尔脚踏两条船而立场动摇。不过为了对那些参战的阿拉伯人公平起见，我们不能封闭与土耳其和解的全部通道。如果欧洲战争失败了，那将成为他们唯一的生存之道。我一直有隐忧，担心英国或许会在费萨尔与土耳其和解前先发制人，不是与国家主义者和谈，而是自行与保守的土耳其人达成协议。

英国政府已朝这方向进行许久，并未知会它这个最小的盟友。我之所以能得悉这些过程及提议（那将会令与我们并肩作战的无数阿拉伯人步上死路），不是经由正式的官方通道，而是私下打探而来。我至少有二十次是靠友人而不是靠我们的政府，政府的行径与缄默是个范例，让我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