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夫利赫欲哭无泪，他以为我是故意让火车通过的。塞拉因族人听到我说明实际原因后，说了句：“我们霉运当头。”就我们此行所经历的波折来看，他们言之成理，但他们说得像一语成谶，于是我语带讥讽地提起他们上星期在炸桥时的英勇表现，暗示他们族人只适合看顾骆驼。他们立刻鼓噪抗议，怒不可遏地对我反唇相讥。班尼沙赫族人则与我站在同一阵线。阿里听到我们这边的骚动，赶忙跑过来。

待双方言归于好，连日来的低迷气氛也一扫而空。阿里很够朋友，虽然他的身体已被冻得发蓝，而且因发烧而全身打颤，但仍挺身替我仗义执言。他仗着自己是先知的嫡系后裔，身为谢里夫都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信誓旦旦地说他知道我们已时来运转。这句话颇能安抚人心。我也立刻鸿运当头，在雨中除了匕首外没用任何工具，便将引爆器撬开了，检查后也相信电力设备安然无恙，可再度运作。

我们再回到电线旁继续守候，但没任何动静，入夜后仍是凄风苦雨，搞得人人心烦意乱，怨声载道。没有火车的踪影，放眼望去湿淋淋的一片，无法举炊。我们唯一能吃的也只有骆驼。当晚没有人有胃口吃生肉，我们的牲口也就得以幸存。

阿里趴着睡，这种睡姿可以减轻饥饿引起的腹痛，他打算一觉将高烧睡掉。阿里的仆人哈赞将斗篷脱下供他御寒。我为防哈赞冻坏了，让他共用我的斗篷，但不久便发现太挤了。所以我将斗篷留给他用，下山去将引爆器与电线连接起来。接妥后我独自留在原地，听着电报线在风中凄厉的咆哮声，根本没有睡意，冻得苦不堪言。漫漫长夜毫无动静，雨丝风片中的曙色与往日相较，看起来更是奇丑无比。这时我们被密尼菲尔、铁路、等火车、炸火车这些事烦透了。清晨的巡逻队沿着铁轨走来时，我爬上山回到大队人马的藏身处。然后天色稍微放晴，阿里醒了，气色好了些，看到他精神抖擞也使我们的士气为之一振。哈穆德拿出他放在衣服里、整晚抱在怀中的树枝，几乎被他的体温烘干了。我们取来若干火药，用火药燃起的烈焰升起火来，班尼沙赫族人赶忙将一只长癣的骆驼宰了，以克难的工具将它肢解。

就在这节骨眼上，北方的瞭望员高叫“有火车”。我们立刻离开火堆，三步并作两步地奔到六百码外的山下，各就各位。火车绕过弯道，尖声鸣着汽笛前来，总共有两个火车头，拖着十二节车厢，高速爬上坡道。我在第一个火车头的第一个轮子驶过地雷时，压下引爆器把手，这次爆炸威力惊人，飞沙走石扑上我的脸庞，使我头晕目眩，上衣破裂，左手臂淌着血。引爆器在我两膝之间，被一截扭曲的铁轨撞碎了。我前方躺着一具只有上半身，仍冒着气的尸体。我由爆炸引起的飞扬尘土中望过去时，只见第一个火车头的整个锅炉似乎已不翼而飞。

我浑浑噩噩地觉得应该快点离开，才一移动，便觉得右腿一阵剧痛，因此走起路来踉踉跄跄，大脑里也回荡着爆炸引起的晕眩。走动之后，神志清醒了点，我蹒跚着走向峡谷上方，我们的人员正在那边朝载满敌军的车厢发动攻击。我昏昏沉沉地以英文说“噢，我希望这件事没发生过”，借此提神。

当敌军开始还击时，我发现自己被两股火力夹击。阿里看到我倒地，以为我已受重创，故而带着图尔基与他的仆人及班尼沙赫族人，总共大约二十个人赶过来救我。土耳其兵发现他们，一下子就射倒了其中七人。其他人冲过来，围在我身旁——他们这一刻的模样真适合当雕刻家的模特儿。纯白棉衬裤像腰带般紧缠在他们的细腰及脚踝上，褐色的身躯光溜溜的，额旁的垂辫有如长角，使他们看起来像是俄国舞蹈家。

我们连滚带爬地一起回到藏身处，这时我偷偷自我检查一番，发现满身瘀血擦伤，一只脚趾也扭伤了，还有五处被子弹擦破了皮（有几处伤口还蛮深的），衣服也已残破不堪，但倒是没什么严重伤势。

我们由河道往外张望。这次爆炸摧毁了涵洞的圆顶，第一个火车头的外壳滚倒在涵洞旁的路基上，第二个火车头掉进破裂的涵洞中，压在第一个火车头毁损的贮煤室上，基座扭曲。我判断两个都已无法修复。第二个火车头的贮煤室已无影无踪，前三节车厢挤在一起，已四分五裂。

其他车厢都已出轨，横七竖八地倒在铁轨旁。其中一节车厢是餐车，插满旗帜。土耳其第八军团司令穆罕默德·贾迈勒帕夏也在车上，正要赶赴耶路撒冷抵御艾伦比的攻势。他的专用战马在已毁的第一节货厢中，而他放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机动车也被我们射毁。我们在他的幕僚中发现一个肥胖的宗教人士，我们猜这必是他的专属祭司阿萨德·舒凯尔，一个恶名昭彰的亲土耳其混账。所以我们朝他猛烈开火，直到他颓然倒下。

火车距离我们相当远。我们看得出来，想占领这列火车的机会十分渺茫。车上原本共有四百余官兵，此时生还者都已从惊吓中恢复神志，各自找地方掩护，并朝我们猛烈还击。一开始我们埋伏在北方的队伍已围攻过去，差点就击溃他们。穆夫利赫骑着马将餐车上的军官一路追赶到下游的水沟里。他太激动了，只顾穷追猛赶，忘了要停下来射击，所以他们全毫发无伤地躲入水沟中。他身后的阿拉伯人则转身去捡拾步枪与散落在地面上的勋章，然后从车厢中拖出一些袋子、箱子。如果我们有机枪在另一侧扫射，依照我炸火车的经验，这列火车上的土耳其官兵将无人可幸免。

穆夫利赫和阿得赫布在山上与我们会合，并问起法赫德的下落。一个塞拉因族人说，他在我瘫倒于引爆器旁时，率先冲出去，当场惨死。他们拿他的皮带与步枪给我们看，证明他确实已阵亡，而且他们也曾试图去救他。阿得赫布闷不吭声地由藏身处跃出来，朝山下冲过去。我们屏气凝神望着他，因大气都不敢喘而使肺部隐隐作痛，不过土耳其人似乎没察觉。一分钟后，他拖着一具躯体到河道的左岸。

穆夫利赫跃上马，冲刺下山。他们将那具软趴趴的躯体扛上马鞍运回我们的藏身处。一颗子弹贯穿法赫德脸部，打断四颗牙齿，划破舌头。他被击中后昏迷不醒，但在阿得赫布去找他前已恢复意识，眼睛沾满血而无法看见，只能手脚并用地试着爬离现场。他这时元气已稍恢复，可以在鞍座上坐稳，所以他们让他改骑他们找到的第一峰骆驼，立刻带他离开。

土耳其兵看我们没动静，开始朝山坡逼进。我们让他们上了半山腰，然后狠狠打得他们落花流水，至少打死二十名，其他人则抱头鼠窜。铁路上死伤枕藉，血流成河，土耳其兵都挤在已支离破碎的车厢内。不过他们仍在他们的军团司令督阵下继续奋战，开始沿山脊包抄，朝我们反扑。

我们这时只剩约四十人，与土耳其兵顽抗显然无济于事，所以分批往河床撤退，每到可以掩蔽处便立刻转身朝他们扫射，借此阻挠他们的追逐。图尔基年纪轻轻却处变不惊，不过他拿的那把土耳其卡宾枪太醒目，使他头巾上被射穿四个洞。阿里因我撤退速度太慢而发火，事实上我是因皮肉之伤而举步维艰，但为了不让他知道这一点，我故作轻松，装成是为了研究土耳其兵。

最后总算上了山顶。每个人都跨上距自己最近的骆驼，朝东方的沙漠飞速狂奔一个小时。安全无虞后，我们开始检视牲口。拉海尔真有一套，虽然当时情况危急，逃命时仍没忘了将火车到达前我们刚要烹烤的骆驼肉驮在鞍座上。我们又往前走了五英里路，发现前方有四个人骑着骆驼与我们同方向而行。那是我们的友人马塔尔，他刚从家里带了些葡萄干与农村佳肴，正要赶回阿兹拉克。这时拉海尔抢救回来的肉，更让我们有了停下来歇息的充分动机。

我们立刻在杜列尔河谷的一块巨岩下歇息，在一棵没结果实的无花果树旁开伙烹煮三天来的第一餐。我们也在此替法赫德上绷带，他受伤严重，此时昏昏沉沉的。阿得赫布见状，取来马塔尔刚带来的一条新毛毯，对折后铺在骆驼鞍座上，再将一端缝合，像一口披在骆驼背上的大袋子。他们让法赫德躺在袋子一边，阿得赫布再钻入另一边，借此使袋子保持平衡。这只骆驼就这么一边驮一个，将两人往南驮回他们部落的营区。

其他伤者这时也都获得照顾。穆夫利赫集合队中年纪最幼的队员，要他们在伤者的伤口处撒尿，充当天然消毒剂；未受伤的人则借机养精蓄锐。我又买下一峰长癣的骆驼替众人加菜，然后发放队员薪饷，并抚恤阵亡者家属，接着为我们掠夺回来的六七十把步枪颁发奖金。这些战利品虽然微不足道，但也不容小觑。有些塞拉因族人刚才冲锋陷阵时连枪都没有，只能拿石头乱丢，这时每个人各拥有两把枪了。第二天我们回到阿兹拉克，受到热烈的欢迎，我们也大吹大擂——愿真主原谅我们——自诩是凯旋荣归。