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到阿卡巴后，好几天都在忙着处理营内琐事。我主要是忙着筹组一支私人护卫队，我已因谣言而浪得虚名，悬赏身价也水涨船高。我们首次由拉比格前往延布时，土耳其人只觉得好奇。后来他们感到很恼火，甚至认为都是英国在推波助澜，才会发生阿拉伯起义，就如我们认为土耳其之所以做事效率提高，是受了德国的影响。

然而土耳其言之凿凿，到后来连他们自己也深信不疑，甚至还悬赏一百镑要缉捕一名英国军官，死活不拘。后来，他们不只赏金提高，还指名道姓地要悬赏我的项上人头。在我们攻占阿卡巴后，赏金更是可观。我们炮轰杰马勒帕夏后，他们更将阿里与我列为头号要犯：活捉值两万镑，尸体也值一万镑。

当然，这笔赏金只是充场面的，也没指明是金币或纸钞，或是否真会付赏金。然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我开始将自己的护卫队扩充成一支小部队，每遇到在别处因案而逃亡在外者，便将之网罗到旗下。我需要强悍的骑士与能吃苦耐劳者，自豪而且没有家累的壮丁。也算万幸，我一开始便招募到三四个这种狠角色，也使后进者有个依循的标准。

有一天下午，我在马歇尔的帐篷内（我待在阿卡巴营地时，大都借宿在苏格兰籍军医马歇尔的帐中）静静地阅读，这时一个黑瘦矮小但穿着体面的亚格利人无声无息地走了进来。他肩上扛着我见过最豪华的哈萨制鞍座，羊毛毡颜色鲜艳，两侧各有五条缨饰，上面还绣有妍丽的图案并镶着穗饰。

他彬彬有礼地向我致意，将这口鞍座抛在我的地毯上，说“你的”，然后掉头就走，来去如风。第二天，他再度拿了一副同样艳丽的鞍座登门拜访，鞍尾的铜扣处还有精致的也门雕版。第三天，他空手而来，穿着简陋的棉质衬衫，趴在我面前，说他希望能为我效命。他没穿丝绸，看起来容貌怪异，脸因长天花而枯皱成一团，也没蓄胡子，看不出年纪。不过他的身体像少年般灵活，举止也像小伙子般鲁莽。

他的黑色长发扎成六条亮丽的小辫子分垂于脸颊两侧。他的眼睛无神，眯成一条小缝隙。他的嘴唇性感，柔软湿润。他朝我笑了笑，表情有点愤世嫉俗。我问他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名叫阿卜杜拉，姓氏则是那哈比，绰号叫强盗，承袭他的大盗父亲而来。他自己的盗贼生涯则不大顺利。他出生于波雷达，从小即因离经叛道的行径而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他少年时有一次因意图染指一位已婚妇人，失风后被迫匆匆离开故乡，投效内志的总督伊本·绍德。

这期间阿卜杜拉由于桀骜不驯，饱尝鞭笞与监禁。后来他转往科威特另谋发展，再度因偷香窃玉被捕。他出狱后前往哈伊勒，成为当地埃米尔伊本·拉希德的随从。不幸，在此期间由于与上司不睦，竟公然以马棍暴行犯上，结果也挨了一顿毒打。他在狱中伤势逐渐痊愈，出狱后再度投入茫茫世间。

当时正在建筑汉志铁路，于是他前去应征，以出卖劳力谋生。然而一个工头因为他在中午时打盹而扣他薪水，他愤而一刀砍下工头的头。土耳其政府将他逮捕入狱，他发觉在麦地那狱中的日子很不好过，于是越狱逃到麦加，他善于骑骆驼，因此觅得在麦加与吉达间跑腿的工作。他至此终于安顿下来，也挥别年少轻狂的荒诞生活，将父母接到麦加定居，并利用替商人与强盗跑腿赚来的佣金当资本，开了一家店让父母帮忙照料。

阿卜杜拉发迹后一年，有一次在跑腿时遭劫，骆驼与托运的物品全被抢走。货主以他的店抵债。他遭此变故，只得投身行伍，在骆驼警察队中任职。他屡建奇功，窜升成一个小警官，但也屡因持匕首与人格斗或口出脏话而引人侧目。有一次，他与一个亚提巴人一言不和，竟当着谢拉夫谢里夫的面拿刀刺杀他。

谢拉夫盛怒之下，严惩阿卜杜拉，差点将他给折磨死。他痊愈后，再度投效谢拉夫。在战争爆发后，他成为费萨尔阵营中的亚格利人带队官伊本·达希勒的勤务兵，渐渐闯出点名气。但伊本·达希勒因为在沃季的那场兵变而被剥夺兵权，成为使节。阿卜杜拉仍怀念军旅生活，所以伊本·达希勒写了封推荐函，举荐他来投效我。

推荐函中说，阿卜杜拉两年来忠心耿耿，但目无尊长，寡廉鲜耻。他是经验最丰富的亚格利人，几乎每位阿拉伯王子他都服侍过，也总是因犯上而被每个王子鞭笞与监禁后解雇。伊本·达希勒说，那哈比的骑术只略逊他一筹，是个骆驼专家，而且勇猛强悍，不知危险为何物。事实上，这正是我想寻觅的随从，所以我立刻雇用他。

阿卜杜拉在投效我期间只被监禁过一次。那次是发生在艾伦比的总部，一个宪兵司令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野蛮人拿着武器，坐在总司令的门前台阶上，毫不反抗地被带到警卫室，他在警卫室内猛吃橘子，像在参加吃橘子比赛，还声称是我儿子，也是供费萨尔差遣的狗儿之一。当时橘子正缺货。

阿卜杜拉就这么首次体验到以电话交谈是何种感觉。获释后他告诉宪兵司令，如果所有的监狱都有他们这么好的设备，住起来一定很舒服，然后扬长而去。他坚持必须随身携带枪械，后来也获得合法携带刀、匕首、手枪、步枪的许可证。他拿到许可证后，第一件事就是拿着香烟到警卫室请那些宪兵。

阿卜杜拉替我审核前来应征的人，也多亏他以及我旗下的另一位带队官查基（一个中规中矩的军官），我身旁得以聚集了各路英雄豪杰。驻阿卡巴的英国军官称他们为杀手大队，但他们只听我的命令才会开杀戒。或许别人以为他们都只听命于我，目无他人。然而我不在营中时，他们其实也对马歇尔少校相当友善，还常拉着他大谈骆驼经、它们的血统与疾病，从早谈到晚，让马歇尔听得晕头转向。马歇尔耐心十足，所以他们之中总有两三个天一亮便聚精会神地坐在他床边，等他一醒来就与他大谈骆驼经。

这支队伍有一大半（九十人中有将近五十人）是来自内志乡村的亚格利人，以善于照顾骆驼闻名。亚格利人向来唯利是图，若嫌薪饷太低便会怠工，因此声名狼藉。然而阿拉伯起义期间最英勇的行为却也是一个亚格利人所缔造，他曾两度由下水道游入麦地那，调查过该城之虚实后，再回来向我们作完整的报告。

我付给他们的薪饷是一个月六镑，这是军中付给人连同骆驼的标准薪饷，但我让他们骑我自己的骆驼，所以他们算是赚到了，使这份差事成为令人艳羡的肥缺，我在招兵买马时自然有更多机会可以精挑细选。由于我的工作安排，我比大部分的人忙，老是在长途跋涉兼程赶路。通常阿拉伯人都将自己的骆驼视为财富，不愿像我这样赶路以免累坏骆驼，这种赶路方式也会将人累垮。

所以，我必须挑选最善骑的骑士，骑我自己的骆驼。我们以高价收购腿力最强、最健壮的骆驼。在它们太疲惫时，我就将它们送入营中的骆驼医院调养生息，骑士也可顺道休养。查基负责评估每个人的体能状况是否适合上路。

众人都以加入我的护卫队为荣，后来也几乎像是一支灿烂夺目的专业部队。他们打扮得像一整园的郁金香，万紫千红，色彩缤纷，除了白色外什么颜色都有——因为我一向穿白色，他们不想与我抢风采。他们可以在半小时内准备就绪，一口气骑上六个星期，那是我们带粮食所能行走的上限。他们认为带着行李队同行太丢脸了。他们可以在我一声令下后日夜兼程赶路，而且以不喊累为荣。如果有新进人员在嘀咕，老兵会立刻施以严词呵斥。

如果我要他们冲锋陷阵，尤其是对付土耳其人或外人时，他们一定会像拼命三郎，有时我不希望他们做得太过火，他们却也收煞不住。若有人违规，便由他们互相鞭笞当惩处，他们也都有接受重赏与重罚的心理准备，还会在营中大肆吹嘘自己的赏金与惩罚。这种玩命的狠劲也使他们足以应付任何行动、任何风险。

阿卜杜拉与查基担任我的左右手，负责管理他们，我们的要求严格，但只有一个因吃不消而打退堂鼓，其他人虽然都仍只是青少年，但被这种出生入死、吃得好、高薪的生活吸引，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甚至以吃苦为乐。在重心灵轻躯体的东方人心目中，替人卖命与从事其他行为一样正当。这些少年以供人驱遣为乐，不在乎肉体受到折磨，认为如此可以使他们的心灵得到更大的解脱。他们几乎觉得当奴隶的体验胜过当主人，而且也省得每天劳神费心。

所以阿拉伯人的主仆关系，比起我在别处见识到的更自由，但也更有拘束力。仆人担心受到法律的刀剑制裁及主人的鞭笞处罚，不是因为刀剑会夺走他们的性命，或鞭笞会使他们遍体鳞伤，而是因为那是他们曾矢志效忠的象征。他们自甘卑贱，乐于为主人抛头颅洒热血，因为他们在精神上可与主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的主仆关系也是你情我愿，毫不勉强。这种似有若无的主仆关系绝不会发生羞辱、牢骚与后悔等情况。

在双方维持主仆关系期间，仆从若因懦弱而无法履行职务，将会蒙羞。他们若在事后得以幸存，往往会借由体罚来排解心头的羞愧。在我们队上，没有恐惧，因为他们都基于爱国情操，认同我们的目标——或认同费萨尔。由于有这个目标，他们不那么强调体罚，而且效忠也是有崇高理想而不是自甘为奴。我们的队员为了这个目标全心奉献，无暇顾及个人荣辱，为了这目标也愿意牺牲性命，甚至愿意牺牲战友的性命——这对他们而言，比牺牲自己性命难上数倍。

在我们眼中，理想超越了个人，成为新的行事准则。然而，这种超越个人的特性，也使理想变得无法持久，它的原则成为一切以行动为依归，为了实践理想不眠不休。所以理想终会幻灭，使奉行者精疲力竭，追求的目标转眼成空。

然而，我这支队上的阿拉伯人仍坚持着这个理想，并借着严格的管理使他们的行为合于规范。何况，队上的成员来自三十个不同的种族，各有各的血海世仇，若非我从旁监督，恐怕每天都会彼此残杀。彼此之间的嫌隙使他们无法联合起来抵制我，而他们不同的背景则让我触角宽广，从阿卡巴到大马士革，从贝尔谢巴到巴格达，都可以深入进行了解。在我服役期间，这支部队共有六十人死亡。

我为求公正，迫使自己的身体与我的护卫队站在同一阵地，要求它忍受同样的劳苦。情况对我不利，气候也会夺走人命。我在冬天比他们耐寒，不畏霜雪；在酷暑时，他们则比我耐热。在耐力上，我与他们难分高下。我在战前便常自我磨炼，我曾试过大吃一顿，然后两天或三四天不进食，之后再暴饮暴食。我以不按常规进食当作我的常规，也借着一再不按常理出牌使自己习惯不墨守成规。

所以，基本上我颇能适应沙漠生活，既不觉得饥饿，也不觉得饮食过度，更不会为食物而烦心。我在行军时可以在两口井间滴水不沾，也像阿拉伯人一样，在有水可喝时，一口气将昨天与明天该喝的水一口气喝光。

同样的，虽然睡眠对我而言仍是世上最大的乐事，我却仍能以在鞍座上左摇右晃的夜行军来取代睡眠，或在并未过度操劳的情况下赖床贪睡。这种几年来养成的率性而行的习惯使我特别适合这种生活。不过，当然，对我而言这种习惯一半是出于自我磨炼，一半则是情势使然，和阿拉伯人一样，我也是苦过来的，并非得来毫不费工夫。不过我的意志力比他们强。他们在我意气消沉前便已心灰意冷，相较之下，我看起来似乎比他们更吃苦耐劳，而且精力充沛。

我不敢探究自己的意志力极限为何。精神与物质相对立这种观念，也就是阿拉伯人“摒绝自我”的基本理念，对我毫无帮助。我达成摒绝自我的方式与他们正好反其道而行，我认为身心是不可分的：我们的身体、宇宙、我们的思维与五官都是同一种元素的不同外观。我的价值观使我认为，抽象与具体对立的情况，并不比英国的自由党与保守党间的对立更严重。

参与起义行列更强化了我的虚无主义理念。我们在起义期间，经常看到人们自愿或被迫面临残酷的耐力极限，然而从来不曾出现过体能的崩溃。崩溃总是肇因于道德的脆弱，侵蚀了肉体，而肉体则无法控制意志。我们在骑骆驼时，已由形体中抽离，对肉体与触觉都已失去意识。每隔一段时间，这种兴奋感消退，我们又对自己的身体有了感觉，却认为我们的身体达到最高境界，不是为了充当精神的媒介，而是要以排泄物对大地施肥，因而带着一丝敌意，深觉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